论美国进步运动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进步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经济繁荣时期发生并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改革运动。19世纪末的平民党运动为改革做了宣传，有力地推动了进步运动的发生；平民党人的许多主张丰富了进步运动的内容。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扩大了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为进步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新闻界的黑幕揭发运动唤醒了美国民众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并为改革不断提供明确的目标，从而使得进步运动持久不衰。
关键词 美国 进步运动 平民党运动 社会福音运动 黑幕揭发运动
从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史称“进步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内容涉及广泛。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城市和州的改革，主要目标在于建立公正的市、州政府，消除城市和州政府的腐败现象；二是社会正义运动，中心内容是改善城市大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与劳动条件；三是联邦政府的改革，即要求运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限制大公司的随心所欲，调整金融、货币、资源等经济政策，并对劳工政策实施改革，等等。进步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几乎完全发生在没有间断过的繁荣时期”，〔1 〕并且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规模的改革运动。国外对它的研究开始较早，我国对它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对进步运动的动力，即对这场改革运动发生、发展的进程起过主要推动作用的力量加以考察，一方面使我们对进步运动有更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试图说明这场改革何以能在一个繁荣稳定的时代发生并持久不衰。
1 促使进步运动发生的第一个动力， 是农民的不满和反抗。
引发美国农民不满的因素很多。早在开拓西部的时候，大批西移的开垦户为建造房屋或购买家俱，一开始就把土地抵押出去。由于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不景气、农业歉收等原因，无数农民贫穷潦倒。南部的棉农也因为借款经营和棉价的下跌而在债务中不得翻身。到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资本主义工业势力破坏了农业社会原有的生活方式，并给美国农业带来了许多灾难。这更加剧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这主要表现为对垄断的极端不满。一是对铁路公司的怨恨。铁路里数的增加，迫使农民放弃以前用马车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出卖的落后的运输方法，而越来越依赖铁路运输。铁路的运价没有任何限制。铁路公司为了牟取高额利润，还用低价招揽大宗生意和长途运输。农民因为是分散的、自由的、个别的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卖的生产者，只能成为高运价的盘剥对象。二是西部农场主对东部金融资本家对东、西部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也深有抱怨。三是对受东部金融集团操纵的货币供应政策不满。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筹措军费而大量发行公债和纸币，造成纸币贬值。东部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都是公债的购买者，他们在战后成为南部农场主、新的工业资本家及广大西部开发者的债权人。内战以后，在东部资本家的要求下，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从货币流通中收回内战期间印发的纸币，并限制银币的铸造量，使得农场主只得用上涨的金币偿债。这些通货紧缩的政策，使许多农场主债台高筑，只好把农场抵押出去。
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改善自身地位，从6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再掀起有组织的反抗斗争，先后出现过农民协进会运动，绿背纸币党运动，农场主联盟运动。这些运动加强了农民的组织和政治意识。1891年，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在辛辛那提成立了平民党，并很快投入了1892年的总统竞选，推举原绿背纸币党的领袖J·B·维福尔为总统候选人。平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表达了农民的呼声。它要求：无限制地自由铸造银币，征收累进所得税，成立邮政储蓄银行；电报、电话、铁路归国家所有和由政府经营，没收铁路及其他公司占有的超过实际需要的土地并重新分配；实行8小时工作日；直接选举参议员；限制总统任期为一届； 实行联邦低息贷款，等。由于平民党基本上是农民的代言人，它没有顾及到城市的利益，得不到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在选举中未能获胜。此后，平民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走向瓦解，许多人转入民主党。
尽管平民党运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但它有力地推动了进步运动的发生，并为进步运动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平民党在其宣传活动中，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把广泛的贫困公诸于世，“成为从1890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贯穿在美国政治事务中抗议和批评浪潮的发端”，“平民党的不满和要求以及它的宣言激发了许多美国人心底里埋藏的自由主义思想”〔2〕。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进步运动的发生。同时， 平民党运动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许多纲领为后来的改革者所采纳，成为进步运动改革目标的一部分，丰富了改革的内容。平民党所倡导的直接选举参议员的主张，在进步运动时期成为改革人士努力的目标之一，最后终于得以实现，使政党对政治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平民党关于限制托拉斯、调整经济政策的要求，大部分都为进步运动的改革者所接受，成为进步运动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进步运动时期，许多州都建立了铁路委员会，对铁路公司进行控制。其他的公用事业公司和工业也同样被置于市、州政府的监督之下。在改革势力推动下，联邦政府先后通过了《埃尔金斯法》等立法，使政府管理托拉斯的政策在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而且，联邦政府还通过立法削减了关锐，对高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加强了对金融的调节。所有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自然是进步运动的改革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但平民党人是这些改革最早的倡导者和进行努力的先驱；进步运动的改革者只是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旗帜，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成为美国进步运动的第二个动力。
美国是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并不存在一种国教。但是，由于来到北美大陆的早期移民多数信仰新教，新教便成为美国社会中主要的教派。宗教对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前，宗教教会尽管经历了两次大觉醒运动，但仍然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更新，主张不干预世俗的个人生活。即使到了内战以后的数年之内，教会依然很少关心社会问题。19世纪晚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腐败引起人们的广泛不满，因而许多人脱离了教会。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和许多新的社会科学的兴起，使教会感到有失去领导人们精神生活的地位的可能。于是，一批有影响的牧师和教士开始改变不干预私人生活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基督教，以使宗教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重新确定美国人对工业社会信念的这种努力及实践，构成了社会福音运动。〔3〕
社会福音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强调社会的拯救甚于个人的得救”〔4〕。 即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生活而非个人道德的更新。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大多数应归因于个人主义的泛滥。社会福音派对放纵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个人主义不是一种大众文明，而是一种简单的、典型的野蛮主义；它是导致社会不和、起分离作用的离心力量。因此，福音派人士开始抛弃过去基督教单纯强调灵魂纯净的传统观念，主张“将耶稣的教导和基督拯救的全部启示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以及个人”〔5〕。也就是说， 宗教要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道德的更新。只有解决了整个社会不道德的问题，个人才会有发展，社会才能有进步。社会福音人士还反对传统的经济放任政策和无限制的竞争。福音运动的重要领袖华盛顿·格莱顿说，放任主义的经济学是一种已死的科学。因为它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私，其结论也是不人道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遵循其法则行事的结果。〔6〕无限制的竞争也是“反基督教的”。竞争是经济上的浪费；它使人类充满争斗、弱肉强食，它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福音派人士普遍相信，一个基督的社会应该在相互合作而非竞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社会福音派同情劳工处境，关心劳资关系问题，呼吁改善劳工的地位，要求资本家以人道的眼光看待工人。他们提醒企业主必须记住：“他们所对待的雇工是一群上帝的子民，而不是牟利的商品，雇工的福利必须经常得到满足”。〔7 〕福音派人士希望劳资处于和谐关系之中，要求雇主付给雇工合理的工资。尽管他们不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工资体制，但他们提出一系列有关劳资共分利润、合作、形成伙伴关系的构想，并认为这些构想是从基督精神出发的。社会福音派关心社会的贫困。他们主张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社会的贫穷问题。在他们看来，贫穷不是靠富人的恩赐来消除的；只有全社会进行改革，所有的问题才能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思想现实的社会福音人士主张通过社会立法、利用政府力量来改革社会现状。福音派重要的鼓吹者理查德·T·伊利指出：“服务于社会的变革中， 个人慈善事业最大限度也只是建立正式的慈善机构的辅助。慈善行为的努力本身并不能有效地应付诸如贫穷、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8〕所以， 最现实的办法是社会立法。与此相联系，福音派主张扩大政府权力，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顾及民众的福利和社会的其他问题。
社会福音运动在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是其最为成熟的时期。这次宗教运动影响了大多数美国的新教徒。许多鼓吹社会改革的团体建立起来，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去。1885年，在中西部牧师约西亚·斯庄（Josiah Strong）的鼓动下，建立了福音联盟。 地方福音派联盟也在40个城市建立起来，研究社会和工业问题并寻求应用基督精神解决的办法。20世纪初，基督社会同盟所属的33个教会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要求严格地遵守个人道德，认为企业剥削同酗酒和淫荡一样不道德。另一教会组织美以美大会还通过一项进步纲领，要求“最终能设计出对工业产品进行最公平分配的办法”，减少劳动时数以及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许多教会为穷人组织慈善服务，还有救世军、基督教科学教会等组织也支持信徒到城市贫民窟中帮助穷人。宗教福音运动的目的在于“复兴”基督教，希望通过“基督精神”来医治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弊病和其他人类问题。尽管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在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社会福音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广泛地吸引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使得相当多的人关心和支持社会改革，这就扩大了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而且，社会福音人士把宗教与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把个人的道德感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揭露社会的不公正，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社会道德感。许多人从道义的角度出发，同情社会下层的困苦，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持否定态度，并认为改进社会、建立和扩大一个“上帝的王国”是基督教会和教徒应尽的主要职责。〔9〕因此，可以说， 社会福音运动为进步人士的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另外，宗教福音人士积极投身到世俗事务中，探讨改革社会、纯净社会的方法，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对进步运动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并对进步运动时期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福音人士深入劳苦大众中，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济和安慰，尽管在当时整个社会现状面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许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种民间的济贫扶弱行动，也是进步运动时期改革的支流。没有这些涓涓细流，就构不成改革的洪流。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有影响的教会组织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教会“成为许多州内最强大的政治因素”。〔10〕福音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成了进步运动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利用教会的影响力推进改革法令的通过和实施。进步运动改革中有关社会正义运动的许多重要法令，如许多保护劳工利益的立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倡导和影响分不开。〔11〕
3 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人不仅为平民党人和基督教福音人士对社会的控诉所震撼，又进一步为刚刚兴起的以揭露时弊为主题的黑幕揭发运动所激动。
工业化的弊端，美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同查引起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广泛注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揭露时弊就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变的主题。但那时，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的报纸的讨伐，其影响范围有限。到了进步运动时代，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发达到一个新的层次，真正具有了全国规模并且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巨大进步，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涌现，美国社会的现实与美国人理想社会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公众普遍的困惑和强烈反应。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堕落，为当时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和记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揭露时弊运动的广泛兴起也与新闻业本身的变革分不开。19世纪末期美国迅速实现的城市化极大地扩大了流行杂志和日报的发行量。报刊发行量的剧增一方面为出版商带来了厚利，同时也促使报主和编辑们更注意大众口味，以贴近大众生活的内容来吸引读者。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公众关注的问题——无处不在的社会弊端。19世纪90年代，新闻界出现了一群号称“黑幕揭发者”（muckrackers）的新闻记者，他们大声疾呼， 要求社会警惕那些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的种种现象。他们揭露社会的黑暗，特别是揭露政府与大公司沆瀣一气、贪污腐败的行为。
黑幕揭发者主要是通过一些廉价刊物来宣传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考查结果。他们所触及的腐败和罪恶大多是公众深感失望而无处渲泄的现象；他们充满感情色彩，抨击恶劣现实的报道文章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在一个人际淡漠的世界给孤寂的公众创造了一个填补人际鸿沟的精神世界，从而引发起广泛的共鸣。因此，揭露黑幕杂志有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时的《麦克卢尔》、《世界主义者》等杂志都注重刊登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章，调查并揭露企业和政治中的不法行为。这些刊物价格都在10美分左右，很受欢迎。〔12〕黑幕揭发者最有影响的人物艾达·塔贝尔小姐经过5年艰巨的研究和写作，从1902年11月起， 在《麦克卢尔》上发表了《美孚石油公司史》。塔贝尔小姐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大量的证据，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揭露了洛克菲勒及其同伙建立石油垄断的种种手段和各种秽行。她的这篇文章连载了15个月，轰动了全国。另一名重要的黑幕揭发者，《麦克卢尔》的总编辑林肯·斯蒂芬斯从密苏里城出发，调查了明尼阿波利斯、克利夫兰、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匹兹堡的政治状况之后，即把所见所闻公诸于《麦克卢尔》杂志。这篇命名为“城市之羞”的系列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所经过城市中政客和企业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控制政府的情况。新闻界这类有影响的揭发文章不胜枚举，构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黑幕揭发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黑幕揭发者们虽然毫不留情地抨击社会的罪恶，但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根本态度自始至终都是乐观的。他们对社会的批评是尖锐的、激进的，却也是善意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因而，无论他们的言辞多么激烈，其结论都不是要否定整个社会制度。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唤醒大众的良心、责任感和道德感，并在有限的可能范围内医治社会的弊病，实施变革。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基本的改革就是舆论的教育和对大众良心的教育”〔13〕。黑幕揭发者雷·斯坦纳德·贝克说：“我们‘揭露黑幕’；并不是因为我们仇视这个世界，而是因为我们热爱它。我们并不绝望，我们也不玩世不恭或是痛苦悲伤”〔14〕。这反映了当时黑幕揭发者们普遍的心态。揭露黑幕的情绪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才逐渐消退。黑幕揭发者们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唤醒了美国民众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黑幕揭发者们认为，造成美国社会丑恶现象泛滥的原因在于“公民放松了道德警惕”，因此，只有首先对社会现实进行赤裸裸地暴露，唤醒大众的良心，对社会的修正和改革才能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15〕黑幕揭发者们一再对公众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呼吁。他们通过文章和演讲向全国宣传，告诫每一个人都应当肩负起公民应负的重担，消除这个社会中的罪恶。为了加强这种责任意识，黑幕揭发者们进一步指出，美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人民忽视了他们的社会责任，“美国人民糟糕的行政管理，是美国人民自己造成的……人民不是无罪的”，因而“所有美国城市的公民”都应当是“被告”，都应自省并对不如人意的社会现状承担罪责。〔16〕黑幕揭发者这种自我谴责式的鼓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众“开始在灵魂深处对过去的罪恶进行忏悔”，并“十分真诚地接受了指责”，由此产生一种负罪感，认为他们确实对社会弊病都负有个人责任，“应当对社会干点什么”〔17〕。应该说，进步运动的发生和持久及其巨大规模的形成，与成千上万美国民众责任感的激发进而广泛参与和不断实施改革是直接关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黑幕揭发运动所激发出来的公众社会责任感成为进步运动中改革者们不断行动的内在推动力。同时，黑幕揭发运动对进步运动中一些具体改革的实施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黑幕揭发者们对社会现状的揭露，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探究，从大公司、政治到娼妓、种族关系甚至教堂，“遍及每一个阴暗面和阴暗角落。”〔18〕他们所揭露出来的各种弊端恶行不仅激发了民众道义上的愤怒，也为“大众的不满树立了发泄的靶子”。〔19〕这些弊端恶行被公众广泛了解之后，就成为公众呼吁改革的主要内容，成为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目标。揭露不断，民众的愤怒就不断被激起，改革的努力也就不能停顿。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黑幕揭发者们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常常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精心搜集数据，对有害的社会行为进行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的成就，在此后很大程度上都为政府机构所采纳，它对教育和激发美国人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
美国进步运动是美国人民力图医治工业化的种种弊端、全面改善社会状况，以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美好社会的第一次尝试。这次改革浪潮是在美国社会经历了19世纪后半期经济飞速发展、取得惊人物质成就的背景下出现的，并且在20世纪初社会稳定、经济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形成并达到高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之后才逐渐变为一股潜流。它之所以能在一个繁荣的时代发生并经久不衰，不仅仅因为有着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多方面的推动力量。诚然，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与美国人理想的美好社会格格不入而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失望、不满和困惑是进步运动得以发生的深刻而根本的原因，但进步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还与另外几种力量密切相关。农民的反抗运动不仅触及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已出现的许多问题，而且给后来的改革者们提供了某种启示。他们对工业社会的批评与抗议还为进步运动改革者的改革做了宣传，激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平民党运动对美国两大政党的政治统治形成一定的威胁，使两大政党上台后，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纲领。〔21〕应该说，平民党运动是推动进步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督教对美国民众有很深的影响。宗教福音运动号召拯救社会、消除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建立一个宁静、纯洁的基督社会，这与美国民众建立完美社会的“美国梦”不谋而合，增强了美国人民改善社会环境的信念，成为他们呼吁并实施改革的重要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是进步运动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而黑幕揭发者们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大量丑恶现象，激发了广大民众的义愤；他们的宣传鼓动，又给这种愤怒的火焰不断添加燃料，从而使零星的改革很快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普遍行动；并使得改革者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冲动与热情。总之，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人民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的弊端和危机，不断地激发了他们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使进步运动没有骤起骤落。如果没有这些动力，进步运动得以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内产生、形成一股潮流并持久，是难以理解的。
收稿日期：1995-03-08
注释：
〔1〕〔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2〕〔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第48～49页。
〔3〕Charles Howard Hopkins.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65～1915.Newhawen,1940.12P.
〔4〕Jams Dombrowski.The Early Days of christian Socialismin American.New York,1936.17P.
〔5〕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6〕〔7〕〔8〕Sidney Fine.Laissez Fair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state.Michigan,1956.173P.175P.178P.
〔9〕〔10〕〔11〕〔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68页。
〔12〕Arthur S.Link.Progressivism.Harlan Davidson,1983.24P.
〔13〕〔14〕〔15〕〔16〕《改革时代》，第169页，第164页，第169页，第173页。
〔17〕〔19〕《改革时代》，第177页，第156页。
〔18〕〔20〕ArthurS.Link.Progressivism,24P,25P.
〔21 〕陈其人：《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3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