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出去论文,增长方式论文,外贸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视“走出去”在转变外贸与国际收支结构中的重要性
(一)改变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造成实际资源长期净流出的局面
按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见表1)，1999年至2003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下，2004年达到3.55％，2005年上升到7.19％，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9.53％和10.99％，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指标很快回到5％以下。按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比重来衡量，1997年为125％，到2009年下降到84％。一方面，这说明引致我国内外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与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造成的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长期以来执行的“奖出限入”、“顺差好于逆差”的激励导向相关。后者造成了我国外经贸领域的价格扭曲、资源错配、福利流失的情况，进而加剧我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趋于严重的困境。
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改变政府主导下的昔日“奖出限入”和今日“奖入限出”的不同政策取向偏差；改变昔日重视“引进来”和今日重视“走出去”的不同政策导向偏差；改变昔日推动贬值和今日加快升值的激励导向偏差。把国际收支和外贸结构真正转变到让价格信号(汇率、利率、费率、要素和商品价格等)起作用，让企业(营造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交换的环境)唱主角，让竞争(打破垄断、半垄断并减少引资中的各种优惠政策)压力推动内生性因素成长的基础上来。其中，实现“走出去”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与经济国际化战略之间的统筹协调、紧密配合，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改变我国贬值资产和升值负债并存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现阶段，在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的比重大致在6％-7％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近70％。与之相比，在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北美(美加墨)所持有的东亚(东盟加中日韩)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约占71％，外储资产约占2％，而东亚所持有的北美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仅占14％，外储高达40％以上。一般而言，持有外储的资产净收益率很低，如果购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通缩损益和贬值升值损益，名义回报率仅3％左右。而在我国对外金融负债中，三资企业直接投资的比重约占60％，其资产净收益率平均高达20％以上。因此，如何把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外金融资产管好用好，事关我国科学发展之大局。
为此，要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资产组合多样化。包括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境外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供应链体系。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动“私人资本流出”，实现国际收支自主项目的基本平衡。改革的思路，应是“盘活存量、调整增量、先内后外、开放竞争”。要研究制定对外金融投资、对外股权投资、对外战略性资源储备(流量换存量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比例管理和配置格局；处理好国内金融体系开放、市场化和结构深化与“走出去”之间的制度安排；处理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选择、人才培养以及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关键要为建立我国的全球和区域生产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团，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运作能力，为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供必备的条件。
(三)逐步把外汇储备余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07)，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保持在6000亿-8000亿美元左右，多余的部分应逐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按照“藏汇于民”的原则多元化管理和运用。除用于金融投资组合之外，更多地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扩大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技术、设备和人才的进口；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等。在2010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2.85万亿美元。对我国的利弊影响而言，其利在于增强信心，其弊在于福利损失。然而，对国际社会而言，保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余额，始终存在着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中国为什么不扩大进口，为什么愿意承受巨额贬值资产和升值负债所带来的福利净损失等疑虑和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说辞。因此，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合理多元化管理与使用，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调整我国二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实际上形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二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一是以国际产品内工序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我国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见表2、表3)。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其中，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
举世瞩目的东亚经济模式实际上就包括两种依据不同理论和实践的贸易生产体系。如我国台湾就是以中高端代工为基本特征，积极参与美欧工序分工体系的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而韩国则是以自主生产为基本特征，参与国际差异化分工和交换的另一种外向型发展模式。这两种不同外向型模式都取得了显赫的发展业绩，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在世界经济激烈动荡和变幻中，也承受了不同的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以自主生产为特征的韩国生产体系(如半导体产业)就受到严重打击，而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代工的台湾大厂就顺利渡过危机。然而，1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台湾中高端代工的生产体系就因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的影响受到严重打击，而韩国生产体系(如三星)就顺利渡过难关。10年前，韩国企业提出向中国台湾学习的口号，然而10年后，中国台湾企业又提出向韩国企业学习的要求。东亚经济模式就是在不同模式之间比较、试验、竞争、转换中发展起来的。
我国以低端代工为特征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在过去的30年，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转型可谓功德无量。一是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缺口；二是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化要素组合方式，促进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三是通过加工贸易生产体系、自主生产体系、混合所有制生产体系之间的开放竞争、要素创造和“干中学”的长期经验积累，造就了充满活力和动态变化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发展，开了13亿中国人市场经济、国际化、知识经济的“窍”；另一方面，中国顺利跨越“低收入陷阱”，成为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国。
然而，在金融危机后，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和一般贸易生产体系各自有着转型升级的不同内在压力和要求。这就要求我国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要有更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在我国，这二元结构的贸易生产体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征：
(1)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见表4)。
(2)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据中国科学院陈锡康教授的测算，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3)在发展方式上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重视招商引资“领孩子”，而不愿培育内生性因素“养孩子”的扭曲。从而造成我国加工贸易体系被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转型升级主要靠优惠政策支持、经济福利让渡来引进国外资本新结构，缺少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发展瓶颈约束。
(4)人民币升值对顺差的影响很不确定。我国二元结构的贸易体系，导致大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港澳台地区及内地中小贸易企业对升值承受能力较低，这既制约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空间，也降低升值对顺差的政策调节效果。
(5)扩大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效果也很不确定。如果加工贸易顺差增速快于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其结果只会增加一般贸易逆差，而不一定会减少贸易总顺差。如果以持续扩大一般贸易逆差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则产生进口的价值100％境外创造，所弥补的加工贸易顺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创造，同时对国内制造和就业产生较大冲击的结果。其中采取放宽非生产性产品和服务进口，尤其是放宽奢侈性产品和服务进口，不仅无助于贸易收支平衡，反而可能会助长低收入阶层和不发达地区模仿高收入阶层和发达地区的高碳、奢侈、浪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之风。
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整，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应当扩大出口而中国应当扩大进口。实际上，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同样，中国也需要转变其外向型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需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调整国际收支结构，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着力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
一是大力发展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中的中高端制造和服务代工能力。首先，应在国内逐步形成我国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配套的综合能力。其次，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区域提供跨境配套的能力。其中，部分产品是对日、韩、港澳台地区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工序或环节的替代，部分产品是我国企业自主发展起来的从事加工贸易的能力。目前，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应当转型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园区。下一步，则通过实施“走出去”，进一步转型为境外的出口加工区、境外保税物流园区或境外综合保税区，成为建立我国区域和全球贸易生产体系的重要部分。
二是积极促进形成国际差异化分工体系中的中高端生产和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见下一节的分析)。两个贸易生产体系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互动、相互学习，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型机制。
三、把握实施“走出去”战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大机遇
(一)把握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不仅美国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根本的结构调整进入程序，而且我国调结构也进入攻坚阶段。尤其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人民币升值累积幅度加大，生态环境等外部性成本增加，我国要素驱动阶段持续30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逐步衰竭，开始进入规模驱动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我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在开放竞争中逐步形成跨国投资、跨境服务、跨境布局的竞争实力，如研发、设计、创意，银行、货币、投资、保险，仓储、运输、供应链管理，咨询、资讯、专业服务等。这将为我国外贸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重大战略机遇。
二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在开放竞争中逐步把产品价值链的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境外，形成跨境经营的综合竞争实力，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其中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如重化工业体系、重大装备制造业、与中高端消费相关的轻加工制造业，将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步建立区域乃至全球生产体系。
三是促进传统外贸结构的改造升级。尤其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通过对外投资建立境外开发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把产品的加工组装、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以及产品设计开发等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目标市场区。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不同产业“走出去”有不同特点。一是以轻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快集群”，即以“短平快”，生命周期短，集聚和扩散快的产业集群方式“走出去”；二是以重大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大集群”，即以大市场、大产业、大规模生产为依托的产业集群方式“走出去”；三是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新集群”方式“走出去”。后者有更高的创新含量、更明显的全球集聚和扩散特点。
(二)把握全球创新竞争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是全球创新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过去的十年，在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的诱导下，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普遍出现优质要素和人才大量流入泡沫经济部门，不仅造成重大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呈现出两位数的负增长，而且导致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势头显著递减的趋势。在危机后，美国及OECD国家出现新一轮再创新的竞争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贸易和生产模式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为我国从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模式转换做好了物质和技术准备。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代工模式开始向自主生产模式转换(体制创新的混合模式)，这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打下良好的体制基础。一方面，企业对欧美市场出口遇到了困难，被迫从代工模式转向内销或转向对新兴市场出口，开始重视开发自主研发设计、自主销售、自主品牌的能力。另一方面，伴随着低价格竞争优势衰竭，企业开始转向差异化竞争战略。由于代工模式更适应“引进来”的体系，其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其目的主要是利用我国低成本生产要素，其分工主要是低端加工组装工序，很难配合“走出去”战略推进贸易模式调整。因此，当金融危机重创代工体系时，越来越多的内地和台港澳企业在生存压力和政策倒逼压力下，开始主动从代工转向自主生产体系，并开始通过“走出去”，建立“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配置运作的新贸易体系。
二是贸易生产企业的国际分工模式开始从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组装的末道工序向上道工序提升，差异化分工开始从同类产品的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组织创新的混合模式)。这种转变，一方面是成本上升产生的转型压力；另一方面，是企业“干中学”的长期经验积累开始产生显著效益，有了分工地位转型升级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采取直接投资方式把一些淘汰的设备和工序转移到中西部或周边国家和地区，既利用成本更低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提高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利用倒逼机制，调整产品技术、设备、人才的分工档次，形成产品分工和国际竞争新格局。
三是贸易生产企业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技术创新层次上，我国作为大国经济，既包括国家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也包括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技术创新体系、高铁技术创新体系等；还包括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由于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代表着未来的创新源泉和活力，尤其应加以高度重视。在技术选择上，既包括高技术、新技术，也包括先进适用技术。目前，最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并不是国际水准的高技术或新技术，而是先进适用技术。在创新内容上，既包括技术创新，如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原始创新，也包括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如集成创新。根据我们的研究，一方面，目前我国贸易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薄弱，技术创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支撑力很薄弱，FDI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薄弱；另一方面，全球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高度集中在大三角地区(美日欧)，并且有技术和人才含量越高、本地化程度越高、国际化程度越低的趋势。对此，开放竞争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发达国家建立研发、设计、创意中心，通过国际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合作，增强我国贸易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成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大战略机遇。
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如何解决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技术来源问题。从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远比技术贸易(如技术许可证交易)和FDI更重要。然而，韩国技术转让模式并不适应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一方面，要真正击破世界主要国家对华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限制，仍有相当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寻求国际技术和研发合作，也会受到世界主要国家严格的特别安全审查程序。为此，应考虑通过开放竞争、要素创造、尊重产权、激励创新的技术转让战略，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的同时，通过多元化(美、日、欧、俄、以色列)技术合作体系，多层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及管理和时常创新合作)技术合作领域，多主体(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及国际大跨国公司)混合所有制结构，来改变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的国际环境。
(三)把握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是全球市场需求不足、传统供给过剩的时代。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无论是通过实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政策体系，还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和信用创造的各种障碍，以及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国都将成为世界市场规模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将带来以下新变化：
一是外向型开放模式将转向扩大内需战略与经济国际化战略相结合的新开放模式。在扩大内需战略的引导下，中西部地区将取得内需市场半径相对短的区位优势，前30年优质要素从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将转变方向，开始出现全球优质要素向中国集聚，并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集聚的新趋势。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也将发生转型升级，形成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复合半径最短的区位优势，即发展成为统筹内外需的新增长级。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中西部地区主要依托国内竞争优势产品和产业“走出去”，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依托经济国际化战略优势“走出去”，形成国内市场区与世界市场区之间的互补、互动和互利发展。
二是新一轮改革开放新格局开始出现。1980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给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30年后，试出了一个外向型经济模式和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一步，给予东中西不同区域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30年后，能否试出一个经济国际化、结构高端化、市场法治化、社会公平化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目前，广东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合作，重点发展金融、旅游、物流、会展、专业服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工业设计八大服务行业，实现环境和规则与港澳对接，共同打造世界级都市圈的发展设想。上海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先行先试人民币国际化和私募、创投、融资租赁、财务集团，以及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等；先行先试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航运制度创新、口岸保税体制改革等设想。这些新变化，将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转变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长方式，奠定新的发展基础。
三是通过FTA(自由贸易区)战略构造周边区域市场体系。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正与五大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推动14个自贸区(FTA)建设项目，签署自贸协定8个，其中已实施的有7个。此外，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目前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协议。按照CEPA及其补充协议，内地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40多个服务领域对香港地区实施了200多项开放措施。2010年6月底，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根据ECFA协议，内地将对台湾地区的会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研究和开发、会议、专业设计等11个服务行业扩大开放。2010年，中国与东盟签订的FTA协议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从国内统一大市场到中国东盟合作大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走出去”是从前30年“被分工”，到未来30年主动分工的战略性变化的重大机遇。
(四)把握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二五”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时期。我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外金融资产，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重新配置和调整，以建立一个新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生产体系，是一个大战略。
一是逐步建立我国对外金融投资组合、对外直接投资组合和战略性资源储备组合的合理结构，将外汇流量资产转换为战略性资源的存量资产、全球资产组合多样化的增值体系、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国际化综合运作能力。为此，培育一批大跨国公司集团，建立一个全球化人才的选择和激励机制及网络，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及战略规划，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走出去”。第一步，逐步将目前人民币主要用于边境贸易、“自由行”和货币互换等交易的结构，转换为大宗贸易跨境结算领域。第二步，逐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资、贸易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领域的管理和使用。第三步，逐步发展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包括金融和大宗商品衍生工具的市场体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要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防范和抵御全球金融开放的系统性风险及外部冲击。
三是加快推进生产国际化和“走出去”进程。逐步建立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人民币、银行、生产体系、综合物流、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环节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布局。积极开发新兴市场，大力推动东亚区域内的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持续减少市场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进程，包括构建人才国际化的平台和高地，吸引全球性人才；加快推进资本国际化进程，逐步构建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和防火墙机制；加快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重点产业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布局，打造重点企业全球供应链管理的综合运作平台、枢纽和网络。
(五)把握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
我国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为实现这个庄严的承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有三个着力点：发展重视环保并开发运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结构；提高能效并实施节能优先战略；开发利用新能源，持续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此，通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多领域地发展绿色贸易、低碳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探索“走出去”与低碳投资、绿色贸易、社会责任、环境标准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新模式。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曾在其发展阶段大量消耗了世界的资源能源，对全球环境造成累积的严重损害。至今，可持续发展仍是富人的理论、穷人的实践。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4.7％，却消耗了全球40％的石油，排放了全球20％的废气。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仍在把一些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如果新兴经济体模仿发达国家高碳发展模式，则将带来巨大的生态和气候灾难。然而，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技术、管理和人才仍被商业和物质利益所左右。为此，我国对外投资“走出去”与市场“走出去”，要研究制定境外投资规划—实施—监管—改进的生态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标准及行为准则。
二是建立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合作示范区，试点改善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扩大相互投资和贸易，加强优势互补的绿色发展合作、包容性发展合作、适用性技术开发合作。在合作示范区的相互投资，建议采取产业配套投资，尤其注重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政策激励社会公益投资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投资。对于商业投资，鼓励本地就业机会创造，提高本地生产和服务的增值水平，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合作研究制定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标准、就业机会创造标准、扶贫标准、市场开放及商业和金融监督标准等体制机制，鼓励低碳、绿色、透明、包容性发展。在开发能源资源时，要注重对本地发展十分重要的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平衡发展。探索建立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对接的混合发展新模式，提高发展体制和政策的透明度并改善公共关系。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一)我国对外投资促进外贸体系转型的前景
新中国建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资已经进入港澳及周边地区，形成贸易、银行、航运等服务贸易功能，为促进货物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是通过在岸、离岸、转口、转运等贸易功能，带动我国贸易和生产企业参与“互通有无”的国际交换；二是通过银行和航运等行业的对外投资，形成服务于国家融投资、外汇供求和跨境运输发展的重要窗口和桥梁；三是通过咨询资讯和专业服务的对外投资，形成中国与世界信息交流交换的枢纽和渠道。
第二阶段，资源能源对外投资，带动能源资源进口快速增长。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住宅、汽车、通讯等领域的消费需求持续高涨，带动重化、装备、建材等产业的发展，进而拉动能源资源进口和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
第三阶段，市场“走出去”，带动出口增长和加工组装能力提升。2011年以来，一是通过顺差对外转移，减缓贸易摩擦；二是通过市场渠道“走出去”，带动中国优势产品的对外销售、售后服务和品质管理；三是通过工序分工结构深化，带动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双赢的长期合作模式发展。同时，我国的贸易和生产体系“走出去”，也开始带动了银行、人民币、资本、研发能力走出去。
可以预见，当我国经济国际化和“走出去”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海外生产体系，将与国内生产体系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从而进一步形成国内产业和产品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开放。其结果，将不断增进国内经济福利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纳入内外均衡、良性循环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二)统筹协调“走出去”战略与外贸发展战略
首先，把对外投资和贸易发展的激励导向从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这涉及采用什么样的业绩指标和激励导向，可以合理有效地衡量外贸增长效益和品质。如对外投资不仅要有宏观综合效益等经济类指标，还要有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利、透明度等非经济指标的衡量。对外贸易不仅要有贸易条件(出口购买力)、出口市场多元化等经济类指标，还要有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进口对当地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综合评估等。这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和增强科学发展“软实力”的新要求。
其次，合理控制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未来五年内，一是要力争将加工贸易顺差保持在2010年3000亿美元的规模不再继续增长。二是要积极采取“存量扎根、增量升级、散养入圈(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中管理)、向西转移”等方式，加快其结构调整。三是利用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把国际工序分工的末道环节(组装为主)升级为前道环节(制造为主)，把国际差异化分工的低端结构提升到中高端结构，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组装车间或销售基地转型为研究与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以及公司总部基地。四是大力鼓励本地企业通过国际合作逐步成长为加工贸易体系的主体。五是通过“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把加工贸易生产体系的一些工序或环节扩展延伸到境外，形成中国自主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再次，统筹协调稳妥推进顺差的对外转移。要从战略上筹划长期对外投资的区域和全球布局，分别策划银行“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加工组装能力“走出去”、营销网络“走出去”、研发设计中心“走出去”等战略推动，实现顺差的对外转移。同时，也要重视研究制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战略性投资规划，尤其是要探索“共享发展”的南南贸易和投资合作模式，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模式与老殖民主义有着本质性区别。然而，笔者最近去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时，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仍过度重视煤炭、油气、木材、棕榈油的投资开发和进口，对当地发展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关心不够。而印度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却采取了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模式，既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和税收，也占有了当地市场。中印投资和贸易模式在当地形成了对比。
最后，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是要真正做到“藏汇于民”，逐步放松放宽外汇管制，加快实现国家外汇资源持有主体的多元化。二是要转变外汇管制的观念和思路，把全方位监管体系转变为风险管理体系，从管制转变为建立防范资本和货币风险的“防火墙”机制，抵御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可能带来的金融冲击和风险。三是要改革结售汇制度，在逐步实现结售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同时，重点构建离岸人民币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数据跟踪和预警体系建设。
(三)改善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外部环境并建立外部风险对冲机制
一是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当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是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大力推动公平贸易、保护贸易、战略贸易的力量。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然而，事实说明，让大国为发展而让渡其利益越来越困难。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被区域化、本地化、保护主义所分解。世界经济内在的不平衡，最终可能导致开放形势的逆转。为此，新兴经济体应当团结起来，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的国际环境和秩序，维护发展的合理权利和共同利益。
二是改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外部风险对冲机制。当前，全球化已经步入金融市场一体化阶段，开放的系统性风险在迅速上升，这会对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一方面，世界各地的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以及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和趋同性，从而对缺少完善市场基础和灵活价格调整机制的我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内外冲击。另一方面，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风险裸露和传递渠道经过一体化和全球化机制迅速地加以放大和扩散，从而对缺少防火墙设计、内在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有效监管体系的我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可预见性风险。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程度越深，这种风险就越大。对此，通过对外投资“走出去”，逐步实现资产组合多样化，形成对冲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机制和网络，十分必要。
三是逐步学习和掌握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全球市场上，只有大国才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其他国家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或规则的追随者。大国一般应当具有如下三种能力：一是具备充当市场的领袖或价格主导者的能力。大国一般在该类产品的全球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并且有合成议价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价格风向标和领袖地位。二是具备充当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或主导者的能力。也就是在全球的国际贸易活动中，有交易规则的主导权和决定权，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如果仅有显著增大的市场份额，而没有游戏规则的主导权，那么就只能是个“大块头”的追随者。三是具备承担调整责任的能力。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经常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的交易秩序紊乱、供求关系失衡的状况，这时就需要有大国出来承担协调失衡的责任，维持市场供求关系，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有了这三方面的能力，一般就是“大国”了，才能拥有国际定价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买主或交易者，但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也不拥有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其中的关键是缺少长期经验积累，缺少规则的影响力和逆周期调整的实力。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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