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机理论文,微观论文,供应链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5)12-0067-09 食品的特殊性和食品供应链从“农田到餐桌”的复杂性，决定了食品供应链安全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表现是食品安全。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识也日益增强，但食品安全事件仍频频发生，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是因食品的外观和内在品质存在危害因素而引起的危及整个供应链正常运作的风险因素，强调整个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涉及食品供应链各环节，隐含食品安全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导和叠加，关系到各种内外部因素与整个食品供应链中食品安全的关系。[1]探求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实业界的重要课题。 食品安全是食品供应链企业对社会和消费者的道德承诺。然而，随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时代的渐行渐远和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食品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食品供应链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以肉类、乳品为代表的众多食品行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流通业，大豆、玉米等食品加工业更是关系到国际贸易、农产品期货甚至国际政治。在食品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风险就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和扩散，造成更大范围的风险，乃至演变成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危及消费者健康，甚至带来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由于食品供应链的终端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无法辨别事件真相，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不信任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2012年食品安全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问题上，84.8%的消费者认为食品企业责任最大，80.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部门责任最大，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也被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比重较小，分别为17.7%、10.9%和5.2%。[2]可见，我国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责任主要在于企业和政府。 鉴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针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产生的主要环节、影响因素和预防控制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主要产生在食品加工环节、种植养殖环节和加工准备环节。[3]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来源可分为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涉及采购、流通等重要供应链环节。[4]此外，供应链结构特征方面的因素，如合作与纵向一体化程度、复杂程度和契约模式等[5-9]以及法律法规、行业监管和自律、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因素[10-12]也是重要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因素。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有效防范应通过建立由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治理的防控机制才能实现。[13] 已有文献大多是根据食品供应链结构，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进行因素分析和对策研究，而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从行为视角研究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机理的文献还很少见。赫斯考尔(Hirschauer)等[14]运用经济学中的行为分析理论和方法分析了食品供应链中的违规行为，认为目标多重和机会主义行为是食品生产者故意违反食品安全规则的行为动机。刘永胜等[15]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行了规范性分析。从实际情况看，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多因人为因素所致，而非技术层面的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的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措施。这对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加强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提升整体食品供应链安全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尽管导致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因素很多，但同样的风险因素作用于不同的个体和组织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与后果，个体认知上的差异和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根据行为学的研究，经济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受认知、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既与企业员工个体的风险认知有关，也受企业内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个体认知、环境因素、风险行为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理，探究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形成的微观机理，进而研究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 本文以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食品加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食品供应链环境与食品供应链企业风险行为、风险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高管作为实际控制人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影响有别于普通员工，本文将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分为高管和普通员工风险认知两个方面，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更全面和更深入地分析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风险认知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行为与后果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计划行为理论 阿杰恩(Ajzen)[16]在理性行为理论[17]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了人的行为意向，由行为意向可以合理推断人的行为。该理论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假设“个人所采取的行为完全由个人的意志力控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行为很难不受外界影响和资源限制，计划行为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在态度、主观规范的基础上加入感知行为控制因素。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实施某一行为容易或困难的感知程度，由控制信念和感知的便利条件共同决定。控制信念来源于个人对所采取的行为受资源、机会或障碍影响程度的主观判断。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都假定人是理性的，但是计划行为理论在考虑风险态度、主观规范等个体心理层面因素的基础上，还考虑了个体所处情境和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一般而言，态度和主观规范越正向且感知行为控制越强时，行为意向越强。 计划行为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和预测一定情境下的个人和企业行为，[18-24]可以用于解释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是食品供应链企业风险行为的直接结果，而企业风险行为是其高管和普通员工风险行为的集合表现。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在涉及食品安全的管理活动和操作规程中，是否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食品安全生产规范，取决于员工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员工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态度由其对采取有损食品供应链安全行为所带来结果的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来决定。如果认为结果是有利的，就会对行为持积极态度，否则会对行为持消极态度。主观规范同样取决于信念，但不同的是，取决于他人(通常指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对自己行为的认可或者希望与他人意见和行为保持一致的动机。如果员工认为实施某种有损食品供应链安全的操作行为(如放宽原材料抽检、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符合企业的一贯做法，为企业高管所默许甚至期望，那么就会倾向于这样的行为。员工感知的行为控制取决于食品供应链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供应链的复杂度、透明度和依赖度等结构特征与政府监管；内部管理制度则包括企业在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方面的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以及长期形成的风险文化等。内部管理制度越严格，供应链结构越复杂，政府监管力度越大，员工感知的行为控制就越弱，实施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行为的意向也越弱。综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食品供应链企业员工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对风险的态度越谨慎，重视食品供应链安全的主观规范越强烈)，企业实施风险行为的意向越弱。 假设2：越是处于宽松的食品供应链内外部环境中，员工感知的风险行为控制越强，实施风险行为的意向越强。 2.高管风险认知与企业风险行为 企业高管是指包括CEO、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直接向他们汇报的高级经理。哈姆布里克(Hambrick)等[25]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属于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执行层，负责整个企业的组织与协调，对企业经营管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与控制权。企业作为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形式，最大特点是充分利用了“人”这种最具有能动性的特殊资源。高管在企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战略和监督战略的执行。因此，高管需要具备良好的环境认知能力、敏锐的环境应变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能够从复杂的环境中准确把握变化并及时做出与环境相适应的战略决策。根据系统管理理论，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其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人是主体，其他要素是被动的。通过梳理企业家学派、结构学派和权力学派等各大战略管理学派观点不难发现，这些学派都强调决策主体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高管作为企业战略决策主体，在战略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食品供应链企业的风险行为包括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各种经营性、管理性和操作性的违规违法行为。如重要原材料过度依赖某家供应商，对熟悉的供应商减少或放松验货程序，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不到位，不重视食品安全方面的员工培训等等。这些行为涉及采购、生产、人力资源等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负责人掌握着实际决策权，下属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往往是按照领导的指示或意思办事。因此，这些负责人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管辖职能部门的行为选择。研究表明，高管经常运用启发式偏差和框架效应的思维方式简化其决策。[26-28]启发式偏差具体表现为直觉推断和过度自信。艾森伯格(Esenberg)[29]研究发现，高管很少用“理性”思考方法，越是遇到棘手的风险问题，越是依赖直觉推断。而国内大量研究也发现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证据。[30-33]食品企业高管在采购、质检、生产等关乎食品安全的重大决策中，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如违规很少被处罚或处罚很轻)和对未来结果的非理性预期(如违规操作被发现的概率很低)，而采取直觉推断思维方式和表现出过度自信，从而倾向于采取风险行为。综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3。 假设3：高管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即对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保持一贯理性的态度)，企业风险行为意向越弱，风险行为越少。即高管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与企业风险行为之间呈现反向变动的关系。 3.高管风险认知与普通员工风险认知 行为经济学中的参照系理论认为，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时，常会选择参照水平作为评判依据。大量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不会过多地留意所处环境的特征，而是对自己的现状与参照水平之间的差别更为敏感。[34]锚定心理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基础。研究表明，锚定效应普遍存在于消费者决策、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和公司行为、高管薪酬决定、审计师职业判断和政府监管等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行为中。[35-38] 利用锚定心理决定的参照系理论可以解释食品供应链企业高管风险认知对普通员工风险认知的影响和作用。我国食品加工制造企业多为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从当地招聘普通员工从事中层管理和一线生产操作。员工的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一般，他们进入企业后需要指点、引导、培训和鼓励，而高管的一言一行成为这些员工初入企业时的第一参照。如果他们看到或感受到的高管(层)是一个将食品安全始终放在首位、有良心、负责任的领导者(团队)，那么就会不自觉地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朝着这样一个好的参照去靠近，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企业形象，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良好的食品安全操作习惯。好的行为习惯一旦被锚定，就会固化为意识上的食品安全认知。反之，如果普通员工看到或感受到的高管(层)并不重视食品安全，而是唯利是图，出了问题就推卸责任，那么在这种坏参照的影响下，这些员工会逐渐变得态度上消极、行为上不负责任和违背良心，甚至违规违法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员工的食品安全认知很难被培养出来，企业存在很大的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隐患，即便有外部的行业监督和政府监管，也很难从根本上防控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综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4。 假设4：高管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普通员工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水平也较高，企业的风险行为越少。高管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与普通员工食品供应链安全风险认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 4.本文的概念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和提出的研究假设，形成本文研究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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