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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空间：比较优势还是产业政策？
伊达尔戈等人认为，不同产品的生产，需要不同的和非常特殊的能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关于市场的知识、法律制度、机制等等)。例如，要成功地出口橘子所需的能力与出口家具所需的能力差别很大。使得这些能力区分开的就是其中的一些能力能够很容易地调派到其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生产机械产品的能力可以调配到电子产品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还有很多其他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特定技术是无法轻易调配的，比如像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的生产所需要的技术。
伊达尔戈等人近来提出的产品空间概念涵括了这些想法。产品空间使用网络理论为全世界所有的出口产品建立了一个图示。产品空间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一些周边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产品空间的异质结构对结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处于外围的产品比起核心产品来更欠成熟且在出口需求方面的收入弹性更低。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在品质上充当经济发展的载体。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密集的产品空间里生产商品，那么结构转变就会变得较容易，这是因为它所获得的一整套生产能力可以很容易被调配来生产其他的周边产品。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周边配套产品，那么这种生产能力的调配就更具挑战性，因为没有别的产品需要类似的生产能力。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显示了其结构转型的能力。
现在我们把中国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添加到产品空间，以揭示中国出口结构的重要变化，尤其是它是如何设法建立一个强大的立足于核心领域的产品空间的。如前面讨论所揭示的，在1962年，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105种具有比较优势，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是核心产品：热带农产品、畜产品、谷物、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包含金属制品)。中国在热带农产品、畜产品和谷物上的实力一直保持到1980-1985年，这一时期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数量开始下降。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包含金属制品)上的实力一直保持至今，甚至还有增长，这最有可能反映出中国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在1980年改革开始时，中国出口了234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中有46种属于核心产品(其中的40种是金属制品和化学制品)，核心产品中的11种技术含量达到2万美元或者更高。①中国已经在服装(劳动密集型)和纺织(资本密集型)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
可以说，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85年和1990年间，当时中国刚进军电子产品领域。正如相关数据所表明的，在1980年和1985年间，中国只是在六个出口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②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已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中国已经涉足产品空间中的电子产品领域(拥有22种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出口产品)。在1990年和2006年之间，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出口产品的数量增加到57种。该产品空间还显示，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在石油、原材料和林产品出口方面的大出口商。
分析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很强大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6年共有69种产品)，也揭示了核心产品的比较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认为，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中国不断增长的掌握和积累能力的能力，以及产业政策发挥的作用(表4)。③中国开始将“出口加工区”作为一项关键战略来学习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它们正在重组其全球生产网络)。④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见表5)。该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反对经济开放的政治立场的逆转，而且，自从1979年该法制定以来，它为外商投资奠定了基础。在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文件，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从“允许”转变为“鼓励”。该法规允许出口导向型和技术先进的外国企业在税收、信贷、投资、劳动管理、出口经营权以及外汇需求方面享受各种优惠。外国投资者必须与国内企业组成合资企业，以便进行技术转让。中国因为其强大的市场规模的杠杆作用而能够有效地与外国投资者进行讨价还价。⑤
此外，20世纪90年代对电子产业的参与(由外国公司驱动)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结果。与本文讨论一致的证据是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赶超式发展，如“原始设备制造商”、“原始设计制造商”、“原始品牌制造商”。进入电子行业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以前已经获得了组装和出口这些产品的必要能力。虽然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存在控制和管制，但其积极的遗产是它们为即将到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广泛的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高度平均的土地分配、参与劳动的女性人数的增加、经济区域分权制度以及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活跃的政府。⑥
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什么？在产品空间模型里，发展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经济总是不可动摇地和不可避免地被作为“重心”的发展轨迹所吸引。长期的增长和发展依赖于短期和中期的发展，这个发展沿着历史的调整路径进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产品空间的核心。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有意的，受政策引导的，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标。菲利普和埃斯特拉达在2008年根据200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的实际制造部门在2000年占GDP的比重为34.5%。这与旧的观念是一致的，即卡尔多第一定律所表明的制造业是增长的“发动机”，也与如下事实符合，即在制造业方面生产的加速发展与结构变化有关。
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的扩张和大型资本建设项目的建设(采用的是使用劳动力和节约资本的方法)，连同现代技术的迅速引进(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导致了工业生产、电力和钢铁产量的显著增长。我们绝对不是认为，市场改革展开之前的工业政策是完全成功的。毫无疑问，它们导致了很多浪费、失误、低质量的产品、规划不善和效率低下。情况可能是，获得的各种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稀缺资源在好高骛远的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被浪费了。我们的观点是，中国能在1980年时出口234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其中有46种核心产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数十年，它已经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只有这样，中国企业家才能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市场激励机制。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护其产业，并慢慢地允许它进入国际市场。此外，中国的贸易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进行飞速现代化时就是“绝对的关键因素”(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包含现代技术的进口机械和设备促进了提高产量的潜在能力，这远远大于短期成本。没有贸易，必然会经历很多年的艰难的技术发展时期。⑦
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等同于在有关文献中提到的跨越式发展吗？这种观点认为，在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支持之下，为了在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快，发展的某些阶段能够被绕开。我们认为，跨越式发展并不是由精确的经验研究和企业层面的研究支持的。⑧个案研究表明企业是通过成本高、难度大的递增的学习过程获得技术的。学习和积累技能的观念与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是相矛盾的。中国企业并没有从一个技术时期向另一个技术时期实现跨越。相反，它们一直在进行着艰苦而渐进的技术学习。获得先进的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学习过程，是由出口商品的生产驱动的。此外，正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在2006年出口的269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最大的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69种，占总数的25%)。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我们要提到邹至庄的一篇著名文章，他认为中国在1952年到1980年间的6%的平均增长率(指实际国民收入)完全是由于生产要素的积累，而技术进步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⑨我们不必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可能在许多领域造成了重大损失，包括某些年份产值的下降。在早期，中国实行的是建立在所有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产出和价格都受到控制。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化肥和石化)，投入重工业所必需的各种资源被从农村地区提取出来。但是，试图通过政治上强制实行的资源调动来增加工业生产的做法导致大范围的生产经营单位虚报数据的现象发生。此外，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这导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涉足一系列的产业领域，“中国的计划任意性非常大而且不切实际”。
话虽如此，有证据表明到1980年，即转型和市场化改革开始阶段，中国已经在234种出口产品中取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其中有46种是核心产品，而且出口的技术含量水平已经达到了1.1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鉴于1950年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30年所取得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很难符合如下这一结论，即生产实际上是由于生产要素的积累而技术进步还没有出现。要理解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后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和发展，就不能无视市场改革前实行计划经济的30年里所发展和积累的这些能力。如果没有这些能力，企业家就不能够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激励机制。⑩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产品空间所体现的发展的关键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路径依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在产品空间中快速前进并到达其核心，它们往往需要不受其比较优势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实现这一点依靠的是保护某些资本和技术产业，使它们处于垄断地位，并通过各种价格扭曲来资助它们，包括抑制利率。这些价格扭曲往往造成短缺，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将资源分配给那些优先发展行业中的无生存能力的企业。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这些政策导致对某些资源分配不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表现就会不佳。结论是，如果中国不采取此种途径，那么它今天将是一个更贫穷的国家。
四、中国的“开放式森林”
另一种分析中国如何在过去的40年里取得进步的补充方法是考察这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点的出口机会。豪斯曼和克林格(2006)提供了一个衡量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的标准，就是抓住经济体适应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和进一步的发生结构转变的潜在可能。他们把这一衡量标准称为“开放式森林”(open forest)，是与一个国家所有潜在的出口商品(即尚未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技术含量相关的加权平均值，加权值就是这些商品相互之间的密度或者距离以及该经济体目前的出口商品篮子。这一语境中的密度(距离)不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衡量的是一种具有比较优势而尚未出口的商品离这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篮子有多近(或多远)。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出口一种新产品(例如获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可能性的代理指标。开放式森林描述的是该国可能出口的产品(即它目前没有以比较优势进行出口的商品)的(预期)价值。因此，该价值往往取决于未出口的产品离目前的出口商品篮子有多远(也就是它们之间的距离，或者说这个国家出口这种产品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未出口的产品的技术含量。
我们已经计算出了中国和一组作对比的国家自1960年以来开放式森林的数据。中国在1962年的开放式森林的数据是100.3万美元(按2005年的平均购买力计算)，在世界排名第21位。到2006年，其开放式森林已增加到2414美元，世界排名第9位。
正如我们在先前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一方面的进步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一旦中国涉足核心领域，它就可以迅速地使其出口商品篮子多样化和升级。换句话说，一旦中国在核心领域的某些技术含量高的商品中获得比较优势，它就会很容易“向周边扩展”。这些产品与许多其他的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其他类型的机器或化学药品等)“接近”，这意味着中国极有可能成功地出口这些产品(即可以获得相对优势)，因为它会使用类似于它已经拥有的能力来生产这些产品。
那些“远离”出口商品篮子的商品(如离该篮子距离远因而中国在其身上获得比较优势的可能性低)又会如何？这些产品一般都技术含量低(如自然资源、一些农产品等)，因而对开放式森林贡献极少。因此，尽管中国在269种出口产品中获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但是在它未能以比较优势进行出口的产品中仍然有许多产品是技术含量高的，并处于核心领域(中国有325种核心产品，但它仅以比较优势出口了其中的100种)，而出口这些产品的概率是很大的。因此，中国拥有很高的开放式森林。
表6表明2006年对中国的开放式森林做出贡献的头10类商品。所有这些商品都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其中7类的技术含量超过3万美元，并包括我们的分析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产品)，这表明中国在产品空间的核心领域占据着很好的位置。
最后，我们利用2006年的105个国家的数据，估算了开放式森林相对于人均收入(及其平方)的回归值、投入—产出率和出口目标地的数量。为了计算出在人均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开放式森林的预期值，我们将投入—产出率和出口目标地的数量固定为抽取样本的平均值，分别是22.7%和132。
结果显示，在给定其他三个变量的数值的情况下，中国预期的开放式森林(210.7万美元)比实际数额(241.4万美元)要少。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
五、中国还能出口什么？
考虑到前面各部分的分析和结论，我们想问：“那中国还能出口什么？”上述图表6的分析中包含了一些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产品。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有很高的开放式森林的原因。但是中国现在能否成功地出口所有这些产品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到产品空间，分析一下那些中国没有以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出口的产品。这代表了中国的出口机遇机制。在我们的分析中，中国有509种产品没有以比较优势进行出口(所有的产品都位于开放式森林中)。因此，这些都是潜在的“新”的出口产品。当然，中国无法依靠比较优势出口所有这些产品并具有竞争优势，但是肯定存在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数量增加的空间。
我们将所有的产品根据其与现有出口篮子的距离分成3组：“附近”、“中间距离”、“远距离”。通过产品空间的建立，那些距离中国当前的出口篮子最近的产品，也就是那些“附近”的产品，可以利用与该国已经拥有的能力类似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国的公司(已经小规模出口了这些产品)而言，成为这些产品具有竞争性的出口商并不困难(也就是提高这些产品的出口份额，获得显示性的竞争优势)。这样的产品共有247种。另一方面，距离当前的出口篮子更远的产品需要更多特定的能力，而中国公司可能还没有具备这些能力；因此，目前成功出口这些产品可能更加有挑战性。后面两组产品共有262种(包括171种“中间距离”的产品和91种“远距离”的产品)。
图表7显示了处于“附近”的前10种产品、处于“中间距离”的前5种产品以及处于“远距离”的前5种产品，按照它们的技术含量、它们在利默尔分类中所属的类别以及当前的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指数进行排名。所有的产品都满足其技术含量水平高于该国平均水平这一要求。我们也考察了每一种产品的战略价值。产品的战略价值是衡量相关产品获得比较优势的过程带来的溢出效应的指标。具体地说，如果中国在该产品上获得了比较优势，那它就意味着开放式森林价值的增加。
中国如何在其中的一些产品上获得显示性比较优势？中国需要形成和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其公司能够利用它们在产品空间中的优势地位所保障的巨大潜力。考虑到最近50年的巨大成就，决策者们需要好好权衡他们所实行的干预的数量，以及更多地考虑这些干预的质量。例如，在这一方面，中国不需要冒战略性的风险，如试图在一些处于“远距离”的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中国首先需要发展必要的能力以成功地出口这些产品，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新的举动的支持(如具体的公共产品、税收以及津贴等的条款)必须要以一些十分明确的夕阳条款(sunset clause)和性能基准为指导，并且决策者也要尽快地区分出那些没有前途的部门，不再给予它们支持。
在我们看来，中国需要设计出一种横向政策工具和纵向政策工具的最佳结合。前者的目标是解决对经济体主要部门造成影响的总体经济的市场失灵，而后者的目标则是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为了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中国政府需要为每个部门量身打造政策和工具，然后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来实施这些政策，而与私营部门的密切合作是需要精心培育的。由此，干预的方式差别很大，从自由放任(例如，仅仅创造必需的市场制度)到在一个部门里担任核心操纵者。经验表明，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有助于增加政策成功的机会。
此外，中国市场经济程度越高，它就越需要关注市场失灵。有两种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频繁发生，即：(1)发现一个经济体成本结构的过程所引发的信息的外部性，也就是对那些能出口盈利的新活动的发现；(11)(2)规模经济情境下的协调的外部性。(12)这两者都是多元化经营和新活动很难在一个没有或多或少的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中产生的原因。这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大力扶持它的工业发展。然而，尽管中国在寻求成为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方面取得了进展，可是政府的作用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为行业部门提供补贴，更应该致力于营造一种合作的氛围。
六、增长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吗？风险、约束和环境
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强劲，但当它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时，这种增长不会延续太长。事实上，讨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应该考虑的是：首先，从长远来看，它是否能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大约每年增长10%)？其次，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否将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此外，经济的高速增长值得追求吗？即经济快速增长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中国的问题是如何转变乡村的经济模式和提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水平。尽管经济高速增长或许不能为充分的就业创造条件，但经济高速增长仍然是提升生活水准的重要方式。此外，经济高速增长还可能导致不平衡和通货膨胀。
我们的争论是，中国在前期的发展，是因为它积累了大量的关键能力，并不断进步。但这种分析不应被误解：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无止境的增长。事实上，在我们看来，一个更适合中国持续增长的速度是每年增长低于10%，这自然会产生一定后果。在我们看来，有三个方面重要的风险或限制是决策者应该意识到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到中国长期的发展。第一，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平衡的状态，包括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以及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一个关键的政策是如何将富裕地区的财富分配给贫困地区。第二，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第三，中国似乎在许多方面是市场经济，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又不是，诸如资本的配置等。考虑到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三种中长期的发展前景：
(1)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率(10%以上)的时间相当长。这是极不可能的，增长在过去30年所创造的奇迹也同样创造了不平衡和效率低下。
(2)控制之下的减速，使增长速度减少到平均年增长率为5%。在过去1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大量积累的能力。积累的速度将会下降。
(3)严重下降，例如，作为金融危机结果的经济增长下滑。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风险会增加。如上所述，在中国市场资本分配的低效率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风险也可能导致极端的结果。为了避免危机，要么增长速度降下来，要么大大减少单位生产消费的资源以及改变最终消费结构。由于这一种可能将会有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所以需要避免。因此，稳定高速增长是值得的。
七、结论：中国应该做的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引人注目的表现，原因是它具有积累能力的能力。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的数量和出口产品日益增加的技术含量上。我们所使用的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产品空间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这些变化。
分析结果表明：到1962年，中国获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有105种(对779种产品的分析)，尽管只有14种产品是具有极高技术含量的“核心”产品(金属、化工、机械)，特别是考虑到它的人均收入。到1980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获得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达到了234种(46种是核心产品，主要是化学品和金属制品)，并且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当高的技术含量指标(考虑到它的收入水平)。尽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带来了困难，但不能否认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分析表明，政府最优先考虑的行业与中国的优势相冲突，因为该国在具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获得了优势。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效率低总比一个国家没有工业部门要好。
到2006年，中国的出口篮子里装的产品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其多样化的表现是向世界出口了269种产品：其中100种是核心产品。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与中国的表现相媲美。我们认为这是由中国的产业政策带来的。在我们看来，如果中国在1950年曾试图去开辟“另一条自由主义道路”，很可能现在的中国将会是更加贫穷的国家。
未来中国的出口机会非常好——定位很好。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析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不会感到有压力，而急于采取重大的干预措施或进行改革，一条非传统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已经使中国变得很好，这条道路的基础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实施了集中改革，并拒绝了许多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将不得不执行许多改革，但中期来看，仍然要遵循一条谨慎发展的道路。
中国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解决如下问题的重要性，如失业与不充分就业问题、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影响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决策者不应更多地思考增长目标，而更少的思考就业和体制转型的目标。增长将是一种副产品，发展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中国已获得巨大的进步和能力，使它能够继续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10%以上的增长率是可持续的，因为中国也面临着许多限制和风险。
注释：
①在1962年，在超过14种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出口产品中，只有三种的技术含量达到2万美元或者更高。在1970年，技术含量达到2万美元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出口产品已经增加到8种(包括铁路和铁轨建设材料，是30678美元)，然后到1995年的19种，2006年的29种。
②在1980年，这6种产品分别是：国内机电设备、残障车、钟表、缝纫机、白炽灯、(非机动)自行车。在1985年，这6种产品是：手表、便携式收音机、其他的无线电接收器、钟表、粮食加工机械和(非机动)自行车。
③有关产业政策无效用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论。如下情况是事实，自15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政策保护和发展了制造业部门。在我们看来，富裕的国家在起飞阶段如果不着重保护它们的重工业而能取得成功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并没有做什么不同的事。很简单，就是重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包括美国(例如设置行业标准、法规、本地政策、政府采购、对国内生产者有利的专利法等等)来构建自己的产业。
④这发生在根据《广场协议》(1985年)进行的货币调整后，这导致了日元的显著升值。
⑤我们必须增加人民币低估所扮演的角色，按罗德里克的说法，它是“一种工业政策”。
⑥巴德汉(2008)认为，关于全球化如何刺激中国(和印度)近期的快速增长有三个重要的神话。他认为标准的说法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控制和管制扼杀了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将它们带向了穷途末路。”市场改革和全球一体化终于释放了它们的创业能力。由于这些巨头从自己的“社会主义沉睡”中醒来，进入了“被打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舞台。结果体现为两国经济增长的显著提高以及相应的贫困的大幅下降。关于中国，他认为该国已经在1978年和1993年之间取得了每年约9%的增长率，高于1960年和1980年间那些成功的东亚国家。关于贫困，在1984年和2004年之间极度贫困人口下降了2/3。这种大幅度下降可能与国内因素，而不是全球性竞争有关。这些因素包括：(1)非集体化下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增长；(2)土地改革方案；(3)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
⑦菲利普认为，对于落后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而言，本国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从技术领先的国家获取和掌握更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反过来，这又取决于该国的能力。如果技术是行业的特效药，这个技术从技术先进的国家向落后国家的传播扩散将会加快，如果它们之间的结构相似度较高的话。
⑧金(1997)描述了韩国现代汽车在它已经购买国外设备、聘请外籍顾问并与外国公司签署许可协议之后努力地生产汽车的情况。
⑨邹至庄关于技术进步的定义暗含在总生产函数的研究中，指的是整个经济增长中非生产要素的积累所占的比例。邹至庄估计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是由一个线性时间趋势代表的，在他的回归分析里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⑩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尽管错误的农业政策导致了1960-1961年的饥荒，而且还在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降低了农业生产，但是中国在1962-2000年之间在农业方面取得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
(11)信息的外部性源自这样一种现实，即寻求一种新产品是一种极富社会价值的行动，但经常回报微薄。如果企业家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他们将不得不承受这一努力的成本。可是，一旦他们成功，其他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将很快会学习和追随他们。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会资助新兴的、非传统的活动，而不是既有的活动。
(12)协调的外部性源于这样一种现实，即许多项目为了盈利需要同步的投资。(例如，只有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之后，酒店才会建造起来，可是，除非私营部门建造酒店，否则政府不会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协调的失败通常并不需要对私营部门进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