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审计的区域特征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_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论文

民间审计地域特征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域论文,证据论文,股市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1980年恢复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开始,我国的民间审计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其间由于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许多事务所最初都挂靠在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下面,造成了民间审计的行业分割现象严重。同时,一些地方为了自身利益,排斥外地事务所在本地执业,这样使得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在地方保护主义关照下安享“太平”,人为造成了审计市场的地域分割,阻碍了民间审计行业的自由竞争,降低了审计质量,限制了我国CPA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1997~1999年期间,财政部、审计署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集中力量对民间审计行业清理整顿,进行脱钩改制,为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1999年至今已经6年多了,但是依据近年来对我国审计市场的统计分析,市场的地域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多数上市公司都集中使用本省的事务所来做年度审计,同时许多事务所的主要审计业务也来自于本省公司。那么当前我国审计市场整体的地域特征如何?是什么因素影响公司对本省和外省事务所的选择行为?为此,本文将通过实际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考虑到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我国审计市场的中坚力量,A股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代表,而且这些机构的数据容易公开取得,所以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和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文献回顾

国外发达国家审计市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上百年时间,该行业已经相当成熟,并形成了以“四大”为主要审计主体的寡头垄断市场,例如在2002年“四大”在美国的审计客户数量占全部上市公司的78%,在意大利和日本是80%,在荷兰是90%,而在伦敦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全部都由“四大”审计。①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不仅在某一国家内部的审计市场没有地域特征,就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四大”的高度行业垄断和信誉壁垒,也不会造成明显的市场地域特征。总之,发达国家的审计市场不存在地域分割现象。所以审计市场的地域性不是国外审计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也没有发现国外有相关的研究文献。

与之相比,我国民间审计行业的恢复仅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国内事务所数量众多,审计市场结构与国外不同。各地事务所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业务领域,许多公司在需要审计服务时会优先选择本地会计师事务所,这使得某些事务所成为地区“诸侯”,占据了大量本地审计业务,同时外地审计业务又十分稀少,从而造成我国审计市场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

但是在国内,对于民间审计市场地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见到的相关文献和结论有:余玉苗(2001)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1999年的数据检验得出结论,我国有证券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本地客户所占的比重平均达79.6%,他认为该数据说明我国的审计市场并不是充分竞争的,而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被严重地分割了。耿建新等(2001)通过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得出结论: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后,更倾向于聘用与公司在同一地域的事务所。这说明了上市公司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影响。张立民等(2004)使用200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做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A股审计市场上,无论是以上市公司个数还是以上市公司资产数额计算的会计师事务所本地市场占有率都很高,这充分表明我国A股审计市场上严重存在地区分割现象。

但是这些文章都不是专门论述我国审计市场地域性特征的,也没有进一步分析是什么因素使得上市公司大量选择本地事务所,从而造成这种市场地域分割现象。同时分析方法和过程比较简单,一般是凭借一些描述性的统计数据推定当前审计市场的地域集中特性是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为此,本文将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来剖析我国审计市场的地域特征,揭示导致上市公司集中选择本地事务所的原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展开分析之前,为了分析的方便,先设定三个基本前提:

第一,固定其他因素的影响,设定上市公司在选择事务所时,会优先使用本地事务所。原因在于公司与本地事务所的信息沟通比较方便,有利于审计业务的开展,同时可以节省差旅费支出。

第二,固定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争取本地客户时,设定本地事务所更容易得到业务委托。主要原因在于本地所拥有交通、信息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便利,以及可能存在的地方行政势力的保护。

第三,设定国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所有省份的本地所,而不论“四大”所在的地理位置。这样设定的原因在于,“四大”作为全球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能力早已得到国内审计市场的认可,而且我国目前的一些行政法规和地区规定不仅不排斥“四大”,而且还给予其超出国内本地事务所的待遇,同时任何公司在考虑是否聘用“四大”时,很少考虑它们的所在的省份。(“四大”所仅仅包括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普华永道和德勤华永,不包括安永大华,原因在于安永大华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而来的时间较短,其客户基本是原有客户的延续,地域性没有大的变动。)

基于以上三个基本前提,可以展开以下分析,提出8个待检验的假设:

基于前提一,某一省份内的任何上市公司在选择事务所时都会首先考虑使用本地事务所,但是如果本地审计市场的服务能力供给量有限,这可能会导致该省内的审计市场成为一个卖方市场,公司将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与会计师事务所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最终得到一个质次价高的审计服务。所以,本地审计市场提供的审计服务能力越有限,公司就越可能转而选择外地事务所。(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对于那些没有证券资格事务所的省份,省内的上市公司审计全部由外省事务所承担)所以提出下面的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与当地审计服务能力的供给量显著成正比。

其次需要考虑审计市场的需求因素。本地上市公司的数量多少决定了对审计服务需求量的大小。因为所有公司在选择事务所时都会优先考虑本省的事务所,所以本地上市公司数量越多,对本地审计服务的需求量越大,当这种需求超出本地审计服务能力供给时,本地公司将可能因为不能获得本地事务所满意的审计服务而寻求聘用外地事务所。所以提出下面的假设2:

假设2:上市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与当地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成反比。

以上两个假设所涉及的市场因素是所有在同一省份内的每家上市公司都会同样面对的,称之为系统性因素。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是企业年度报告审计的实际委托人,同时审计费用由上市公司支付,所以公司出于自身利益并基于上文的前提一,会希望首先找一家“听话”的本地事务所,如果本地事务所比较“合作”(“合作”的直接表现就是在上一年度已经为企业出具了清洁审计意见),则公司倾向于继续选择本地事务所。反之,公司将转而寻求外地事务所的合作。再有,通过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到非清洁审计意见的客户的审计风险要高于得到清洁审计意见的客户,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本地事务所会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先接受审计风险低的本地公司业务,从而导致可能得到非清洁审计意见的客户寻求外地事务所。因此提出下面的假设3:

假设3:上年度得到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在本年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较大。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A股上市的公司,但是因为一些发行A股的公司还同时发行了B股与H股,这两种股票都面对海外投资者,而内资事务所在海外的知名度不高,不容易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因而为了吸引投资者,提高公司的股票价值,增加投资者信心,企业可能会选择“四大”做年度审计。同时为了方便,企业也会将A股的审计业务也一同交给“四大”来做。依据上面的前提三,本文将“四大”作为各地的本地所处理,基于此,给出假设4:

假设4:发行了B股或H股的A股公司会更多地使用本地事务所。

依据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水平与公司自身规模显著正相关,所以规模大的公司就成为各个事务所争夺的优质客户。本地事务所可以凭借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信息沟通,为大客户提供优质低价的全面服务,同时考虑到本地事务所在当地丰富的人脉关系,所以更容易争取到大的审计客户。再有本文的研究将“四大”划为本地所,“四大”的审计客户数量虽然不多,但是规模比较庞大,单位审计费用较高,笔者对2002~2004年所有事务所的单位客户审计收费进行排序,“四大”每年都列前四位。有鉴于此,提出下面的假设5:

假设5:上市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与自身的公司规模显著成正比。

事务所在选择客户时一方面考虑审计收费水平,另一方面会考虑客户审计风险是否在可承担的范围之内。而审计费用的高低与审计风险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审计客户的优劣程度。由于CPA审计自身固有的风险性,许多事务所在选择审计客户时一般都将控制审计风险放在首位。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审计风险的大小与被审计单位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成反比,因此,这两种能力强的公司容易受到事务所的青睐,基于前提二,本地事务所会优先获得这些优质客户的审计合同。所以公司的获利能力与偿债能力与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可能性成正比。为此,提出下面的假设6和假设7:

假设6:上市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与公司自身获利能力显著成正比。

假设7:上市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与公司自身的负债率显著成反比。

此外,审计收费水平也会影响公司对事务所的地域选择行为。在同样服务水平下,上市公司会优先选择审计收费较低的事务所。但是审计收费本身不是一个基础变量,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大量的实证文献中,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审计收费与审计成本的大小、审计风险的高低、是否是“四大”事务所等因素相关,因此,本文难以得出审计收费水平对公司选择事务所所在地的影响方向。为此,提出假设:

假设8: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显著影响公司对事务所所在地的选择。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文以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并采用我国A股市场数据进行分析。

(一)研究样本说明

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从2001年起,在年度报告中必须披露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和收费金额,所以本文的样本数据时间范围也定为2001~2004年。

数据来源于CCER的色诺芬数据库,www.cninfo.com.cn网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www.cicpa.org.cn。

1.样本量说明。

本文数据剔除了上市公司中的金融企业,原因是:第一,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特征差别很大;第二,我国A股市场中的金融企业数量很少,不足全部上市公司的1%,所以不会由于删除该部分数据而对分析结果造成很大影响。

此外,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中,一些非金融企业数据也有缺失,并且少数企业在年报中没有公布审计费用数据,本文也将这些无效数据剔除。所以本文使用的各年的上市公司样本量为:

2.样本数据特性说明。

某些企业在年报中公布的审计费用为本年实际支付的上年费用,而非应付的本年审计费用,但是鉴于大多数企业审计费用在前后两年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所以在该种情况下,本文使用企业当年实际支付的审计费用替代应付审计费用。

其次,企业对于审计费用中是否包含差旅费的披露也不充分,但是发现已经披露的差旅费占公司当年全部审计费用的比率一般很小,所以本文不区别各个公司的审计收费是否包括差旅费。

鉴于难以取得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所在地,所以本文认定事务所与上市公司所在地均为其注册地。

我们按照省级行政区划来进行地域划分,所谓“本地”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同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

(二)我国审计市场地域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依据本文收集的数据,从2001~2004年,各年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各省的分布状况为(见表1)。

注:上表中没有列示的广西、新疆等10个没有具有证券资格事务所的省份。同时因为“四大”的特殊性,表中也没有包括“四大”所。依据中注协披露的数据,“四大”在北京、上海各有两家。

从表1的统计来看,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域分布特征在最近几年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不同省份分布的数量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事务所数量占了绝大部分,中部与西部地区的事务所数量很少,甚至中部与西部的很多省份根本没有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再观察各省上市公司接受本省事务所审计的比率,笔者称之为本地率,计算公式如下:

各省上市公司审计本地率(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审计市场的本地率非常高,平均本地率连续4年在60%以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此外,从各个省的情况来看,两种类型的省份具有较高的本地率:一是一些具有较多事务所的东部省份,例如北京市由于事务所的数量大大多于其他省份,审计服务供给充足,所以本市上市公司都基本选择本地事务所;二是一些事务所数量很少的中西部省份,如甘肃省仅有事务所1家,但是该省的本地率一直在80%左右。

(三)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前文的8个假设,将设定相应变量,通过回归分析确认影响上市公司选择本地所的因素。

鉴于每年样本量比较丰富,同时依据上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审计市场结构在各年间没有发生较大变动,所以为了简便,本文没有选择2001~2004年间的所有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Panel Data,Analysis),而仅仅选择2004年的数据进行截面分析。

1.变量设定。

依据上面8个假设,本文设定如下变量(见表3):

2.自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用来判断各自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分析方法。相关分析既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各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还可以为更好地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做铺垫。限于篇幅,本文仅考虑了自变量间的两两Pearson相关系数,没有计算偏相关系数。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公司总资产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148,所以如果将两者全部纳入模型,会导致较模型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再有,审计费用不是基础变量,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很难对其影响的经济意义做出解释。所以,笔者认为将审计收费作为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域选择行为是不合适。因此本文将该因素剔除,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总资产仍在模型中,最后分析结果并不会产生较大偏差。

3.模型的选择和回归结果。

(1)包括“四大”样本的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二值变量,所以使用Logit和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为:

分析得出,Logit与Probit模型的结果没有本质区别,LR chi2指数显示模型系数整体区别于0,其中有统计意义的为当地审计市场的供给量(Supply),当地上市公司数量(Demand),公司总资产(Assets),其余因素不显著。

为了比较以上三个具有统计意义的因素对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影响的大小,对Logit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β[,i]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i]表示第i个自变量的估计参数;s[,i]表示第i个自变量估计参数的标准差;π/表示标准logistic分布的标准差,近似等于1.8138。计算结果如下:

从上述结果来看,各因素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公司当地上市公司总数(Demand),公司总资产水平(Assets),公司当地审计市场的供给量(Supply)。

(2)不包括“四大”样本的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将“四大”事务所视为所有地区的本地所,而没有按照它们的注册地来区分。但是这样可能会认为造成统计结论不准确,第一,所有地区的CPA人数都会因为“四大”作为本地所而大大增加;第二,“四大”客户基本都是资产规模较大的客户,由此可能会人为增加公司总资产与公司选择本地所概率之间的相关性;第三,从实践看,最可能受到地域因素影响的是内资事务所。

因此,将“四大”及其审计的公司从样本中剔除,再一次进行上述回归分析。其次,因为“公司是否发行了B股或H股”的自变量的设立目的就是考察“四大”的影响,所以此时也将该自变量从模型中剔除。再有要从“当地审计市场供给量”中扣除“四大”的CPA人数。最后,模型变更如下:

其余设定与上文一致。

在剔除接受“四大”审计的公司样本之后,得到有效样本992个,从得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Logit与Probit模型的结果仍然没有本质区别,此时参数有统计意义的自变量只有Supply与Demand两个市场因素,所有表示公司个体特征的非市场因素都不显著。这说明上文中Assets参数显著的原因是将“四大”作为所有地区的本地所而造成的,在剔除“四大”样本后,公司对内资事务所的地域选择与公司规模无关。

继续对Logit模型中显著的自变量系数做标准化处理,得:

可以看到,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顺序仍然依次是:公司所在地的上市公司总数(Demand),公司所在地审计市场供给量(Supply)。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局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又以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的数量最多,而且这种地域集中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我国的审计市场是否最终也会成为一个寡头垄断市场,还有待观察,因为一些审计力量薄弱的事务所仍然可以继续做地方“诸侯”,占有本地审计市场的较大份额。

2.从总体来看,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本地事务所,可能的原因是节省交通和食宿费用,而且有问题也比较方便沟通。

3.我们的研究结论仅仅支持假设1与假设2,上市公司对事务所的地域选择主要由公司所在地的审计服务供给量(Supply)与对审计服务的需求量(Demand)决定的,而与公司自身特征无关。

4.公司选择本地所的概率与本地审计服务供给量(Supply)正相关,与本地对审计服务的需求量(Demand)负相关,其中Demand的影响远大于Supply的影响。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原因,各省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匹配,有平均化的趋势,即经济水平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数量不足,经济水平低的省份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多。而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域特征却恰恰相反,审计服务能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由此造成这几个地区的审计供给量过剩,大多数省份的审计供给量不足。而恰恰是审计供给量不足的地区更可能存在地方保护,阻碍外地事务所进入,从而使得本地审计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弹性较大,造成公司选择本地事务所的概率更易受到本地审计需求量的影响。

由于数据取得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存在以下局限:

1.本文的数据没有包括我国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并且,被审计单位的样本也仅仅是来自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未包括的被审计单位可能规模很大,如国有四大银行、中石油等企业。所以本文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2.一些企业公布的是本年实际支付的审计费用,而非当年业务应付的审计费用,本文只是按照收付实现制确定审计费用。这对分析结论的影响还有待于确定。

3.一些事务所的注册地址发生了变动,但是主要办公地点还在旧址,主要客户还是原来本地的客户。还有一些事务所在注册地之外设有分所,或者与当地事务所实现了合并,使得这些事务所的审计服务并不仅仅局限于注册地。但是本文因为数据取得的限制没有考虑。这也可能对分析结论造成影响。

注释:

①周红,“四大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审计市场结构优化”,《会计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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