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光[1]2001年在《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以运动为基本手段，全面发展和占有本身力量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和历史发展的差异，体育的具体形态，结构和功能等等也随之不同。因此，导致中西方体育产生不同的性质。本文认为典型代表中国传统体育的性质是：(1) 整体性。中国传统体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身心发展和谐，人的精神与肉体和谐。在养生术、气功、武术的功理功法中都有体现。(2) 德育性。在“性善论”德政教化要以“礼”为主，道德先行的伦理观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带有浓郁的道德色彩。这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也被纳入了“礼”“德”的节制之下。典型代表西方体育的性质是；(1) 竞争性。西方体育的主要特征就是竞争性，是西方体育的灵魂与核心。(2) 规则性。竞赛制度的规则性，使西方体育竞赛由于处于公平竞争状态而长期保存下来。产生性质不同的原因有叁个方面：(1) 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大陆社会。而西方是以海上生活为主的海岛社会。 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 Q）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人采用直觉思维的方法来认识事物，产生了境界论。西方人用逻辑，数学等方法，产生了实体论。 臼）价值观的不同。 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作为价值主体，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使中国传统体育表现为缺乏竞争。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使西方体育竞争性尤为突出。二．法治主义与德治主义 中国古代社会以叁纲五常为内容、德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德育性。在西方传统中，维系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只能是外在的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自觉，产生了规则性。 得出结论是中西方体育性质存在互补性，中西方体育正在走向融合。 为了迎接体育的融合，我建议弘扬中国传统体育的方法如下：门）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Q）在实践中加强对传统体育的整理，使其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 化。3）加强国际交流，组织国际赛事。u）将学校作为弘扬中国传统体育的阵地。
郭礼文[2]2011年在《不同医学背景下中西体育的特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体育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或地区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继承和更好的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在体育全球化进程中,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危机,我国传统体育该如何发展?中国有句古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可见,对中西体育的比较研究显得非常重要,它依然是我们研究的热点。纵观我国目前有关中西体育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学者从体育的文化、体育的性质以及认知模式等方面对中西体育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研究,然而却忽视了从不同医学背景下对中西体育的特征研究。因此,选择这个重要的、特殊的视角对中西体育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引起人们对这一参考系的重视,而且也能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能丰富和完善中西体育比较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比较体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以中西医学差异性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医学与体育的关系,梳理不同医学背景下医学对体育的影响,探寻这种影响下的不同体育特征,并分析中西体育不同特征对体育共性影响存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中西医在哲学思想、逻辑思维、疾病观及其治病方法和对人体认识等上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概括为:中医是整体的、联系的,西医是分析的、还原的;中医注重关系、西医注重实体。2、医学与体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体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医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使得传统体育表现出整体性、融合性、动态性的特征。而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对西方体育的影响下,西方体育则表现出对立性、还原性、验证性的特征。3、不同特征对体育竞技性和健身性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传统体育的整体性等特征使竞技与健身融为一个整体,不是单纯为竞而竞,为健而健。而西方体育的还原性等特征使竞技与健身相对独立。最后得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将会以“养”牵头,突出“养”的作用与价值,并以此来顺应全球化发展。
倪依克[3]2004年在《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人类文明进程中，以其所具有的地域性、传承性，使民族文化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自我复制中得以保存，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因西方体育传入产生的巨大震荡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竞技运动，通过世界性和全球化发展过程，成为了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主体。无可讳言，其“全球化”取向必然会对包括其他非西方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核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当代，虽然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从未曾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但西方竞技体育从进入那天起，就逐渐占领了中国体育的主流舞台，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体育的发展。甚至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都留下了西方体育的印记。尽管振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之路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很好地利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途径，本民族的体育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认识。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势渗透和原有生存环境的逐渐消失，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寻求与新环境的适应，在变化中得到发展。 本文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为逻辑起点，综合运用现代多学科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构成形态及特征进行整体把握。以批判的继承、选择的吸收、不断的创新的思辨观，对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艰难发展历程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陷困境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使命和价值重构，以及建立完善的学科发展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设想，旨在贡献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整体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使其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稳步走向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振兴。
毕立新, 刘卫峰[4]2003年在《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整体性和德礼性是中国传统体育的性质,竞争性和规则性是西方体育的性质。地理环境、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不同是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不同的原因。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张波[5]2013年在《古代中国和希腊体育竞赛历史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体育竞赛活动开展广泛，像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都是全球顶级盛会。那么，古代有没有体育竞赛？在公元前20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里，流传下来的关于体育竞赛的记录是极为有限的。人们熟知的是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会，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体育竞赛？本研究检索了先秦时期88部原典着作以及部分甲骨文和金文史料，力图从中分析中国最早的体育竞赛。在大量体育史料的梳理中，根据我们所界定的体育竞赛的构成条件，我们将目标集中在五个项目上，分别为角抵、走跑、骑御、蹴鞠和射箭。从进一步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角抵是一种明显的竞争性活动，但是记载较少，而且沦为娱乐观赏；跑步也曾经出现了竞赛的记载，但是很快就在历史中销声匿迹，而且成为需要控制的身体活动被排除于礼仪之外。御有可能进行过竞赛，但在存留下来的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蹴鞠中出现了明确的竞赛规则，但是其时期较晚，仅在汉代的百戏之中兴盛，并且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中；在中国先秦时期，射箭是中国最早的体育竞赛，其构成条件出现最早也最为完备，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影响力极大，几乎先秦诸子都有针对“射”的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射箭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体育竞赛，而且是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代表。射箭早在巫术和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脱离了单纯的狩猎和军事之用，在祭祀文化中成为一种“礼”之所需。“巫射四方”赋予了“射”以一种非实用性功能，“后羿射日”则将“射”提升到了人们观念的高位。中国特有的祭祀文化将“射”这种获取牺牲的实用性活动，彻底的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而且提升到了最高的社会集体活动当中，即国之大事的“祀”。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祭祀中的祭礼，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礼制”，“射”也随着“礼”成为一种极高的社会性活动——“射礼”，从而进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之中。西周射礼有明确的参赛者、裁判员、竞赛场地、竞赛规则和竞赛结果，是一种典型的体育竞赛，从东周礼书中所记载的射礼竞赛细节来看，其组织的完备化程度，不仅丝毫不输古希腊竞技会，甚至不逊于今天的体育赛会。随着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孔子等“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在“秩序情结”的作用之下，开始赋予了射礼竞赛更多的人文道德意义。儒家将“射”这种竞争性的身体活动，提升为了一种“君子之争”，即将攻击性本能的“争”导向一种道德的修炼。尽管秦统六国之后，放弃了疏导的方法，转而采取压制的方式处理“争”等问题，并且成为长期以来中国所采取的固定方式。但就先秦时期的射礼竞赛而言，我们将其文化的特质概括为“以德引争”，即承认的“争”的存在，但是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这也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继承的体育哲学思想。为了能够更好的发现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特点，我们将古希腊竞技会作为对比的对象，从体育竞赛的角度进行了一番梳理。古希腊体育竞赛的组织程度同样极为完备，而且其起源同样与巫术和神话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在考察橄榄枝为何被戴在运动员头上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橄榄枝从象征“生殖魔力”到“生命活力”转化的文化背景。古希腊体育竞赛通过对于卓越的追求，将攻击性本能同样提升到了精神层面。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这两种体育竞赛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观念。通过深入挖掘原始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与社会形态背景，来理解当时体育竞赛的来龙去脉，并诠释出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意义。体育竞赛是一种特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人类独有的精神创造，将这种身体层面的竞争从对抗性冲突中剥离出来，无意识的表达着人类对自身、社会与自然的独特认识。在身体的较量的背后，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体育竞赛的历史，也是一段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中西文明的进程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将动物性的生存本能所塑造的攻击性本能，约束在一个社会规则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个社会所能够形成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否则，人们像动物一样互相攻击，是无法实现合作从而更好地生存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即在从对抗性冲突转变为纯粹竞争的文明进程中，中西出现了分野。中国方面，受血缘氏族宗法结构的影响，先秦时期的文化意识集中于世俗伦理以及社会秩序。这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竞赛主要从疏导攻击性本能的角度切入，即在面对“争”与“乱”的时候，如何将攻击性本能像“大禹治水”一样加以疏导，如何在身体较量的时候，学会将内心的冲动加以控制，将身体的较量提升为一种修炼的行为。哪种形式的体育竞赛活动能够在中国古代兴盛，取决于是否符合一种等级有序的社会秩序构建。最终射礼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将这种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概括为“以德引争”。古希腊方面，由于其神话宗教意识的发达及其特有的城邦结构，决定了古希腊体育竞赛从超越人攻击性本能的角度切入。神作为完美的人的化身，构建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结构，即主神宙斯掌管一切，却又要与其他的神分享其权力。因而，“正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有了正义的保障，任何人都可以超越自身的自然局限来追求神一样的完美。因而，只有那些推崇不断超越自身极限的身体较量活动才能在古希腊的文化背景中生长。最终跑步等身体力量型的竞赛项目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将这种竞赛的文化特质概括为“以竞显荣”。两种体育竞赛均兴盛于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随着人类理性的启蒙，对身体活动本身的自我意识萌生，人们力求用理性而非神幻的方式，来把握自身的社会性身体活动。对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身体活动形式的历史考察，便于我们深入挖掘体育的核心要素——竞争，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特质。
李守培[6]2016年在《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有“孔门传授心法”之誉的儒家经典《中庸》,开篇即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天人伦理、身心伦理、人人伦理交相辉映的大图景。这叁种伦理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伦理的架构,主导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以致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中的光辉成就与显着局限都与此相关。在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武术与之积极互动,积淀形成了内涵充盈、特色显着的传统武术伦理。传统武术伦理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武术的发生、发展之道,对习武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起到规范和塑造作用,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以传统武术伦理为研究对象,在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法、过程方法等方法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移植法、内省法、阶级分析法等具体方法,在厘清“伦理”与“道德”内涵之别的基础上,主要以先秦诸子之学和宋明理学为背景,从人人、身心、天人的视野下展开,系统梳理了传统武术伦理的主要内容、形成缘由和历史影响,深入探究了传统武术伦理的根本指向和实现方法,有助于促成武术伦理研究范式,深层揭示传统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为传统武术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服务于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伦理”与“道德”有区别也有联系。它们均涵盖人与人、身与心、天与人叁种关系,但伦理的范围大于道德,伦理所指包含实然和应然两方面,而道德则仅限于应然的方面。在应然的方面,伦理与道德意义一致。传统武术伦理包含人与人、身与心、天与人之间的叁种关系,分别简称为传统武术的人人伦理、身心伦理和天人伦理。传统武术人人伦理,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传统武术身心伦理,不仅指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而是总括了身体内外、四肢百骸、意识思想各部分间的所有关系;传统武术天人伦理,是指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处所谓“天”主要指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基本不包含宗教中所谓神灵、上帝之类的主宰之天。传统武术人人伦理主要包含忠孝为首(孝悌忠信、尊师爱国)、重义轻利(任侠厚施、义之所在)、群先己后(群己交融、以群为重)、男女有别(重男轻女、拳传己家)、和而不同(经权有道、以和为贵)等内容。从形成缘由来看,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奠定了传统武术人人伦理的基调;各历史时期的相关学术思潮,强化了传统武术人人伦理的价值取向与判断;统治者伦理教化的刻意渗透,使传统武术成为教化习练者人人伦理的工具;传统武术习练者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稳固了其人人伦理的形成与绵延。从历史影响来看,传统武术人人伦理维护了民族稳定和社会正义,也培植了愚忠愚孝、公私不分的土壤;促进了社会温情和人际和谐,也助推了门户之见、江湖义气的滋生;增强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也孕育了以武犯禁、勇而无礼的现象;提升了精神高度和生命境界,也灌输了尊卑上下、等级有别的观念;保障了传统武术的稳固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创新发展。传统武术身心伦理主要包含心专身恒(专心致志、恒以出功)、体悟互成(练以累积、悟以升阶)、形质神用(形神不二、以神御形)、阴阳相济(阴阳互根、亦一亦二)、身心和合(六合为法、和谐为鹄)等内容。从形成缘由来看,中国传统注重内倾的文化特色,引导了传统武术身心伦理的发展方向;武学境界不断提升的内在诉求,推动着习武者对身心伦理的深入参究;武术训练养生旨趣的日益强化,促进了习武者对身心伦理的不断探索;中国人个体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支撑着习武者对身心伦理的持续追求。从历史影响来看,传统武术身心伦理助推习武者走向慎独的道德境界,也孕育产生了迂腐保守的观念;提供了“深层自我”的表达路径,也滋生了自我专制主义的倾向;造就了传统武术极强的超越意识,也形成了一些过于玄虚的思想;强化了习武者以和为贵的伦理观,也助长了圆熟含混的处事态度;增进了习武者不假外求的自足感,也妨碍了武术认知理性的发展。传统武术天人伦理主要包含天人合德(生生大德、仁之源也)、天人交胜(参赞化育、相待相成)、天人相类(宇宙全息、比附顺应)、天人互融(格物穷理、融摄超越)、天人一体(万物并行、太和高远)等内容。从形成缘由来看,乡土社会对天浓厚的敬畏与归属感,奠定了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基本格调;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不隔”的传统,主导了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发展方向;顺天应道、自然有度的养生大原则,稳固了传统武术天人和合的伦理立场;宋明时期格物穷理的主流学术思潮,强化了传统武术师法自然的伦理观念。从历史影响来看,传统武术天人伦理提供了一种体验“无限”的路径,也加重了习武者蹈虚附会的陋习;塑造了习武者博大和包容的胸怀,也滋生了其淡漠人事的消极观念;增强了习武者厚生与利用的思想,也刺激了其个人本位的原始欲望;促进了习武者独立和进取的精神,也酝酿了其缺乏合作意识的习惯;彰显了武术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也强化了习武者盲目尚古的心理。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的传统武术,其人人伦理、身心伦理、天人伦理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精神指向是“和谐”,也即传统武术伦理形成的根本指向是“和谐”。对于这一根本指向,以“和谐”为旨归的武德约律,起到外在保障作用;以“和谐”为追求的武技训练,起到内在强化作用。“中庸”是传统武术伦理实现“和谐”的方法。这是因为“中庸”是以“和谐”为旨归的武德约律的本质思维,是以“和谐”为追求的武技训练的通达之道。传统武术伦理的和谐之道无止境,也即太和境界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习武者在此和谐之道上的真实境界,却可因其持之以恒的修习而不断提升。
李力研[7]1990年在《论东方体育是哲学体育和西方体育是物理体育——关于中、西体育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体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不同类型的体育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有了一定把握。比如,我们开始知道,中国体育中见不到西方体育那种完整的田径特质,而西方体育中则根本不存在中国体育诸如气功、太极等方面的特性;中国体育中从不以跑、跳、投这种方式进行比赛,因此显得十分柔稳平缓,而西方体育中则难以觅见中国体育那种“非周期性”动作,且从不以力度、速度为主要
张新萍[8]2006年在《对2008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革，经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困惑与阵痛，中国体育走过了二十多年坎坷曲折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体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愈发明显，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中国体育面临着严峻的改革形势!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无疑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但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却兼具抑制与促进作用。从短期看，举办奥运会使体育改革趋于保守，减缓进程，但从长远看，北京奥运会将成为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引发中国体育更深入、更彻底地改革。如何利用这一契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内突破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瓶颈，通过体制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育体制，实现中国体育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无疑是当前体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范式为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方法论，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体育改革历程全面回顾，深刻分析体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阐释北京奥运会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世界体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体育改革的影响，并借鉴前奥运会举办国的经验，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分析。最后，将时间特征、事件影响和经济社会背景综合分析，推断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从观念到行为，从理论到实践，从体制到机制，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从总体规模到各子系统间的深刻变化，对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进行全面阐释，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推进策略，为新时期体育改革的深化提供理论参考。 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对体育的定位决定着体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社会发展促使人们体育观念、体育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体育改革的间接动力。 2．中国体育改革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努
林志刚[9]2002年在《关于武术与西方体育审美方式特征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武术和西方体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不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使武术成为最富有民族审美文化特征的传统体育项目。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希腊文化，如日神文化、酒神文化等，也使得以田径、体操、球类为代表的以争胜负为特点的西方体育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由于审美方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感性化、直观化的体现，通过审美方式，能够说明不同文化现象的许多内在联系。为了揭示武术和西方体育形成和发展的个性特征，促进武术美学和比较武术学的发展，弘扬武术文化优势，加强武术文化的交流，本文以武术和西方体育这两者为比较对象，运用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审美方式为参考系，以道与逻各斯分别为武术和西方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并分别以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性和西方传统美学的外在性为背景理论假设，从人天关系和身心关系两条主线，对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审美方式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 研究认为，武术之美集自然、人、社会(主要是指武德之美)叁位一体，其审美方式特征表现出辨证统一性：第一，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表现为自然仿生性、动物仿生性和合自然规律性的特征。第二，形美与神美的统一。表现为阳刚美与阴柔美的统一，静之美和虚之美的特征。并认为静之美和虚之美是武术审美方式的本质特征。第叁，追求善与美的统一。 西方体育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矛盾积淀中，其审美方式特征表现出二元对立性：第一，追求与自然的对立美和与神的和谐美。第二，在身心关系上，表现出只重形美和迷狂之美的特征。并认为迷狂之美是西方体育审美方式的本质特征。第叁，追求真与美的统一。 最后，本文在武术审美价值的现实评定与展望中取得以下建设性意见：第一，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中，特别是在重塑人类身心的和谐中，武术的审美价值将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竞技武术吸纳了西方体育的审美优势，随着武术的国际化发展，对竞技武术美学的价值研究，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
王华倬[10]2003年在《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文中研究指明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我国自1903年颁布实施《癸卯学制》，开始设置体育课程至今已经走过整整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以素质教育为主旋律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逐步深化之际，系统回顾和探讨我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教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课题是当前学校体育改革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学术价值，对体育教育理论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体育教育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在与未来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课题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涉及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03年，中国近现代约160余年的时间，本课题以近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颁布的有关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学制、课程(教学)计划、体育课程标准(体育教学大纲)为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研究对象实体)，在马克思主义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归纳与演绎的统一、经验与思辨的统一等基本研究原则，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研究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讨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系统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总结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对未来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做出展望。 概括全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近代体育课程以1903年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为标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癸卯学制颁布前，清末教会学校中的体育课程，洋务学堂的体育课程，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教育主张和体育课程实践，为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课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这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渊源。(2)1922年学制和课程改革，实现了体育课程的从“体操”到“体育”的飞跃，成为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我国近代一批着名的教育家及体育教育家的努力下，我国的体育课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到自我创造的发展阶段，并随着教育制度的逐渐完备，体育课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3)新中国体育课程经历了叁代五个时期的演变发展。第一代体育课程在新中国体育课程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二代体育课程以1992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为主要标志，走向成熟，但，第二代体育课程还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世纪之交，素质教育下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的第叁代体育课程开始进入起步阶段。(4)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统治阶级，就编制出特点不同的体育课程。(5)社会、儿童、知识叁大要素作为外在动力，深刻地推动了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演变发展，但外在动力只能通过体育课程的内在动力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体育课程内部的一些最基本的矛盾或关系，构成了体育课程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形成了体育课程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6)开放引进对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的演变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7)体育课程的统一性和灵活性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两者都是社会、儿童、知识叁大要素发展需要的反映，我国体育课程管理的基本趋势是在保持国家对体育课程统一性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灵活性。(8)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发展，内涵上经历了“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的发展历程：形式上表现了“课外——课内——课内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价值功能上体现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的自我认识提升；发展上呈现了“拿来主义——本土化探索——再度国际化”的叁阶段发展模式。近代与现代均同样如此；并表现出钟摆摆动式或重演式的演变特征。(9)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发展，在体育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尚未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理论和实践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是历史赋予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如果本课题研究所提供的系统化的历史资料以及多方面的理性思考，能为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体育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或借鉴的话，那将是笔者最大的欣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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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医学背景下中西体育的特征研究[D]. 郭礼文. 中北大学. 2011
[3]. 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D]. 倪依克.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4]. 中国传统体育性质与西方体育性质的比较研究[J]. 毕立新, 刘卫峰. 濮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 古代中国和希腊体育竞赛历史文化研究[D]. 张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13
[6]. 中国传统武术伦理研究[D]. 李守培. 上海体育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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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2008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研究[D]. 张新萍. 华南师范大学. 2006
[9]. 关于武术与西方体育审美方式特征的比较研究[D]. 林志刚.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10]. 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D]. 王华倬. 北京体育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