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农民工论文,意愿论文,海市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668（2010）02－0002－10
1 引言
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狭义地说，是指城市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与社会权利的过程，而广义地理解，一般也包括其价值观、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及其向城市市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化。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推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仍将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战略。而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大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成为中国推进城市化发展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及其所造成的明显的城乡差距，使人们在讨论中国推进城市化发展问题时总是暗含或假定农民工都是愿意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因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意愿考虑和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意愿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他们自身的一些主观条件，以及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对自身角色的定位等，都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发展进程。城市农民工对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观意愿如何？特别是大城市的农民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主观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本文将以上海的农民工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和回答。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概括起来，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较低、社会资本不足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或制度约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障碍（李培林，2003；黄祖辉，2004；刘传江，2004，2006；赵立新，2006；邓大松、胡宏伟，2007；王桂新等，2008）。而在较深层次上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如迄今为止主要有王春兰和丁金宏（2007）对2005年上海闵行区流动人口（大部分为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经济收入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最显著，而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在上海已经就业生活的年数）也都有明显影响。梅建明（2006）根据对武汉市782名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意愿的调查分析，发现进城农民更关注在城市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比较合理的收入，年纪较轻、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者更愿意获得市民权，更愿意在城市定居。王哲和宋光钧（2006）甚至考察了皖西地区5县3区仍处农村地区的278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意愿，结果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其市民化倾向都有影响。但以往这些研究，普遍存在样本较小或限于局部地区，而且均采用交叉表分析方法，所以难免有一定局限性。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及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5月对上海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6份。本文将主要根据这一调查数据，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这次调查中的“是否希望成为上海市民”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表达。根据本次调查，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假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特征、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特征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找工作的主要困难、在沪滞留居住时间、来源地与上海的相邻性，并把这9项因素设为自变量。各自变量的影响假设及变量类型说明如下：
（1）年轻人一般更具冒险性，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轻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因此其市民化意愿越强。操作化变量为“年龄”，属定序变量。
（2）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更倾向于期待男性“事业有成”、闯天下，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操作化变量为“性别”，属定类变量。
（3）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在获取信息、找工作、社会交往等事情上具竞争力并取得成功，因而其市民化意愿越强。操作化变量为“文化程度”，属定序变量。
（4）家庭迁居比个人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配偶在上海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有正向作用，即已婚者比未婚者市民化意愿更强，已婚且配偶在上海者比已婚但配偶不在上海、离婚或丧偶者市民化意愿更强。操作化变量为“婚姻状况”，属定类变量。
（5）所从事职业的不同类型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所从事职业的层次和声望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按职业层次和声望，可把农民工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事务职集团、服务职集团、劳务职集团和农业职集团（由于调查中从事农业者比例极低，在以下分析中并未包括农业职集团）和其它不便分类的职业集团。操作化变量为“职业集团”，属定类变量。
（6）收入水平越高，越能够在生活水平上接近城市居民的标准，其市民化意愿越强。操作化变量为“收入水平”，属定序变量。
（7）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的主要困难互不相同，由于缺乏社会资源等非自身因素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比由于自身素质较低而找不到工作者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通过努力克服困难找到工作，因此其市民化意愿更强。操作化变量为“找工作的困难”，属定类变量。
（8）在上海滞留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对上海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市民化意愿越强。操作化变量为“在沪滞留居住时间”，属定序变量。
（9）地理上的接近往往意味着地缘关系更加密切，社会、经济、文化更具相似性和交融性，因此农民工的迁出地离上海越近，其成为上海居民的市民化意愿越强。操作化变量为“来源地”，属定类变量。
2.2 调查样本特征描述
通过SPSS 15.0统计，在1026份问卷中，能用于交叉表分析的有效问卷在846至995份之间，其差异由不同变量统计所致，可用于Binary 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的有效问卷为717份，本文将以此为有效问卷进行考察分析。各调查样本的属性分布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在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方面，调查样本农民工基本都处于劳动年龄，其中绝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35岁以上者仅占约两成；性别比为128，男性农民工较多些。
从社会经济属性特征来看：文化程度方面，近五成学历为初中者，其次为高中或中专，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大专以上占一成，小学以下者比例只有8％左右，学历层次较低是制约农民工在上海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且配偶在上海者约有一半，未婚者占四成，已婚但配偶不在上海或离婚、丧偶者占一成。
在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类型上，以从事劳务职的比例最高（36％左右），其次为事务职（27％左右），服务职比例略高于两成，不便分类的其它职业集团比例略高于一成。可见上海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仍以职业声望较低的体力劳动为主。当然也有少量农民工已进入声望较高的事务职集团；收入方面总体水平不高，其中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近四成在1000元～2000元之间，高于2000元者比例只有一成；在沪滞留居住时间都已比较长，约有六成在上海居住时间已超过3年，居住时间为三年以下者分布比较均匀，这显然与农民工在居留城市的家庭化、常住化趋势有密切关系。
考察区域环境要素，在农民工来源地与上海的关系上，来自上海周边省份的农民工约占52％，略多于来自其他省市者（48％左右）。这种地缘上的邻近性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化上的相似性，将可能有利于影响农民工对居留城市上海的认同感及社会融合程度；农民工在上海找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一半左右认为主要是由于学历不高或没有技术，约有三分之一认为主要是没有上海户口，约有一成把主要困难归于缺乏就业信息、社会关系以及受到地域歧视或身份歧视。这提示我们，大部分农民工在上海找工作时的主要困难是学历和技术等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加以改变的因素上，城市户口的影响虽然已有所弱化但仍然是农民工找工作的一大障碍。
3 统计分析
本文在统计分析中，把因变量农民工“是否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意愿作为二分变量，一是“希望成为上海市民”，取值为1，二是“无所谓或不希望成为上海市民”，取值为0。统计分析拟采用两种方法，首先采用基于Pearson卡方检验的交叉表方法进行单变量分析，分别考察各个自变量（9个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然后再根据Binary Logistic方法建立考虑多个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并区分这些自变量取值所代表的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差异。
3.1 交叉表分析
根据交叉表方法分析农民工个人自然属性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要素各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结果如表2、表3和表4所示，考察如下：
（1）个人自然属性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在农民工个人自然属性特征中，男、女农民工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基本持平，性别与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也不显著，说明在统计上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基本与性别无关。而年龄与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很显著，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在上海的居留时间一般也越长，大多已结婚且配偶同在上海，以家庭形式居留上海，工作生活都已比较稳定，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所以希望成为上海居民的意愿也大都比较强烈。这一点从以下的分析亦可看出。
（2）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
根据表3所示，在农民工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中，职业类型与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与其市民化意愿在统计上关系不密切，或者说农民工从事什么职业对其市民化意愿影响不大。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与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都显著，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沪居留时间两属性与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最显著，说明农民工的这些社会经济属性特征都对其市民化意愿有明显影响关系，特别是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与在沪居留时间两特征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最密切。
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农民工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婚者，配偶在上海的农民工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又比配偶不在上海或离婚、丧偶者高；从在沪居留时间看，在沪居留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例高于居留时间较短的，在沪居留时间越长，其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这说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与在沪居留时间的长短对其市民化意愿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如前所说，在上海居留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大多已结婚且以家庭形式居留上海，工作生活都比较稳定，并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他们缺的主要是一个上海户口，所以他们希望成为上海居民的意愿也都比较强烈。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以所占比例最小的小学以下农民工“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比重最高，由此随文化程度提高，市民化意愿反而越弱，到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其“希望成为上海市民”的意愿又趋强烈，基本与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强度相当。大专以下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市民化意愿反而越弱现象的可能解释是：上海人口的文化素质较高（2005年上海每10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排名全国第三）①，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人数众多，客观上对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构成无形的巨大压力——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紧缺的主要是具备较高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是一般劳动力。对于仅有中学或相当学历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他们难以与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竞争需要较高知识基础和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如果从事不需要较高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他们与更低学历的劳动者相比，同样没有多少优势可言，“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和心态。
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烈。家庭平均月收入可以说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水平在经济回报方面的主要表现。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工，由于有相对充足的经济支持，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这部分农民工甚至可以由此跨过目前市民与非市民之间的制度“门槛”，实现市民化进程的关键转变，在制度意义上成为城市居民，即被城市的管理制度所接纳。
（3）区域环境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关系
表4显示，农民工来源地和上海的临近性及找工作的主要困难与其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在0.05的水平上都显著，说明这两个区域环境因素与市民化意愿在统计上存在密切关系。从来源地看，农民工不管来自哪个省区，都有半数以上希望成为上海市民，说明上海作为全国的首位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对来自各地的农民工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似性和交融性，使来自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距离上海最近的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来自其它省区者更强一些。
在沪找工作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关系。所列出的农民工找工作的三种困难，对其市民化意愿都有一定的影响关系，特别是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找工作困难的农民工，更希望成为上海居民，获得上海户口。
3.2 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交叉表分析的结果，为进一步综合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定的方向。以下将参考这些结果，建立Binary 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综合分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Binary 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有几种常用的选择自变量的方法，为了将全部影响显著的自变量都引入最终模型方程，而把不显著的自变量排除在最终模型之外，本文首先使用依据条件参数似然比逐步进入法（简称方法A），然后使用强制进入法（简称方法B）进行分析，并对两种方法分析的检验结果② 进行比较。
3.2.1 方法A模型检验
如表5所示，根据方法A模型检验结果，找工作的困难、在沪居留时间和婚姻状况3个变量最终留在了模型中，如果把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移出模型方程都会对拟合效果产生显著影响。而在步骤3中，其余变量不论移出还是移入模型方程，都未对模型产生显著影响③，故不将这些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主要依据－2对数似然值和Hosmer－Lemeshow统计量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表6、表7）。方法A模型拟合效果是：－2对数似然值三个步骤逐步递减，相应的两种决定系数则逐步递增，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三个步骤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9，显示该模型拟合效果良好。作为比照，我已使用依据条件参数似然比逐步退出法、依据偏似然比逐步进入法以及依据偏似然比逐步退出法拟合模型方程，检验结果均与方法A模型一致。
关于方法A模型的检验结果，主要看步骤3的Exp（B）值及其显著性（表8）。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且配偶在上海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度约为未婚者的1.73倍，而已婚且配偶不在上海者以及离婚、丧偶者与未婚者的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在沪居留时间方面，在上海不足1年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只是在上海3年以上者的0.44倍，而在上海1－2年者及2－3年者与在上海3年以上者的市民化意愿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够显著④。从找工作的困难来看，由于学历较低、缺乏技术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是没有上海户口者的0.39倍，由于缺乏就业信息、社会关系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是没有上海户口者的0.47倍。
3.2.1 方法B模型检验
使用方法B进行检验，即通过强制引入自变量，由此可同时控制这些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所得各变量预测期望值Exp（B）及其显著性如表9所示。其中，模型1为引入年龄和性别变量时的拟合结果，后一个模型均比前一个模型多引入一个自变量，以此类推。这样可以比较引入不同自变量时模型拟合效果的变化情况。可见，当引入婚姻状况、在沪居留时间和找工作的困难这三项变量时，模型系数综合卡方检验值变化最为明显。
方法B各个模型的系数综合检验均显著，说明把自变量强制引入模型方程均有统计意义，有助于改善模型拟合效果。当然，这并不能保证引入的所有自变量系数检验结果都显著。从模型1到模型8，各模型的－2对数似然值及相应的两种决定系数值均随引入自变量数的增加而上升，这说明后一个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前一个模型，其中以模型8拟合效果最好。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表明，除了模型1之外，其余模型拟合效果都是良好的。模型1由于自变量数量较少，其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拟合效果较差，这从反面说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较多，仅考虑年龄和性别这两个个人自然属性因素的模型解释力非常有限，如果把其他变量逐个引入模型方程，模型拟合效果将会不断改善。
关于方法B模型的Exp（B）检验结果，主要看引入全部9个自变量的模型8。由此可看出，找工作的困难、婚姻状况和在沪居留时间三个自变量显著，其余自变量不显著。从Exp（B）值的具体含义看，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且配偶在上海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度约为未婚者的1.85倍，而已婚且配偶不在上海或离婚、丧偶者与未婚者的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在沪居留时间方面，在上海不足1年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约是在上海3年以上者的0.49倍，而在上海1－2年者以及2－3年者与在上海3年以上者的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差异。在找工作的困难方面，归因于学历不高或没有技术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是归因于没有上海户口者的0.42倍，归因于缺乏就业信息、没有社会关系或遇到地域和身份歧视者的市民化意愿强度是归因于没有上海户口者的0.45倍。这一系列结果与依据条件参数筛选自变量模型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各变量相应的期望值Exp（B）也非常接近。另外，模型8没有对归因于学历不高或没有技术者和归因于缺乏就业信息、没有社会关系或遇到地域和身份歧视者的市民化意愿进行比较⑤。改用各自变量的第一个取值为基准，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⑥ 可知，这两类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强度没有显著差异。
4 主要结论
城市农民工是否有希望成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意愿，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实现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实质城市化的基本前提；而把握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又是强化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推进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实现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实质城市化的重要基础。本文以上海为例，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发现，年龄、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收入水平、来源地与迁入地的邻近性、在居留城市找工作的困难等个人因素和区域环境因素，都明显影响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也就是说，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要受个人因素和区域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交叉表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都显示，在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中，以婚姻状况、在城市居留时间长短等个人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显著。如已婚且配偶在上海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度约为未婚农民工的1.85倍，在上海居留不足1年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强度不足在上海3年以上农民工的一半。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稳定性对其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已在城市以家庭形态“常住化”的农民工一般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因为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都已比较稳定，所缺的主要是一个城市户口；而没有城市户口使他们与城市居民仍存在不少差距，这又使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一个城市户口，从而形成较强的市民化意愿。
分析结果还显示，找工作的困难这一区域环境因素，对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也具有显著影响。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农民工在上海的竞争力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农民工在上海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个体拥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少，集中表现为对“找工作的困难”的归因指向。把主要困难归因于“没有上海户口”的农民工，可以推断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最多，竞争力也最强，因此这一类人有足够的自信，具较强的市民化意愿，希望自己成为上海市民；而归因于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一般要相对弱一些。
目前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他们为城市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后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首当其冲必须解决这一数以亿计已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尚未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一时解决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几无可能。因此这可能成为一项长期的十分艰巨的城市化任务。这也要求应该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市民化进程。以上研究结论，将为此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收稿日期：2009－11－03
注释：
① 见《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08）》．http://www.gznet.com/news/2008－08－01.
② 即依据条件参数似然比检验显著性水平从高到低将各个自变量逐步进入方程，直至待进入的某个自变量不显著为止。而强制进入法则是把所有待选自变量全部引入模型方程进行检验。
③ 步骤1引入了找工作的困难，此时待进入的自变量中年龄、收入水平仍然显著，但在步骤2引入了在沪累计时间后，年龄和收入水平不再显著了。这说明在沪累计时间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比年龄、收入水平更显著。
④ 如果把显著性水平检验的临界值放松到0.1，则可以认为在上海1至2年者和2至3年者的市民化意愿约为在上海3年以上者的0.65倍和0.63倍。
⑤ 同理，其它自变量的非基准取值之间也没有进行两两比较。
⑥ 即以“学历不高或没有技术”为基准，而不是以“没有上海户口”为基准。改变了比较基准后，我们分别用依据条件参数似然比逐步进入法和强制进入法建立模型，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没有在文中报告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