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储蓄与金融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量论文,权利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由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说起 根据常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都嫌自己赚钱太少，可一旦遭遇物价上涨，却又首先抱怨政府(货币当局)印了太多的钞票。货币本身的数量从一个角度看嫌多，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嫌少。就这样，货币从一开始就成为割裂经济分析体系的一个特殊因素，它长期横亘于经济分析框架的宏观微观视角之间，令不少经济学家的货币分析逻辑止步于此。可以说自瓦尔拉斯将货币因素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以来的百余年间，货币分析的主流范式从未跨越上述宏微观藩篱而获得重要进展。 若浏览既有文献，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1969)似乎是货币金融理论史上最早阐释货币供给“合成谬误”现象并据此揭示货币本身宏微观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家。深谙货币金融理论演进要义的经济学家不难领悟，解剖货币制度的宏微观结构，是建立全新货币分析范式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蒋硕杰发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适度供给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他们长期坚持认为“整个社会从货币总供给中得到的总效用，仅仅是各个货币余额持有者从其拥有的财产中，预期可能得到的效用总和”(p.347)。若借用科恩(1989，序)的表述，弗里德曼的“适度货币供给概念”其实忽略了，就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而言，“对个人是最好的”，因而多多益善，但是就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社会功能而言，“对社会整体就不是最好的”，“多多”往往意味着灾难。微观看是收益，宏观看是风险；存量看是财富，流量看是灾难，货币之谜由此凸显。蒋硕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敏锐地发现，“Walras定律”、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资产组合均衡分析都不适宜作为货币理论的真正基础。围绕于此，他与分属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展开了长期论战，创立了“金融约束的货币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based on finance constraints)新框架，极大地推进了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迄今几乎所有的欧美主流货币金融学教科书和专门论著，都未涉及蒋硕杰的观点。以研究货币需求理论著称的加拿大经济学家莱德勒(1985)在述及“现金预留约束”或者“金融约束”(finance constraints)命题时，只说这是英国经济学家Clawer于1967年首先引入现代货币理论的(p.61)，对蒋硕杰的贡献只字未提。后来在一篇阐述蒋硕杰货币理论脉络的专文(1989)中，才对蒋硕杰的相关创见做出较为系统的阐发，但对有关“货币需求金融约束”的理论首创权却未加界定和强调。其实，从相关论著的正式发表日期看，蒋硕杰(1966)提出“金融约束”的时间要比Clawer(1967)早一年(其实前者的论文早在1964年业已成稿并投送学术期刊)。因此，前述“货币需求金融约束”的首创权无论如何都不能由克洛尔独享，即便退让一步，也应当称作“蒋硕杰—克洛尔约束”(T-C Constraint)为妥。希克斯(1989)晚年在谈及蒋硕杰的货币流量分析时带有明显的礼节性甚或敷衍性质，他只是认为蒋硕杰“把我带回到可贷资金与流动性偏好这两种利率理论之间的过往争论”，除此之外，在其字里行间竟然难寻与蒋硕杰进行正面学术讨论的任何交集。相比之下，斯托克曼(1989)的描述则比较客观，他认为货币需求的“金融约束”命题是蒋硕杰和克洛尔“首创”的，这一命题“已经成为近年来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诸多进展的关键成分”。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大学的饶余庆教授曾在其一度风行内地学术界的那本著名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提及蒋硕杰有关利率理论的文献(1983，pp.204-205)，当属一种难能可贵的例外。 货币供给何以导致理论逻辑上的“合成谬误”以及宏微观矛盾？基于既有的讨论，答案似已十分明确。货币作为“私人品”，持有者可将其视作真实的财富，它触手能及，可据为己有，可遗赠借贷；或用作日常开支，或流于奢侈挥霍。与此同时，货币作为一种“公共品”，它时刻流转周旋于你我之间，变动不居，似有却无，似无却有。普通老百姓平常关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货币)花费等“微观面目”，他们总是困扰于一年到头为什么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货币)，而货币当局则时常留意金融稳定、通货膨胀等“宏观景象”，最担忧每到年终岁末“盘点”的关口怎么又增发了这么多的钞票(货币)。毫无疑问，盘踞于货币身上的这种“宏微观矛盾”注定是既往、现在和将来人类经济社会演进史的永恒话题。 不过，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毋宁说，窥探货币深层结构的帷幕才刚刚拉开。在蒋硕杰看来，或许长期困扰货币理论界的一些重要谜团的谜底就掩藏于上述“合成谬误”现象以及“宏微观”矛盾的背后或者深层。自然地，挖掘和探寻这些谜底，对于弥合金融分析的“宏微观裂痕”进而重建货币分析的新范式，都具有显而易见的理论提示价值。蒋硕杰秉持其一贯大胆直率且不失严谨的学术风格，从一开始就直击货币问题的流量与存量层面。哈里斯(1981，p.25)认为，存量与流量的“区别适用于整个经济理论(消费理论和劳动市场理论)以及货币理论，但在货币理论中尤为重要”。 二、货币存量与货币流量：理论缘起的简要考察 一般地说，货币存量分析的关注点在于短期或者“点”，而货币流量分析的关注点在于长期或者“面”。根据标准货币金融学教科书的描述，古典传统认为货币因素在短期影响利率，进而影响实际经济，但在长期，货币因素的变化只能引起价格(包括利率)的同比例变化，而不会影响实际经济因素。换言之，利率的短期水平取决于货币供给的变化(给定货币需求)，其长期水平则取决于实际经济的回报率(资本收益率)。归结起来说，货币具有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相比之下，基于拯救危机的现实“应急”需求，凯恩斯(及其主义)的货币理论只关注短期的政策操作绩效，因此合乎逻辑地将主要精力投向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方面。虽然凯恩斯有意回避了货币因素的长期方面，但实际上是默认了古典传统的长期中性。显然，在短期非中性方面，货币的存量分析和流量分析并无二致，流量分析的可贵之处是超越货币与利率的短期瓜葛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金融资源(特别是储蓄)配置对实体经济的长期影响。 货币问题的疑难和有趣之处在于，涉及该问题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追溯和寻找其理论渊源方能看得真切。在理论史上，货币问题究竟适用于流量分析(flow approach)还是存量分析(stock approach)，分属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展开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①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在西方，货币分析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显露存量流量分野的端倪。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对货币的自然使用是花掉它，囤积或出于占有的目的而积累是不自然的”(引自埃克伦德和赫伯特，1997，p.17)。不难推断，亚里士多德似乎秉持的是货币流量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与其货币的“信用起源”观点具有理论逻辑上的高度一致(参见张杰，2015)。上述观点曾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区域以及中东地区(甚至包括古代中国)若隐若现地流行了很长一段时期。16世纪以来，伴随地理发现、海外拓殖以及国际贸易的繁荣，货币被视为财富的存量观点陡然崛起。这种观点因单纯信奉贸易顺差和追求硬币积累进而隔绝货币供给与价格的联系而难以前行，经过重商主义学者的短暂坚持，最后在美洲金银外生供给所引发的“价格革命”面前不攻自破。紧随其后的是货币数量论的萌发。可以说，是发端于西班牙随后迅速波及整个西欧的价格革命催生了货币数量论。或者说，将价格引入重商主义货币框架，货币数量论便是其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因如此，在货币数量论的先驱那里，不管是早期的洛克还是稍晚的休谟，其货币分析逻辑都含有浓厚的调和意味。 挑明了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框架给原属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存量)预留了不小的空间。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休谟为何要将货币分析牵进时间路径？原因很简单，只有时间维度方能兼容货币的存量与流量身份，进而弥合货币数量论与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裂隙。②在一种被称为“休谟间歇”逻辑的有力支持下，原本横亘于重商主义和货币数量论之间的货币(时间)矛盾不解自舒；此前“是否为财富”(无所谓时间)这样“朴素而直率”的货币问题随即转化为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这般正式且“机巧”的理论表达(参见张杰，2015)。如果你出于好奇非要看个究竟，我们依然可以在短期非中性的新面目中依稀看到重商主义货币观点的影子。但仅此而已。仅从这种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主流货币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重商主义者!不知基于何种原因，重商主义理论在对待经济自由的态度上具有“双重人格”。也就是说，重商主义者秉持对外的(政府)控制主义和对内的(市场)自由主义，可谓“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若着眼于经济演进的历史逻辑，这种“双重标准”似乎是原教旨资本主义看待世界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就货币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而言，上述重商主义的“双重人格”可视作货币数量论(强调市场)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两种货币分析范式的重要源头。若与休谟的“时间观点”相联系，前述逻辑可以进一步解读为：货币的短期绩效归政府(凯恩斯主义)，长期绩效归市场(新古典主义)。无论如何，在休谟之后，用时间来刻画货币的数量结构及其政策绩效便一直成为货币分析的标准范式。当然，货币分析的困局也由此产生。 与休谟的“时间观点”不同，坎蒂隆没有理睬“近在咫尺”的重商主义货币存量观点，而毫不犹豫地遥接、继承并极大地扩展了“远在天边”的亚里士多德的货币流量传统(坎蒂隆，中译本，1985)。特别是，由他开创的“结构观点”将我们带入货币分析的另一种境界。坎蒂隆强调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持有(窖藏)货币(作为存量资产)，它要么被贷放出去，要么被花掉；或者说，货币要么买资本品，要么买消费品，除此别无他用。基于此，他在理论史上首次提出货币的“持有结构”命题，认为货币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新货币进到谁的手里。如果进到储蓄者手里，就会增加社会的可贷资金供给，利率随之下降，进而刺激投资；如果进到消费者手里，则会增加市场需求，抬高商品价格，进而增加现金需求，最终抬升利率水平。很显然，蒋硕杰的货币流量分析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坎蒂隆的上述“结构观点”，尽管他本人从未明确提及这种渊源关系(只追溯到晚近的罗伯逊)。当然，蒋硕杰及时弥补了坎蒂隆货币理论中缺失(抑或是潜存)的一环，即银行体系，从而使得货币流量分析体系更加完备。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另外还应包括重商主义)饱含启蒙意味的发现构成货币分析框架的主要基石的话，坎蒂隆和休谟的观点则是理解货币分析逻辑进而“登堂入室”的钥匙。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的评论可谓客观而不客气，他们认为，“就有关的纯理论而言，大多数货币经济学的基础是在18世纪被突破的。19世纪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是采用坎蒂隆和休谟的货币理论，有时所加进去的多半是混淆而不是启发”(1997，p.115)。20世纪以来货币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我们在货币理论史上可以时常看到这样的图景：分属不同流派的货币经济学家在前人留下的多少有些杂乱扭结的概念体系中反复捡拾梳理，试图据此搭建起自以为合理有序的货币分析框架。何以至此？原因其实很简单，由于过早地遗失了进入货币理论“内庭”的钥匙(特别是坎蒂隆那一把)，人们只能在货币分析的门厅之外胡乱搜寻。在此过程中，拥有各种风格与来路的新理论次第涌现，其中最为恢宏绚烂的篇章当属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流派货币需求理论的崛起与争执。 三、完全市场假设的误导 作为货币数量论在20世纪的主要传承人，弗里德曼在“重新解释”过程中似乎是在有意模糊甚至“混淆”存量与流量的理论边界。当然，货币数量论一直到弗里德曼那里才真正成为货币需求理论。从此，货币分析各流派之间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货币需求理论(宏观)与资产选择理论(微观)的关系上面。有意思的是，在货币数量论提出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想到区分供给与需求；剑桥方程式有这样的意思，凯恩斯借助“流动性偏好”朝着货币需求转向；弗里德曼则开始直面“实质经济对货币的综合需求”(王传纶，2001)。不过，作为意外的转折，意在重新解释货币数量论的弗里德曼(1956，p.2)竟然直言“货币是一种资产”，并且认为“货币需求理论是资本理论的一个特殊命题”。可以说，这是货币理论史上极为罕见的新古典主义向凯恩斯主义的一次主动投诚，结果是货币(需求)理论被资产选择理论“收编”，前者降格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仅就货币理论而言，弗里德曼所谓的“重新解释”，其真实意图是将货币数量论的宏观(流量)含义转化为微观(存量)含义，其理论“大体上是围绕财富拥有者的偏好，因为他分析的是单个财富持有者，而忽视了加总问题”(刘易斯和米曾，2000，pp.136-137)。仅从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倒退。③货币分析的逻辑在弗里德曼那里，与其说是变得更加清晰透彻，毋宁说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历史地看，弗里德曼的“重新解释”其实是上述休谟货币观点的一个现代“变种”。 凯恩斯也犯了近似的毛病。他一方面坚信货币是一种资产，因此人们会产生持有货币(存量)的需求；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经济生活中还存在对货币(流量)的金融(或者筹资)需求(finance demand)。货币既是存量又是流量，但归根结底还是存量，因为我们都活在当下。这显然是休谟货币观点的另一个现代“变种”。正是基于此，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试图进一步确认流量货币与存量货币资产之间的转换与组合逻辑。托宾和戈卢布(1998，p.47)曾经提示，与传统货币理论家们一直坚信在支付手段与资产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sharp gulf)不同，实际情形是，在现金(支付手段)和资产之间存在一个“资产过渡区域”(twilight zone of assets)。但在蒋硕杰看来，不管这种所谓的“资产过渡区域”存在与否，将货币(现金)作为一种资产选择的“选项”而使其进入某种资产组合(存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货币(现金)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流量，它天生是在(期初)被预留或者支付的，而不是在(期末)被持有或者贮藏的。 问题的要害其实还在于，托宾等之所以坚持认为各种资产(包括现金)之间并无沟通和组合的障碍(它们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区域”)，那是因为在这种观点的背后，总是站立着一个被主流经济学(不管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奉为圭臬的“完全市场”假设。总体上看，包括资产组合理论在内的货币存量分析坚信各类金融资产能够在市场上“自动”实现有效组合，因此不需要其他金融制度的介入。正如哈里斯(1981，p.542)指出的那样，货币存量分析认为货币与债券等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可替代性或者资产配置效应，金融资产之间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一种合意的“资产组合”。货币流量分析似乎对市场所具有的“独立”有效配置金融资产(资源)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比如，若缺乏金融中介体系(如银行体系)，手握现金余额的人们，除了个别非理性的投资者，大都只会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而“望洋兴叹”。人们一定很想知道市场到底有多深多浅，但那得支付一笔不菲的信息成本，因为市场可从来不是供你免费使用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体系才合乎逻辑地进入货币流量分析的视野。仅由此，存量分析和流量分析的根本分歧首先不在是否容纳金融中介体系，而在于是否承认“完全市场”假设。 正是基于完全市场假设，货币存量分析才坚持认为，货币理论应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某一个时点每一个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微观)资产组合上面；由于市场是完美的，因此只要每一个微观市场主体的资产组合是有效的，也就必然意味着整体市场的资产组合是有效的。当然，坚持完全市场假设也就意味着利率能够出清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而在可贷资金理论看来，利率则最终可以使得储蓄与投资实现市场均衡(参见刘易斯和米曾，2000，pp.62-63)。④殊不知，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每一个市场个体本身并非能够随意进行有效的资产组合。通常情况下，由于存在“理性悖论”，对于每一个市场个体是有效的资产组合往往表现为整体市场资产组合的低效乃至无效。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存量分析特别是资产组合货币理论只将货币看作一种普通的金融资产，与债券、股票等等量齐观。⑤实际上，不论着眼于起源逻辑还是实际功能，货币都不是一种普通的金融资产。货币是一切金融资产的起点和归宿，它从来只能购买而不能被购买；它平时总是厕身于金融市场的各类资产组合之中，乃至彻底遮挡了崇尚存量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视线，使其误认为货币属于金融资产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可是，每当遭遇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它却总是在市场主体的极度恐慌和金融资产组合的分崩离析中显露本来面目。仅由此看，不管是存量分析、流量分析还是试图整合存量流量分析的可贷资金分析，都无一例外地被完全市场假设束缚住了手脚。甚至可以说，若由完全市场假设这一角度看过去，上述三类分析并无本质区别。 四、萨伊境界与“市场内”货币 在很大程度上，货币流量分析直接来源于被古典传统奉为圭臬的“萨伊定律”。简言之，萨伊定律的要义在于，生产者用其产品交换货币，其目的是用它交换和消费别的产品，而不是“消费货币”(或者持有货币)。换言之，货币是为了支出(媒介产品交易)而不是为了持有(媒介金融交易)。基于上述逻辑，萨伊笃信市场主体的终极目标是消费。与此同时，根据基恩(2011，pp.259-266)的考察，萨伊定律只关注已经存在于市场之内的产品，这些产品究竟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如何到市场中来，它一概不管。萨伊定律确认市场中的产品一定会被售罄或者产品市场一定会被出清，这也就意味着在“萨伊市场”中，不存在交易剩余，因此也就没有利润和财富积累(萨伊甚至将积累财富视为“偷窃”)。综而观之，萨伊境界中只有交易而无生产，只有消费而无积累。若作进一步深究，(新)古典主义传统自始至终信守市场至上理念，因此只注重分析市场交易，而货币仅为方便交易的中介因素。据此便可理解为什么在嫡出于古典主义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框架中，货币与市场之外的金融体系以及产出增长毫无瓜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熊彼特以及明斯基的观点则“把生产、交换和信用整合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全景图”。⑥总而言之，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以及整个货币存量分析)只关注货币的“市场内”表现，对于更为广阔的“市场外”领域则完全忽视。问题是，产出和增长都发生在市场之外。蒋硕杰的高明之处恰好在于重新引入了银行体系这一“市场外”因素，在匡正货币存量分析偏差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货币流量分析的视野。 需要指出，剑桥学派(货币存量分析的肇建者)在发现“货币商品性”这一同其它商品的“共性”特征的同时，“未能充分注意货币的‘个性’特征，即货币并不是一个单一或局部市场的因素，而是一个遍及所有市场并在其中发挥经济功能的因素”，正因如此，这一学派“只能把货币置于一个孤立市场中研究其价值决定问题，而不能循货币总量性质深入到货币与实物的总体系统关系之中去”(陆家骝，1998，p.248)。货币作为影响“遍及所有市场”的因素，它总是在金融市场中随机游走，变动不居，它时而与某一个流动性较弱的金融资产“结盟”，时而又与另一个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亲近”。全然不像资产组合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它要么进入某一种资产组合便矢志不移，要么无摩擦地转投另一种资产组合，从而确保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说到底，资本市场只能应对作为存量的金融因素(如债券等)，而无法有效处理作为流量的金融因素(如货币)。资产组合理论自始至终将货币视作存量资产，认为货币问题纯属资本市场的“内部事务”，无需外部力量插手。实际情况却是，货币因素一开始并非处在资本市场的内部或者说它压根儿就不是市场的“内部人”，它总是以流动的状态徜徉于市场的外部且不时向里张望。一旦出现获利机会(比如由于利率变动)，货币流量或许会选择进入市场，但它也会在情况突变时随时选择离开，寻找其他更好的去处，比如进入消费品市场。当然也会选择进入银行体系，只要银行家给出足够高的回报。相对于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和银行体系(市场)都属于资产组合理论所定义的“市场外因素”。蒋硕杰的高明之处是想到了这些“市场外因素”，特别是银行体系。 显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挑明还是隐含，货币流量分析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也就是说，若要坚持货币流量分析，就必须首先承认市场的不完全性，或者容许非市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的进入。蒋硕杰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一方面倡导货币流量分析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依然暗自坚持完全市场假设。虽然他(基于储蓄视角)开创性地强调了银行体系的重要性，⑦但对于政府因素介入的正当性明显估计不足(忠实地传承了古典学派的政府“性恶”传统)，从而陷入自我精心设计的理论困局。仅从表面上看，蒋硕杰打算誓死捍卫货币流量分析的古典传统，但是由于没有做好割舍存量分析“完全市场条件”的理论准备，导致其在货币流量外部性与市场有效性构筑的狭长理论夹缝中苦苦挣扎。 五、货币起源逻辑与蒋硕杰“内伤” 货币流量分析遇到的根本理论难题是，面对货币起源的双重逻辑，到底作何抉择？按理说，货币的信用(政府)起源是货币流量分析的逻辑起点。若由流量分析视角看过去，人们不会(事后)持有或者贮藏本身没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货币的信用起源理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永远都在购买或者支付的“旅途”，不会停歇；它若一旦停歇下来，就意味着自动退出(或被逐出)货币制度的内在流程。当然，上述情形隐含着，只有包含信用的东西才能流动起来，同时也揭示出，作为信用货币，只有流动起来才会有价值。问题是，那些流动起来才会有的(货币)“价值”来自何处呢？根据张杰(2015)的讨论，当然也是作为常识，它起初来自处于授受货币两端的交易双方的寻常信用。这种信用的“火种”借助某张“欠条”(债务)的背书经由邻居街坊到更大交易半径的“客户”的艰难传递(过渡)，最后合乎逻辑地交到政府手里(迄今的最后一棒)，并由此确立如今人们已然司空见惯的现代货币制度。可是，蒋硕杰似乎一方面坚持货币的交易起源，亦即认为货币内生于本身有价值的商品交易，其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同时又反对存量分析的货币资产观点，明显自相矛盾。前者是为了排除非市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的进入，后者则是出于捍卫货币的宏观(公共品)性质的考虑。既要排除非市场因素又要捍卫市场本身难以成就的宏观货币绩效，上述矛盾其实是埋藏在蒋硕杰货币理论框架深处的一道别人无法轻易察觉的理论“内伤”。 若着眼于历史逻辑，只要谈论货币制度，就不能回避政府因素。哈耶克(1976)曾经打算抛开国家(政府)讨论货币(竞争)逻辑，提出所谓的“竞争性货币”(competitive currencies)观点，但他围绕货币制度的讨论其实乏善可陈。更可诧异的是，他竟然打算论证“货币与其他商品并无不同，通过私人发行者之间的竞争来供应，要好于政府的垄断”(塞尔登，1976)。从理论上看，自由银行命题的基本前提是完全市场，可银行体系本身又是非完全市场的“内生解”。或者说，银行体系之所以现身是因为金融市场(资产组合)出现了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不仅如此，银行体系一旦介入，原有的货币格局便为之一变。在此前，不管是存量还是流量，所有的货币都属外生货币。可是在银行体系存在的新场合，内生(派生)货币迅速扩张并渐成货币主角。此后，存在于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一步牵扯出只有政府出面方能担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及银行监管责任。 令人不解的是，自由银行学派在一门心思激赏银行市场有效性的同时，总是忽视躲在银行体系身后的政府身影。蒋硕杰本应可以意识到，只要由货币流量切入搭建全新的分析框架，就必然会强调货币的信用内涵，而信用内涵又离不开政府；一旦触到了政府因素，则窥探货币制度内部金融权利结构的门户便会霍然洞开。若疏离于上述逻辑，货币分析就只能在存量与流量、短期与长期之间来回打转。当然，这并非蒋硕杰的个体理论遭遇，而是几代主流经济学家(不管是崇尚存量分析还是坚持流量分析)挥之不去的共同逻辑困扰。 应当看到，上述蒋硕杰的自陷困局仍然难掩其引入银行体系并与储蓄因素建立逻辑联系的理论价值。可以说，蒋硕杰将凯恩斯以来被严重边缘化的“储蓄”重新找回货币理论的核心位置，使“永续发展”赖以保持的真正“人生”理念重回人间(吴慧林，1999)。⑧不仅如此，一度创造了战后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且因此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地区，其经济发展政策的宏观方向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包含储蓄因素的新货币理论的正确引导。重要的是，有了储蓄，货币理论才会有“体温”，因为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了储蓄，货币理论才会成为“有人”的和有血有肉的有机框架。长期以来，在被众多追随者坚守的凯恩斯早期框架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来自储蓄的温度，在他们眼中，储蓄毋宁是有损消费和破坏市场均衡的“不祥之物”。早在1951年，作为凯恩斯门徒的Roberson就曾警告说，对储蓄与利率关系的误解是凯恩斯货币理论“心脏上的溃疡”。难怪蒋硕杰不无尖刻地责备“凯恩斯竟会强烈地否定储蓄能不断提供投资所需资金，因而成为他成就上的一个污点”。正因如此，蒋硕杰才断言我们很难评价说凯恩斯的贡献具有“革命性”，因为仅“从货币理论的观点来看，它实在够不上是一场革命”(1980，p.311，p.320；1982a，p.293)。 问题在于，凯恩斯从一开始就将储蓄看作是一个时期“结束时的余额”(资产或财富持有)，是存量，而在蒋硕杰看来，储蓄往往是一个时期“开始时的余额”(金融需求)，是流量。若论前者，储蓄与投资无关，而与消费有关(减少消费)；若论后者，则储蓄与(下一期更大规模的)投资有关，而与消费无关(原本就不是打算用于消费的)。若着眼于前者，储蓄是“自私的和反社会的行为”，它应当为投资不足、产出下降和市场萧条负责；若着眼于后者，储蓄的角色便会发生逆转，它不但不损伤投资，反而为进一步的投资提供源泉和创造条件。进一步地，若就前者，应当推行低利率政策以刺激投资，因为利率与储蓄存量无关；若就后者，则需保持一定水平的高利率以激励储蓄，因为储蓄流量对利率十分敏感。若论前者，资本市场至为关键而银行体系无关紧要；若论后者，则银行体系至为关键而资本市场无关紧要。仅从这种意义上讲，找回储蓄就等于找回了银行体系，将储蓄置于货币理论的核心位置就等于将银行体系置于货币理论的核心位置。 六、储蓄的“双面镜”效应 蒋硕杰的逻辑其实很直观，那就是货币就其本性而言不是被持有而是被支出。具体地说，根据前述坎蒂隆的“结构观点”，货币不是买“商品”(衣食住行等)或者用于消费支出，就是买“资产”(存单债券等)或者用于投资支出。在商品和资产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买资产的货币少了，就意味着买商品的货币多了，结果极有可能是诱导通货膨胀。基于此逻辑，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引导人们更多地购买资产。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尚不完善(或者完善尚待时日)的情况下，应当激励人们将更多的货币转换成银行体系的(储蓄)存款资产。这样做的绩效往往是“一石二鸟”，亦即一方面减轻商品市场压力，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与此相伴随的较高存款利率便成为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另一方面通过银行体系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来源，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根据上述理论判断加上经济起飞的“台湾经验”，蒋硕杰提出了著名(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非通货膨胀性融资”(non-inflation finance)假说与“金融赤字”(financial deficit)命题(1979，p.127；1982c)。 我们还须从凯恩斯的储蓄观点说起。基于储蓄的(期末)货币存量性质，凯恩斯曾经认定储蓄增加必然伴随消费减少，而消费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言下之意，储蓄应当对有效需求的减少进而对总体经济的萧条负责。不仅如此，由于凯恩斯一度堵死了储蓄(经由银行体系)转换为投资的通道(后来才注意到货币的融资需求或者金融需求)，因此在其视野中，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就只剩两条渠道，即财政(或者企业)举债和货币发行。前者对应“财政(或者企业)赤字”，后者对应后来由蒋硕杰定义的“金融赤字”。实际上，从作用机理看，“金融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导因于财政赤字。与此伴随的还有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通货膨胀。但在凯恩斯看来，只要就业和产出有了更快增长，物价上涨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此需要强调，以蒋硕杰为代表的坚持货币流量分析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反复诘难凯恩斯的货币观点，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无法承受些许(或者高而合理的)物价上涨，而是在于凯恩斯观点中存在着一种令其难以容忍的逻辑误导。从理论上讲，储蓄(存款)具有看似矛盾的两面功能，即减少消费和支持投资。前者牵扯收入分配结构，与银行体系无关，后者事关金融资源配置，与银行体系有关。凯恩斯显然只关注储蓄这块“双面镜”的消费一面，而忽视其投资一面。由于在其整个有效需求理论的逻辑链条上缺失了银行体系这一环，因此投资资金的“缺口”便只能单调地依赖于“赤字”(财政的和金融的)机制(另加低利率政策)。如果凯恩斯能够留意储蓄“双面镜”的另一面，投资资金“缺口”原本是可以借助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来满足的；就业增加和产出增长也就不一定非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正是基于此，若从货币流量分析角度看过去，用“金融赤字”(货币扩张加上低利率)的方式刺激投资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便是不适宜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难怪罗伯逊将其视作一种“盗窃行为”(act of burglary)，费景汉将其称作“凯恩斯魔法”(Sorcery of Keynes)，而蒋硕杰更是将以“金融赤字”(由银行体系创造货币)弥补储蓄不足的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五鬼搬运法”(参见吴慧林，1999)。⑨ 应当看到，存量分析拥有一个极易被人忽视的明显优势，那就是它毕竟强调了货币需求的“主动性”。虽然从另外一角度看，其对货币需求主动性的强调十分不幸地紧紧依托于将货币作为一种普通金融资产(而不是金融权利)的观点，从而截断了货币需求理论进一步前行的通道。与此同时，存量分析存在两大“硬伤”，一个关乎货币起源逻辑，另一个牵扯金融制度(银行体系)结构。可以说，经过蒋硕杰执著而富有成效的理论努力，后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与此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忽视了前者。相比之下，修复后者尽管意义非凡，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技术性改进，而修复前者则意味着金融分析的范式革命。后者所引入的银行体系在既往的理论努力中虽然不占核心位置但也并不鲜见，可前者所必然牵扯的政府因素则在整个货币理论史上几乎无人问津。蒋硕杰正确地引入并重新强调了银行体系，使得自罗伯逊以来的货币流量分析逻辑更加完整，但由于排斥了政府(信用)因素的作用，因此未能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析范式，使其货币理论的关注方向和分析框架最终挣扎于凯恩斯主义和罗伯逊(主义)的“边缘地带”。可以说，蒋硕杰的货币分析框架距离货币(金融)分析新范式的重建仅有一步之遥。 七、货币的金融权利内涵与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 归根结底，货币是一种金融权利或者金融选择权。⑩仅从这种意义上讲，货币存量分析特别是资产选择理论将货币(通货)放进资产组合之中，与债券、股票等普通金融资产“为伍”，其致命错误就在于将金融选择权与金融选择对象“混为一谈”。货币流量分析同样有错，它只把货币作为一种被动的(甚至是中性的)交易媒介，而对其包涵的金融权利的积极主动“偏好”有所忽视。有意思的是，作为资产选择理论的先驱，希克斯曾经令人意外地对其货币需求观点做过微调，一度认为“旧费雪方程式MV=PT比过度主动化的‘剑桥数量方程式’能更好地描述”货币需求，特别强调货币的交易需求不应看成是“主动的”(参见蒋硕杰，1982a，p.279)。可以说，希克斯在强调货币的交易需求问题上进了一小步，但在坚持资产选择理论的某些合理性上又退了一大步。由于希克斯未能意识到货币的金融权利内涵，因此轻易舍弃了资产选择理论包含的“主动成份”，最终使其对货币交易需求重要性的强调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难怪蒋硕杰(1982a，p.302，注8)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如其表示，希克斯“将交易性货币需求的特征描述为非自愿的”，是一种“相当的不幸”。但问题是，蒋硕杰本人并未进一步想办法挽救这种“不幸”，使其遗憾地错失了开启一次货币分析“范式革命”的机会。 顺便地说，如果沿着金融权利的逻辑，传统的利息理论(不管是古典的还是凯恩斯的)便受到挑战。我们已知，按照古典理论，利息是节俭或者储蓄的报酬；在凯恩斯(及其流派)理论中，利息是流动性的补偿。若基于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利息则是金融权利让渡的回报。这一理论发现是如此重要，它意外地为我们合理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以设想，如果在改革伊始，国家让散落于老百姓手中的货币(金融权利)进入市场进行自由交易，则其金融“要价”(交易成本)一定十分昂贵。对于一个资本异常稀缺且百废待兴(亟需资本)的发展中经济而言，这肯定无法承受。如若不能尽快寻找到适宜的制度安排来低成本地配置这些金融权利，经济改革与增长进程将因得不到持续有效的金融支持而难以为继。可是，依照主流货币金融理论，在一个资本十分稀缺的经济中打算低成本地配置金融资源，那纯属天方夜谭。实际情形可能恰恰相反，不管金融体系是何种“出身”(政府的抑或民间的)，它们都需要支付较高成本(高利率)方能换得老百姓金融权利的“出让”。在理论上，作为常识，最终能够集中于银行体系的(居民)储蓄(存款)无论如何都是利率的增函数。仅就此而言，蒋硕杰的储蓄命题并未迥然超脱于流行货币理论的窠臼，而其理论视野中的“台湾案例”也只不过是一个在战后各国(地区)经济恢复过程中俯拾皆是的“普通故事”而已。(11) 中国(内地)经济改革与增长过程的储蓄故事则“不普通”。这里所谓的“不普通”，并非单指现实金融故事的不普通，而更重要的是指由此引发的理论逻辑的不普通。可以说，上述“不普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主流货币理论施加于利率与储蓄关系的金科玉律。长期以来，让主流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储蓄(存款)竟然在低利率条件下获得持续增长。人们不打算当然也没有能力理解，这其实是一个由特殊金融权利组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我们已知，伴随改革过程的推进，中国老百姓的货币收入迅速增长。眼看着口袋里的“现金余额”在逐渐“鼓胀”，他们开始为其寻找合适稳妥的金融出路。虽然不少中国老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少有机会与日渐增长的货币余额打交道，但他们的货币金融眼光却毫不含糊，亦即从一开始就在朴素中透着挑剔：如若没有绝对安全可靠的金融制度“所在”，俺们宁愿自己“窖藏”。 何以至此？原因很简单，这些货币余额直接牵系着事关一家老小生死存亡的“家庭内保障”。主流货币理论(包括蒋硕杰的新理论)一定没有想到，经济改革初期中国的老百姓压根儿就没想着利用手头的货币余额去获取什么收益(利息)，他们关心安全胜过包括收益在内的一切，更不用说加入什么在未来可能会带来一笔“横财”的资产组合了。(12)在不存在可靠(特别是国家提供担保或者政府作出风险承诺的)银行体系等金融机构的情况下，他们原本是要“窖藏”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持有货币余额便无所谓机会成本；无机会成本意味着利率中性。或者说，老百姓从一开始就没想着向金融制度索取报酬，更谈不上索要高价。若就当时的情形设身处地地想，为手头的现金余额寻找到安全的金融制度安排(存身之处)就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大的报酬。在所有的金融制度安排中，由国家出面创设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体系无疑是最可靠的。就这样，一场千载难逢的“制度邂逅”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卓然登场，其中最为华彩的篇章之一是国家(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金融权利“互换”：国家得到低成本的金融资源(居民储蓄)，老百姓获得可信的风险承诺。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理论史。凯恩斯(1936，p.209)曾经认为，“利率是一个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因素”，或者说，它是一个“晴雨表”，显示我们对于自己计算和涉及未来约定的不信任程度。我们对未来越是没有信心，利率就越高；如果对于未来的投资更为悲观，人们则希望积累更多的货币(参见基恩，2011，p.274)。基于存量分析(未来产出单调依赖于投资者对债券的购买)，凯恩斯利率理论自始至终坚守“高利率有害”观点。相比之下，蒋硕杰则沿着流量分析逻辑提出“高利率有益”观点。由于排除了银行体系，凯恩斯的利率观点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货币金融问题并不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的“心理命题”或者“信心命题”就了无价值。恰恰相反，上述利率命题对于重新理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储蓄谜团具有显而易见的提示意义。凯恩斯的利率命题虽然有所特指(局限于资本存量市场)，但却挑明并直击了货币与信心的关系。由此暗示了，货币总是奔向充满信心的方向。在凯恩斯的两资产(货币与债券)境界中，利率一旦提高，人们对债券失去信心，货币便会逃离资本市场，最终唯一的选择是躲进“窖藏”的深处。(13)在蒋硕杰(更早还有威克塞尔)这里，逃离资本市场的货币多了一处选择，那就是银行体系。我们已知，正是以此为基石，蒋硕杰才构建起金融约束的新货币理论框架。 应当看到，蒋硕杰对凯恩斯“心理命题”的领悟或者拓展十分有限。在他看来，货币一旦离开资本市场或者“窖藏”，除了追逐利息回报，别无他求。因此，让货币(余额)进入银行体系的唯一政策选项就是提高利率。正因如此，他对抚慰和满足货币余额持有者的心理诉求的金融方式存在误判。他未曾留意，在某些特殊的收入和制度背景下，“特定”的金融制度设计及其所释放出的“信心”(如安全性)因素对于利率(回报)具有显著的替代性。也就是说，高利率并不是吸纳货币余额或者居民储蓄的唯一合理选择。实际上，在凯恩斯的利率命题中，并不包含将“信心”单调地指向利息回报(不管是高还是低)的意味。尽管凯恩斯出于强调流动性偏好进而痛击古典理论堡垒的需要，对货币余额的安全性需求有所忽视。无论如何，如果存在一个相对于窖藏具有更高回报且更加安全的金融制度所在，人们的正常金融选择肯定会有所转变。 不少人曾经责备，国家(银行)长期向居民部门廉价出售银行存单，是对老百姓的“金融剥削”。实际情况是，居民部门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以低价出让手头的货币余额，那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从国家那里换取对他们来说更为宝贵的风险承诺和安全保障。国家(储蓄需求方)和老百姓(储蓄供给方)能够在远低于(包括蒋硕杰新理论在内的)主流货币理论所确认的市场均衡利率水平达成长期货币均衡，这是一个只能透过特殊改革背景之下形成的金融权利结构方能窥见端倪的另类制度演进景象。在身处充满变数的改革进程的普通老百姓眼中，(国有)银行存单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靠谱”而非利息。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功，原因自然不少，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适当的金融制度设计，主观上迎合老百姓的金融安全需求，客观上“限制”居民部门的金融选择权，使其朝着有利于金融资源长期有效配置的方向定向流动，而不是任其在形同襁褓的金融市场中为追随畸高的利率而自由释放(如主流金融自由化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说到底，不管你承认还是反对，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唯一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只强调货币存量(市场)的资产组合(微观)效率，而忽视货币流量(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换(宏观)效率以及金融权利组合绩效，将严重误读和低估经济改革与增长过程中金融资源配置的总体贡献。有关货币存量与货币流量的理论澄清是如此重要，它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和纠正单调的金融市场化偏好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长期政策的理论误导。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货币的“金融权利结构”命题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彻底摆脱宏观微观或者存量流量的纠缠和羁绊，并在其引导之下，走上建立货币分析制度范式的全新路径。与此同时，基于货币的金融权利结构，我们可以逐步摆脱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看法(如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储蓄传统等)对货币深层问题进行考察可能带来的干扰。当然，它也会帮助我们甄别和辨析古典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围绕诸如节俭是不是美德以及利息是不是对这种美德的补偿此类命题的争执。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实质是金融权利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因此，只有将货币从存量或者流量还原为金融权利，以及将经济改革以来的“储蓄故事”诠释为金融权利的有效组合，方能深刻理解隐藏于中国长期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背后货币金融因素的实际贡献。还须指出，尽管流量分析通过引入银行体系和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似乎距离问题的核心地带更近一些，但其依然只将货币看作一种被动的“量”(受制于产出或者利率的单调牵引)。正因如此，相较于存量分析将货币作为一种主动的“量”，流量分析与其说是一种进步，毋宁说是一种倒退。(14)仅从这种意义上讲，蒋硕杰试图重建的新货币理论，若借用前述蒋硕杰自己评价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原话，就是“它实在够不上是一场革命”。 八、银行体系的重要性 比较起来看，凯恩斯(及其主义的)货币理论框架中不存在银行体系；(15)没有银行体系，也就意味着没有储蓄存款，居民部门的现金余额只有在“窖藏”与资本(债券)市场之间寻找栖身之处。可以说，对银行体系以及储蓄的忽视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硬伤)，中国的成功增长则给予这种理论最后的致命一击，因为银行体系和居民储蓄是支撑中国成功增长的重要基石。既然如此，利率政策便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将货币存量从“窖藏”引向资本市场的方向。按理说，提高利率固然可以增加窖藏的机会成本，但在凯恩斯的框架中没有银行存款相对应；与之对应的只有资本市场中的债券。若要增强债券的吸引力，则需降低利率。因此，低利率成为凯恩斯货币理论逻辑中唯一可取的政策选择。 遵循新古典主义传统，蒋硕杰将银行体系正式引入货币理论框架，随着储蓄存款(流量)的“加盟”，原有的利率逻辑为之一变。在凯恩斯那里，利率具有“向上刚性”，但在蒋硕杰这里，利率的向上刚性不但被彻底解除，而且还进一步沿着新确立的流量分析框架逆转为“向下刚性”。根据流行的货币理论，提高利率，会削弱资本市场(债券)的吸引力，进而影响投资，最终减损产出。但是，在银行体系存在的场合，原本被“窖藏”的现金余额将跟随较高利率的引导而进入专门为其量身打造的储蓄存款账户，并经由银行的信贷决策转换成产出增长所需要的投资。而且，透过银行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不难发现，进入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经由准备金机制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央银行的负债结构。在资产结构一定的情况下，负债结构的改善会减轻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压力。一旦考虑银行体系，提高利率竟然会释放出既刺激投资又抑制通货膨胀的“一石二鸟效应”，这是凯恩斯(及其主义的)货币理论无论如何都始料未及的结果。 但这都不算什么。发生在中国的货币故事，无论对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还是对于蒋硕杰的新货币理论，都大大地出乎其意料以及超出其解释范围。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那样，通过特殊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低利率条件下的储蓄增长，并经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此同时，并未导致新古典(包括蒋硕杰)货币理论所预料和担忧的通货膨胀后果。蒋硕杰曾对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些金融安排感到困惑不解且不无责备。例如，他认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是“以政府的偏好而不是以市场利率作为资金分配的标准”，因此是“不经济的”(参见李建勇，1992)。无疑地，蒋硕杰的上述看法是以(新古典)金融自由主义模型为参照系得出的，反映其思想仍然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抑制理论”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显露出他对中国(内地)金融制度变迁逻辑的疏离与隔阂。他极有可能忽视了，基于对中国改革故事的领悟，作为该理论的创立者，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93)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如果蒋硕杰对当时中国(内地)的改革背景及其制度环境有所体察，凭其深厚敏笃的学术涵养，他断然不会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的。 客观地说，蒋硕杰并非从一开始就对政府介入之下的经济发展“不待见”。根据黄春兴、干学平(1999)的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蒋硕杰一直倾向于遵循“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所谓“中间路线”，即“如何使社会主义兼而有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优点”。具体地说，我们需要让“社会主义的经济，尽可采用一种分权的经济制度，而使之兼有完全竞争的自由主义之长处”。不难看出，在这种“中间路线”中似乎闪现着后来中国渐进改革道路的“影子”。蒋硕杰对“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信心一直持续到1978年，但在1978年到1990年之间，“他对政府的能力和经济计划的态度完全转变了”。饶有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就在蒋硕杰准备全面怀疑政府经济作用的“转折”时刻，迄今被证明是极为成功的中国(内地)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方始起步。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蒋硕杰曾经受聘于中国(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智囊机构，可以说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当时经济改革的具体决策(至少是咨询)过程。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这段时期恰好是其理论倾向的“转变时期”。由此可以确认，蒋硕杰转变后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改革决策并未起到多少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或许是其早年曾经坚守此后又决定放弃的“中间路线”。面对如此情形，蒋硕杰想必会感叹，自己的理论境遇竟是如此“阴差阳错”! 乍一看，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货币金融政策操作似乎具有浓厚的整合或者调和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意味。也就是说，凯恩斯货币理论解释了一部分(低利率)，新古典主义货币理论解释了另一部分(高储蓄)。或者说，中国的货币故事既是(新)古典意义的，又是凯恩斯意义的，还是蒋硕杰意义的。不过，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当下尚不存在准确解释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完整理论。既有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无机)片段(或者故事碎片)，但无法将其还原为一个完整(有机)的故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假思索地对其加以照搬或者拼凑，便一定会误读中国的货币金融故事，进而误导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最终耽误中国的货币金融前途。进一步看，同样是对政府因素的强调，凯恩斯框架与制度分析范式则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增长路径。凯恩斯理论强调政府因素，其用意是试图借助政府投资弥补因储蓄增加而造成的需求缺口；制度分析范式引入政府因素则是因为据此可以构建稳健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而有效动员居民储蓄以弥补投资缺口。粗略看过去，上述两个理论逻辑似乎有些殊途同归，但是，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以金融变迁的“中国故事”及其历史逻辑为根基，因此在解释力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不仅如此，这种理论解释的出现还标志着在既有货币分析的所谓主流范式之外开辟了一条真正“土生土长”于中国的全新理论道路。 九、结语：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意义 货币理论史上的流量存量之争其实寡淡无味。货币理论史之所以深陷存量流量的惨烈争执而难以自拔，其要害在于，争执双方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应付对方挑起的表面冲突，而均无暇留意深藏于数量框架(流量与存量)之下的金融权利结构。一般地看，存量属于某一时点上货币的微观或者个体表现，流量属于某一时期内货币的宏观或者整体状态。两者间充满着利益张力与权利博弈，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刻画着货币制度的“理性悖论”。一部货币制度的演进历史，就是流量与存量所包含的金融权利之间反复较量的历史。既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货币的理性悖论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努力，货币稳定总是在政府与市场形成某种制度均衡的那一刻得以实现。市场只能引导和配置存量的货币(资产)，但对流量的货币无能为力；政府对流量的货币负有责任，但对存量的货币(资产)力有不逮。货币稳定从表面看是流量或者存量的数量均衡，其深层机制则往往是各方的金融权利诉求达成了某种妥协(均衡)。质言之，货币均衡是金融权利均衡或者货币制度均衡。蒋硕杰对此并非没有深刻领悟，他曾在货币理论史上最先明确阐释了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现象，据此揭示了货币本身的宏微观矛盾。可是，由于单方面受到罗伯逊、哈耶克等市场主导主义倾向的影响和钳制，他并未挖掘埋藏于货币供给“合成谬误”深处的金融权利结构及其制度机理，从而未能将其开启的独特视角贯穿于货币分析的全过程。 不妨说，货币分析的费雪—罗伯逊—弗里德曼传统因只注重货币的交易中介功能而太过宏观，货币的角色过于被动；凯恩斯—希克斯—托宾传统则太过强调货币的微观(资产)属性，货币的角色过于主动。特别是，凯恩斯传统的货币存量分析实际上是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理论根源(尽管属于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家不会承认这一点)。每当此时，强调货币流量分析的费雪传统(属此传统的弗里德曼令人意外地倒向了存量分析，但其货币增长跟随经济增长的“消极”逻辑依然有别于凯恩斯的“积极”传统)就会成为一剂遏制金融逐利冲动的理论“镇静剂”。尽管从总体上看，蒋硕杰明显倾向于遵从罗伯逊传统，但其最终成型的新理论框架则显露出甄别和整合上述两大传统的偏好。因此，蒋硕杰的货币理论具有浓厚的理论综合意味。 有人可能会据此认为，和蒋硕杰的理论努力一样，制度金融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只不过是货币金融分析的凯恩斯—希克斯—托宾传统与费雪—罗伯逊—弗里德曼传统(再加上蒋硕杰的努力)的另一种理论“折中”或者“新理论综合”。其实不然，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与既往所有货币金融理论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自始至终将货币金融分析奠基于金融权利的基础之上。金融权利的主体是人或者经济组织(包括政府)的金融行为，金融均衡的实质是金融权利(或者金融行为)的博弈均衡或者制度均衡。简言之，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所要确立的，是基于人的金融行为和金融权利的全新金融学框架。 人们或许会问，金融分析何以需要全新的制度范式？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简单而又深刻，那就是，世界经济(金融)重心经历几个世纪沧海桑田变迁之后重新东移。在此背景映衬之下，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东方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屈指算来，这一注定要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和取向的重大事件，自20世纪50年代在战后废墟中次第起飞的日本和亚洲“龙”“虎”，到眼下正在经历深刻制度变迁进而成长为全球经济巨人的中国“醒狮”，已先后延续了60余年。此间涌现的无数经济金融增长“故事”，不仅迅速改变着东西方物质财富的力量对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越来越显著地挑战着主流经济金融学的解释能力。与此同时，人们对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全新分析范式充满期待。不知是巧合还是幸运，中国货币金融演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为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创新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另类“故事原型”，而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迅速崛起将“中国故事”首次推向构建一种全新分析范式的舞台中央。蕴涵丰富的理论宝藏近在眼前，剩下的就看中国经济学家能否抓住机遇。 注释： ①哈里斯(1981，p.25)曾经强调指出：“货币经济学中有一些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对存量和流量之间区别的错误理解一度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②休谟认为货币数量的一次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物价，但能刺激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货币供给会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收入)，这似乎与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货币本身的增加意味着财富的积累“殊途同归”。难怪罗特温(1987)作如是评论：“休谟在批判重商主义者的立场时，运用了货币数量说，但休谟的货币数量说也暴露出与重商主义者观点的相似之处。” ③货币理论界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同，将货币确认为资产是弗里德曼的一种贡献。如刘易斯和米曾(2000，p.137)就曾强调，“弗里德曼对纯粹货币理论的贡献是他把货币当成是一种持久的资本资产，而不是像标准价值理论一样，把它当成是一种消费服务”。 ④根据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息成本(从而市场不可能完全)的存在，价格(利率)不可能像出清商品市场那样出清货币(信贷)市场。 ⑤哈里斯(1981，pp.16-17)曾经盛赞货币的资产选择(资产组合)方法是“整个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他引用图威所倡导的消费者理论加以佐证，认为“资产选择分析的原则类似于消费者理论的原则”。具体地说，“在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要把收入流量分配到各种物品的消费上，以便从消费这种收入中实现效用最大化。在所消费的各种物品的量达到了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等于另一种物品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时，个人就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在资产选择分析中，个人把财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到作为资产的各类有价证券(而不是一组消费品)中，所依据的是同样的原则”。显然，哈里斯从一开始就混淆了货币与普通消费品(商品)的区别，当然这也是所有坚持货币存量分析的经济学家的通病。普通消费品不存在“理性悖论”，一个苹果你咬了一口，别人只能咬剩下的部分；但在货币那里则不然，你用过的一块钱，别人照样可以再用。普通消费品市场可以用价格“出清”，货币(信贷)市场则不能；对于后者，价格(利率)升高的结果往往是“信贷配给”。普通消费品的总效用既可由个体效用加总也可分解为个体效用；货币的效用则不然，由于存在外部性和理性悖论，因此根本不存在效用的加总和分解问题。总而言之，哈里斯将个人行为理解为“货币经济学的核心”(1981，p.20)是对货币理论逻辑的严重误导。 ⑥从整体上看，演进至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仍然偏爱“市场过程”，而处于构建中的制度范式(特别是基于中国故事的部分)则进一步将市场、文化、制度、政府等整合成一幅能够刻画长期经济变迁过程及其绩效的“全景图”。 ⑦若着眼于理论史的角度，早在19世纪初，Thornton(1802)就在一份有关大不列颠信用券本质以及影响问题的调查文献中引入了银行体系，从而开启了货币以及利率分析的新境界。后来，这一传统被李嘉图所采用，并经由威克塞尔的重新发现，成为其著名的“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机制以及“累积过程”框架的重要思想渊薮。有关威克塞尔的货币(利率)理论框架及其对制度分析范式的贡献，可参见张杰(2015)。 ⑧根据吴慧林(1999)的记述，蒋硕杰认为经济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由其道一以贯之来看，应指止于亚当·斯密。因为自那以后，经济学愈来愈往“技术”层面发展，而冠以“科学”(指与自然科学相模拟)称谓，恐怕对人类福祉不但增进不了，反而会形成伤害。特别是自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兴起之后，人被物化、机械化地压进“数理模型”，可以说已完全丧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指责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已经“没有人”了。科斯时常挂在嘴边的“黑板经济学”，哈耶克指称的“科学迷”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以数理的包装，加上“严谨”、“科学”的要求，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极端艰深、复杂化但“与世隔绝”的专业工作，使经济学者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帮凶”的学问。 ⑨蒋硕杰(1982b)是这样阐释“五鬼搬运法”的：“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么？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 ⑩根据有限的文献检索，亚里士多德(前4世纪)在其著作《政治学—伦理学》中曾经提及，“一个人如果拥有货币，他就有权取得他所需要的事物”(参见门罗，1924，p.26)，这可能是理论史上有关货币权利观点的最早记载。主流经济学涉及金融权利结构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希勒(2012，pp.217-219)极有可能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他初步领悟到权利与金融演变的关系，如其认为，“在形成我们关于人类基本权利的观念的背后有许多古老的传统，有时这些关于权利的观点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而它们背后的传统有时会与现实中的金融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人类的权利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金融演变不是一贯的，它是通过武断的或者长时间对某个概念的加工形成的，它不是理智的哲学推演得到的结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未作深入考察。 (11)蒋硕杰(1979，p.127)在系统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地区货币金融运行的基本状况后得出如下结论：“台湾经验令人信服地一再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众储蓄存入银行系统的必要诱因，并且成为重要的反通货膨胀工具。因此，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论者反对提高官定银行利率作为反通货膨胀手段的论点，确实是不实之词。” (12)若将斯托克曼(1989，p.400)在评论货币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简称“OG模型”)时说过的一席话借用到此处作为补充或者引申，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他认为，该模型在“写出‘货币’和‘名义债券’时，通常有着特定的约束，暗示阻止某些人持有名义债券，例如它有时假定名义债券只发行大面值的，较为贫穷的人们买不起。因此债券和货币可以并存，富人拥有债券，穷人持有货币”。可以换一种说法，一般而言，富人更亲近资本市场，穷人则更亲近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老百姓货币收入普遍较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穷人”，因此在理论上更适合接受银行体系相对廉价和大众化的金融服务。此时此刻，资本市场的光环再靓丽绚烂，也是“中看不中用”；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连筋带骨”的金融安全渴望还是对于国家“如饥似渴”的金融支持需求，它毕竟都“远水救不了近渴”。 (13)实际上，凯恩斯(1936，p.170)并不否认“银行存款也是货币”，因此其所指持有货币中自然也包括持有银行存单。当然，凯恩斯语境中的银行存款特指无息(活期)存款，仅相当于“窖藏”。凯恩斯的纠结之处在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了维护其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合理性，他坚持认为人们持有货币(包括银行存款)一定会使投资不足，而忽视这些货币中的银行存款(无论其是否有息)会通过银行体系的信贷机制转化为投资，结果是不会对社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储蓄动员机制以及信用创造能力，人们普遍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货币，不但不会减少投资，反而会增加投资甚至导致投资过剩。 (14)蒋硕杰(1982a，pp.296-299)对此似乎有所察觉，如其认为，依据“简化了的货币流通流程”，“来自家庭的储蓄流量有可能分岔到停滞资金的水坑与泥潭之中，或者成为不活动的余额滞留在那里(即窖藏现象)”。显然，“如要分析决定这些不活动余额的停滞水坑和泥潭的深度，以及导致其从支出和储蓄的主流中流进来或流出到该主流中的原因，肯定需要一种称为资产组合调整的动态分析”。虽然他并未明确告诉我们这种“动态分析”的具体框架到底是什么，但从围绕此问题的初步表述还是不难判断其中所包含的妥协或者折中的意味。他明确指出，“对我来说，更加合理的是以可靠的流量分析，结合对不活动的资金泥潭的动态存量调整分析，处理支出与收入的主要循环流动中的货币”。他坚信，“将存量调整与流量结合在一起的折中分析法应无根本上的困难”。同时强调，“这就是我一再努力地向经济学界推荐过的可贷资金分析的实质”。 (15)弗里德曼(1956，pp.15-16)在其货币理论框架中也排除了银行体系。根据他本人的解释，之所以没有对银行或者“货币生产者”加以论述，是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与货币供给而不是货币需求相联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引入会使我们上述分析中的一些观点变得模糊不清：银行的存在使得生产性企业可以不通过从最终的财富所有者那里筹集资本的方式来获得货币余额”，也就是说，“银行将特殊的负债改造成一般可接受的负债”。让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是，上述经由银行体系完成的“负债转换”，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信贷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标签：货币数量论论文; 货币需求论文; 弗里德曼论文; 重商主义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存量资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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