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二重性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农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
中共的农民理论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到30年代。那个时期，党的理论家面临着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是实际问题：革命需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一个清晰的、现实的认识。郭沫若是30年代极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后来概括出关于农民的关键性几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农民暴动？为什么他们最后总会失败？即使农民起义取胜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结构？”党的思想家正摸索着一条实用的理论，并尽可能从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中提取可用的精髓部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当时由先进组织者如毛泽东、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联系起来。但是另一方面，理论还需解决另一个更关思想体系的问题：中共的农民理论必须结合这种非无产阶级暴动——即农民起义——并且使之合理化。农民这一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曾受到比中产阶级更尖刻的批评。即使在相对正统的陈独秀领导的年代，寻求与农民结合的途径也是十分困难的。当党与工人阶级基本上脱离时，在毛的领导下，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践二者之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进行调和。
中国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国外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都极热心地从事农民问题的探讨，并且都产生了涉及许多领域的众多解释、 论证。 1927年以前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支持当时流行的说法：尽管可以相信，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农民比工人阶级低劣，但他还是倾向于列宁的和农民联合的策略。毛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绝对相信农民革命的能力，并因此而出名。苏维埃的政客们也介入了这场争论，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已卷入了中国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想争夺在中国的发言权，把中国革命作为二者竞争的舞台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尽管尚不十分了解，但仍在20年代发出了有影响的结论，即农民阶级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阶级。在托洛茨基众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中，他强调中国革命脱离了工人阶级，中共本身已被农民阶级吸引，而热衷于农民运动。而这个阶级本身又极容易被中产阶级所蒙蔽。
不管这些相互指责表明彼此的争论多么尖刻，所有的争论几乎都对中国农民的认识集中于一个基本点上：中国农民，混杂着复杂的政治特性；他们是有革命要求的，但却不能自己领导革命；他们容易冲动和迷信；他们不完备的、有缺陷的政治意识容易威胁并最终腐蚀党。这些关于农民问题的共同观点充满了偏见和矛盾，但是却开阔了理论视野，使党的领导者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理论逐渐被融合为一种全新的关于中国农民的正式看法，这或许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在以后年代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
这个理论框架的中心建立于农民双重本性学说基础上。依据这种理论，中共思想家产生了分歧，后来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家的重视。即中共思想家在农民问题上总是存在着保守和极端两种明显的趋势。农民二重性的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中充当双重角色，使他们具有分离的两种特性。一方面农民是土地的生产劳动者，这使他们具有革命本性。就像毛在1939年阐发的那样：“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下，……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这种农民天然是革命运动者成为（更客观一些）具有持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指针。在20世纪的世界领域内，这种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双重性理论本身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也就是说，拥有小块土地，自给自足。作为小生产者，有两个基本特性：首先农民容易被禁锢于封建的价值观和信仰里。陈独秀在1923年描述农民时，曾悲观地认为农民和落后的手工业者一样，在家族、皇权、地区观念支配下，“在特定社会中容易被蒙蔽”，并影响他们的思想。因此陈独秀说，即使没有农村暴动革命不会成功，农民仍旧倾向于保守，很难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党的理论家接着断言：传统的小生产者的世界观使他们容易倾向于封建迷信。尽管在党的大会上，把希望寄于开明农民身上，但理论上仍强调，小农生活方式是落后信仰的基础。列宁在1921年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预测说“重新改造小农将花费许多代，这包括改造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小私有者另一特性是：在农民身上潜有小资产阶级特性。农民对和自己有同样秉性的小资产阶级感到怀疑，因此马克思指出，农民这种态度激恼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农村，所有的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愿望是和农民一样获得同等土地。毛在1929年指出，这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断言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消弱革命纪律，并会导致革命向过去农民暴动的方向发展，因其目光短浅，很难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上来。来自小资产阶级这方面思想的威胁在像中国这样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被认作是极严重的。正如斯大林1927年在中山大学对中国的革命者说：“农民代表小资产阶级势力。”
中共由于把农民看作既有革命本性又有革命愿望的阶级。所以农民二重性的理论对农民暴动有了更为灵活的解释。在革命本性支配下，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毛泽东说：“农民起义成了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拥有少量财产，又容易被均分土地这一思想困扰。成功的农民起义总是试图保留自然经济，退回到家族统治中。由于政治视野狭窄，农民起义常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总是寻找一个新的皇帝，使其能够照固有的方式生活。因此农民起义实际上是落后的，并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就像毛指出的一样：以往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并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又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仍然继续下去。”
对党来说，理论上认为，深受历史上伦理观念影响的农民，自己不能引导革命发展，他们需要别人去引导——但不是他们梦想中的皇帝，而是现代无产阶级。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家陈伯达说：“农民的‘全面解放’，要由无产阶级和他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党坚持认为，党的领导是绝对的。因此为实施这一领导而设立了理论基础。即理想的、为人熟知的工农联盟思想。尽管这一信条得源于布尔什维克，中共使之更精确化。并成为对付诽谤者的基础，这些诽谤者企图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消灭共产主义运动。1927年，蒋介石几乎消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显得荒诞不经。次年，托洛茨基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抨击中国革命称：“这是一个危险的过程，中国革命混淆了农民、工人的位置，导致党的堕落。”但是工农联盟这一思想为党的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1928年党的六大指出：“一些陈腐的、错误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必须立即更改；这些观点认为党是凌架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力量，是对工人阶级发布命令的阶级，事实上党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的成分，这还未被足够地认识到。”
理论尽管如此， 党的领导人始终在为农民对党的影响而担忧。 在20年代，“农民意识”和“农民心理”困扰着中共。这些问题势必使革命向农民暴动的方向发展。1928年党的一次会议指出“如果这些农民意识不能根本杜绝，革命将会彻底瓦解，党也会灭亡”。对此深虑的不只是党的正统思想家。毛本人也在1929年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农民意识的文章，毛泽东极为谨慎地列举了农民的习惯思想，和它在红四军的渗透。毛称之为“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他对每种特性都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他指出这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来自党的基础组织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由此看来，防止被农民意识毒害，使中共保持了其自身的政治纯洁性。
总之，中共关于农民的理论，提供了进行中国革命的方式。农民具有双重性的理论使中共能够正确评价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它表明农民有保守和迷信的一面，同时又蕴涵着革命动力。农民暴动的理论，反过来又警告全党反对、抵制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小农陋习，这些都被看作是过去农民起义走向失败的典型症结所在。相反，党尽力发展可以信赖的乡村党组织，采取可行的策略，而不是让那些充满落后意识的农民自己去任意行事。工农联盟的理论使党在发动农村革命时有了理论前提，同时也反驳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农民问题教条主义的论证。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但突出了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且又显示了另外有深远价值的附加效益：即对农民起义作出了有绝对权威的赞同。最后，又指出党必须防止落后的农民意识，防止党被这些落后的意识所腐蚀。
基于这些想法，党构造的农民问题的理论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法，同时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准则，把农民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
理论变革
1949年中共政权建成后，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在新的岁月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引发了许多新的含义。
第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关于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在新宪法中被神圣化，并且向全国人民公布，它是首要的政治前提。党的书面解释是，在革命时代，工农联盟执行着政治军事职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后，这一联盟将主要执行经济职能，其目的是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一个工业国。但是权威理论又把这一联盟视为不可分割。“工人阶级的领导”，意味着农民阶级在联盟中扮演次要的角色，以适合党制定的政策。包括诸如资金积累、工业发展、高额的工人补偿等诸多目标都包含着许多农民利益的牺牲。
到50年中期，农民开始对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低微的社会地位发生怀疑，他们在理论上、经济政策上所标明的地位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南方日报》指出，农民开始抱怨，国家偏向工人，而不是农民，“只有工农联盟改成农工联盟，农民的地位才能被摆正”。农民的愿望是获得和工人一样的补偿和生活设施，这些都暴露了他们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就像上文提出的那样）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特性通过这种形式阐述出来，使理论又发生了变化。1949年前，毛和党的其他的重要领导人在农民的两面性方面主要阐发了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特性。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毛绝对强调一面，赞美农民天然的革命精神，强调农民革命的战略优势。党的文件充满了赞美农民勇气、不屈不挠精神和富于智慧的话。但是解放后，农民具有的叛逆因素引起了党的注意。革命完成了，工人阶级已经当权。关于农民身上固有的积习和中共在农村遇到的挑战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现在党不得不被迫制订经济计划，防止农民的骚动，使农村为城市工业化服务。
对农民戒备得最早迹象是在土改时期。第一个伟大的农村计划开始于革命后，随着胜利在望，毛泽东担心以前用来指导革命的理论会使农民争先恐后地去分割土地。从土改一开始，毛泽东便号召人们注意在分配土地时防止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他指责这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他进一步强调，土改只能使农民退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的方式，使他们继续延习小生产者的品性。为此，党的文献努力提倡集体农庄，把它作为消灭小农经济的手段，以培养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
1956年，农业集体化席卷了中国，根绝了土地私有，籍此也消灭了被认为落后的农民意识的基础。但是对农民阴暗性的怀疑一直困扰着党，在进行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单纯的集体化运动不会动摇可以富裕的农民，他警告，“党在进行集体化过程中也要杜绝资本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党的左派逐渐挤进了政府，对农民所要求的小块土地、资产采取了温和的观点。在50～60年代，这些要员如邓子恢、陈云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
在“文革”时期，对农民的不信任达到了顶点。并且发展到极端，使两重性理论向一方倾斜。一方面，党派出了大批城市工作者去农村学习农民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党的左翼攻击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指责农民为获取额外收入的行为诸如养鸡、猪为“资本主义尾巴”。当极左派像“四人帮”参予政权后，他们极力贬低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指责农民是小生产者。报刊常引用列宁的警句：“小生产会不断、天天、时时、不知不觉，甚至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抵制潜在的资本主义活动，党把农民的私人财产充公，给那些获取私人财产的人扣帽子。攻击那些为使自己富裕而进行个人奋斗的村民，甚至没收他们的财产。
[该文发表于美国《近代中国》，1994年10月，第20卷，第4期， 文章共四部分，本刊节取其前两部分]
周春明译：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