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时期的几个是非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剑桥论文,国史论文,中华人民论文,共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0年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缔结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迅速进入黄金时代，也就是西方通常所说的蜜月阶段。这个时期的中苏亲密友好，不仅给当时的两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也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美好的篇章。对此，对中苏关系研究颇有独到见解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不否认，但该书作者因受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对收集和寻找这个时期中苏之间的差异、缺口与矛盾过于偏爱，以至提出一些没有根据的判断或违背事实的猜测。本文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5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全面发展阶段提出的几个是非问题，根据确凿的史料，力图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予以评析，以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专家学者参考。
一、苏联支持而不是反对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0年1月， 为“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的中国代表团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苏联确实做出过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举动。这一没有奏效但却坚决表明其立场的重大外交行动，却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借用当时某些观察家的话，加以另外的解释，怀疑苏联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实际上是想继续把北京拒之联合国门外。”[1] 我们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苏联想把新中国拒之联合国门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判断与怀疑，难以令人信服。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根据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与它的工作。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为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谋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苏联政府则自新中国成立起，就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正义斗争。苏联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合作正是首先从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2]11月23日， 苏联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支持周恩来外长的这一声明，坚决否认“国民党代表团是中国的代表”。[3]
不仅如此，1950年1月7日，从联大回国后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还主动向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建议，由中国外交部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表这个声明，苏联将采取行动予以配合，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4] 毛泽东当即同意苏方的建议。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当将其从安理会开除出去。[5]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一项支持周恩来1月8日声明的提案，并发表特别声明：“在国民党代表退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6]1月12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被迫退出安理会轮值主席地位，但仍赖在安理会不走。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 否决了苏联的提案。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抗议美国强使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赖在联合国的行径，苏联代表暂时退出安理会。
也就在1月13日， 维辛斯基外长再次主动向还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建议，中国要向联合国去电，提出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的代表。[4] 因为就国民党代表资格问题安理会斗争激烈，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所以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毛泽东再次同意维辛斯基外长的建议，并用电话和电报同周恩来、刘少奇磋商了首席代表人选。1950年1月19日， 周恩来外长通知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首席代表，要求第四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回答何时开除国民党非法代表和新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加工作这两个问题。[7]由于美国等国的阻挠，未能开除国民党代表， 张闻天首席代表一直未能赴任。
读了上述这些材料，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不难发现，苏联1950年1 月提出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建议和举措，是中苏两国在正式结盟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联合行动，只是因为遭到美国的无理反对，这一联合行动的目标才未能实现。由此可见，要把“北京拒之联合国门外”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后来的历史事实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每年都要在联合国带头提出提案，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1961年以后，苏联政府继续要求立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每年都对中国投赞成票，[8]直到1971 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为止。尽管其间中苏关系已经逆转，发生了从结盟到对抗、从盟友到敌人的巨大变化。与此相反，美国则一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投反对票，直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二、1952年中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没有分歧
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注意到，“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谈判者们的种种讲话和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中苏公报，都异乎寻常地对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只字不提”，联系到当时朝鲜战场上正在举行的停战谈判，该书推测这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相左”。[1]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中苏两国不仅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没有矛盾，就是在整个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也是密切合作，没有意见分歧，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1952年中苏对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相左的观点，是又一个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猜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 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把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两个阵营在朝鲜进行较量的局部战争。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坚决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边。当美国军队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10月4日大举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之际，中国、苏联被迫直接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进入朝鲜，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11月1日， 苏联战机从中国沈阳和鞍山机场起飞，投入到中国安东——朝鲜新义州地区和安州地区的空战，打响了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后，接连发动三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过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趋于均势的形势下，中苏不仅在军事上密切合作，还再度展开外交斗争，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用一个声音说话。1951年6月2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建议：“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9]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响应。 美国因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这时也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随后谈判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问题出在双方控制的战俘数目悬殊太大。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112000人，俘虏中国战俘20800人； 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战俘7142人。为强行扣留朝中被俘人员，1952年2月7日，美方竟然违背国际法关于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中苏两国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主张。
仔细阅读俄罗斯公布的1951年6月以后毛泽东、 斯大林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几百份往来电报，不难发现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中苏观点一致，没有意见分歧。倒是当美国在1952年7月13 日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0000人增加到83000人之后，中国与朝鲜对美国的提议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周恩来1952年8月20 日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介绍了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解释说，问题在于中国反对而朝鲜准备接受美国关于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的建议。朝鲜方面没有考虑到， 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 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战俘。他告诉斯大林， 中朝之间的分歧还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就中朝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意见相左，斯大林坚决支持毛泽东。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之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10]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9月19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第三次会谈中， 再次支持中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重申苏联与中国同样主张“遣返全部战俘”。[10]在斯大林的参与下，朝鲜方面随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与中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一致。由于美方和朝中方面都不让步，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在1952年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朝鲜停战谈判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才得以改变。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为稳住失去领袖后的政局，于3月19 日在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提出：不能“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要从苏联、中国和朝鲜三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朝鲜停战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10]朝中方面经过考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有条件地接受了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从而导致战俘问题的解决，为1953年7月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
纵上所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谓1952年8月、9月周恩来访苏期间，中苏领导人“都异乎寻常对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只字不提”，是不准确的。可能是作者只根据双方公开发表的会议公报，而没有看到有关的会议资料。因而，据此推论出中苏就朝鲜停战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更是不可靠的。比较正确地说法应该是：关于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是周恩来这次访苏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苏联与中国不仅没有意见相左，还协调解决了中朝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三、中国对斯大林逝世的态度
中国对斯大林的逝世“感到庆幸”，[1] 这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部有份量、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提出的一个最令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严重违背事实的主观推测。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1953年3月5日的逝世，属于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一样，事前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闻讯斯大林生病， 立即分别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问候病情。[4]毛泽东还和朱德、 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斯大林病重深表关怀和慰问。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原定3 月份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延期。[4]
3月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1）自1953年3月7日起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2）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同一天，毛泽东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的唁电中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4]3月9日， 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最伟大的友谊》，赞扬斯大林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4]
为了与莫斯科3月9日中午12时的斯大林的葬礼同时举行，中国特意把斯大林追悼大会安排在北京时间下午5时召开。[11]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等所有在京的中国领导人和60万首都群众出席和参加了这次大会。全国其他12个大城市和2000多个中小城镇亿万人民在同一时间举行了追悼会。[12]“专诚吊唁，表达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切悲痛”的中国代表团，[13]由周恩来率领，在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采取极不寻常的举动。从3月7日到10日，一连4 天的所有版面全部刊登有关悼念斯大林的报道、文章、函电及图片，其他与此无关的消息一律不登。3月10 日以后的好多天，仍然发表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悼念和怀念斯大林。
上述中国政府悼念斯大林的规格是空前的和最高的， 中国只有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时才出现了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规格与场面。所以，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的悼念，决不仅仅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的出于外交礼仪没有真挚情感的“不得不表示”的“官方吊唁”。[1]
我们也不否认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一度经常批评或抱怨斯大林，但决不能把1956年以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一些话，同1953年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对斯大林逝世的态度简单地联系和等同，以为当时中国政府表面上做悼念斯大林的官样文章，实际上对他的逝世高兴。因为即使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总的说来，他对斯大林仍然是肯定和赞赏的。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毕竟是位杰出人物，毕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多次同斯大林打过交道的周恩来在1960年研究与总结中苏关系时，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14]1956年毛泽东也说过，从抗美援朝起，斯大林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相信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他“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15]正因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功大于过，在中苏正式结盟之后对新中国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所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始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情结。1953年3月4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传到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天晚上彻夜守侯在收音机旁，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16]仅此一桩史实，就足以说明斯大林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份量。
中国文化是情理性文化，受此文化熏陶的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在一个曾经给予中国革命以巨大帮助的人、在一个对新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并给予巨大援助的人尸骨未寒之时，就对他的去世产生“庆幸”之感。如果抓住1956年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之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某几句不放，来推测中共领导人在1953年对斯大林的逝世的态度，不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评析表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苏联想把新中国拒之联合国门外、中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意见相左、中国对斯大林的逝世感到庆幸等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偏离历史事实太远。这对于一部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不能不是一大缺陷和遗憾。希望该书作者在修订再版时，能够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予以补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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