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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具有哪些职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教育就是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服务，并促进个人的身心发展。在历史上，人们更关注的是教育可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在工业文明时代又特别强调了教育为社会生产活动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教育就是培养合格的工作者、劳动者，即“忙人”。可是，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被缩短，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如何度过闲暇”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投向教育，于是教育又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职能：适应闲暇。
一、“闲暇”及“闲暇教育”之介说
何谓“闲暇”？按照我国大众化的理解，闲暇，就是“闲空”，“没有事情”、“没有活动”、“没有事的时候”①。对“闲暇”进行科学考察的应当首推马克思。马克思为了找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曾把时间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分为“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两类。在工作时间内，包括“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两种。在这里，从广义上讲，“自由时间”仅指工人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的时间部分，也即“闲暇时间”。这是从经济学角度划分的所谓“闲暇时间”。事实上，这并非实际存在的“闲暇”。因为，在这所谓的“闲暇时间”内，人们并非完全“自由”，并非无所事事。人们在这段时间里还要完成并非真闲的事情，诸如(1)同职业活动直接有关的时间（上下班途中）；(2)家务劳动时间；(3)满足个人生理需要（个人卫生、睡眠等）；(4)照料家属、教育子女的时间；(5)“按个人意愿”休息、娱乐和满足多种需要的时间②。“自由时间”被“不自由”的活动所分割，真正“没有事情做”、“闲”下来的时间是最后一类。在这里，我们给“闲暇”下的定义乃是除工作、家务生活、个人生活之外的那部分时间。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闲暇”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存在有“闲暇”，在此之前的人类历史上，“闲暇”就已存在了。只不过，由于劳动水平低下，“闲暇时间”很少，因而对劳动人民来说就不存在“闲得难受”这一说。可是，对统治阶级来说，他们“闲暇时间”非常充裕，比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文人雅士以及欧洲中世纪时的贵妇人，他们往往“闲得无事可做”，就吟词作画、斗鸡侍犬、骑射击剑，以度时光。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享有“闲暇”，也存在着为“有闲阶级”服务的“闲暇教育”，但是，这不具有普遍意义，也并不代表教育本身的职能扩大了、更新了，充其量只能说是教育的一种畸形职能。
我们探讨的“闲暇”及“闲暇教育”，是针对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步的“闲暇”。享有“闲暇”者是劳动者，是拥有很大范围的、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的群体。他们享有“闲暇”是自己劳动财富所创造、提供的“闲暇”，它的获得是以科技的发展为保证的。它不是建立在剥削别人、牺牲大多数人的“闲暇”而享有“闲暇”。这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闲暇”之范畴。
真正的、进步的“闲暇”及“闲暇教育”的设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由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首倡的。他认为，人的生活以重要性程度可分为：“(1)于维持自己生存上有直接关系的活动；(2)为获得生活上的必需，于维持自己生存上有间接关系的活动；(3)关于抚养教育后嗣为目的的正常活动；(4)关于维持正常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活动；(5)当闲暇时，为满足爱好和情感的一切活动。”③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顺利完成这些活动提供知识。相应地，教育应当“为了欣赏自然、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做好准备”。但是，闲暇教育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若无生活的教育、生存的教育则无闲暇教育，而这一切教育活动都必须是科学的内容。所以，为了顾及当时工作与闲暇的实际状况，他不得不把闲暇教育归为最后一类教育。然而他却预言：“今后它们将占人类生活的更大部分”。其前提条件是“当自然力量完全为人类所征服，为人类服务时——当生产的办法愈臻完善时——当劳动达到最经济的高度时——当教育愈益系统化，重要活动的准备，可能比较迅速地完成时，则闲暇的时间必可大大地增加。”④“闲暇”教育的重要性程度就会大大地提高了。
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闲暇教育”成为现实
斯宾塞预言的生产力状态在其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实现了。20世纪前50年内，地球上爆发了两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本身既是科技高速发展的“因”，也是生产力更加发展的“果”（当然，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与资本主义本质密不可分，笔者不否认这一点，但不是本文讨论的课题）。生产力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科技，科技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地提高，大大地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为了缓和资本家与工人因生产率的提高而造成“失业率”增高的矛盾，资产阶级更加倾向缩短工作时间而扩大就业。因此，产业工人的“自由时间”更多了，“闲暇”时间也相应地增多了不少。
日本人事院于1973年对16个实行周休二日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每周劳动时间最少的为35小时（芬兰），最多的为44小时（日本、瑞士），大部分为40小时（美国、瑞典、澳大利亚）。最早实行二日制的是美国（1945年）⑤。并且仍有继续缩短之趋势，个别的达到周休四日制。
有人曾对我国两个中等城市职工的每天时间分配进行了调查⑥，结果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①80年代初，我国周劳动时数为41.4-42.6，比日本、英国、法国都短，只比美国强。尽管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周工作48小时，但实际付出的劳动时间小于48小时。表明生产水平、管理水平不高。②每天的自由时间并不多，只占7%-10%。
1994年，我国明文规定：职工的劳动时间与国际接轨，工作时间定为每周44小时。相应地，自由时间占每天时间的定数（24小时）的比例会有所提高。另则，从80年代初到1994年，我国家电的普及程度很快，家务劳动所占的时间在缩短。在工作时间也在缩短，其他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自由时间增幅不会小。
在这里又有另一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产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在缩短，可是脑力劳动者（科学家、作家、电影电视制作者等）为了满足产业工人的“闲暇”需要，则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有可能延长了。“相对地说，以往被列入‘有闲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今后将更加忙碌，而一向过于疲劳的体力劳动者将获得更多的闲暇。”⑦
尽管有此特例，但自由时间的充裕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原来是人类世代渴望已久的、甚至不惜流血斗争设法享有的“闲暇”，而今却悄然而至。
闲暇时间多了，按人类的本来愿望，应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人类一旦享有了“闲暇”，却发现，拥有“闲暇”并不惬意，反而平添了无数的苦恼，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面对“闲暇”是“应该祝福呢，还是应该诅咒呢？”
据统计数字表明，美国职工拥有的闲暇时间最多，但他们并不留恋“闲暇”。据美国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表明，只有23%的美国人赞成实行周休三日制或年休三个月的建议将会导致家庭幸福的说法。闲暇时间多了，并没有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医生也拒绝为紧张和焦虑患者开病假，因为闲暇可能带来灾祸。闲暇导致了孤独、无聊、自杀和犯罪。家庭内，夫妇之间过去因忙碌接触较少，而今闲暇时间多了，家庭冲突和分裂也加剧了⑧。在一些有视工作为天职的国家里（如日本），“闲暇”使有“工作癖”的“工作狂”们，有一种“愧疚”感，从而导致心理的不平衡。在我国目前的一些高校里，许多教师也有同感；本来，教师每年有寒暑假、星期日，平时课时数也不多。所以，每遇放假，教师们就觉得“愧疚”，“不知又该咋过”。在我国的农村中，现在有大量闲散劳动力以及农闲时节的青壮年劳力，往往“闲得发慌”而赌博甚至犯罪。城市中因工厂效益不佳而闲在家里的工人也比比皆是。
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人类该怎么办？我们不可能选择“倒回去”的方法，使人们重新忙起来。这不可能也无必要。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人们更多地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归于教育，试图通过“闲暇教育”使人们平安而有意义地“度过闲暇”。
早在1918年，美国就相当重视闲暇教育，把闲暇教育列为中学教育目标之内，试图通过闲暇教育，“使个人从其闲暇之生活中获得身心之休息与愉悦，并充实其精神生活而发展其人格”（1918年）；“用正当的方法利用闲暇时间”（1924年）；“通过艺能、技术及知识参与发展进步的文化”（1933年）；“要能有益地利用休闲时间”（1937年）⑨。其地位有时高于职业训练与公民训练。闲暇教育占有一席之地。
1965年1月，许多国家在布拉格举行了当代成人教育和闲暇问题的国际会议，标志着闲暇教育已成为全球性的教育领域的全新课题。
三、闲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如果说：当“闲暇”及“闲暇教育”为少数人所占有、含有贬意时，教育理论界可以回避的话，那么，而今“闲暇”及“闲暇教育”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紧迫化而富有褒义，再回避已不可能。如何从理论上认识“闲暇教育”？如何实施“闲暇教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从理论角度看，“闲暇教育”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教育的职能予以重新审视。
首先，“适应闲暇”算不算教育的新职能？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界，只承认教育为现实的社会培养人、教育能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主要指未成年人的身心的成熟与发展）。很显然，“闲暇教育”不可能划归前一种职能中去。从一定角度说，二者是对立的。一个为了适应“工作”，一个却是适应“闲暇”，更谈不上包容关系的存在了。那么，“闲暇教育”能否划归后一类职能中去呢？曾有人也这样划过，认为“适应闲暇”是使个人生活得更好、更丰富。但是，应当明白：“使个人生活得更好、更丰富”并不等于“促进”了“闲暇”者的身心“发展”，它是一个范畴更广的概念。“教育促进人身心发展”的职能，是为了使儿童趋向生理上、心理上的成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成为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合格”公民，而根本不是什么“闲暇”。况且，“闲暇”者，绝大多数已是身心成熟之人，其受教育（即成人的“闲暇教育”）不会、也没必要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仅仅是为了“度过闲暇”。也有人说“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包含有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姑且不说究竟有没有“包含”之意，只说“发挥潜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适应闲暇”吗？非也。“发挥潜能”仍是为了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为了个人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与“适应闲暇”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闲暇教育是继教育的两大固有职能外的第三种新职能。
其次，紧接的问题是：“适应闲暇”的新职能与两大固有职能的关系是什么？它应处在什么位置之上？
如前所述，个人的生活无外乎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分配无外乎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因此，教育就应当担负起为“工作者”培养后备力量的责任，这也是教育之所以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很自然地，教育的两大固有职能就被人们意识到，更被教育理论家“抽象”出来了。但是，这仅仅只顾了人类生活的一半，至于业余时间干什么？会不会因业余时间多了而危及社会？这些原来由于真正的“闲暇”时间并不多，还没有成为“问题”，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到了工业革命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被一些思想家意识到。真正成为紧迫的问题时才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人们没有发现，没有提出这第三种职能乃是正常的。
教育的“适应闲暇”职能的提出与发现实际上是适应了人的生活的另一半，即全面地为“人”服务了，把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统一起来了。因此，“适应闲暇”理应成为教育的职能的一部分。
但是，“适应闲暇”的职能在教育的诸多职能中的位置不是凌架于其他职能之上的，如果排序的话，它只能排在第三。因为只有社会的存在，只有解决了个人的生存问题，才会有“闲暇”。因此教育的固有职能是根本职能、基本职能。“适应闲暇”的职能只是次要的职能。
第三，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闲暇”及“闲暇教育”。在任何时候，资本家不会改变其剥削的本性的，他们不会大发慈悲，赐给工人们“闲暇”时间的。只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工人有了“闲暇”，但却同时又使工人充满了半失业、就业不足的忧虑。工人们为了再就业、为了适应对劳动者素质的更高要求，不得不再次就学、进行教育投资。至于“闲暇教育”则是为了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问题、为了社会“安定”、为求得更顺心的劳动者而设置的“帮忙”机构，而实质上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帮闲”机构。
从实践角度看，如何实施“闲暇教育”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闲暇教育”施予对象的问题。“闲暇教育”施予的对象将是所有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闲暇教育”只是为他们将来的“闲暇”生活作知识和技能上的准备。对成年人的“闲暇教育”则是现炒现卖，具有即时性、应急性。其中，成年人中的退休人员的“闲暇教育”显得更为迫切。人类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寿命的延长使人类为“退休”而发愁。有人为躲避“休闲”的孤独和无聊，而人为地延长工作时间（比如我国的偷改年龄、设法返聘等）。可几十年之久的退休时间是躲不过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不仅使人“学会生存”，而且还要使人“学会消闲”。或者说“学会生存”中包含有“学会消闲”。
其次，“闲暇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从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看，主要是发挥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诸如读书、绘画、音乐、文学创作、旅游、田园劳动、种花植草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闲暇教育”并不排斥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非但不排斥，反而应当更加重视。也不能忽视人生观的教育。在“闲暇”时间里人生观、道德观对个人的“闲暇”活动起着定向作用。
注释：
①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247页，1239页。
②［德］阿斯曼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
③④斯宾塞《教育论》，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419页，429页。
⑤［日］持田荣一等《终身教育大全》，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⑥赵履宽、王子平《劳动社会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⑦陈桂生著《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70页。
⑧斯特罗姆《闲暇社会的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⑨林本：《中外学者及团体对中学教育目标之研究》，《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7-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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