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会通多学科与启动现代思维——访宋镇豪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员论文,多学科论文,思维论文,古史论文,访宋镇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先生，我刊自1999年开辟“中青年专家网页”专栏，对部分中青年专家就治学道路 、治学成就与治学体悟等方面进行访谈，至今已连续进行了二年多。在您之前，我们历 史学科访谈的对象都是上海地区的，您是第一位上海之外、又是身处社会科学研究中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青年专家，相信从您开始逐渐外延，必将有更精采的场景。是 否先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起步走上学术之路的?
好的。我出生于苏州，中学时就喜欢书法丹青治印，每天蒙蒙亮就起床习法书，临摹 古帖范本，或仿刻汉印，画点山水花鸟画，星期天总要逛逛“文育山房”古旧书店，用 小零用钱买一些便宜的旧籍，尤对古文字有一种特别爱好，还师从巷中硕儒章氏学说文 、音韵、诗律，做做绝句律诗之类。因不合时流，被同学戏称为“古董”。后考到武汉 就学，至1965年“文革”爆发，到处破“四旧”，校园的灯光球场成为焚烧旧书的狼藉 地。说来有缘，我不忍心看那些书籍投入火海，偷偷把一本蓝绢面的线装书揣入怀中。 回宿舍一看，是一部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从此伴随我度过了动乱的十年，也是 我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的导航书。
记得1972年“文革”中，虽然学校“闹革命”仍不能上课，但书禁有懈，我待在苏州 老家，从允许开张的旧书店卖到不少文物、考古书刊，其中还有《甲骨文编》、《陶斋 吉金录》、《春秋左氏传》、《诗经》、《文选》等，但也花去了我好多个月节省下来 的饭钱。这期间吴中宿儒尤氏还转让我一部商务印书馆影印藤花榭仿宋版《说文解字》 ，以及《史记》、前后《汉书》、《文献通考》等线装书。因为无事，竟把《甲骨文编 》、《说文解字》通抄了一遍，也把前四史点读了一通。同时我还借抄过许多书，如陈 梦家的《六国纪年》、胡厚宣的《殷墟发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李学勤 的《殷代地理简论》、胡光炜的《说文古文考》等等，还部分摘抄了杨树达的《积微居 金文说》，蝇头小字，一一装订成册，摩挲翻读，自觉乐在其中。比起现在有复印机， 虽然省时省力，大概厚积就不如抄书的苦功夫了。
您的大量基础学习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奠定，这对您今后的发展一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您说得对。青少年的学习对我攻读研究生，以及此后的社科研究得益匪浅。因为有了 这些基本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就敢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 生，有幸被录取，并师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导师。在胡师的指导下，我不但登堂入室 学到了专业本领，而且还学到老一辈史学专家的优良治学风格，如“论必有据”、“重 实证”，为找证据，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等。毕业后我被分派到历史研究所 先秦史研究室，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室学术秘书、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所学术 委员。主要从事甲骨学、古文字学及中国上古史研究。现在正主持国家“十五”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商代史》的撰述。 有了良好的科研氛围，又有扎实的学术功力，同时肯埋头苦干，难怪您著作一本又一 本出版，论文一篇又一篇发表。从您的书文目录中可知，书著有10多部、论文70多篇， 而且涉及面也较广泛，要是今天逐一谈论您的学术成果，恐怕现有的篇幅难以容纳，我 考虑还是抓几个重点，以点带面。我曾拜读过您的大著《夏商社会生活史》，能否谈谈 写此书的背景及其有关情况?
可以。专著《夏商社会生活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科研课题。该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当时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 史的研究提到了学术工作前沿，在古代社会生活史学科的理论性探讨显得十分活跃的同 时，研究的启动，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 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 ，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
据我了解，《夏商社会生活史》在国内外均有良好的反映。听说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 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请谈谈该 书的特色。
社会生活史属于一门丰富多采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纷纭，丰满流华， 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展示着宽泛内约的面面观，揭示着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 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该书撰述的要旨及其体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夏 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 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率领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 初步建立夏王朝，中经13世16王的统治，至公元前17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 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又先后历17世31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 900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如果说 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有类似的理 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从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同属于“新学问”。其二，夏商的政治格局 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因素 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现的社会生活 节奏，夏商两代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 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其三，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 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 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 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常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 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 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 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
夏商时代，由于史料匮乏，要勾勒出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状况，确实很不容易，那么 您是怎样捕捉史事以及消化处理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但不是 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致力于启 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 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 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 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满足于得到盲目骄傲和廉价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 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调整情绪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 蕴，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会 ，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放眼中 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 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当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 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 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 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 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 件。
您这样研究古史的方法很科学，既尊重事实，又不是罗列资料、静止地看问题，而且 探求深层次的内涵，很值得史学研究者借鉴。您的“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 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及抓“新材料”、“新发现”、“新学问”去研究 古史，我很欣赏和钦佩，能否详细谈谈与此有关的治学方法?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较多，商代部分，过去学人每多论述 ，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 ，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 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埃中游弋之感。为切合学术专史的特点，我在设计 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 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 畴概念自我作茧。
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 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放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 ”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 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 研究相当活跃，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 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唯介于此两者之间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 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藉解析史前和商 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追远，考其源流 ；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 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 、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 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 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概言之，具体到拙 著《夏商社会生活史》，全书共设八章，总体组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 夏商社会氛围总规，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 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括积极和消极两分的 社会调节功能。
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特列出下面八点提 示，以便人们可在书中找到其投影和轨迹：(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四) 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六)经济形态对社 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交流对社会俗尚的规范；(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 在系统的凝聚。
与夏商社会生活史相关的夏商人口，似乎也是您的研究重点。记得九十年代初，《历 史研究》发表您的论文《夏商人口初探》(载1991年第4期)，此文反响也很大，被称为 “填补了上古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可想而知其难度一定不寻常。
夏商人口问题研究，确实难度很大，那篇论文以夏商考古学材料、甲骨金文提供的人 口学信息资料，又利用考古体质人类学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参以文献记载的考 辨，去伪存真，在方法论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 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 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 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 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首次作了定量定性分析。 宏观夏商人口总体量，夏初约为240—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晚商约为780 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1‰—1.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 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论文指出夏商王邑经济发达地区的 居民寿命，又较经济不发达地区显得高些，夏商人口增长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 夏末商初与晚商是人口增长曲线的两个波峰。夏商人口的增殖，虽属自然现象，但社会 因素的制约作用却不容低估。我提出夏商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 率的“两高一低”类型的论断。很荣幸此文被评为“填补空白的研究上的突破”。全文 被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月刊》(1991年第10期)，又分别介绍于《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中国历史学年鉴(19 92)》、《先秦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考古》( 1995年第4期)。
我感到只要是有创见的论著，总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您与胡庆钧、彭邦炯 等合著《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与王宇信、杨升南等合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施治生、郭方等合著《古代国家民主与共和制度》，获中国社 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与王宇信、杨升南、常玉芝等合著《甲骨学一百 年》，学界誉为“甲骨学殷商史里程碑著作”。我注意到您不少有创见的论著，与您会 通多学科研究、特别对甲骨学、考古学的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请您对这方面略作一些 介绍。
甲骨学、考古学对研究上古史无疑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在研究中除了会通多学科， 就是经常将它们作为必要的工具，并进行科学的辨析。我曾先后考释出牵、住、寤、
、昼、截、九十合书正形等一批甲骨文字，并将之纳入一定的历史范畴，挖掘其史料 的价值，避免单纯的以字说字。如通过甲骨文的考订，揭出殷代置
揆日定方向 和立杆测影度时辰的重要史料。通过殷代祭“出日”、“入日”的推定，否定了所谓殷 人每天要祭日出、日落的说法，指出“出日”、“入日”有天象的标准，与后世“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有渊源关系。这种祭祀是建立在观察太阳的视运动基础上的，具有古 天文历法学上的意义，反映了当时已对四季及分至有了初步的认识。
关于考古学方面，如殷墟王陵区武官大墓的性质和年代，学界有过份依赖器形序列排 队的机械倾向，忽视对当时礼制、政治制度的考察，没有重视对古代社会人际间关系的 重建，故作文阐述，并提出甲骨文中有三组干族的材料，均属廪辛、康丁时代，恰与武 官大墓一组铜器铭文的材料相印证，可以证明该大墓属于廪辛时代，可能为祖庚元配即 廪辛生母母己之墓。又如在对于古代市制考察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市”的发展进 程，是与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和变革相同步的，“市”也是衡量城市功能结构的一大标 志，自先秦至隋唐，“市”的基本特色表现为“集中市制”，大体经历了商周时期的“ 前朝后市”制，春秋至秦汉时代的“一城多市”制，北魏至隋唐的“宫北市南”制三个 演变发展阶段，两宋市场杂处，“集中市制”松弛瓦解；元明以降，“前朝后市”复行 ，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听说您现在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商代史》规模相当宏大，能否谈谈其情况及学 术价值?
我现正主持的国家“十五”科研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断代史著《商代 史》，是10卷本的著述。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可以这样理解：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商代则在中华古文明史上具有 特殊地位，“商代史”属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一环，是世界这一至今未尝失落的古 文明的早期阶段，商朝制度又下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演进的先河，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 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还有助于深入领会中国社会传统文化要素，及加深对其演变的具体 内涵的认识。但如此重要的“商代史”，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莫定等种种原因，在断代 专史的撰述方面却相当滞后，长期属于空白。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伪经疑 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了许多冤枉路”(饶宗颐语)，以文献为主的 中国上古史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曾一度人为造成了周代以前无古史的误解，《商代史》 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 的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学术现状看，百年来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商文化考古 的一系列发现，地下文物提供的新知，已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重建工程的条件已经成 熟，名副其实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如再不立项组织撰述，实在与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史太不相称，亟须加以改变，此乃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理所当然成 了跨入新世纪之初历史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利用地下新出甲骨文材料开辟商史研究途径。据 我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百年来国内外发表的甲骨学殷商史论著超过一万 种，国外有美、日、英、韩、法、德、加、俄、瑞典、瑞士、澳、意、匈、新等14国学 者500余人涉足此学。国外汉学界十分重视商代史的再建，大致经历了从早先对地下出 土文字材料的热衷，转而分析文字的结构、王室的谱系，又渐渐扩展到商史研究诸方面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善于提出问题，热点颇多，视野较宽，撰述的力度和规模 在逐步加大，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考古、甲骨文等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三位一体的趋势 日益强化。不过，国外于商代史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等方 面，不少商史著作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作为全方位整体性研究的商断代史著，至今还 没有。再者国外研究中国上古史，尽管立场、观点、学说有些偏颇，因有其一定背景， 较有权威性，易产生偏面导向，长此即难纠正。由我们中国学者组织编撰，争取在新世 纪之初拿出高档次、高水准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其学术意义是很深远的。
那么《商代史》将如何定位，有哪些特色，以及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
这个课题以重建《商代史》为目标，定位为全方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断代专著 ，涵盖商代史的主要方面，注重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填补，使商断代专史的撰述成为 具有前沿性、突破性及前瞻性的新方阵和新结晶。具体地说有三方面的特色：一是必须 涵盖商代史的主要方面，题内应有者不可或缺，但更应注重于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填补， 称得上是商代史的系统研究工程，而定位为全方位整体研究的商断代史著。二是既要突 破传统断代史著的撰述体例，又要充分考虑著述的可行性，以理论与史征相系，多层面 多视角勾勒复杂纷纭、生动具体的历史表象，捕捉商代历史流程中的运作系列，总结其 社会内在特征和时代演进规律。三是集大成性、多学科性和后续性，在本学科发展的最 前沿一线的高基点、高层位上完成著述工作，以后又能推动21世纪商代史研究继续向纵 深层次发展。旨在用深刻的历史发展意识和现代认知尺度，会通多学科研究的有效手段 ，以甲骨文金文等地下出土文字材料、文献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等作为商代直接史料，结 合民族民俗学材料、文化人类学比较材料，立足于考据和实证，把握早商、中商、晚商 的发展，注意纵向的历史演变，点、面结合，多层面多视角审察商代历史时空，宏中微 观并举，典型分析取精用宏与综合研究相兼，量化与定性、动态与静态参合，打破政治 、经济、文化三板块撰述模式，建立既合乎商代历史事象又展示现代史识的合理可行著 述体例。研究思路有四：第一，对传世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研究和鉴定 ，给出其真正的信史价值；第二，全面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玉器契刻文字等近现 代地下出土的商代文字材料，结合传世商代器物上的文字记录材料，作为商代史研究的 重要依据；第三，充分利用当代考古学新材料，进行典型和一般遗址、遗迹、墓葬、文 化遗物的分析，从历史学视点详细考察其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综合阐释，深入探究； 第四，强调多学科性，整合甲骨金文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 、人口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天文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等学科的有效 研究手段，集结众家学术研究成果，以获得商代史重建工程的高起点和新认识。
《商代史》也可以说是我今后五年主持研究和攻克的目标。此后，准备组织把《甲骨 文合集三编》做一下，甲骨文总共出土10万多片，拟在《合集》、《补编》基础上扩增 未入著的甲骨文拓本3万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