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教育应潜移默化_文化论文

传统文化与教育应潜移默化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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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一脉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理应在各个时期都得到重视,但为什么当前我们要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王玫:我认为这与当今网络文化、快餐文化、影视文化、科技文化等的广泛流行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学手段与工具不断更新换代,而且这一速度越来越快,使得孩子们的视野被打开,他们可以快速地筛选出自己喜欢的文化信息。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比,影视、游戏、网络趣闻、娱乐体育等信息以及其他各种吸引人们眼球的猎奇消息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如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除非是个别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的孩子,我想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更愿意把这一小时的时间花在浏览更有意思的新闻消息或玩各种游戏上。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重要或是没有魅力,但让年龄比较小、社会经验比较少的年轻学生去明白、去懂得它的魅力,并在内心接受,进而排斥其他更轻松、更刺激的信息,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总体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安静深沉的,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需要我们安静地品读、仔细地感受。这与当今快节奏的学习、生活模式相比,还是相去甚远,所以如果我们单单依靠所谓的自然传承,那一定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边缘化。

      我一向认为,对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尚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干预、引导他们,如果一味地随着他们的兴趣,那么肯定会导致教育的肤浅和简单。因此,我们应当在中小学教育中突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孩子是很单纯的,他们的第一印象往往会伴随他们的一生。我认为在他们年轻时,让他们去感性地感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和魅力,一定会强化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每个国家都会美化自己的历史,宣扬自己的英雄。中国这样一个能够以历史自豪的国家,就更应当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优势,让“爱国”体现在孩子们身上,所以我非常赞成在中小学教育中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教师》:您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应如何体现其在教育领域的价值?

      王玫:作为一名教师,我常会听到孩子的家长对我说,“这孩子只听教师的话,您说的话他一定听”。其实,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教育的价值。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所引导的东西必然会对学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谓“亲其师,信其道”。由此可见,要想体现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中的价值,我认为首先要从教育工作者入手。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么,我们的孩子也就会从教师的身上学会,开始身体力行地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其次,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中小学生,这需要这一领域的教育专业人员对其内容进行认真的筛选和归类,把对中小学生有用的部分总结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好像如果国家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是规范的教材,势必会导致教育领域的混乱,也会加重孩子们的负担。中国的很多教育内容的出发点都非常好,但就是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和管理,最终变成坏事,如奥数。因此,从一线教师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统一规划,或者制定出统一的课程标准,会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再次,我们一定要关注青少年的接受能力,要想办法将枯燥、复杂的传统文化形象化与趣味化。按照受教育者的年龄和心理,我们要有层次地改造传统文化的面貌,这样才会更好地体现其在教育领域中的价值。

      《中国教师》: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的培训班与“读经”活动,您是怎样看待它们对学校教育工作产生的影响的?

      王玫:对社会上出现的“经典诵读”或者是“读经”活动,我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对一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的孩子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赶鸭子上架,强制所有的孩子都参加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如果只是单纯的“经典诵读”或者“读经”,我认为这对学校的教育工作恐怕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是有可能会对孩子的气质或是素养有所影响。

      我之所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是因为:其一,“经典诵读”本身是与这个时代是脱节的,很多人说人家古人从小不学别的,就背《三字经》,背那些儒家经典,那不是都挺成才的吗?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古代的语言习惯与现在的大不相同,而且古人想学生物、化学、物理也不可能,所以那时的孩子没有别的课业负担。再者能为今人津津乐道的古人都是古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能名垂千古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小会背诵经典,他们也不具省代表性。

      其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什么才能对学校教育产生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学校教育,想必大家都明白,真正能够影响学校教育的绝对不是复古,而是当下。社会的需求才能对学校教育产生真正的影响。所谓的“经典诵读”或是“读经”活动,说到底是一种兴趣的培养。我相信,即使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定也会有对古代经典非常感兴趣的孩子或是成年人,但平心而论,这些人肯定是少数。

      我们必须承认,教育有其功利性的一面。虽然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以人为本的兴趣教育,但当兴趣不能成为主导时,势必需要功利的一面来强化,甚至是逼迫孩子来顺从这种教育。在当今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读经”显然不能满足教育的功利性,既不能迎合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又不能满足孩子学习的功利性,当然也就不会对学校教育工作产生什么影响。例如,一个小学生,他根本就弄不懂什么是古文,我们让他去背经典,那显然只能是死背。这种死背既占时间,又对现实的学校学习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这对好动、爱玩的孩子而言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除非我们能将那些枯燥的经典儿童化、简单化,但这显然又是对经典的一种篡改。我记得我年轻时流行过一套漫画书,是蔡志忠画的,全都是根据一些古代的经典或是古诗词改编的。当时觉得真有意思,但长大后才发现他为了方便绘画,将经典简化了很多。所以我不认为诵读经典会对学校教育有什么影响。当然,什么事情坚持下去后,总会对孩子有影响。我相信如果一个孩子坚持读经很多年,那么总有一天他会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人文气质,问题在于在学校教育带给学生的负担已经很重的今天,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

      我想,传统文化教育应当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走在大街上,如果孩子抬头看到的不再是满眼的广告,而是几句有意境或是应景的古诗;我们的电影、电视剧都能尊重中国历史,不再随便“演义”、“戏说”;演艺明星们的言谈举止能够再多些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媒体能够多关注对文化遗产的宣传或解读;我们的博物馆能有意识地走进学校……我想,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不再是简单刻意的“读经”教育,而变成一种很随意的社会行为时,才能对学校教育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

      《中国教师》:一些学校会将“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带进课堂,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经典进课堂”这一现象的,您认为学校的这些活动会给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玫:在这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将国学经典与儒家经典做一个明确的区分,国学并不等于儒学。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任何经典都是复杂的,并不是说全盘地“端”给学生就是好事,更何况如果将国学等同于儒学,这就太形式主义了。我同意“国学经典进课堂”,这绝对是好事,但我更希望能够走进课堂的是真正的国学,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有意思、有内涵、有哲理的经典作品,这些都可以走进课堂,而不仅仅是一些形式化的“四书五经”、《弟子规》。我女儿从小学一年级就将《弟子规》背得很熟,但过两年之后就全忘了,而且对这些书籍中的内容并不理解,所以在我看来对她的国学教育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只是强化、练习了她的记忆力。我想,如果学校将“国学经典进课堂”简单地理解为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内容,这样的“国学经典进课堂”未免太过形式化。因此,我希望学校不要搞形式化的“国学经典进课堂”,这样产生的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还会让学生错误地理解国学,甚至是排斥国学。

      北师大二附中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涉及传统文化理念的讲座或社会实践,而且这些教育都会尽量与我们的课堂教学相结合。比如,在讲诗歌单元时,我们会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典诗或现代诗的教授来给学生们讲解古典诗歌的意境之美,或是如何读懂中国现代诗歌;在讲关于北京文化的课文时,我们会举办类似“北京‘绝活’进校园”的活动,请一些有绝活的北京艺人到学校来给学生表演。再比如,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每一学年都会有专门的特色课程,高一是《古文观止》专题,高二是鲁迅作品专题,社会实践的保留节目是参观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而且每年都会走出北京,去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例如苏州、杭州、安徽、绍兴、曲阜、泰山、黄山……我们的社团里有专门的国学社,每年参加全国的国学比赛都能拿到大奖。此外,我们学校还专门设立了“素书楼奖学金”,以奖励在国学方面有兴趣、有造诣的优秀学生。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对国学经典的一种弘扬,是“国学经典进课堂”的一种表现。可见“国学经典进课堂”完全可以进行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没有必要只揪住几个儒家经典来做文章。

      《中国教师》:您认为学校应怎样将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展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

      王玫: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太好回答,因为校本课程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丰富,概念太大,要真说起来,我们每一堂的古文课、古诗课、文学作品分析课都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比如,我们在讲苏轼的《赤壁赋》时,会讲到“赋”这种文体,会介绍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会讲到苏轼其人,会讲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月”这个意象的内涵,再往深里讲还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观、生死观的对比和传承……这些都是将校本课程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的表现。而且语文本身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语文教师只要稍微上点儿心,不就课文讲课文,就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至于学校层面,我们会办一些讲座,设立各种社团,有各类奖学金……此外,我们还有专门的校本教材,比如《诵读诗文集》、《文言揭蒙》等,初中每年还要举办“诵读诗文大赛”,高中每年都有“人文知识竞赛”等,这些教材以及活动其实就是一种导向,让学生们明白我们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的选修课还开设了茶艺、书法、国画等。我认为这些都是课堂教学与学校活动和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的表现,并不仅仅限于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结合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教师》:语文教学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渠道,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应推荐学生阅读哪些书籍,怎么读?

      王玫: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有着当仁不让的责任,这需要教育工作者有长远的教育眼光,而非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分数。其实,传统文化教育不需要我们花费专门的时间刻意地去教,可以将其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当中,在教学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实现。

      比如,我们在讲老舍的《想北平》时,就可以在文章讲授的过程中将北京的传统文化加进去,让学生找一找老北京的方言以及这些方言背后传递出的北京人的性格特点。在讲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时,让学生去找关于北京胡同的资料,或是每人介绍一个北京有名的小吃,感受一下老北京特有的帝都文化。

      又如,我们在讲《窦娥冤》时,可以将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如戏剧角色的分类、剧本写作的基本格式、演员程式化表现的特点等内容加进去,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

      再如,我们讲古诗时,就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对联文化、诗词文化、韵文文化甚至是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等都加进去。我们在讲古文时,可以加入的传统文化会更多,如我国官史制度的发展、帝王称谓的发展变化……

      教师在课文内容的讲授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会占用大量的课时,这就需要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教学设计,热情满满地去备课,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教师的备课量。但现在,我们语文教师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时,还是缺乏一种统一的条理性,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如果能从国家教育部门的角度统一规范出有关传统文化教学的一整套的教育教材或课程标准,可能会更适合于操作。我们拭目以待。

      在有关传统文化方面可以阅读的书籍,我认为当前已经有很多了,我会推荐学生读一些文化论著类的图书,如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中国文学史》等。2014年暑假时,我们推荐学生读的三本书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余秋雨的《寻觅中华》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一般会在开学之后办读书交流会或是用写小论文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阅读。

      《中国教师》:您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语?

      王玫:余秋雨说:“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我想说,懂“家”、爱“家”方能顾“家”、兴“家”!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只有我们真正地了解其内涵,懂得其真谛,才能真正地践行,才能对我们的言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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