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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该是研究的时候了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以金融、商贸为中心后，积累了许多需待解决的矛盾；现在，香港主权又快将回归，在“一国”的条件下，“中国因素”对香港经济影响会愈来愈大，对香港经济定位问题的研究，已经是摆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了。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何炘基博士在1995年10月中曾说：“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的‘桥梁’，这个观念已经过时，桥梁可连结两方，但不属于任何一地；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个观念也要转变了。我们本身已成为大陆一份子，但是很开放；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香港才有永恒的价值。”事实是这样，随着香港历史地位的转变，香港成为中国的“门户”，是一个很开放的门户，香港经济定位要有新的适应。
香港一些高层官员也开始感觉到要着手研究香港的经济定位问题。比如，财政司曾荫权在1995年9月6日上任演说中也表示：“作为财司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香港通过两个过渡，即完成转型为以服务及技术为主的经济体系的过渡；以及更重要的是，完成回归中国主权，以及香港成为未来特别行政区的过渡。”对于香港经济转型的过渡，财司认为香港正面临重重的挑战，“应该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由财司任主席，成员包括各主要决策科的首长，以评估香港作为服务业经济体系的优点与弱点，日后的策略及优先次序，以及如何创造有利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环境。”香港内部经济环境，近年发生很大变化，的确到了要研究香港经济定位的时候了。
二 研究的范围
香港经济定位问题，是一个宏观经济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范围应该是：香港经济在世界经济环境、亚洲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环境和香港内部的经济环境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即未来10年（1996-2005）内，香港经济将要扮演什么角色？简单地说，香港经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哲学”？香港经济随着外部经济环境与本身经济环境的转变，原来在港英当局管治下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哲学”，随着时代的节拍，需要有新的经济定位，以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三 香港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哲学”
香港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举世瞩目，的确有它的正面经验和内、外环境条件，《香港基本法》规定，未来的香港是特别行政区，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还规定香港保持自由港地位，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货币、外汇自由流通，保持企业、金融自由经营制度，保持独立的关税制度和财政独立不变，以及原有的法律制度不变。
中国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许多方面不变，是因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一定要在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以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办法来实现香港回归。
现在，世界经济环境、亚洲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环境，以及香港本身经济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变；在港英当局管治时期形成的一套“经济模式”、“经济哲学”，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是否能够保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中国方面“照单全收”，一成不变，还是要着手研究新的经济定位？“不变”与“变”的确是一项挑战！
港英当局管治下的“经济模式”、“经济哲学”，一般概括为“政府放任，自由万岁”。英国作为管治者，对远离本土的香港，不会视同英国本土一样，对人民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英国只是把香港作为对世界各地及中国大陆的贸易据点，作为一个“地区”采取开放政策。香港的经济政策，本质上带有殖民地色彩：（一）保守性，政府不必像管理一个国家那样，要瞻前顾后，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可以随着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而采取随机措施，让港人自求多福；（二）香港实行财政独立制度，不能增加宗主国负担，并要有利于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像英资汇丰银行，它属商业银行却拥有半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得丰厚利益。
四 积极的不干预主义
港英当局管治下形成的“经济模式”、“经济哲学”，前任财政司夏鼎基于1992年2月1日，在伦敦市政厅海外银行会所作了系统的说明，他强调香港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港府经济政策的正确，香港发展了一套经济理论，叫“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即强调市场力量必然会为短期困难提供最佳的解决办法；政府只是在引致垄断或市场增长过速，出现无法抑制的情况以及大众利益受到损害时，才作适当的干预。
港英当局形成这一套叫“主义”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稳定性。这套理论一方面从正面总结了推行自由经济政策，依靠市场调节力量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带有美化殖民统治，化腐朽为神奇，掩盖了殖民统治的榨取和剥削。
香港经济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是香港邻近大陆。中国建国后对香港一直坚持“长期利用”的方针，对香港经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开放改革15年来，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经济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支援了香港经济转型为以金融、商贸为中心。同时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通要冲，与亚洲经济增长趋势相互配合，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极之一。公正地评价，香港经济成功，的确有港英当局管治下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因素；但也不能无视客观经济条件，完全归功于夏鼎基讲的那一套“积极的不干预主义”。
五 政府干预经济的新趋势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争夺世界性市场，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愈来愈大。明显的例子是欧洲各国联合在一起，花250 亿马克研制宽体型空中客车；到了1994年，这种飞机的销售量已超过美国波音飞机，竞争十分激烈。欧洲各国政府如果不出面干预经济，就很难在世界飞机市场上立足；欧洲的飞机市场，也会被美国波音占领。现在，世界各工业国都认定微电子、通讯纲络和生物工程是21世纪的工业支柱，政府对这些部门的科研和工业制造技术，都积极支持。日本在美国之后，开拓了半导体芯片的世界市场，美国老牌跨国公司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受到威协；最后，由美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大量征收反倾销税，并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才达成妥协，重新分配市场。
亚洲地区的新兴工业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更为明显。韩国由政府出面举债高达500亿美元，以支持钢铁、汽车和大宇、三星等跨国性集团公司的微电子科研和工业，使韩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工业，到现在为止，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27%，是整体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支柱；香港经济转型后，工业产值下跌，现仅占总产值的11%，进入自生自灭状态。
香港经济面对全球政府干预经济的新趋势，面对亚洲韩国、台湾、新加坡政府支持科技工业化，迅速提高工业增值水平的竞争，香港原来的“经济模式”、“经济哲学”，是否要作适当的调整，作出新的适应？主张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弗尔曼极力赞扬香港经济政策的成功，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后保留下来的一个自由经济堡垒；但是，他没有全面分析香港经济成功颇为独特的客观条件。
为了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我们现在很需要找到“自由”与“干预”，“不变”与“变”的平衡点。
六 积极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的经济学者、专家和一些高级官员，已经开始着手探索香港新的经济定位问题。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载任志刚1995年10月26日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提出，香港未来在中国主权下，继续实施联系汇率制，可以预见，美元和人民币将会成为香港最主要的跨境交易货币，港元兑美元和港元兑人民币的交易，将会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在金融交易技术上进行处理，将香港即时支付结算系统，分别与内地和美国的即时支付系统联网，一些大额交易，便可以实现港元即时兑换和交收美元及人民币，从而减少风险，大大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另外，香港扩展亚洲金融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东亚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4200亿美元以上，预期未来10年，东亚地区的生产总值，将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香港需要掌握时机，发展债券市场，以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目前，世界债券市场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东亚地区较低些，为30%，香港更低为5%；由于香港金融管理和法例比较健全，发展债券市场，将大有可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陶永明也认为，97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会更大扩展。香港一向扮演“桥梁”角色，97之后，将会转变为国内与国外资金一起登场交易的“大市场”，香港将会承担国内许多银行、币种的金融交易。香港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仍然相互独立运作，但相互之间的联系会大大加强，内地许多金融交易会在香港进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更加巩固。
七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形成“区域经济”
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罗康瑞于1993年5 月组织专家撰写了“展望香港经济10年路向”专论，认为“香港的唯一不容置疑及持久的竞争优势，是与华南的密切关系”，今后香港的发展策略，“应以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并为大前提”。他认为香港要有新的经济定位，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并且批评港府决策者眼光短浅，目前香港正坐失良机。
中国开放改革15年来，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关系，已逐渐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区域”。它的成长过程，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力量推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两地政府碍于外交关系以及其他因素，没有整体推进决策，基本上是一种放任自由状态。中英关于香港与内地跨境大型基建协调委员会的成立，才开始出现政府一级进行经济协调；但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常设机构，仅仅是进行一些松散的咨询活动。至于整体经济的协调，到目前为止，两地政府各行其是，浪费了不少社会资源。
目前，有不少急迫需要政府一级协调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京九铁路96年9月将全线通车，内地与香港货运量大增，大大支援了香港的国际商贸、运输中心地位。可是港府的西北铁路系统计划，迟迟不动；最近由九广铁路公司提交的顾问报告中认为，全长约70公里的线路，要到2001年才能建成。这条铁路如何同京九铁路大动脉衔接，尚未同中方磋商。皇岗口岸的公路运输，按设计每日可通车5万辆，可是现在平均每日仅1万辆，且常常堵塞，也需要两地政府协调解决。（二）香港与内地的科技工业化合作，也急迫需要摆上议事日程。香港制造业大量北移后，留港工业需要提高增值水平；珠江三角洲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需要科技工业化带动提高。港府在快将撤退时是否会更为“积极地”支持科技工业化，实属疑问；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和企业，以及驻港中资企业，是否可以更为“积极地”支持两地科技工业化的发展和合作。
八 民间研究，政府支持
香港主权剩下不到600天即将回归，目前大量关系到平稳过渡的政治事务需要两地政府解决；有关经济方面的事务，除了十分紧迫的问题以外，就不容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进行研究和解决。香港经济定位这一个宏观经济课题，可以先由两地民间组织合作，在政府和企业支持下，分别不同领域问题或全面进行研究，应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