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F0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1-0004-08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我国和世界各国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主要内容，因此，了解二者在本世纪中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洞悉西方经济学的由来，从而加深对这一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此外，从二者的发展过程中也能够总结出几点结论，这些结论对我国经济工作者具有借鉴意义。
然而，有关二者发展的过程，存在着大量文献。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的文献包罗进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只能粗略地提供一个发展的线索。
一、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1776年，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写道：“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注：亚当·斯密.国富论[M].下册，伦敦：丹特公司，1955，246.）这段著名的话被认为是斯密对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陈述，这一原理的意思不外乎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以使整个国家得到最大的福利，从而，它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斯密的这一美化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理所当然地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赞赏和响应。事实上，20世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在概略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该原理进行论证和充实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1.对该原理的论证。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该原理做出了说明，但是却未能对它加以论证。在本世纪初，对它做出最全面论证的西方学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教授（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27，第8版.）。
马歇尔把当时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几种学说，如供求论、节欲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率分配论等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体系说明：在以利己为动力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竞争的作用迫使供求相等于均衡价格。从需求方面来看，这一均衡价格代表消费者为了购买商品而愿意偿付的费用，从而按照边际效用论，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从供给方面来看，均衡价格也代表厂商最低的生产成本，而这一成本又可以被分解为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息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根据边际生产率分配论，工资、利息和地租又是由于三者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而应该得到的报酬。把上述种种论述加在一起，其综合的意思是：在以利己为动力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供求的作用可以使消费者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生产者（工人、资本家、地主）都得到了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作为报酬，简言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想的社会”。这便是马歇尔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论证的大致内容。对于这一论证，马歇尔的徒弟、著名的英国经济学者罗宾逊夫人写道：“马克思是在了解这个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以加速它的倾覆。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所接受。”（注：罗宾逊.马克思、 马歇尔和凯恩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4.）
马歇尔是通过对典型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均衡状态来进行论证的，因此，他的论证方法被称为“局部均衡”。在马歇尔之后，他的追随者对“局部均衡”的论证加以深化，而深化的重点不外乎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追随者把供给方面分解为厂商在生产时所面临的各种成本曲线，如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等曲线；他们又把需求曲线分解成为总收益、平均收益、边际收益等曲线。到了1931年，瓦伊纳的一篇著名论文标志着完全竞争的模型已经达到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注：瓦伊纳.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C].见斯提格勒，包尔丁.价格理论论文集[M].芝加哥：欧文公司，1952.），该文的内容和图形被运用于现在流行的教科书之中。
然而，局部均衡仅从典型的事例来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做出论证。对于这种论证方式，西方学者认为，论证是根据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均衡状态而得到的，但是，就社会中的一切消费者和厂商都能达到均衡状态而言，局部均衡的论证方式还不够完善，因为，典型的消费者或厂商处于均衡状态的事例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消费者和厂商均能如此。有鉴于此，他们还企图使用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厂商都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来对该原理加以证实。这种论证方法被称为“一般均衡论”。
早在1874年，法国经济学者瓦尔拉斯已经创建了一般均衡论（注：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纲要[M].巴黎，1874.）。然而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普遍得到学者们的注意，其原因在于：瓦尔拉斯使用的数学方法使一般学者难于理解。到了1939年以后，包括瓦尔拉斯在内的欧洲大陆学者的观点陆续进入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的行列，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注：希克斯.价值与资本[M].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一书的出版又使得一般均衡论比较通俗化。于是，一般均衡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以比过去较为宽松的假设条件（但仍然是远离现实的）证明（注：例如，假设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预见到将来的事物.）：在每一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出于利己的动机而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中，存在着能使一切市场的供求相等的价格体系。这就是说，自由竞争的供求关系能使以利己为动力的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注：阿罗，德布鲁.竞争经济中的均衡的存在[J].计量经济学，1954.）。在这里，以完全竞争模型为代表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得到了一般均衡方式的证明。
阿罗和德布鲁的证明被认为是达到了论证的“终点”（注： 哈恩.一般均衡论[C].见拜尔，克利斯多尔.经济理论的危机[M].纽约：基本书籍公司，1981，123.）。在此以后，这一方面没有多少新的进展。
2.对该原理的补充。在西方学者致力于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仍然客观存在并且经常在现实中显现出来。对于这些弊端，西方学者采取两种对付的办法。其一，承认这些弊端，但是，说明这些弊端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其二，提出政策建议来消除这些弊端，认为用政策来消除弊端之后，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理想社会或接近于一个理想社会。在20世纪中，西方学者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有四个：
（1）垄断的存在。虽然列宁早已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已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虽然某些西方国家已经对垄断采取了一些制裁的举措，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垄断当作例外的现象。由于这种垄断例外论的说法过于明显地违背事实，所以自从那时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市场的类型或结构进行研究。大体说来，截止到目前，其研究的结果包括在三种理论之中，即：垄断竞争论、寡头理论和垄断理论（注：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较新的寡头和垄断理论见鲍莫尔.企业行为、 价值和增长[M].纽约：哈考特公司，1967.）。 这三种研究成果所说的不外乎是：由生产集中而造成的垄断未必是坏事，从而垄断的存在本身不能构成判别是非的根据；是非的判断要看垄断者的行为才能决定。只有对坏垄断，即不按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来行事的垄断者，才应施加制裁或管制的举措，而这些制裁和管制的措施可以消除坏垄断所带来的弊端。
（2）外部经济效应。 这一问题首先由马歇尔的嫡派门生庇古教授提出（注：庇克.福利经济学[M].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0.）。庇古宣称，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所论述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的说法只有在社会效益和成本顺次与私人效益和成本相一致时才能实现。如果“外部经济效应”的出现破坏了上述社会和私人之间的相等，那么，社会便不能取得最大的福利。例如，养殖蜜蜂不但使私人养殖者得到蜂蜜的效益，而且还可以使临近的果园由于蜜蜂授粉而增产。在这种“正数值的外部经济效应”的情况下，养殖者的蜜蜂效益（私人效益）小于其社会效益（蜂蜜效益加上果园的增产）。又例如，假设炼钢的私人成本为每吨2000元。 如果炼一吨钢所造成的污染为100元。那么，此时的社会成本为2100元（2000+100＝2100）。 这就是被称为负数值的外部效应的情况。因为，此时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因此，庇古得出了他的政策建议。他建议：当正数值的外部经济效益出现时，国家便应给予当事人（蜜蜂养殖者）以津贴，以便鼓励养蜂业的发展，直到社会和私人效益相等时为止。相反，在负数值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国家应对当事人（炼钢厂）课以赋税，直到社会和私人成本相等时为止。
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科斯提出了反对庇古的政策建议的说法（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学和经济学，1960（10）.）。他认为，上述的政策并不能保证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在他看来，最好的政策是使“产权明晰化”。
（3）公共物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公共物品的说法，其中包括布坎南、萨缪尔森、唐斯、加尔布雷斯、渥尔森等人（注：关于所有这些著作的文献，见斯特拉顿，奥卡特.公共物品、公有企业和公共选择[M].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94，21～48.）。
大致说来，这些学者认为，人的生活不仅需要消费私人物品，而且还必须消费公共物品。二者的区别在于占有性和排他性，这两种性质为前者所有，而为后者所无。例如，馒头具有占有性，因为，当一个人占有并消费一个馒头时，别人就无法占有和消费同一个馒头，它也具有排他性，因为，一人享用该馒头的行为就排除了别人享用同一馒头的可能。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馒头是私人物品。与此相反，国防则没有占有性，因为，当一人享用国防保护时，他享受国防的行为并不使别人享用不到国防，同时，国防也没有排他性，因为，当一人享用国防时，他无法排除别人享用国防。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国防属于公共物品。有些物品则处于私人和公共物品之间。例如，公园没有占有性，因为，一人逛公园并不妨碍别人享受公园的乐趣，然而，公园却有排他性，因为，公园的围墙可以对其他人的进入施加限制。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物品的生产与销售要通过以价格为信号的供求关系来加以解决。然而，公共物品，由于它不具有占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以人人都想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即希望别人支付他所享受的公共物品的费用，如上述的国防的情况。为了达到“免费乘车”的目标，每人都会在口头上尽量缩小他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以避免为之支付费用。这样，以价格和供求关系来调节生产和销售的市场便不能发挥作用，而必须由政府通过政策来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
（4）信息的不完全性。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之一便是完全信息，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完全了解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情况，如知道各种商品的价格、质量、厂商的销售政策和业绩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被限制在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的范围以内。然而，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承认，这一假设缺乏现实性。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有的人知道的信息较多，有的人则较少。这种被称为信息的非对称性的情况可以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这里以医疗保险作为例子。每个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优劣是比较清楚的，即具有较多的信息，然而，保险公司对每个投保者的健康情况却了解不多，即掌握的信息较少。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保险公司只能按照健康状况的平均水平来收取保险费。由于保险费系按平均水平定价，所以经过一段时期的保险费的缴纳，健康情况较好的人会认为保险费用偏高，从而退保。这样，投保者中的健康状况较坏的人的比例便会增加，保险公司便会由于支付医疗费用的增加而提高保险费的价格。于是，一部分健康状况较好的人又会退保，保险费又会因之而再度提高。如此循环往复，一直到保险费被定在很高的水平。这时，只有健康情况非常恶劣的人才愿投保，而健康状况较为良好的人又得不到合情合理的医疗保护。类似的例子如，没有企业所有权的经理们可以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丰富的经营企业的信息来弄虚作假，从事欺骗具有较少经营信息的股东，使股东们得不到投资应有的报酬，或者，出售商品的人利用他所具备的有关商品的信息来蒙蔽消费者，使消费者吃亏上当，如此等等。总之，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市场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来导致理想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尽量执行使市场运行透明化的政策来消除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上面所论述的垄断、外部效应、公共物品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称之为“市场失灵”的情况。意思是说，虽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供求关系不能发挥正常作用，但是，只要国家执行有针对性的微观经济政策，“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良后果便能加以弥补，从而，资本主义仍然像亚当·斯密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理想社会。
综合上述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中发展的两条线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两点结论：
第一，西方学者持续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加以论证，以便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趋于完善。
第二，除了完善意识形态以外，西方学者也致力于总结西方市场运行的经验以便为促进运行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以上四种关于“市场失灵”的论述便是明显的例子。
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宏观经济的运行是否良好取决于就业量或国民收入的高低。当后者具有高或低的数值时，这种高或低的数值顺次意味着前者处于运行良好的或不良的状态。在本世纪初期，西方根本不存在宏观经济学，也不存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那时的西方学者总是用马歇尔所代表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就业量或国民收入的数值的高低。
他们认为，劳动市场的供求均衡意味着一切愿意为现行工资而劳动的人都已就业，而市场又总是趋向于均衡状态，所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着长期的大量失业现象。换言之，即使把失业问题考虑在内，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理想社会。既然如此，那么，在涉及失业或国民收入问题上，国家对市场的运行便没有进行干预的必要，因为，对处于理想状态的市场进行干预，只能使它变得更坏，决不会使它变好。
然而，事实与传统的经济学的说法相反，整个西方世界在1929年爆发了一次空前严重的被传统的说法论证为不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处于覆灭的边缘。直到目前，关于1929年大危机，西方人士仍然谈虎色变。
面对当时如此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面，受到传统经济学教条束缚的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却无法对危机做出解释，从而也就提不出有效的对策。
对于这种情况，凯恩斯于1936年提出了关于失业和危机的新理论和对策。一方面他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使得供求关系不能发生应有的调节作用，使得各行各业的市场不能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另一方面，他又觉察到，由于三条心理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往往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而有效需求的不足会使生产萎缩和工人失业。在这两个方面中，工资和价格的刚性根源于人们的自发行为，从而无法加以改变，然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却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来加以补救。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他建议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有效需求维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便解决失业和危机。
对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的西方社会而言，凯恩斯的理论和对策无疑是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因为，它能在不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解决失业和危机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和理解的过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凯恩斯主义的确立破坏了西方经济学的一致性，破坏之处在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的那样，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理论声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常处于供求相等的均衡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本主义才被证实为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正是由于理想社会的说法，所以传统的理论才主张对失业和危机采取不干预的方针。然而，凯恩斯的理论却持有相反的观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凯恩斯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资本主义的市场往往存在着供求不相等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状态的论断不但构成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损于对理想社会的论证。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之间存在着均衡和非均衡以及干预和不干预的分歧。
从1948年开始，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逐渐调和了这种分歧，从而保持了西方经济学的和谐与一致性。他宣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它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研究单个消费者、厂商和资源供给者的经济行为，用以说明为什么市场的供求关系能把它们的行为协调起来进而达到理想社会的结果；另一方面，凯恩斯的理论则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从事就业量以及国民收入的波动的研究，并且根据波动的情况提出消除波动的政策。因此，萨缪尔森声称，在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不但不存在矛盾之处，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即前者研究经济社会的微观现象，后者说明宏观经济方面的波动的原因并且提供消除波动的对策。换言之，只要凯恩斯的对策能把就业量或国民收入的波动消除，马歇尔给资本主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便会实现。由于这种把二者加以综合的功能，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注：萨缪尔森.经济学[M].纽约：麦格鲁希尔公司，1948.目前已有第16版。）
新古典综合派的说法很快为整个的西方世界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字眼迅速成为经济学界通用的专业名词，而代表这一思潮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以三年一新版的速度持续出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凯恩斯主义的部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为20年间的西方各国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述状态大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由于垄断范围的扩大，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其他的原因，西方世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滞胀”问题，即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问题。
“滞胀”给新古典综合派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按照该派所继承的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当失业现象存在时（即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即使货币数量有所增长，价格水平大致可以保持不变（即没有通货膨胀），而只有在失业问题被解决以后（即达到充分就业以后），才会出现通货膨胀。换言之，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然而，“滞胀”所代表的二者的同时并存的事实给新古典综合派一次沉重的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该派既然无法在理论上对滞胀加以解释，也就因之而无从对“滞胀”提出有效的对策。因为，按照该派的补偿性政策的说法，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补偿性的政策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抬高物价，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它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言之，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该派的权威萨缪尔森说道：“我们都不像传说中的魔法师那样，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混合经济（即资本主义——引者）的一大污点，也是对我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大可悲的责难。”（注：（美）商业周刊[J].1974-09-29，53～54.）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居于非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派别，如货币主义、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等，纷纷对新古典综合派进行挑战并且提出自己的有关“滞胀”的见解（注：拜尔，克里斯多尔.经济理论的危机[M].纽约：基本书籍出版社，1981.）。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挑战者中，有的学派如剑桥学派未能取得很大进展，有的学派，如供应学派，虽然一度成就辉煌，然而不过昙花一现，目前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不齿。挑战者中最有成效的是以西方学者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它在三个方面取得有限度的成功，其一是：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使它和新古典综合派所强调的财政政策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二是：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所建议的根据情况，随时用政策来干预经济的所谓“微调”，而主张用始终不变的政策规定来取代“微调”；其三是：使人们接受自然就业率的说法。他们认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个自然就业率，其数值取决于该国的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而与经济政策无关。市场供求的自发作用会在长时期中使实际的就业率趋向于和自然就业率相等（注：费希尔.理性预期和经济政策[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虽然货币主义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却未能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基础，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是货币主义的追随者们。追随者们沿袭货币主义的传统，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了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派别。这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为代表的派别提出了三个被认为是有分量的观点（注：卡特，麦道克.理性预期[M].伦敦： 麦克米伦出版社，1984；斯诺顿，范尼.对现代宏观经济发展的思考[M] .英国切登汗城，1997.）：
第一，人们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尽量对经济事物的前景做出正确的预期。例如，当人们正确地预期到某一股票价格在明天会上涨时，他们在今天就会去购买较多数量的这一股票，以便获得最大利润。当然，人们也会做出错误或不够准确的预期，但是，出于个人的利益，由于他们会经常对预期加以改善，力求准确，所以在长时期中，会做出正确的预期。这种符合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条件的预期被称为理性预期。
第二，如果国家的经济政策要想人为地使实际的就业率脱离货币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然就业率，那么，由于理性预期，人们的行为的改变会抵消政策的作用，即造成“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后果。因此，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都是无效的。
第三，宏观经济变量是微观经济变量的总和，而微观经济变量又是个人行为的后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和微观经济理论所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即必须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宣称，凯恩斯所假设的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并用刚性来解释失业现象是违反微观经济学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因为，按照这一假设，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必然相等，不会出现凯恩斯所说的刚性使二者不等的情况。根据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但凯恩斯的政策无效，而且凯恩斯的理论也是错误的。
总的说来，新古典经济学企图推翻凯恩斯主义，并且主张回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的传统的经济思想上去，即对经济活动，国家应该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种说法更加符合目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自由化的思潮。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一批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特别是较年轻的学者，如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注：曼昆.经济学原理[M].纽约：德里顿出版社，1998；宏观经济学[M].纽约：沃思出版社，1992.），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批人物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论点大致有下列三个：
第一，部分地接受了理性预期的说法，认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人们对政策所采取的对策。
第二，同意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基础的原则，但是却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完全符合这一原则，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才会导致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这里的原因在于：工资与价格往往为买卖合同所规定，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变动。人们之所以订立合同，是因为订立合同的办法可以节约协议工资和价格的费用，从而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的合同期限很长，如工资合同，规定的期限往往为三年，因此，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人们有改变工资和价格的愿望，但是，合同的规定使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在合同到期的情况下，工资和价格固然能够自由变动，然而，一个社会的全部合同并不是同时订立和到期的，由于合同分批到期的性质，所以一般说来，在每一个时点同时到期的合同仅占全部合同的一个微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微小部分的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对刚性所指的社会平均工资和价格的影响是很轻微的。换言之，社会平均工资和价格只能缓慢变动，即具有刚性或粘性。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合同的限制，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单个的劳动者和厂商也不敢突然对他所要求的工资或价格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而往往采用投石问路的方针，先做出微小的变动，然后审视其他劳动者和厂商的反应，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凡此种种，均会导致工资和价格的刚性或粘性。
第三，新凯恩斯主义者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承认在长时期中，就业率会自动走向自然率的水平，从而，凯恩斯主义的旨在维持充分就业的政策没有实施的必要。然而，后者认为，在短期中，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政策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当外界的冲击到来时（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微调”政策一方面可以发生抵消冲击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外界冲击已经造成大量的失业时，如果听任就业量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水平，那会由于工资和价格刚性而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为了缩短这一过程，也有执行“微调”政策的必要。
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三个观点表明：在当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做了一些让步，并在让步的基础上，尽量维持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目前，两个学派处于相互对立和相互融合的状态。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来，虽然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微观经济学完全不同，但是，从发展的内容的实质来看，它和后者又是完全一致的，即：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企图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总结西方市场运行的经验，以便为改善其运行提供政策建议。
三、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顺次论述了20世纪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可以找出至少三个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正好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二者发展的具体内容完全不同，但是，在内容的实质上，二者又是一致的，即：它们一致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并以此在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服务。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马歇尔、瓦尔拉斯、阿罗以及其后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别都对理想社会的说法加以直接的论证，而新古典综合派则试图弥补传统的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的分歧，以便维护理想社会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二者也一致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且为改善其运行提出政策建议。例如，微观经济学总结出了四种“市场失灵”的情况，而宏观经济学则把失业当作第五种“失灵”的事例。为了减少“失灵”所造成的不良作用，二者都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由此可见，作为上层建筑，西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服务：它一方面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为改善其运行提供政策建议。
第二，上面第一点的结论有助于决定我们对由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应持有的态度。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制度的差别而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持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又存在着共同之处。因此，以总结市场经济的运行经验这一方面而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含有对我国有用的内容。目前，大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被引入我国，因此，明确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应持有的态度是有必要的。
第三，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改善经济运行方面，西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均对西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一学科基本上是在本世纪的100年中从亚当·斯密不足200字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发展成现在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规模。
相比之下，以马克思为首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所留下的文献要远远超过西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学者。在马克思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然有所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时代的要求。因此，总结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本世纪发展的经验教训也会有助于给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动力和希望。只要我国的经济学者努力以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留下的丰富文献的基础上，类似或超过西方经济学的成就是可以实现的。
[收稿日期]1999-10-12
标签：凯恩斯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消费者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公共物品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