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结构变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市场论文,结构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证券化趋势
国际金融市场信贷流量以银行贷款转为可上市买卖的债券证券是近20年来国际借贷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此一变化是随着国际银行贷款的收缩和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
（一）国际银行贷款的收缩起始于80年代初。当时，新的欧洲银团贷款明显逐年减少：1981年新增银团贷款超过1000亿美元，1984年新增300亿美元，而1985年仅为190亿美元，如果不包括对一些拉美大债务国的非自愿贷款，上述数据将递减得更快。实际上，上述数字还少报了此种形式的银行新的净贷款减少的程度，因为这些数字包括用于更换未清偿贷款或到期贷款的贷款数，并且扣除了非银团方式的传统式的银行贷款的缩减额。
（二）国际证券市场的大发展与国际银行贷款的收缩刚好同步。1981年至1984年间，新发行债券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081亿美元，上升了近1.5倍；1985年发行1628亿美元，是1981年发行量的3.7倍；1986年世界中长期债务额增长11%，而银行贷款却减少了3%，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2260亿美元，比1985年增加将近40%！
国际贷款证券化的趋势表示国际银行界愈益青睐于证券方式的融资，它意味着国际银行贷款信用中介作用的下降，但并不代表银行在国际融资中的作用缩小，只是国际借贷内部结构中的此消彼长。
从银行来看，伴随着国际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其资产的变现性迅速增加，表现在这样几方面：第一，银行不再是单单以代理人的身份进入证券市场，而是以代理人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更多地参与证券市场。第二，银行使其国内传统资产的可转让性增加。具体有两条途径：一是把一揽子贷款，尤其是抵押贷款，变成证券；二是将附有或不附有追索权的贷款无保留全部出售。第三，为使其国际资产的变现性有所增强，银行倾向于对有问题的债务国的债权进行交易，而且更加放手地参与银团贷款。
除银行资产变现性增加外，伴随证券市场的大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显著特征便是银行越来越成为国际债务市场上的重要借款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银行发行的债券从1980年的54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430亿美元，短短的五年间翻了近三番。尤其是浮动利率票据的发行额从23亿美元增加到292亿美元，增长了近12倍；每当银团贷款急剧收缩时，就发生这种猛烈扩张。
二、金融工具创新及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
国际借贷结构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创新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及与之相对应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发展。
（一）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创新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对国际借贷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票据发行便利（NIF）、互换、期权和远期利率协议（FRAS）是较具代表性的四种最新的创新工具。
1、NIF是一种循环融资方法，是一种中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它使借款人通过发行一系列短期票据来实现中期融资，包销银行承诺购买借款者不能出售的任何票据或承担提供备用信贷的责任。对银行借款者而言，票据通常是短期存款证，而对非银行借款者来说，这些短期票据通常采用本票的形式，一般被称为“欧洲票据”。
NIF的成功主要在于它把银团贷款中原由一家金融机构负责履行的各种职能分散到由许多不同金融机构分开承担和履行。NIF的安排人不必像银团贷款中那样提供贷款，而是在借款人需要资金时，为借款人提供向其它投资者出售票据的途径，包销承诺提供了票据转期的机会（保证借款人在中期内能得到短期资金），如果借款人在票据到期前违约，持票人就要承担损失，即承担短期信用风险，长期信用风险则由包销人承担，即一旦投资者对借款人发行的票据丧失信心，包销人必须承担购买这些票据的风险。
最具有代表性的NIF承诺期限为五年至七年。发行的票据可以循环，大部分是三个月或六个月到期，短的有一个星期或零星几天的，长的可达一年。大多数欧洲票据以美元计值，面额通常为50元或更多些，发行对象多为专业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对欧洲票据的持票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否包销了这项便利，票据作为一项资产应列入资产负债表，而包销承诺通常不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即认购的承销额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帐面上。
NIF作为一种创新金融工具，其交易市场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NIF对借款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借款人之所以喜欢NIF，是因为它具有成本低，流动性大的特点，发行人可以用NIF进行筹资或作为备用信贷保存下来。
2、互换是一种双方商定经过一段时间后彼此交换支付的金融交易，包括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两种主要类型。互换市场在80年代初期发展迅猛，其演变的主要阶段在1982年，货币市场的互换概念被引申为以同种货币计值的信用市场工具。那时全球互换市场的交易量约为30亿美元左右。到1982年底和1983年，互换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利率互换开始在区域性银行和储蓄机构等国内当事人之间进行。到1984年和1985年，互换业务加速发展，大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发展了控制互换市场的能力，开始了帐面互换，而不需要实际对冲互换。1984年和1985年，标准无担保的互换成倍增加。互换发展为可提前赎回、可展期或可递延。期权互换和无息债券互换十分普及。包括反向互换、互换出售和自动到期终止等方式的二级互换市场也发展了起来。到1984年底，估计未清偿互换已达到800亿美元，到1985年中期这个数字猛升到1500亿美元。在互换早期阶段，互换经常附带在另一笔资本市场交易上，如与欧洲债券一起浮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互换便开始以完全独立的形式进行交易，常常用来改换金融机构或非金融公司的帐面资产或负债的计值币种或利率期限。
3、期权赋予买方的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期权与其它金融工具的区别在于产生的风险模式不同。期权购买者和出售者承担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形式是不对称的。对期权买方来说，其市场风险是有限的，但必须承担卖方违约不履行其收售义务的信用风险；对期权卖方来说，因买方没有履约的义务，所以也就不存在信用风险，但其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却是无限的。
外汇期权与利率期权是金融期权的两种主要形式，二者皆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客户需求激增的情况下，80年代初的期权交易十分活跃。公司客户和机构投资者都希望银行收取期权费而提供保险，从而防范利率上升的风险，因为那时利率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汇率也越来越难以预测。然而，由于期权交易的复杂性，期权市场的发展与NIF和互换市场相比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会计记帐及税收处理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定。
4、FRAs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其买方选择FRAs是想把在未来某时收到的一笔存款在今天就确定利率，以防范利率上升的风险；其卖方选择FRAs则等价于发放一笔远期交付的贷款，以防范利率下降的风险。
FRAs的清算是以原先约定的利率和清算日的市场利率之间的利息差额进行现金交割。FRAs主要被用来对利率敞口风险进行保值，几乎很少被用作套汇获利的手段。与上述三种创新金融工具相比较，FRAS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其风险也最小。
FRAs是从远期／远期存款市场发展而来的。在远期／远期存款市场中，一方与另一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日按预先商定的利率存款于另一方。远期／远期存款或贷款保证了在将来按一定价格获得存款或贷款，但同时扩大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远期利率协议弥补了利率敞口风险而不必增大资产负债表，但不保证存贷款的可获性。
FRAs实际上是一种在场外交易市场成交的金融期货。和其它的金融期货一样，FRAs能使银行不改变其流动性状况而调整其利率风险，并且与运用同业拆借市场相比，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信贷受险部分影响更小。与传统的金融期货相比，FRAs具有简便、灵活和没有保证金规定等优点，而且具有对工具进行改造以精确地适应利率的不匹配的可能性。然而，FRAs不能出卖，仅能与另一笔FRAs掉换，不象传统期货可卖出和买进；FRAs的信用风险随对方的变化而变化，而传统期货的信用风险较小，不随对方的改变而变化；传统期货交易的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幅小于FRAs；此外，许多国家对FRAs不同的会计处理和一些国家在投机方面的法律的差异，这一切使有能力投资于传统期货交易的银行不选择FRAs，以便充分利用传统期货所具有的中心市场优势。
（二）随着创新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许多金融机构介入了表外业务的广阔领域，使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追溯创新金融工具的历史发展，除了与影响证券化趋势的同样因素外，还受到其他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银行越来越被资产负债表外业务所吸引，一是由于银行日益重视和希望增加资产收益，二是由于需要提高资本比率而提出了对资产负债表的种种限制规定；其次是银行希望找到能防范各种利率风险而同时又不会因求助于同业拆放市场而引起资产负债膨胀的方法。
各种创新金融工具，如NIF、互换、期权、FRAs以及许多附加的工具，其特点在于适合进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吸引力就取决于这一特点。表外业务的发展是令人吃惊的，以NIF的形式进行的国际担保便利是最成功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项目之一，其业务量的增大特别迅速。国际银行用来进行利率风险规避而不会因银行同业拆放业务而造成资产负债表膨胀的欧洲美元期货，在1984年到1985年的两年中增长了四倍，成为迄今为止在国际期货交易中最重要的交易工具。
三、银行信用与资本市场的交融及金融中介职能的相互渗透
国际借贷结构证券化趋势的本身，即意味着银行信用的相对削弱，这使以往支配国际贷款的商业银行受到极大冲击。经历了30年代的大危机后，为达稳定金融市场之目的，美国等国家曾给予商业银行低成本获利资金、限制银行间竞争及限制非银行部门金融活动等诸多保护，但随着国际金融中介的创新进展，这些保护壁垒已经逐步被冲破，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亦随之加大。资信高的借款人基于对降低筹资成本的考虑，倾向于绕开银行信用，直接到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银行只好将其款项贷放给资信相对低些的借款者，这无形中又加大了违约风险。
银行信用的削弱与国际借贷结构的证券化趋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其发展变化在大势既定的前提下也有反复。国际融资证券化于1986年底开始从高峰下滑，1987年国际资本市场上证券融资仅1990亿美元，较1986年的峰值2388亿美元降低了近17%，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使欧洲股票及股权联系债券遭受沉重打击，当年前3个季度发行额394亿美元，其中第三季度发行额只有36亿美元。但是，国际债券市场从1988年开始复苏，当年全球金融市场总借贷额达到创世录的4520亿美元，是1987年的1.15倍。1988年全球的证券发行总额达到2326亿美元，相当于1986年峰值时的97%强。国际债券市场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未来利率和汇率的趋势。由于货币互换市场的广泛运用，不同利率，不同货币的借贷成本可以互换，发行债券与银行贷款也可以互换，这样便可以在利率与汇率向上攀升时期，使借款人以较低成本筹到资金。因此可以说是货币互换市场的存在支持了证券市场的再崛起。
在国际融资证券化达到高峰的1986年，辛迪加信贷市场也开始走出谷底，1986、1987、1988三年由国际金融市场新安排的辛迪加贷款分别比上一年净增90、308和365亿美元，增幅达23%、63%和46%。辛迪加贷款的复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股市危机的出现，使欧洲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有所提高；其次，辛迪加银团的高信用使其有广泛的资金来源，在股市动荡时期更是如此；再次，英、美等国主要依赖辛迪加贷款市场来获取企业收购与兼并所需的大量资金；第四，随着商业票据市场的扩大，一些借款者利用国际银行辛迪加安排周转备用贷款来支持商业票据发行计划；第五，辛迪加贷款以传统信贷额度调整到多种选择贷款，在成本费用、提款、偿还、币种上均增加了灵活性；最后，许多在欧洲债券市场融资缺乏经验的公司纷纷求助于辛迪加银行。
辛迪加贷款的复兴反映了国际融资的再中介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证券化融资的消退，国际资本市场的再中介化实际上只是局部特征，或者说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银行信用和资本市场的界限已变得愈益模糊不清，二者实现了最大程度的交融。在经济动荡时期，中介融资的吸引力相对大些；而在经济繁荣，利率趋于上升时，借款人会转向浮动利率债券发行。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有银行支持的证券发行更具魅力。
银行信用与资本市场交融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日益交叉。按照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业务应与投资银行业务完全分开，以充分保护商业银行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投资银行业在股本收益、价格／收入比率、资本、资产比率等指标中均比商业银行更居上风，商业银行再也难当寂寞，遂利用其现有的世界网络，发达的通讯网，熟练的金融技能和服务深度，涉足投资银行业务，以改善其低质量、低收益的长期资产结构。在投资银行的两个主要领域——证券买卖，提供收买和兼并咨询服务方面，商业银行也不甘当下风，正奋起直追。
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扩展，是金融中介职能相互渗透的最佳佐证。除此之外，还有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业务交叉，大公司向银行业的渗透等。银行业提供保险服务，保险公司提供非保险金融服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早已成为普遍现象。截止到80年代末，美国16家老字号银行都得到了经营保险的特许，依据州法律跨进保险领域的银行遍及20个州，总数达1000家左右。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通运公司，梅里尔·林奇公司等均开办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业务。福特汽车公司与克马特百货公司市场共同设立了所谓的第一全国银行，开办储蓄业务。金融中介职能的相互渗透，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国际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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