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书写——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清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经济时代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整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失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的失落，亦即文学轰动效应的失却，文学再无顶天立地之必要性与可能性；二是人的失落，作家的地位从所谓的“中心”置换到了“边缘”。那种以激情书写为基垫、以塑造典型形象为己任、以教育人改造人为终极目的的社会功能，在市场经济之杠杆下，已经被“个人性”“纪实性”等所取代。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伊始，伤痕、反思以及其后的改革文学思潮等，是以承继传统面目出现在舞台之上的。即便如此，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作品（注：《蝴蝶》《海之梦》、《风筝飘带》等）、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文学坚冰作了有效的突破。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射得更远一些。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8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及更早的朦胧诗歌，就已经兆示着非主流的东西在蠕动。而这种非主流的东西，显然又渊源于林语堂的《语丝》、张爱玲的《传奇》、施蛰存的“感觉派小说”等。
（一）
20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个人书写特质体现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绵延与传承之中。新写实主义对庸常人生的平实书写、新历史主义对“正史”（历史）的个人言语、新体验小说对“典型的”自觉消解、新都市小说对欲望的表象追踪、新新人类对自我身体的阅读以及小女人散文的家长里短叙事和网络小说的平面自我复制，都只能说明一点，个人化（并非个性化）写作成为了文学的主形态。
另一可作参照的是，由谢冕、王蒙、洪子诚、孟繁华、陈晓明、李洁非等人组成的“作家推选委员会”，所推举的当代50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梦之队”之中，新现实主义领衔人物刘醒龙以及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等皆榜上无名。
有论者指斥“新现实主义”缺少批判精神和哲学品格，是一种“生存现实主义”；亦有人不满其重复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并依然企图警醒民众。
新历史主义、新体验、新都市乃至新新人类作品鲜明的个人化特征是十分自觉的。新历史主义对正史的个人化言说——譬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李小武、孙老元、李老喜以及后来的赖和尚、赵刺猬、孙屎根、赵卫东等人，几十年来的斗来杀去，无论是谁都只是像赵刺猬所说的——“不就是要这个小木头疙瘩”（大印、权利）！由“故乡”而“天下”，由明日黄花到当代史，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东风与西风，人的本性取代了社会性，人类史便成为“恶之花”史。“新新人类”整个便是个人对社会的错乱性表述。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言，这些新新人类，很小就早熟了；长大也像孩子般幼稚；该读书早恋；该结婚独身；该上大学呆在家里；该工作不干正经事儿。他们与电子物相处的时间非常之多，他们是一些消费动物——整日出没于吧台、咖啡屋、浴室与音乐厅之间。这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新人类”，她们根本就缺乏她们的前辈所拥用的丰厚的历史资源——文革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切身喜悦、“革命”所带来的职业感受、殖民之痛等。她们之“新派观念与现代生活经历，非常自然也是必然地成为了她们小说中的经验书写资源”。我们还指望她们像她们的前辈那样融入到社会主流文学之中去吗？换言之，她们的独立不羁，正是她们有异于社会的充满个人化色彩的本来面目。当她们开始说话时，就必须地是个人言说。如此而已。
网络文学在当下文坛受人注目，很难称是因为网络作品显现出了多大的艺术价值。恰恰相反，依笔者看来，网络文学作品多半是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罢了。而剩余的那些“热点”作品，如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恐怕更多地是以其逾出传统写作规范的随意性而获得卖点。那种老套的爱情故事，被一个网坛写手并无多少诗意地、用四不象之形式演绎出来并获得认同，这种以个人姿态随意发表话语的方式胜过了内容。在这里，内容退居次席，个人发言的方式成了中心，并进而煽起了千百万文学青年一试身手的写作欲望。
（二）
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学，伴随着这种个人话语的便是其纪实性特征。的确，在市场经济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浸淫之下的中国当下文坛，充盈的便是这种“现世”特症。
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池莉，在其人生三部曲（《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不谈爱情》）中娓娓道来的是什么？是印家厚一天的吃喝拉撒，是赵胜天的接受平庸生活的锤炼，是庄建非的不得不向身居花楼街的市俗文化低头，池莉以其细腻而又温润的笔触饶有趣味地记下了庸常人生的真实的一切。在池莉看来，现实中并无多少理想可言，“现实多么无情，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没有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淹没销蚀一切。”（注：《总在异乡》，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因之，她要“纪”生活之“实”。
新体验小说也很能证明这一点。由《北京文学》发起并刊出的《半日跟踪》、《枯坐街头》、《在小酒馆里》、《预约死亡》、《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注：均见《北京文学》94年1-4期）等作品，其最大的外在特征（诚然也是树旗号者的“卖点”）便是“亲历性”，即让作家随机（至少表面如此）、片断、共时地介入社会，以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北京文学》还宣告：作家们“将率先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躬行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体验，以‘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形式，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注：《北京文学》1994,1）显然，这种“亲历”便是“纪实”，以此而求得作品所谓的“报告色彩”，并企求对纯文学的高雅与肆意虚构进行矫正，最终贴近读者，接近生活。
丁帆曾云：“小说其实就是自传”（注：见《文艺争鸣》1999,2）。笔者理解，小说其实就是作者的精神自传。作家往往将自我的理念、情感、道德评价等寄寓其中，那种带有较为明显自传倾向的小说尤甚。譬如某些女性主义作品，譬如新新人类小说。尽管陈染拼命否认《私人生活》“与我的个人私生活根本不搭界，不沾边，百分之九十的细节都是虚构的”，但随即她又承认“真实的只是一些心理体验、一些情绪而已”（注：陈染，王朔《关于写作的对话》，《大家》2000,4）。《私人生活》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什么？是90%的细节与作者生活“搭界”不搭界这个问题吗？不是！是那种真实的“心理体验”和“情绪”。正是这些带有纪实色彩的“心理体验”与“情绪”富有穿透力，表达着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发出的微弱但又坚韧的声音。至于新新人类作品，这一点更为突出，《上海宝贝》封面就标明这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卫慧自己也承认，“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些，再好一点，可我发觉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我写出所有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想设防。”（注：《上海宝贝》后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4版）而棉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我虽然写的不是我的自传，但却是我的感受”，“我只是把自己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写出来。”（注：《“美女作家不服气”——听听卫慧棉棉怎么说》，《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20日）其纪实性不是一目了然吗？
“纪实性”并非简单地认定作品中的情节故事与作者的人生经历重叠，这里的“纪实性”更多地是指作者的个人性的凸现，指的是精神的贯通。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着响应某个号召、在“体验”某种生活之后去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意味着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找精神对应点，因而作品带有更多的感性色彩。举个实例，就《浮躁》与《废都》而言，无疑庄之蝶更是作者贾平凹心灵的对应物。而池莉也不讳言这一点，她说：“我的那些小说写得实实在在，但它却起源于从前某一次浪漫空灵的撞击。凡是震撼过我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段河流，一片山川，我都无法忘怀。它们像小溪样伴随着我的生命流淌，在流淌的过程中丰厚着、演变着，有一天便成了一篇或几篇小说。”（注：《就是那一瞬间》，《总在异乡》，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这说法确然饶有意味。
（三）
按照传统的小说界定，小说的本质特征是虚构。相应地，小说作者的最主要表达方式便是“描写”。这里，可以理解为“描写”人的处境（将人物设置在风云际会、生死攸关的惊涛骇浪中），“描写”人的内心（强烈而细腻的心灵冲突，如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描写”人的形象（让作品中的人物比生活更高更集中因而更典型）等等，显然，这种界定的前提是文学“超越”现实，文学被赋有美育和教化作用。然而，伴随着新写实等思潮的问世，文学的表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捩变。具体地说，就是作家们更多地认为需要让作品、让故事本身说话，也即是说多叙述，少描写，更不需要“抒情”。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命运。余秋雨的“三大罪状”之一便是文章“矫情”（注：朱大可将余秋雨与青楼女子联系在一起，《文化苦旅》被比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华套”，总之是“煽情”，见《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余式矫情谋杀了散文的真诚与深刻”，“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平易”云云。
为什么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会遭到如此残酷的“绞杀”？硬伤与电视媒体“合谋”并未伤筋动骨，不为文革时参加“石一歌”写作班子忏悔与今日的文化散文写作也并无直接的关联，那到底是什么“污”了那么多读者的法眼以至于引得众人口诛笔伐呢？是否可以理解为人们已经厌恶了虚假的散文理想之后，读者诸君处在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以至于对哪怕只沾上一点点“抒情”边沿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难以见容呢？换句话说，假如文化散文只是叙述（或以知识见长，如那些“老男人散文”），我们还会对此指指戳戳吗？
“叙述”与生活的平庸攸关。正是痞子蔡的基本上可称作是毫无技法的叙述，就已经使得《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让众多网虫如醉如痴。然而扪心自问，《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向我们提供了任何方向、任何层面的范式吗？答案是否定的。如若有什么需要肯定的话，那就是叙述。
“叙述”意味着理性，意味着执着，意味着实实在在。新写实是叙述，新体验是叙述，新都市还是叙述（故事的表象叙述），小女人散文是叙述，新现实主义还是叙述。人们不总是抨击新现实主义匮乏批判精神、匮乏哲学高度吗？评论家不总是指责现实主义作家在不断平面复制自我吗？为显然与新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表象的叙述相关。表象化书写（叙述）与书写（叙述）表象正是20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基本内核，认可了这一点，一切文学现象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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