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特点与效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用论文,新生活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其影响波及全国，时间持续15年之久。新生活运动有极强的实用性，其形式和内容是由国民党各个时期的政策所决定的。当国民党政策立足民族利益时，新生活运动就产生积极效用；当国民党政策立足其阶级利益时，新生活运动就产生消极效用。
关键词 新生活运动 实用性 积极效用 消极效用
1934年春天，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风靡全国，迅速发展成为一场遍及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它从发动之日起，直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要用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改造国民生活，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当我们循着新生活运动的轨迹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这场运动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就像操纵在国民党手中的一种极其灵活的工具，随时为国民党的政策作出贴切的解释，并为这种政策的推行提供有效的服务。由于国民党的现行政策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任务来制定的，因此，新生活运动在其具体推行过程中，就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效用；另外，新生活运动在推行的某些环节上，也派生出一些意外的效果。本文试图对新生活运动的这些特点和效用作一探讨。
一
1934年入春以后，蒋介石正从各种敌对势力的争斗中摆脱出来。在此之前的八年中，他首先战胜了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实力派及政治派别，确立了其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尔后在与共产党及其红军的斗争中，他即将获得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成功；继而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蒋介石通过一系列协定，把入侵者“稳住”在长城沿线。因此，1934年以后，蒋介石面临的问题是安定国内秩序，巩固和加强他对全国的统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
依靠什么力量来“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呢？蒋介石需要一种精神支柱。他接受其幕僚杨永泰、陈布雷等人的建议，打出了中国固有道德这面旗帜。他要用中国固有的道德思想，激发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和民族意识，以达到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的目的。于是，一场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就首先在“剿共”大本营——南昌发动起来了。
蒋介石遵奉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本精神”。但如前所述，蒋介石打出传统道德这面旗帜，是为维护和巩固其自身统治寻找精神支柱，因此，他又解释礼义廉耻这种“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不同，自各成其新义”。①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②为了进一步让人们理解其含义，蒋介石对此作了更深入的解释：“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乎自然定律、社会定律与国家纪律谓之正当行为。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③细读这段释文，“义、廉、耻”都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当时的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是什么？无疑是国民党政权存在以及由该政权制定的法规法律。因而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实质上就是要老百姓做国民党政府的驯服臣民。由此可见国民党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的实用性特点。
国民党对新生活运动有一套完整的构想，即“礼义廉耻”要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做起。首先用传统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促成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实现社会风气好转，进而达到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的目的。
因此，原来政治色彩极强的新生活运动却以首先以摈弃国民粗卑生活，提倡国民过健康文明新生活的社会改良运动开展起来。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1934年2月——1935年3月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指导这一时期工作的进行，新生活运动总会颁发了《新生活须知》，对整齐、清洁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有：整理市容，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打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带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④
当时，国民党采用行政手段，促使这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作为新生活运动策源地的南昌更是开展得颇有声势。南昌市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大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教导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譬如南昌市曾于1934年2月28日，举行过一次提灯晚会，参加人数达10万之多，约占当时南昌市总人口的40%，从而使新生活运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阶段为督促阶段，主要是敦促市民按有关规定做好整齐、清洁工作。当时，南昌市新生活运动总会“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阅全市整齐、清洁情况。检阅队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简称）干事组成，就南昌15个区，分成15队，各配宪兵2名、警士4名，警官1人，新运会干事1名。检阅项目有“行人须走人行道，衣服、鞋帽须整齐，不吸烟、不吐痰、车辆须停在规定停车处，注重码头车站秩序，人力车夫及搬夫不得争先揽客，住户或商店不得在门前漱口、泼水、吐痰、撒尿等”。⑤检阅时如遇到违反规定者，当面予以劝导、纠正，并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等处罚。第三阶段是考核奖惩阶段，这项工作主要针对南昌市各公共场所、商店等单位。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南昌市新运总会为各单位制定了新生活达标进度表，并派专人深入各单位视察，“每日考核数次，就其成绩之优劣，逐次于表格内加注符号，并于每月上、下旬将表收回，核算一次。至月终作总结，评定其优劣。函请警察局予以奖惩。”⑥当时制定的奖惩措施是：成绩优良达60%以上者予以书面奖励；成绩优良达70%以上者，将其牌号成绩，登报公布；成绩优良达80%以上者，将其牌号登入优良成绩公布牌一个月；成绩优良达100%者发给奖状。而对于达标成绩在60%以下者，予以书面警告；经两次警告不改进者，按违警法处罚；经一次处罚不改进者，予以三日以上停业处分；对经三次停业，仍不改进者，予以永久停业处分。
上述情况表明，南昌市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开展得广泛、细致而扎实。正因为此，当时南昌“空气极为紧张，一时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⑦应该承认，第一期新生活运动的确给南昌市带来了整齐、清洁的市容、市貌。
据记载，以整齐、清洁为中心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还在全国除青海、四川、甘肃等偏远省份以外的绝大多数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开展。根据新生活运动总会的要求，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一律出任该地新生活运动促成会会长一职，亲自抓这项工作；又发动学校、机关组织新生活运动服务团，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检查。由于有一套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各地第一期新生活运动也都取得了相当成效。如安徽省，“组织各种服务团99个，包括青年、军警、工人、妇女、商民，团员3796人，团员服务精神颇佳，围绕整齐、清洁开展工作，颇有成效。”⑧在山东，由于韩省长（韩复榘）“以身作则，新运极有成效”⑨，使山东“市容整洁，行人车马秩序甚好”。⑩陇海铁路的新生活运动开展得也是“成绩显著，组织健全，干部负责，提倡国货，司员生活有规律，守公约。”(11)当时的北平城，新生活运动“组织健全，学校、机关新运推行有收效，市容尚好，取缔舞场，娼妓检验所颇有成效”。(12)这些情况表明，第一期新生活运动也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健康、文明的气氛。
第一期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这些都不失为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
以上是第一期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文行至此，我们不禁感到新生活运动虽然是蒋介石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发动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派生出了优化社会环境，提高国民健康、文明素质的积极效用，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效用是难能可贵的。回顾近代历史，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终日挣扎在贫困，甚至死亡线上，根本无力顾及自己的衣冠容貌、起居环境，因而被西方列强视为“东亚病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或昏庸腐朽、或穷兵黩武，根本无意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可以说：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充斥着贫穷、落后、混乱与污秽。
而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却在客观上给全国许多城乡创造了清洁、井然的秩序，给大多数家庭和民众灌输了健康、文明的意识。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认为这是新生活运动在具体实践环节上派生出来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的积极效用。
二
1935年3月以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时期。所谓“三化”即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这是在前一段“整齐、清洁”的基础上，对国民生活的更高要求。
早在1935年2月的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即对“三化”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军事化者，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因诿循苟安之习性。所谓生产化者，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限，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所谓艺术化者，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俘伪之习性。”(13)“三化”堪称新生活运动的三大基本原则。国民党企图通过对“三化”的实现，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
为配合“三化”工作的开展，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3月颁发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即《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公布了第二期新生活运动的21项工作项目。主要有：守时运动、民众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开渠筑堤运动、修桥补路运动、提倡国货运动、戒烟戒赌运动等等，其中又以实施民众训练与编组，促进社会合作事业的组织，加紧各种社会教育的普及为中心工作。该方案同时规定：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成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各种劳动服务团须在21项新运工作项目中选择一两项，作为自身的活动内容，利用工余、课余进行劳动服务。
第二期新生活运动紧密配合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几项中心工作，首先看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紧密结合。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强国力，在全国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推动经济建设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14)又说：“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好在我们同胞很多，同胞的劳动，就是国家最宝贵的经济动力，亦即一切建设事业的资本，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15)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利用劳动服务团这支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如湖北省，曾打着新生活运动的旗帜，组织武昌市、汉阳市18—45岁的男子，修筑武昌宾阳门至湘门赛湖的湖堤，这项义务劳动由武汉市警察局编造名册，统一安排，发动全市市民、公务员、学生参加，使这项浩大工程仅用30天时间就得以完成。又如绥远省，于1935年冬天发动人民服役，仅“以10余日之时间，就完成环绕绥远省新旧城计程17华里之环城马路，该工程坚固，完成迅速，实收组织完备之效也”。(16)当时，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完成了筑路1370余里的巨大工程。像这种借助民力，开展地方建设事业的事例在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还有很多。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现了巧妙的结合。
再看新生活运动对国民军训的密切配合。众所周知，蒋介石历来崇尚武力，特别欣赏日本人军事化的生活作风。他曾在分析日本军事强盛的原因时说：“日本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遍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17)因此，蒋介石要求中国国民效法日本人，养成生活军事化的习惯。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指出：“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18)蒋介石在自己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悟出了武力的重要性，因而十分注重对国民的军事训练。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进一步促使国民政府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是大力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的。据记载，当时像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干线均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6点钟都集中军训，并取得显著成效。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连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国民军训的广泛开展，的确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尚武习武的风气，以至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恐慌，他们谴责南京政府“加强对职工、学生、乃至儿童的军事训练，学校机关号令不绝”(19)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国民军训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是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民政府巧妙地将其与新生活运动结合在一起，利用新生活运动中组建的千千万万个劳动服务团，调动起一支支强大的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这两项重大事业，从而产生了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后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的成果都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期新生活运动在客观上产生了有益于全民族抗战的积极效用。
如前所述，新生活运动有极强的实用性，它直接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现行政策。而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实行的基本上是“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在加紧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好抗战准备之外，还加强了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因此，这一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又有服务于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面，这在共产党、红军力量比较集中的西北各省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又加紧团员训练等。”(20)又有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和修筑道路的工程，据记载：绥远省在两年之内就修筑碉堡1125个，道路1000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据说，这项工作还取得了“卓著”成效。由此可知，新生活运动在西北地区又成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综观第二期新生活运动，我们看到它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必须否定的一面。这种情况说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内容并不固定，它只是根据国民党现行政策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活动内容和方式，这正是新生活运动的实用性所在。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政策转向以抗日御侮为中心，这一时期的新生活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鲜明地体现出抗战性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称之为第二期抗战），蒋介石曾明确指出新生活运动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到第二期，我们国家既然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新生活运动也就跟着抗战建国的进程，进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21)
为借助新生活运动服务于抗日战争，蒋介石首先对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解释。蒋介石说：抗战中的“礼”应该由原来“规规矩矩的态度”发展成为“严严正正的纪律，即国民在抗战中应遵守共同的纪律，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譬如及龄壮丁应服兵役，这是国家颁行法令的有形纪律，欢送出征军人，和敬爱受伤将士，并且代为服务就是社会公认的无形纪律。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必须一致遵行，在战时遵行国家的一切法令，绝对不顾私人的利益，才算不背乎礼”。(22)抗战中的“义”，应该由原来“正正当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进而解释说：“武装同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各地同胞踊跃从军，自然算是慷慨的牺牲。此外，凡是输财报国，应征作工，以及战区同胞破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积的粮食，甘受损失，不肯拱手负敌等等，也是极端慷慨牺牲之行为。”(23)抗战中的“廉”，应该由原来“清清白白的辨别”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节约”。并指出：“现代战争完全是人力物力总和的决赛，谁的经济物质能够持久供给，就是谁获得最后胜利。”(24)因此，他要求国民“不但对于公款之物应该绝对爱惜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或几微的侵占，就是各个人的财物，以至路旁无主的破布片纸，我们也应该收拾爱惜，不容任意消耗，以可以多多培养我们的国力。”(25)抗战中的“耻”，应该由原来“切切实实的觉悟”，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奋斗”。并进而解释：“譬如我们觉悟到抗战需要最急切的是兵员补充，马上就亲自应征或将子弟送去服役。或者觉悟到前方将士缺乏某项药品，马上就出来宣传捐助，并且首先来做榜样。”(26)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重新解释，完全是站在抗战这个角度来阐发的。此时，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思想动员和政治要求。
这一阶段新生活的社会实践也充分体现了抗日御侮这一主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新生活运动总会号召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各种战地服务团，开展慰劳伤兵和前线将士，改善壮丁生活，提倡节约，发动学生暑期农村服务等运动。广大妇女表现得更为突出，为适应抗战需要，1938年4月，将原成立于南昌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关，名称不变。此时“妇指会”的宗旨是“指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建国工作，并提倡善良风尚，改进民众生活，共负服务社会复兴民族之责任”。(27)仅在皖南事变前的两年里，“妇指会”就在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11个边陲省份增设了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旅美华侨中也建立了几个分会。“妇指会”发动广大妇女做了大量有益抗战的工作，如1938年“八·一三”纪念日，在武汉发动寒衣运动，发动广大妇女为抗日将士赶制棉衣10万件。1939年3月，重庆开展了“妇女献金日”活动，仅一个月，各界妇女献金便达63万元。同年10月，全国妇女完成了赶制50万件寒衣的任务。1940年春天，又有20万双军鞋任务的完成。此外，“妇指会”还组织妇女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生活运动成为连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纽带。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历了5年的浴血奋战。这一年新生活运动总会结合抗战形势，规定了新生活运动第七年度的五项工作，主要有：历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将士；协助肃清烟毒，增进国民健康；促进妇女运动等。这五项工作在各地新运会的督促、领导下，均取得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相持阶段的抗战。总之，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蒋介石曾经在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总结说：“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28)
1942年以后，新生活运动的这种积极性逐渐丧失，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得到了英美等大国的援助，但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反而采取了“避战观战，坐待胜利”的态度，把主要力量用在恢复和巩固其对全国统治方面。1942年，是新生活运动推行的第8年，这一年，蒋介石为新生活运动规定的工作要点是：戒除赌博，肃清烟毒，普及节约、储蓄，推进卫生体育等。要求把新生活运动开展成为为开创一个新时代政治、而荡除旧习、转移风气的社会运动。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也主要是有关改造国民生活方面的内容。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国民党加紧发动内战，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少，到全面内战爆发时，它已经衰弱成一种聚会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1949年，是新生活运动推行的第15个年头，这一年，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黄仁霖向蒋介石询问新运前途，蒋介石回答：“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的一切活动，停止办理。”这标志着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结束。
纵观新生活运动的全部社会实践，我们看到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从国民日常生活的整齐、清洁，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反共防共、战地服务、后方救济、及重视国民生活改造、巩固社会秩序，真可谓斑驳陆离。这种现象表明，新生活运动本身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主题，而熟悉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新生活运动的上述社会实践恰恰与国民党在那个时代的各项政策相吻合。这就说明新生活运动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只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一种工具，它以国民党现行政策为准绳，不断调整、变换自己的活动方式和内容，以适应国民党统治的需要。也可以说明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借助中国固有道德，贯之以自身统治需要，以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的一种辅助性运动。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这种辅助性，著名报刊《苏报》曾发表过题为《努力新运以辅助一切事业》的文章，指出：“其实一切事业，莫不有得于新生活运动的辅助。”我认为这种评价是极为确切的。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效用，则比较复杂。因为新生活运动是根据国民党的现行政策来开展活动的，当国民党政策立足于民族利益时，新生活运动就产生积极效用；当国民党政策立足于本阶级利益时，新生活运动就产生消极作用。因此，评价新生活运动的效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可一概而论。
注释：
①、②、③、④《新生活运动纲要》第8、4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20)《全国新生活运动》第499、757、500、481、483、490、498、49、50、624、668页。
(17)、(18)《扫荡》第37期第36、37页。
(19)《日本战争》第2卷，日·儿岛襄著。
(21)、(22)、(23)、(24)、(25)、(26)《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第3-8页。
(27)《中国妇女运动史》第428页。
(28)《会长历届新运纪念训词汇编》第91页。
(29)转引《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8卷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