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分音类的演变过程与时间层次*_方言论文

藏语db-音类的演化过程及时间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层次论文,过程论文,时间论文,db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1 古藏语db-声母(及dbj-和dbr-)的历史演变很特别。试看下面词例的声母:

拉萨是藏区的中心地域,中甸反映藏区东部康方言情况,夏河代表藏区北部安多方言,夏尔巴在藏区南部边沿及尼泊尔境内,拉达克等方言则在西部境外的克什米尔等地。藏语的db-声母有如此相似的变化,的确让人惊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这种相似蕴含着某种特别的时间概念,即自7世纪藏文创制以来,db-声母可能是方言分歧不大的共同时期较早发生变化的语音现象之一。

据元史记载,13世纪中叶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派官员进藏作人口调查(和设立驿站),重点是以拉萨为中心的乌斯藏地区(清朝以降又称卫藏)。“乌斯”藏文记为dbus,指拉萨地区,也作前藏,“藏”藏文记为tsang,指日喀则地区,也作后藏。这个“乌斯”正是dbus 的当时本地口语读音。从同时期汉语《中原音韵》来看,译作“乌”说明dbus的声母已不发音或作通音w,此其一。再根据黄布凡教授的研究,当时dbj-已与g-j读音相同,也就是声母分别脱落方可导致一致, 即读如j,〔4〕此其二。

现在的问题是db-声母为什么会脱落,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脱落的时间能否有所界定?

1.2 古藏文db-读为复辅音应无疑问。从7世纪藏文创制至12 ~13世纪,约有近700年的历史。而9 世纪初大规模藏文厘定时, 并未涉及db-声母,因此仍可视为复合声母。〔5〕这样,db-声母演变脱落时间就可以大致圈定在9至13世纪近500年的历史中了。

2.1 古藏语中有几类声母与db-声母结构一致,语音相似,因而在历史演变中可能会有类同现象。下面根据声母基本辅音及前置辅音的异同分为不同的类别组〔6〕进行比较。

交待清楚方言语音的来源是为了方便讨论db-声母演变过程与时间层次。我们的方法是“醉汉路灯下找钥匙”的方法。〔7〕即从已知的地方出发, 先确定其它几组声母的演变过程和时间层次,然后借此推断db- 声母的相对演变层次和年代。因此以上A[,1] 组以外的各组声母(在历史演变中均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或反证A[,1]组声母的演化过程)都是本文对db-声母论证的参照体系。

那么,这种变化更早可上溯到何时呢?与此同时,r同双唇基辅音合并为一个卷舌塞擦音,只是不同方言演变的速度不一样,如后藏话“带后置辅音r的复辅音声母尚未演变成单辅音”。 而前藏话则已变成了单辅音(黄布凡,1982)。

显然,这里存在着所谓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是以时间来度量的。不同的形式内蕴着不同的时间要素,时间成为形式的某种构成要素,或者“质”。而不平衡性既是相对不同方言说的也是相对同一方言的不同形式来说的。当我们对比或比较不同方言或不同形式的时候,不同形式就可能意味着不同时间层次。

2.3

下面的例子看出藏文语音结构形式及现代方言语音面貌所蕴含的历史演变趋向。

B组词例的语音演变相当严整,其基本辅音均未发生脱落现象。 带后置辅音j和r的声母经历了耦化过程,〔9 〕融合为新的音质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前置鼻辅音在历史语音演变中十分保守,脱落时间最迟。并且它本身具有某种语音性质使基本辅音难以发生弛化变化,而同时该属性又可能作为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紧密结合的外因条件,耦化也就易于发生了。

以上各组词例反映了3方面情况。第一, 有些方言前置辅音脱落了,如拉萨、德格,有些方言前置辅音正处在脱落进程状态,如夏河、阿力克,并且前置辅音均发生弛化变化;第二,基本辅音的变化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变化过程,各种演化作用,如弛化,耦化,特征投射均在其中扮演角色。

第三,语音形式所反映的时间要素在不同方言中划出了有层次的分界线。在我们所观察的材料中,总是前置辅音率先变化,很难见到基本辅音先于前置辅音的变化。〔13〕因此,拉萨等卫藏方言应该是前置辅音最早弛化并脱落的,其中带后置辅音j和r的复声母必定是在基本辅音弛化变化之前而耦化形成的。第二层次是德格等康方言。按照我们关于演化初始条件的定义,〔14〕德格等康方言由于时间要素与拉萨等卫藏方言存在的差别,其在系统开放性质,系统平衡以及稳定与否等各方面必然也存在差别,一旦系统演化至某个临界点,则差别显露出来。就以上词例来看,绝大多数词例已在基本辅音弛化前超越了变化临界点,保持了与卫藏的一致,

归纳起来,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演变机制,一是基本辅音或前置辅音的弛化,二是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的耦化。这两种演化机制所处的系统状态是不同的。我们曾在有关文章里论述了弛化的本质是趋向平衡态,〔15〕即是说弛化现象发生的状态是语言系统开放程度较低,复杂声母音素之间相互作用较小,而单个音素自身(微系统)缓慢渐趋含混,因此系统往往从有序向无序变化,从相对高级有序(如元素的区别性属性清晰,边界明确)向较低级有序变化。弛化过程是缓慢的,慢弛豫过程〔16〕主宰着演变方向,熵值越增越大,元素的原有属性越来越模糊,最后蜕化成另一属性的元素。耦化现象发生的状态则恰恰相反,系统开放程度高的情况下,元素之间相干运动剧烈,必然在非线性作用下产生复杂性变化,

等新质元素出现。语言开放较典型的现象是语言接触,接触不但使语言相互渗透,也使语言之间形成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有些学者从宏观角度指出“在竞争中,越能以较小规模的信息流通量来适应现代社会交际需要的语言就越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因此简化就成了物竞天择条件下现代语言必然的发展趋势。”〔17〕这里宏观系统的简化恰对应着本文微观分析的耦化,同时,宏观讨论也是以系统开放为背景的,可见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上的一致是因为存在着客观上的同一现象。

3.1 造成藏语各方言db-声母演化层次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前置音的有无和异同,同时,基本辅音的差异也起一定作用。从前文讨论已知,前置辅音对基本辅音变化有影响,

为前置音具有鼻音(同时也是浊音)性质,持续音程时间较长。这种属性对基本辅音能否保持稳定状态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分析方言中有无前置辅音和前置辅音异同的情况。先分析不带前置辅音的B或Bc的情况。

不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B声母中,浊塞音b只在夏河演变成w。从概率的角度看,夏河话的这种演变应属非典型特征,不是共性现象。当然,古藏语p、ph、b3个声母中b演变为夏河话的w也说明b具有不同于其它两声母的内在素质,其作为一个音素微系统,气流运动是以浊特征为首要区别性质,因而发音方法等特征居于次级位置。在一定环境中可能会失稳变化。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现象作为旁证。按照这种微系统分析,ph的首要区别性质(相对p、b)应该是送气特征,事实上,夏河方言就有这种突出送气特征而放弃发音部位的变化现象。如phod pa→hol pa“胆量,胆识”,pha ma→pha ma,ha ma“双亲”。 另外不能忽略的宏观状态和时间要素也要考虑进去,如与拉萨,德格相比,夏河话迄今尚未发展出声调系统,复辅音仍然比较多,这些是否也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呢。至于时间要素,我们知道12至13世纪时拉萨话带后置音r的声母已完成耦化变化,邻近的萨迦话虽未完成, 但由于是同一方言区,则应认为该音变已接近或基本完成。而带后置音j 的声母则在二地都已耦化为单辅音声母,

3.2 请观察带前置音的cB或cBc的方言声母矩阵。

从各方言声母形式可知,带前置辅音的声母演变情况较不带前置音的声母复杂多了。也就是说,前置音的存在是影响基本辅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就是复杂声母系统内部的非线性作用。因为系统构成复杂,其内部要素之间就必然存在相干作用,例如元素间特征的排斥,音程的离断或叠置等等。由于语言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加上内部构成要素的差异,因此,各种非线性作用产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例如spj声母可能会先出现pj耦化变化,

弛化或脱落时间较迟而阻止了双唇基本辅音弛化的情况,结合其它前置音来看,可以肯定:具有强势作用的前置音存在,系统的稳定性就强。“强势”可以理解为前置音自身稳定,如音质特征清晰(浊特征,鼻音特征,送气特征等),时长稳定等。对于前置音s来说,由于它具有持续音性质,音程时间较长,稳定性就比较高。前置音l也有持续音性质,但同时又具有弱性除阻特征,r音则具间歇性闪动特征,因而时程都不长, 所以我们看到l和r前置音构成的复声母弛化变化的概率高于s 前置音构成的声母,换句话说,前者弛化的时间早于后者。至于一些两可情况,正说明l和r弛化为弱作用形式或脱落的进程与基本辅音b 的弛化进程先后更迭出现了。前置音弱化或脱落,则b弛化,前置音属性尚强的则b未变化(若存在后置辅音,则不排除耦化变化)。

前置音d的音质不仅是瞬间除阻,时程短, 而且当其置于另一塞音前时,其除阻性质往往也会丧失,实际也就导致该音的变化,有可能变为同部位的l音。〔19〕从状态空间分析也可看出,d的动程极短,一旦破裂特征失去,则其所形成的狭小状态空间极易被忽略,这种状态在涨落中若进一步放大,则可能使变化持续下去,前置音逐渐变为一种附属性质的伴随音。当然,在弛化变化过程中伴随音也可能因为系统状态发生变化而稳定下来,使整个过程发生不同的分岔变化现象。请看夏河话的例子:

需要强调的是:在d的弛化过程中, 基本辅音往往受到影响而发生弛化,即从b弛化到w。从现代藏语方言的材料来看,这个过程可以设想为:

是发音上的共生现象,有交替的可能性。前置音d与g的互补可证实。所以,从现代方言来看,d 弛化的进程远早于其它几类带相近前置音的声母。当然,由于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不同,该类复杂声母内部演化也不均衡,致使有些音类错过了发展阶段而未能参与这种变化。

4.1 据胡坦教授研究,“古代藏汉文对音材料里dC 型复辅音的读音情形也得到了反映。例如藏文的dgu,汉文对音为‘突瞿’。 藏文的dbal汉文对音是‘钵’,前缀音d略去。”(胡坦《藏语》)前置音d的变化脱落实际上在藏文里留下了痕迹。例如古字dbav rlabs“波涛”,文字厘定后作rba(rlabs),试比较db与rb。古字dbos“肿胀,膨涨”,文字厘定时写作sbospa,试比较db与sb。藏文史籍《丁香帐》记载了这种厘正。就是松赞干布时期所划分的军事行政区域的四“茹”中,其以拉萨为核心的中心茹称为“伍茹”,这个中心茹在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里均记作dbu ru,可是《丁香帐》认为9 世纪的文字厘定曾把一个属古

但是这里面却告诉我们另一重要信息,即db声母9世纪初仍发音。 这也证明了当时文字厘定时未涉及db声母的原因。另外,《藏汉大辞典》还收了sbus ru这个词, 作“乌如(“伍茹”)地区后起之名”义解,或许这可看作前置音弛化的表现,但不一定是擦音而是某种近似的短促音。〔23〕

北宋时期的曾巩〔24〕曾参与官方修史,约11世纪中叶所撰《隆平集》收有《吐蕃传》,原文中有当时甘青地区藏族首领欺南陵温篯逋(即唃厮啰的本名)的记载,〔25〕是藏语khri gnon las dbang btsan po的对音,〔26〕其中dbang对音为“温”字,恰说明前置音d已脱落,且基本辅音b弛化为

文献中的事实充分印证了前文年代层次推断的合理性。

4.2 9世纪初至11世纪中叶这短短250年间,cB或cBc声母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究竟当时藏族社会有什么因素影响了语言系统呢? 〔27〕842年最后一位吐蕃赞普达玛遇刺,吐蕃王朝瓦解,其后约100 余年间,原吐蕃贵族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而奴隶大起义声势遍及吐蕃全境,形成大小不等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其后佛教又逐步取得重要位置,在各地域之间传播,起着一定的维系民族一致的作用。

这种社会背景对语言系统显然是有冲击的。吐蕃初期(7 世纪初)其武力扩张东至四川西部,北达甘肃宁夏(陇西)一带,其中伴随着大量游牧民的迁徙。经200余年,其方言毕竟与吐蕃本土有一定差别, 而这次奴隶大起义则肇端于陇川(青海,甘肃等地),蓬勃于东部康区,逐步移向原吐蕃中心地区,直捣雅隆河谷(吐蕃王朝发源地及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这种人口的大迁徙和大融汇,使中心区域(即乌如/伍茹或后来的卫藏)的方言系统处于开放状态。

语言系统的开放程度增强往往会加速语言的变化,〔28〕使原来缓慢变化的要素受到震荡冲击而产生骤变。从藏语方言比较可知,这种突变结果造成

即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非线性耦化变化。当时吐蕃境内的奴隶大起义始于869年的康区,但877年方波及吐蕃中部,923年才摧毁王宫贵族的最后势力, 使王室贵族逃往阿里,建立后来的古格王朝和拉达克王朝。所以Bc或cBc 的耦化突变时间应在923年以后。这之前,藏区中部仍是以原系统的弛化为主流。 正是在9世纪初至10世纪上半叶这100余年的历史中,拉萨等卫藏方言的db(dbj和dbr)音类完成弛化过程。也恰是在此时,系统状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一竞争变化的因素产生。因此,除db类外的其它Bc或cBc 音类均中止了弛化进程而转向系统开放状态下的进程。这就圆满解释了卫藏方言Bc或cBc音类存在的两类读音状况。

拉萨等地区藏语系统的这种开放状态及Bc或cBc 音变现象大约要经历一段时间才影响到康方言,所以此时康方言不仅db(dbj和dbr)已弛化完毕,其它Bj或cBj音类(即带后置辅音j的声母)也完成弛化过程。余下的Br或cBr和B音类则在出现的开放状态后中断了。

夏河等安多方言略显复杂。cB型完成了变化,而cBc 型似乎反不如德格弛化速度快,或者说弛化完成的时间较德格晚。

这正是道布教授所指出的:“语言的演化既有规则运动,也有随机运动。由于复杂的开放系统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简单原因可能导致复杂的后果。此外‘噪声’在任何实际系统中都是不可避免的。”〔29〕所以,同一系统内不同要素在时间上演化的不均衡是不足为奇的。而“复杂的开放系统”恰恰也对应着某些已知的历史事实:一.整个吐蕃时期,吐蕃军事上活跃于甘青地区, 因为此处邻近唐代王都长安;二.吐蕃王朝瓦解后, 西北地区的吐蕃奴隶早于康区约20年就发动了起义(851年),他们自号“温末”, 与唐通款、入贡。他们的语音系统可能更多地受到内地汉语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起义后,(西北)吐蕃余部散居西北地区,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不复统一。这几方面的矛盾造成了语言演化中的复杂性。不过,从整个安多方言来看,其开放程度不如康方言区,发展仍然缓慢,弛化占主流地位。

归结起来,弛化是语言系统开放程度不高,语言要素缓慢趋向平衡态无序的过程,表现为渐变的形式;而耦化则是语言系统开放程度较高状态、复辅音声母相互作用的结果,呈突变方式(但在词汇上应是逐步扩散的)。db音类演化的不同结局既是不同时空差别导致的,也是不同音变类型方向决定的。

4.3

语言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现在还不清楚的什么理由,音变不会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而只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效,并且只影响语音演变律有效期间那个语言里包含有某音的词。”〔30〕通过以上研究,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语言演化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这种最基本要素,同时也包含了系统内在状态和自身属性。在确定的时空中,系统开放程度提高,促使系统内非线性作用增强,系统趋向非平衡,有序度提高(例如,音素的自身性质边界清晰)。当系统进一步发展至远离平衡状态,系统内的随机涨落又可能导致系统旧质的不稳定性。如果这种不稳定性信息(信息熵)在系统内同类要素中不断反馈,扩散,则系统可能通过某种自组织作用使其发生突变,跃迁为某种新质要素,产生新的稳定性。反之,当系统开放程度降低,则系统进入惰性发展状态,熵值不断增大(例如音素自身属性模糊,音素间区别逐渐含混),变化极为缓慢。所以,我们把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开放性质,系统内部状态是否远离平衡,系统的稳定与否以及系统内元素的形式统称为初始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情况,系统的初始条件是不一样的。因此,反映有效演变的时间是有限的,演变可能作用的对象是不同的。

藏语里反映时空对音变限制或有效性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zl- 音类和db-音类在拉萨话的演变情况。 按照藏语声调“清高浊低”的变化规则,db-音类现代拉萨话应读低调,然而实际读高调, 原因就在于本文所分析的情况,

古藏语zl-音类的字, 按照藏语次浊音声母“高繁低简”规则应读为高调,然而实际上现代拉萨话读为低调。其实,这一类声母早在声调产生之前就产生了zl→zd/zdz→rd/rdz/ld/ldz/nd/ndz之类的变化。声调发生时,当然就得按照“清高浊低”规则变化了。

zl-音类和db-音类的声调演变特例不仅说明了语音演变的时空有效性以及旁证了本文关于db-音类变化的过程及时间, 同时也为我们初步推断藏语声调产生的时间提供了根据。

*本文为199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

注释:

〔1〕此例为Zangskar方言。

〔2〕此例为巴塘方言。

〔3〕此例为普里克方言。

〔4〕g-j在现代卫藏方言里均读j,前置音g脱落。dbj-与g-j 读音相同说明dbj-的前置音和基本辅音均脱落。参见黄布凡教授《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

〔5〕藏族历史文献《贤者喜宴》有篇幅专论9世纪的文字厘定,但并未讨论db-声母,至少可以认为db-声母的全面大规模变化应在9 世纪或其后。

〔6〕还有基辅音为ph-的一类,变化情况与p相似,从略。

〔7〕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Joseph Weizenbaum在《计算机的能力和人类理智》(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一书中描述:醉汉正在灯光下跪着搜寻什么,一位路过的警察问道,“你在干什么”?“找钥匙,长…长官”。“是在这灯下丢的吗”?“不是,长…长官,在黑古隆冬的路上丢的”。“那你为什么要在灯下找呢”?“因为这里看…看得清”。《上帝掷骰子吗--混沌之数学》的作者伊恩·斯图尔特转述上文后评说:我们在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灯光下搜索,不是找钥匙,而是找新的照明源。我们不得不在路灯下寻觅。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存在的一切。并且迄今为止,它还管用。灯光缓慢地扩大,但确实在扩大。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这么来的。

〔8〕本例为措勤。

〔9 〕耦化和下文弛化等非线性语音变化概念参见江荻《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10〕本例为中甸。

〔12〕本例为中甸。

〔14〕语言演化的初始条件包括系统的开放性质,平衡还是远离平衡,稳定还是非稳定状态等。见拙著《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

〔15〕江荻《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

〔16〕弛豫是热力学用语,表示系统自发趋于平衡的过程。此处指音素微系统的性质缓慢变化,经历某些非典型音过程。

〔17〕黄行《论语言的变异和回归》,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

〔20〕〔21〕本例为巴塘。

〔22〕参见江荻《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23〕语音实际音值往往与标注符号有差别,特别是历史上的音素文字。孙宏开教授讨论藏缅语音变时指出同类型前置音的精细音值情况:“羌语南部方言桃坪话中的χ,实际读音是一个很轻的喉门擦音h

普米语的s 实际音值也是一个与基本辅音同部位的很轻的擦音。”《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

〔24〕曾巩(1019—1083),唐宋八大家之一。

〔25〕刘建丽、汤开建辑校《宋代吐蕃史料集·二》,1989年。

〔26〕参见黄奋生《藏族史略》,第164页。

〔27〕关于社会、历史和语言的关系,孙宏开教授认为:要分析造成(语言)同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要研究语言内部因社会原因或历史原因造成语言变异的具体条件和特征,并给以科学的说明。《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马学良、戴庆厦教授讨论白狼语时认为:要全面弄清白狼语的面貌,光研究语言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历史、人文材料进行研究。《白狼歌研究》。

〔28〕关于系统开放对语言产生影响的讨论,徐通锵、王洪君教授在《说变异》中讨论的叠置式音变是较典型的范例。最近薄文泽讨论了佯僙语中一个汉语借词的借入引起词汇和语音上一系列变化非常具体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见《汉语“哥”字借入佯僙语所引起的变化》,《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

〔29〕道布《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

〔30〕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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