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北美论文,欧洲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董学研究的先期阶段
在最近四十年间，欧洲北美董学研究有着显著的进展，它是在两个学术阶段中展开的。从时间意义上看，其间已面世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学者们都从董仲舒著作的可信性入手展开研究。先期学术阶段始于本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70年代，以几部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为表征。这几部哲学史包括对归于董仲舒的有限的选集内容的评价和翻译。这类著作中最出名的三部是德克·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史料集》和F.W.莫特英译的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最近，这类专门著作有本杰明·施瓦茨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界》。
从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董学研究由一般性评述发展到了专题研究。至少有四篇学位论文以董仲舒为题，即谭泽远《董仲舒思想体系、渊源及对汉代学者的影响》（洛杉矶：加洲大学，1974年）；斯蒂文·克雷格·戴维森的《董仲舒和帝国儒学的由来》（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82年）；理查德·拉尔夫·瓦尔斯特克的《董仲舒政治哲学批判阐述》（夏威夷大学，1982年）和大卫·约翰·赫利威尔的《董仲舒和新典儒学的胜利及天人三策译述》（文学硕士论文：达勒姆大学，1981年）。赫利威尔的研究包括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准确而具有说服力的翻译，并且利用归于董仲舒的这些毫无争议的可靠史料下结论。除他之外，上文提及的其他研究却都将《春秋繁露》中八十一章及传统认为是董仲舒的残篇当做真实史料使用。在同麦克尔·洛维合编的《早期中华元典》的一章里，戴维森更进一步阐明了证实《春秋繁露》可信的理由。他从概念根据立论，认为《春秋繁露》中的概念与《史记》和《汉书》中所表述董仲舒的概念是一致的。他确信《春秋繁露》中的概念符合从陆贾和贾谊的概念到《白虎通义》的概念的历史发展。上列最后一部著作是《春秋繁露》唯一的西文详细译本。1988年罗伯特·加斯曼出版了《董仲舒〈春秋繁露〉前六章译注》。这是前六章的德文注译本。但加斯曼在该书中对原文的繁复的出处没有作任何注释。可能他相信该书全部都是真的。
二、董学研究的后期阶段
董学研究的后期阶段始开80年代中期，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他与前期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在这一阶段，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细致估价传统上归于董仲舒的史料，辨其真伪。他们也着手于修正董仲舒在汉代思想形成中所起作用的长期旧有的解释范式。在80年代，有三篇力作面世，每篇文章都重新考察了归于董仲舒的个别单篇文章的真实性问题。格里·阿巴克尔的《〈春秋繁露〉真伪考》简单回顾了中日著名学者对文章的质疑，其本旨是要考证现存的《春秋繁露》第73章《山川颂》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在比较了《山川颂》和《说苑》中对应的六段文字后，阿巴克尔认为：《山川颂》成书早于《说苑》，并且是一篇最有可能由这位汉代大师所作的可信著作。戴维·潘克尼尔的《再析学者的挫折忧郁症还是信经》考察了董仲舒仅存的韵文。潘克尼尔对格兰·麦克威斯特1963年发表的《汉代音韵学和校勘学》一文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认为《山川颂》系伪作。潘克尼尔认为麦尔威斯特立论的押韵格式有误。通过有选择地重组一个押韵格式，这与古代韵文确认的特点非常接近，并且证明此韵文内容与汉代董仲舒思想的描述是一致的。潘克尼尔认为《士不遇赋》中音韵学和哲学依据证明，对该篇属董仲舒的传统说法是正确的。相反，第三篇文章由麦克尔·洛维作的题为《龙的崇拜和祈雨》却对《春秋繁露》第74章《求雨》的可信性提出了许多严肃的质疑。洛维认为本章的部分内容表现出种种迹象，即董仲舒一生中很难归结出一个相当关注的哲学本原。因此，他得出结论：尽管文字内容来自现实实践，但可以推测，在一度增加重要标准后，几百年后被错编进去了。在他刊于《中华早期元典》的论《春秋繁露》的文章中，他与他的合作者史迪文·戴维森有分歧，他认为有理由相信，绝不是被接受的文章的所有部分都是完全真实的。
一些文章对董学一些未曾深入研究的内容作出新的阐释，对董学的一些传统解说提出挑战，这对那些真伪归属问题的议题作了有益的补充。例如本杰明·华莱克的《〈春秋〉是中国汉法的来源》，和加里·阿巴克尔的《前汉法哲学与〈公羊传〉》都能加深对董仲舒《春秋》的法律诠释的理解。麦克尔·洛维的《帝国君权：董仲舒的贡献及其先驱》，通过对董仲舒著作的重要思想渊源，特别是五行宇宙观、黄老思想及叔孙通、陆贾思想的考索，分析了董仲舒对汉统治思想的贡献。
除了这些学术文章以外，有1991年完成的两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加里·阿巴克尔的《重论董仲舒（公元前195—115年）——历史和哲学重建的尝试》和桂思卓的《从史到经：董仲舒〈春秋〉的解释学意义》。这些成果是首次从整体上对《春秋繁露》真伪及成书年代的广泛批判性重评的代表。尽管阿巴克尔和桂思卓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独立从事研究，但对董仲舒文本的可靠性问题得出惊人相似的结论。他们充分吸收了中、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文本进行了逐章研究，认为归于董仲舒的文本真伪并存，和法国玛里安·布雅德一样，他们对董仲舒生卒年代也提出了质疑，在继承一些中国学者施之勉、李威熊、岳庆平、周桂钿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对董仲舒生卒年代作了修订。加里·阿巴克尔认为是约公元前200—120年； 玛里安·布雅德认为是公元前198—115年；桂思卓认为是公元前195—105年。 阿巴克尔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出版。桂思卓的学位论文在修改后于199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以相同题目出版。下面是其梗概，包括对原文的探讨及其理解董仲舒在汉代思想史中作出的贡献的性质的意义。
（一）《从史到经》上篇：《春秋繁露》真伪考：
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董仲舒是西汉至为重要的儒士之一，并且一般都同意这个观点：在形成与新的统一状态相适应的统治理论和模式的过程中，董仲舒对作为帝国哲学的儒学取得独尊地位起了主要作用。桂思卓却认为：人们对董仲舒在汉代儒学形成和系统化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把握。学界一般认为董仲舒是阴阳五行宇宙观之集大成者，汉武帝忠实的思想体系的倡导者，《春秋繁露》的作者。在对传统意义上归于董仲舒的文本作新的研读后，《从史到经》对旧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从史到经》采用了几个不同的办法来辨别《春秋繁露》中的真伪史料，推断出文本可信史料大致成书年代。桂思卓从三个方面重新审查了文本。第一是她所谓的学术辅从印证，也就是说，既将文本放在董仲舒生活的历史时期广泛的社会、宗教和政治领域考察，又将其放在构成他重要生活细节的狭小天地里考察；第二是以目录学和评论性材料为依据考察其真实性议题。根据同代作者和后代作者所作的注释性评述和引文，桂思卓重组了董仲舒真本全集；第三是立足于原著中的学术成就，发掘嵌于文本结构中的重要信息：结构、词汇、修辞风格、文体形式，真本的形象及文本的生活背景以及其它可以促成成书的编纂过程。
桂思卓认为，董仲舒的生平事迹以及《春秋繁露》的目录学史、内容及组织体例，其真本全集的更一般特征表明《春秋繁露》为某人在三到六世纪时编成的，其中包括董仲舒存下的著作和在汉时单篇流传的董仲舒的其它著作。《春秋繁露》中史料与班固在《董仲舒传》中所描述的董仲舒著作相一致，这表明他们也收入了部分流行的文本。因此，尽管《春秋繁露》既不是董仲舒所作，也不是在汉时成书。桂思卓认为《春秋繁露》包含有董仲舒在为官不同时期的著作，并混有不是这位汉代大师作的文章。部分后期著作疑为董氏弟子所作，其它一些文章似与董仲舒无关，甚至也不是在董仲舒生活的年代作的。《从史到经》向读者介绍了这些真品，并提示了一个与该文本不同的史料的新看法。桂思卓认为《春秋繁露》包含有五类著作，它们在可信程度上和成书年代上都各不相同，她分类如下：
分类
卷目章目
训诂章1—10
1—6,7—17,23—37
黄老章6,7,16,1718—22,77,78
阴阳章 11,12,13,1741,43—57,79—82
五行章 10,11,13,1438,42,58—64
典礼章 14,15,16 65—76
桂思卓认为，这五组以下列特点相区分。
训诂章
训诂共32章，是注释《春秋公羊传》的文章。前六章用的是问答体例，与本组的其它章相区分。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六章是董仲舒与弟子的对话实录呢？还是作者用的简单方便的文体形式？在整个著作中这六章最为可靠。董仲舒在武帝时把《春秋》提高到了经典地位，这六章对阐明这诠释的动态过程十分有用。
黄老章
黄老章因其与黄老传统联系密切而得名。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与训诂章迥然不同。例如它们很少参引儒典。相反，在谈到治国之术时综合道家、墨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这些章认为下列思想对治国之术必不可少：老子的无为思想、申不害的名实论、韩非子的刑赏一体论、墨子的尚贤思想及管子的内养方法。对这些思想的描述也运用了黄老思想的语言特点。尽管贯穿始终的黄老色调将文章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少部分文章表现了歧异和矛盾的意向。然而，桂思卓认为这些文章向读者揭示了董仲舒在他仕途关键时期系统阐述的，且极为重要但长期被忽略的思想。其时的当权者正专用黄老之术。因此这些文章的价值十分重大。
阴阳章
阴阳章是用阴阳宇宙观论述当权者与大道的关系。它们是一种黄老思想和十分典型的儒家价值取向的糅合。因此，与《黄老帛书》里的《经法》章相呼应，这几章敦促当权者把政治政策和自然大道相结合，反映了《经法》中崇尚自然的思想。这几章也强调自然的规律、永恒、整一及非凡的特点。但它们将《黄老帛书》中界定的尚自然的内容作了重新的组合和界定。这几章偏重于自然之阳，声称天有意志，强调儒典与大道类型的一致性。跟前两章一样，阴阳章中包含有董仲舒的著作和非董仲舒作的文章。有些是其弟子作的。而其它如第80章，与董仲舒及其弟子的宇宙观点相冲突，可能不是董仲舒或其弟子的著作。但本组的真品，阐明了董仲舒宇宙论的重要特点。
五行章
五行章由阐释五行宇宙论的九章组成。虽然学术界不太重视，但中日学者在这方面研究颇有贡献，他们对这几章的真伪提出了疑问。桂思卓吸收了这些成果，对他们的疑问提出了证实，并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如她指出《治水五行》第61章和《治乱五行》第62章事实上与《淮南子》第三章《天文训》中一长段相同。虽然这些文字在《淮南子》里风格和哲学思想融会贯通，但在《春秋繁露》中成了特立孤篇，缺乏介述和结论性文字。桂思卓推断这两章可能是从《淮南子》抄袭来的，她又进一步指出第60章《顺道》和第64章《五行五事》都以《尚书》作基点，也带有汉学的解释传统，及其发挥的特点。但汉学史料表明董仲舒没有吸收这种业已形成的汉学传统。另外，一些文章重五行的火德（第58、59、60章）与王莽改制（公元9—23年）的正当合法思想相一致。 其它（如第38、42章）重视五行中的土德，表明与文景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相吻合。总之，桂思卓认为与塔纳卡·玛萨米和戴君仁一样，在整本《春秋繁露》中，五行章问题最大。除了第38、42章以外，传统所认为的五行章中剩下的七章都值得怀疑。奎因认为五行宇宙在董学宇宙论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典礼章
典礼章，如其所名，由涉及礼事的12章组成，作者将典礼践履的观念贯注于富于权力的官场，立足于儒典的权威来展开典礼实践。第71章就是一个范例。本章收录的是在董仲舒从胶西相卸任后，就郊祭问题征询于他的事。而第75章的第三个短论是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为了止雨而作的官方训简。麦克尔·洛维已对第74章作出研究。桂思卓在阐释其思想后对第74章开篇短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作结论说，余下的论文应是董仲舒的可信著作。
（二）《从史到经》下篇：《春秋》的训诂和经典论
桂思卓从《春秋繁露》、《汉书》和《史记》中精选的文章和其它散见于不同文集和类书里的董仲舒的文章为依据，在奠定一个可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董仲舒演《春秋》作了重新建构，并对董仲舒对西汉儒术独尊的作用也重新作了系统阐述。在简要叙述前汉《公羊学》传统之后，桂思卓探讨了董仲舒演《春秋》在法律、典礼和宇宙论方面的内涵。通过质疑于这样一个一般性假设，即董仲舒的目的是要维持现实的合法性。桂思卓结束了她的全书。作者认为董仲舒是位改良主义者，意欲要规谏通常有无限权力的皇帝自愿接受这位圣者的影响，以成为国度内的典礼核心。通过自律，达到简政的目的，不越俎代庖，与百官的政事分开。《从史到经》也提到了儒学传统在宗教方面的内容。看看儒家元典，让人觉得儒典不是文学类书，而是带有宗教史学的迹象。桂思卓也阐明了与西方宗教崇拜和经典的传统相关的儒学精神本身的性质。《从史到经》有可能改变西学者考虑董仲舒原著的贯常方式，也可能改变董仲舒在儒学独尊中产生的作用的性质，这将对历代儒史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桂思卓的下本书也是写董仲舒，现在正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钟肇鹏协力合作。该书即《〈春秋繁露〉精释、精译、精论》，刊于将出版的《华夏文化和文明：中华思想之典》丛书中。这是美国学术团体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共同项目。这是《春秋繁露》第一个详细的英译本。
注释：
1、戴维森·洛维：《早期中华元典》，第82页。
2、戴维森·洛维：《龙的崇拜与祈雨》，第206页。
3、戴维森·洛维：《早期文化元典》第82页。
4、关于这些议题的长篇讨论见桂思卓的《从史到经》第1— 3章。
5、参见桂思卓的《从史到经》第3章第128—133页。
6、关于这些长篇讨论见桂思卓的《从史到经》第3章。
7、例如， 在这几章中能找到的历年阴阳谐和的记载的歧异和矛盾表明其作者的多样性。
参见桂思卓的《从史到经》第3章第146—157页。
8、论述这一说法的更进一步的论据请细参《汉书》第27卷。 桂思卓的《从史到经》第8章。
9、这些主题在《从史到经》第5—9章中有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