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与气质：管理理论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气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管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得到蓬勃发展。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现在已经进入跃跃欲试“自主讲”的阶段。 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 中国的管理学来自西方，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管理理论百年来走过的大致历程。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开启了管理理论探究的先声。巴贝奇对机器工业的数学化求解开启了科学管理的先声。欧文在克拉克的纺织新村实验开启了人本管理的先声。美国的铁路和钢铁业高歌猛进，又把大规模制造业的管理研究推进到世界前列。到1900年前后，管理学正式诞生。影响深远的管理学经典理论随之问世。 效率 从1886年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芝加哥年会（以亨利·汤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为标志，号召开展管理研究），到1929年的纽约交易所股票崩盘，管理学对社会的发展厥功至伟，柯立芝繁荣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象征。此间的管理学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经营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早期管理理论的这三驾马车，至今还是管理教育的三角支架。它们的共同点是：以效率为导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原理，理性至上，重视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效率”。 人本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挑战面前，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由此诞生了新的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梅奥的人际行为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这些理论构成现代管理学的基石。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再局限于效率追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专注于研究人的行为与组织行为，致力于决策理论和战略管理。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人本”。 自治 经过战后重建与平稳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节点。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震撼社会，到嬉皮士玩世不恭，再到环保呼吁和提出动物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新的冲击。在社会变化之中，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当代管理理论由此萌发。从明茨伯格对经典管理学的全面挑战，到阿吉里斯从学理上否定科层组织并提出组织学习理论，再到德鲁克对管理学体系的整体重构，通过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全面反思，当代管理理论形成了多角度探索。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实践提炼和检验管理理论，克服个人与组织之间存在的对抗，“愿景”和“团队”开始替代“目标”和“组织”，追求组织平面化、管理自主化。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治”。 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组织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知识经济超越传统产业，虚拟经济超越企业实体，管理理论开始酝酿新的变革。不少眼亮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对管理理论展开“颠覆性创新”，出现了新理论架构的苗头和闪光，例如菲佛提出的循证管理，高沙尔提出的个性化公司等等。但从总体看，这次变革的方向依然闪烁不定，内容依然若隐若现，大体上倾向于由自治到创新、由组织变革到自组织、由以人为本到人的高阶发展等方面。如果要给出一个关键词，比较恰当的选择是“个性”。 尽管理论的演变日新月异，但是，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构成管理学坚硬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不变的内核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跟上与错过：都是错觉 中国人喜欢讲历史，但更多的时候却忘了历史。如果翻翻发黄的档案，可以发现，中国人在管理理论上并不曾错过什么，而是紧追世界潮流。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初版是在1911年，不久就引起当时在得克萨斯农工学院留学的穆湘玥（字藕初）的关注，他同泰罗、吉尔布雷斯信件往来，反复讨论，翻译为汉语本《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于19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期刊《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发表，次年出版单行本，至1934年共出7版。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后在哈佛商学院读MBA的杨铨（字杏佛），直接受教于科学管理的传播者金布尔（D.Kimball），他从1915年起多次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介绍美国的科学管理。1920年，与中华书局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编著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从这本书有“管理的五大要素”章节来看，说明法约尔也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平心而论，在管理理论的起步阶段，中国人并没有错过。 穆藕初回国后，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道路，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河南豫丰纱厂、植棉试验场等企业，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董，兼任过北洋政府农工商部顾问，创办过中华劝工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工商部次长。杨杏佛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任职，后来专职主持中华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而受过哈佛MBA教育的曹云祥，则把学到的管理理论用于清华大学的办学上。另一位由哈佛商学院回来的潘序伦，则创办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会计学校，还带出了一个著名的学徒顾准。 1928年，在国联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管理学会（IMI），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担任总干事。1929年，厄威克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南京政府由工商部长孔祥熙、次长穆藕初牵头筹办，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协会章程第一条是：“本会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厄威克在日内瓦主持的国际管理学会，因为纳粹上台而中止了活动。中国的工商管理协会，由于日寇入侵而中止了活动。 大体上，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在管理理论上基本与世界同步，但中国的工商业不够发达，理论所产生的实践效应不强，只有部分企业推行，而且偏于向文化机构倾斜。除了穆氏的纺织厂外，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科学管理推行较有成效，上海荣氏企业也曾部分实施。真正以科学管理奠定发展基础的，首推王云五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管理理论上没有错过，却未能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开花结果。 中国与世界拉开距离，是在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前苏联的示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60年代推行“鞍钢宪法”，再到70年代学习大庆和大寨两个标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这一时期，中国的理论不但与西方的理论是两股道，而且与前苏联模式也不一样。那种试图改变人性的“斗私批修”，试图建立“美丽新世界”的狂热与迷茫，深深融入了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来自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迅速普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引进管理理论上起了极大作用。当时选定的36种书目（截至1991年出版了19种），以今天的眼光看水准也极高，包括了不少经典之作。另外，80年代广泛引进的各种国外社科学说，也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扩散起了推动作用。系统论热潮，社会学重建，行为科学介绍，都对当时的管理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坦率说，80年代西学传入主要影响在思想层面，多数仅在书斋中发挥作用，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的现实管理关系不大。 为了使理论向实践靠拢，1984年，当时的国家经委等五部委，精心选择了一些操作型理论，向全国企业推广18种现代管理方法，包括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ABC分类控制法、网络计划技术、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法、看板管理、量本利分析等等。但是，任何一种管理技术，都有它隐含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垫底。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企业里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管理理论方面比较沉闷，进展不大。人们面对西方的理论，就像早期农民企业家穿西服，仅仅是一种身份象征，自我感觉相当不舒服。真正解决问题的反而是土办法。于是，有批评“数典忘祖”的，有强调“中国特色”的，有些学者跃跃欲试用本土资源构建理论，回溯古代传统，重拾红色经典，至今余波尚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必须面对世界。那些实业界的排头兵，开始认真阅读西方经典，但这种阅读是有选择的。影响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主要是德鲁克、圣吉、彼得斯、柯林斯、戴明、卡普兰、稻盛和夫等人，相关词汇也主要是团队、愿景、基业长青、阿米巴、平衡计分卡等等。纯理论依然停留在书斋中。一方面是理论的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是实践的应用选择。一些真正的经典理论，并不能得到相关人士的深究熟读：见之于实践应用的理论，则多数具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性质。不过，应当看到，即便在西方，同样的问题照样存在。世界五百强的高管层，恐怕没有几个把马克斯·韦伯或者詹姆士·马奇放在心里而且挂在嘴上，甚至对德鲁克而言，企业界也是只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居多，读《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的少见。这种错过，严格来说不是错过，而是“不来电”，中外皆然。 颜值与气质：错过背后 由时代造成的“被错过”，这种原因姑且不论。由于管理者自身原因错过的理论，多半同理论的“颜值”有关。暂且借用时下流行的“颜值”和“气质”对峙的戏语，来帮助理解管理理论的抑扬起伏。 各种管理理论，粗略归纳，无非就是颜重于质、质高于颜、颜值与气质相当、颜值与气质背反几种情况。在颜值和气质之间，常人往往首先看颜值。颜值如果上不了台盘，才不得已看看气质。当人们说“首先看气质”的时候，潜台词是对颜值的否决。所以，各种“好看”的管理理论往往沾光。能够形成时尚吸引大众的，多半和颜值有关。例如，柯林斯的“基业长青”、彼得斯的“追求卓越”，懂不懂管理，看到这种姿色都会眼睛一亮。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卡普兰的“平衡计分卡”，本意不在颜值，却占据了实业界的有利地形而引来了企业界的注目礼。“蓝海战略”和“长尾理论”，则更是用新型化妆品加工出来的东西。有些学者，为了使自己提出的理论受到关注，也采取了走T台的方式推出自己的成果，哈默和钱皮的“流程再造”，就是类似时装发布的管理理论造势。正常情况下，颜值高的理论率先被人们接受，当荏苒时光洗去铅华后，人们才能感受到蕴藏的气质之美。 有些管理理论尽管气质极具天分，但颜值并不高，不论中外，都会被错过一段时间，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就是这种情况。他纠结于自己没有拿到哈佛毕业证的隐痛，所以要极力显示出理论的精到和高深。他在哈佛卖力地讲演了8次，却未能得到渴望的巴比胺效应，反而因其语言的晦涩、词句的冗长被冷落。演讲稿修改为《经理人员的职能》出版，然而颜值并未提升，就连30年后安德鲁斯写的推荐序也说：“尽管作者作了细致的论述，但只有反复阅读其原著才能充分掌握。他的书的最明显的缺陷是表述的抽象性、举例的稀少和平淡无味以及文体的晦涩难懂。”并且委婉地判定“他并不是一位使他的学生带着激情回忆或将其学说加以发展的导师”。如此导致巴纳德的理论长期被冷落，在美国也属小众读物。这本书被完整翻译到中国来，已经是初版60年之后。 相比之下，法约尔的著作虽然简短，却非常大众化。泰罗喜欢数学，但文字如同拉家常，尤其是库克执笔的《科学管理原理》，本来就是讲演记录稿整理的，通俗易懂。这些著作，都不是为象牙塔写的，而是面向社会。它们既包含有划时代的思想洞见，又照顾到普通读者，所以兼具颜值和气质，谁都不会错过。 颜值与气质背反在管理理论中也有表现。有些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所谓理论，不过是绣花枕头。早期的励志读物和成功学著作，有的就属于这种情况。在美国，戴尔·卡内基的人际关系说教，拿破仑·希尔的皇皇巨著《成功法则》都是这种图书。平心而论，这些鸡汤虽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但还能给人补充热量，并无多大害处。但它们的诞生就是为了谋利而不是为了创见。“机场管理学”多有这种货色，不可不防。 进一步，颜值和气质还可以有多种搭配。单就颜值而言，欧美型与东亚型不一样，高冷型与热情型不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同样是大观园的美女，有人喜欢林黛玉的剔透玲珑，有人却讨厌她的小性子。你认为鲍二家的是下三滥，贾琏却就好这一口。管理理论在不同的对象那里境遇各异，往往与人们的不同眼界有关。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应用型理论独占鳌头。而那种学理上的细致分析和严密论证，则往往救不了急赶不上快。说白了，从欣赏角度看，人们赞美女神，但从实用角度看，人们首选粗使丫头。所以，凡是那种刀下见菜立竿见影的理论，很少被人错过；而凡是那种学术梳理初看无用的理论，则往往遭到冷遇。 由于人们对理论的喜爱角度不一，所以相关理论往往要被多次整容。西方引进的，要进行本土化改造；本土涌现的，要与世界接轨。于是，“核心竞争力”本来是能力而非产品，在我们这里变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拳头主打产品。“平衡计分卡”本来是战略工具而非考核手段，在我们这里变成最新的绩效衡量方法。“组织学习”本来是要解除科层组织对个性的压抑，在我们这里变成想方设法使员工对组织做出更多奉献。而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国家治理技艺，本来是前工业社会的经验积聚，却被学者解释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方向。革命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方式，本来属于“红色管理”，却要用德鲁克的话语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来加以引申…… 诚然，传统习得和本土情境势必会化解相关理论以求互适，然而这种互适的方向有可能偏离原理论的指向。尤其在理论的应用和转化过程中，这种整容式修正需要引起警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开放度的增加，管理理论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错失会越来越少，而空间上的“变脸”乃至“变性”错失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错过也值得一提，即错位。用刀叉去吃牛排，拿勺子去舀稀饭，这都没问题。但要用刀叉去吃火锅，拿筷子去喝咖啡，就十分别扭。任何管理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边界，纯学术的理论有限制条件，操作性的理论有专用技术，理论一旦错位，或者得不偿失，或者有弊无利。例如，在主打业务中推行颠覆性创新，在知识管理中强化规章制度，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错位。 颜值和气质谁来判定？ 在管理理论的颜值和气质判定上，有三个群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分别是学者、咨询师、经营者，即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他们的追求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因而对理论的敏感程度和判别标准不同。 学者所看重的是理论的解释力和穿透性。在学者眼里，思想深度和义理逻辑可能是最美的。常人觉得无比艰深的著作，他们可以读得津津有味，而常人放不下手的流行小说，他们翻两页就觉得寡淡如水。 咨询师看重的是理论的现实收益和可操作性，逻辑严密的论证并不重要，因为现实不一定按照逻辑展开。西蒙和古立克的争论，就明显地反映出学术与咨询的差别。西蒙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认为管理理论中的“谚语”不足以构成理论，现有的管理理论中这种“谚语”太多。例如，命令统一原则要求一个下级只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但从严密的逻辑分析来看，任何人不可能在同时服从两种矛盾的指挥。古立克则认为，事实上在组织中命令冲突十分普遍，同解决现实问题相比，逻辑上的荒谬并不重要。可以看出，咨询师面对的是现实中不按逻辑出现的谬误，学者要做的是对现实中的谬误给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两者之间的着眼点不同、目标不同，所以对理论颜值和气质的判断大不一样。 务实的经营者，与学者和咨询师又有不同，他们看重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在经营中坚定信念，寻找出正确方向心无旁骛地走下去。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与管理顾问德鲁克的争论，则反映出咨询与实务的差别。在通用汽车最辉煌的时候，德鲁克受邀对通用进行研究，为公司提出了未雨绸缪的变革设想，然而，通用公司的内部上下都认为德鲁克的提议是对公司肆无忌惮的攻击。学术界、咨询界、实业界的这种差别，形成一种互相“挤兑”的张力，正是这种“挤兑”，推动着理论不断发展。可见，对颜值和气质的不同评价，能够激发出理论创新的活力。 西方的管理理论以二战为分界线，战前的管理理论尽管有学派区分，但没有形成细分市场。战后则开始有了顾客群体的细分。任何一种理论，哪怕颜值再高，也不可能吸引所有人群。因此，二战以后的管理学著作分化越来越明显，面向实业界的理论，尤其是具有咨询师背景的作者，往往首先追求的是颜值；面向学术界的理论，尤其是严密的推理解释，往往首先追求的是气质。所谓学术圈排斥德鲁克，所谓学院派严重脱离实际，不过是相关理论的读者细分造成的另一种表述。严格来说，这种区别在战前欧洲就有，韦伯在很有名的两篇讲演中，就对政治和学术进行了相应的界定，但战前的这种区分还没有达到不相往来的地步，两个阅读领域是互相通气的。吃大排档的人，偶尔到了高级酒店也能应付自如；贵如公主，也能在罗马假日里享受平民的乐趣。真正的问题在于细分后的日渐生分和隔膜。所以，西方有的学者批评学院派不重视德鲁克，有的企业家批评学术界闭门造车，有的学者批评咨询师是野狐禅，实际上是一种好事，是互相对话的铺垫。在这种互相批评中，咨询师的问题导向给学院派引领方向，学院派的严密论证给咨询师提供装备，实业界则得益于转化了的理论，从而提升创造力。 中国管理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学术、咨询、实业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互相之间交集不够，没有形成对话机制，更没有互相倾听批评声音。看颜值也好，看气质也好，只是远远瞟上几眼，缺乏经常性的互相唠叨，致使三者之间交融的程度相当低下，隔膜远超西方。这才是中国管理理论的真正问题所在。中国的传统又具有不大重视分工的习惯，倡导管理理论的高质量和接地气，走“三结合”的道路，又会有意无意地助长“三合一”倾向。如果让一流的学者去做咨询，只会曲高和寡；让一流的咨询师去做学问，只会低水平重复；让一流的经理去搞理论，只会固守经验。眼下的实际是学术界未能打造出有气质的理论，咨询界在缺少理论的地方狠劲制造颜值，实业界难以得到赏心悦目的理论服务。在群体分工的基础上互相推进，是理论创新的正道。否则，我们还会错过理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