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缘起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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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界定妇女研究？它与妇女运动和妇女学有什么联系？有什么不同？
当代妇女研究蔚然成风，是当代全球性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妇女研究不同于妇女运动，它的前提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政治的；它的研究结果必须是客观的，符合（历史）真实，而不能是功利性的，更不能有意迎合任何（哪怕是良好的）主观愿望。妇女运动可以从妇女研究中采撷到它所需要的思想和精神，正像妇女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妇女运动的促动和支持。但妇女研究最终只能采用科学方法并遵循自身发展逻辑，而不能仅仅顺从社会政治形势。妇女研究之所以至今在科学领域直不起腰身，除了传统的压力之外，也与长期以来它对政治的依附性有关。
妇女学是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它的学科性质显而易见，可以严格界定为“对妇女进行专门研究的”学科，对应于儿童学、青年学、老年学。而与后者有所不同的，恰恰就是妇女学与妇女研究的关系：它是以妇女研究乃至妇女运动为前提并为背景的。
相比之下，妇女研究的范围则较为广阔，可以是学科化的，也可以是非学科化的；可以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妇女为出发点而及其他；它可以属于认识论范畴，也可以是方法论的。
在我看来，尽管妇女学较之妇女研究的范畴是很有限的、局部的和具体的，但如果没有妇女学学科建设，妇女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
一
谈到妇女研究的缘起，不能不追踪到妇女运动的缘起，无论西方东方概莫能外。
从世界范围看，妇女研究及其学科化趋势最早出现在西方，正相当于妇女解放运动最早在欧美社会发端。妇女运动催生并推动了妇女研究。与此同时，不同国度不同体制不同文化中的妇女运动的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各自地域内的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在西方社会的缘起，与欧美女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因此它的核心和传统就是女权主义，也可以称作“男女平权主义”，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定论。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从理论线索追踪，就会发现思想仍然先于运动，是女权运动的基础，也是社会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
如果从妇女研究自身必备的基本品质回溯，最早的、较为成熟的妇女研究理论著作当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该书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卢梭的“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但全书都在批判以卢梭为代表的“反妇女观”。这本书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第一本由妇女写作的女权主义妇女理论著作，开女性理性思考之先河。半个多世纪后，在早期女权运动的感染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三部妇女理论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妇女的屈从》，从人类进步的需要出发提出妇女权利问题。这两部著作分别从女性的和社会的角度呼吁“男女平权”，其思想基础均出自法国启蒙主义思潮，在确认“人人应该平等”的基础上力倡“男女平等”。
另外一条线索起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肯定和发挥，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形成。不难发现，这种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是从与男人的对比关系中看妇女的地位，而是从被压迫阶级和弱势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妇女的生存状态，妇女因此是“社会中的”，而不尽是妇女“自己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奇怪，在这种理论思潮的影响下演出的妇女运动，总是社会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独立的妇女研究自然也就难以成立了。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女权主义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这两种源出自西方的理论思潮却在不同的地域找到了各自的现实的发展轨道。前者与以“神圣私人产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结盟，生成了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的女权运动和为该运动服务的一系列理论；真正成为“西方的”。而后者，则与社会革命或民族革命结盟，导演出“社会性的”解放妇女的运动；其“社会”性质，带着鲜明的东方政治色彩。两者，尽管在妇女权利问题上争的都是一个“平等”，却因为其思想基础不同，社会体制迥异，导致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妇女解放的历程。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妇女研究，不可能不带着它的时代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东、西方冷战的色彩，这是我们在追溯妇女的缘起时不得不正视的非常重要的历史现实。
循着两种不同的思想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研究曾有的两种很不相同的命运。时至今日的妇女学学科化趋势，其实主要是在第一条线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带着它先天的优势，也带着它难以避免的缺陷。基于它的特别强调妇女特殊利益的立场和“妇女团结”的政治纲领，先天地奠定了对“妇女”进行抽象的理论基础。而另一条思想线索上的妇女研究，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中止了它，将其纳入了阶级斗争学说。
以今天的学科标准衡量，就科学的自觉而言，妇女学的学科化最早出现在美国，是美国60年代新女权运动的结果。尔后，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迅速勃兴，80年代末期，已经遍及世界各国，渗透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纵观它的近两百年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点：1.由女性作为被研究的客体向女性研究主体发展；2.由“女权批评”向“性别分析”发展；3.由“妇女问题”研究向学科内部做结构性渗透；4.由“政治的”向“文化的”演变；5.由西方向全球范围发展；6.由“西方中心”的女权主义一元化标准向多元化发展。
迄今为止，将世界各国已经广泛发展起来的妇女研究做一总览，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是最常见的，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妇女史，妇女文学，妇女社会学等等，看上去似乎可以成为一门新兴科，即妇女学，实际上仍然可能是传统科学的继续，是在传统学科范围内设立的有关妇女变项。这类构成了当前妇女研究的主流，具有双重意义和双重价值。一则，填补传统人文科学空白，为人类科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二则，有助于妇女主体意识的成长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重建女性文化的基础。从事这类研究的大都是女性学者。
第二类的妇女研究出现在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中，如人口学、社会学、性学、发展研究和婚姻家庭研究中。由于妇女研究的渗透，促使边缘科学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综合性的论述走向具体的人生。许多男性学者从这一类的边缘科学走进妇女研究。
第三类的研究在文化意义上最具革命性，即方法论革命。它破除了抽象的“人”的神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性的人”的角视；引进了一种新的方法：向文明“证伪”的方法。
就科学意义上讲，妇女研究的发展前途主要有两种，在今天都已经初见雏形。一种是走向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可能称之为“妇女学”。只要人类仍然存在着两性差异，只要历史和文化的作用使得妇女仍然具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和生活方式，只要妇女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仍然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和问题，妇女学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另一种前途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即吸收妇女研究的方法，循着“有性的人”的角度切进所有的人文学科，从妇女研究转向性别研究。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妇女研究学者转向性别研究。更多的是男性学者，借用妇女研究方法直接从事性别研究。如果说，妇女学是传统人文学科中的变项，那么，性别研究可以看作是妇女研究的变项。两者的分化与合流，展现出为类科学分科研究的必要性和综合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
中国的妇女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地域性，在以上总体历史框架中，走出了自己的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并不直接相关的波峰，第一次出现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是近代思想革命的组成部分。第二次出现在80年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产物。不同于西方妇女研究的兴起，这两次波峰的出现都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而是特别明显地带有变革社会和社会变革的性质。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以家庭（家族）稳定作为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妇女与传统家庭关系密切，使得解放妇女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主要内容之一。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一批男性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企图改造中国的宏伟蓝图中，有解放妇女的一席之地。解放妇女的思想与来自西方的各类思潮全面融汇，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因为在当时，就是仅仅从男性自我发展的立场出发，也可以从民族危难和旧体制对个性的束缚中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解体，婚姻制度的改善，乃至男人的个性解放，都非从变革妇女的社会地位做起不可。
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当时研究妇女的学者虽说清一色是男性，但思想却是多元的，有民族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有马克思主义的，有无政府主义的，也有女权主义的——无论哪一种，都没有偏离民族革命这一基本思路。尽管它是特别“政治的”，却没有多大的社会恐慌，也没有引出多少学界的争执。他最终没能跳出沿袭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化性质，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暗淡了它的性别色彩罢了。
20年代到30年代，研究妇女的势头虽然一时高涨，却没有能够深入发展，主要是因为战争和社会动乱。
1949年以后，各类人文学科逐步走上建设轨道，却没有妇女研究的位置。在“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研究妇女的传统就此中断。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妇女全面走上社会，在法律上获得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中国妇女的社会解放，反倒成为抑制妇女研究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与西方女权运动导致妇女研究长足发展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巨大的差别？
50年代，正当西方世界为平复战争创伤、男人重返职业、女人重返家庭、两性性别重返传统时，中国妇女恰好相反，大批走上社会生产岗位，走进了一个原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社会的超前认同决定了处于低谷的妇女自觉归同的心理意向和行为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政治角度看，根本不可能对妇女进行理论抽象。即使有人提出，哪怕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现实运动中也会被社会，特别是被女人自己视为“反动”。
60年代，当西方妇女在女性角色复归的压抑中重新觉醒、重新树起女权主义大旗的时候，中国全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浩劫；它裹挟着所有的人，也裹挟着已经融入社会的中国妇女。在这种境遇中，不要说专门的女性研究，就是想把女人单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也是奢谈。
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为中国妇女研究勃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土壤。社会改革中，一系列妇女问题在“男女平等”的社会条件下接踵而出。诸如：计划生育中重男轻女的意识重新抬头、企业改革中的妇女待业问题突出、“秦香莲”问题和“第三者”问题等等，激发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普遍关注，也刺激了知识妇女的良知，促使当代中国妇女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无疑是女性理性自醒的绝对必要前提。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革命促进妇女解放，敦促妇女自食其力，经济上独立自主，但同时也强化了妇女对社会的依赖，抑制了女性自我意识发展，使她们难以成为在精神上自主自立的真正主体。
1985年以后，城市改革在全国范围普遍展开，从新、旧两个方向上诱发出更多的妇女问题。新的，如女工息工待业、女大学生分配难、妇女参政问题；旧的，如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女童失学等等。人们忧心忡忡：中国妇女解放何去何从？“女人的出路”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致使一向自以为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女界空前恐慌，进一步突出了妇女研究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破土而出。
当代妇女研究不同于本世纪初男性学者“研究妇女”，它首先是一批女性学者的自觉投入：先是女性的，尔后才是社会的。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妇女研究，它出现在一个（法权上）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有意或无意地抹去或淡化了“女权”的政治色彩。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无论是在学术讨论还是在世俗生活中，中国的妇女研究乃至妇女活动，极少自我标榜为“女权主义”。除了译介文章以外，我们的自我评价中也少使用这个字眼或这类标准。更耐人寻味的是，80年代，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刚刚起步时，正当西方妇女研究转向性别研究，中国妇女学者却视而不见地依然执著于“妇女”，唯恐性别研究在趋向“中性”科学的同时重新遮盖了妇女研究着意张扬的“女性人”的立场——正是这个“妇女”研究，在抹去“女权的”政治色彩时突出了它特有的政治性，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非性化”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与西方妇女研究比较，这里有两个非常微妙却是非常重要的差别：
一是淡化“女权”色彩。这不仅仅是因为“权”的问题在中国太容易骚动政治情绪，更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实则已经具有“立法超前”的性质。
二是避开“性别”之争。这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现实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说，在我们试图以女性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之前，已经有了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科学领域乃至在精神世界中全面融汇、互相渗透的历史实践。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尽管仍然可能是男性中心的，但它毕竟是在以“社会”、“人”和“科学”的名义涵盖而不是摒弃妇女。
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男性独踞的一统天下（包括意识形态）。因此，在任何领域中妇女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不引起男性的相应的反应。学界也不例外。这是当代中国妇女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有可能跨越“女权主义”阶段，借助女权主义妇女研究成果，径直将“妇女”置于“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妇女研究主要有两种力量：（1 ）来自全国妇联及各级妇联组织。中华妇女联合会在中国原是唯一合法因此也是唯一的妇女组织，直接隶属于各级政府、党组织，主要作用是“联系党和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改革的形式下，妇联组织不仅面临着改革给广大妇女造成的压力，而且承受着自身体制改革的压力。双重压力恰恰使妇联系统最早意识到妇女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且积极付诸行动。自1986年以来，在各级妇联组织的介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学会、研究会。这种研究会大多隶属于社会科学联合会，打破了妇联的封闭结构，召唤并吸收学界和社会各界力量关注妇女问题。 （2）来自学界，出于知识妇女的自觉动作，起初大多是局部的、个体的、自发性的，在个人所从事的学科范围内尝试妇女问题研究或妇女专题研究。学术界在组织妇女研究学术团体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87年5月，郑州大学正式设立妇女学研究中心， 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中第一个专门的妇女研究机构。至90年代初，它的主要工作侧重于妇女学学科建设，组织研究课题，在全国范围集结妇女研究学术力量，推动各类学科走上大学讲台，面向社会开设妇女系列讲座，编撰“妇女研究丛书”和有关文集，组织召开妇女研究学术会议。在中国现行社会体制下，这一类的研究团体兼有“学术的”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在官办的组织和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之外，它的“民间”性质和服务于“科学”的宗旨，代表着妇女研究的发展方向。
自90年代以来，学界的力量在19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促动下有所壮大，分别来自科研系统和高等院校，都表现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自觉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问题的关注。前者侧重于有关妇女的“项目研究”，后者着重于妇女教育和妇女学科建设。就今天的妇女研究状况而言，大致可以看到两种走向：
一是设立有关妇女的项目，即以妇女为对象的专题研究。这种研究大多与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妇女问题或社会问题有关，诸如：女性流动人口、妇女劳动保障、下岗女工问题、女童教育问题、男女异视现象等等。这种研究的时效性很强，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力求研究成果能够警醒社会或影响政府决策。眼下，科研机构、研究所和妇联的研究室，大多从事这类研究。外国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研究项目大半也在此列。
二是妇女学学科建设。这类研究与其说是研究者的选择，不如说是学科的选择更准确，它的存在的前提和其学术价值，首先是“学科性的”，而不尽是现实的。诸如：妇女史、妇女文学、妇女社会学、妇女心理学、女性美学、女性文化研究等等及其下设的各种课题。它的学术价值可以而且应该是非功利性的，“不必”服务于现实。这类研究的短处，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且不断地“被批判”着：即与现实的距离，可能造成研究者（包括女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感，出现某种非人为的“贵族文化”倾向——但于科学而言，这种“距离感”却是必需的：它必得跳出一时一事、此时此事的纠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找回女人的历史并重新确立女人的位置，帮助女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发端于80年代，至今，虽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但研究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
其一，就研究者的状况看，80年代投身于妇女研究者，大多是自发和自觉的，缺乏国家和学界支持的背景，因妇女问题的社会压力而生，强化了女性主体意识。由于“开创”初期肩负的责任，不得不将许多精力投入机构建设和现实运动，突出了其政治性的一面，不同程度地耽搁了学术进程。90年代中期转向妇女研究者，大多受1995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和国家的召唤，多了“研究”意识，却极其缺乏妇女研究常识。从1995世妇会“论坛”所生出的文章中不难看到，绝大多数人仍然不加思索地沿用着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价值判断和国家民族主义政治话语，在这种标准和这种话语下所作的议论，不仅不是“妇女的”，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于妇女研究所造成的结构性伤害，需要日后我们用许多时间进行清理；不只是在“文本”中，更是在妇女研究队伍中。
其二，就研究对象而言，现实问题与学术研究始终纠缠在一起，造成了方法论上的混乱。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界说，直接影响到方法的正确使用。一是“项目”与现实脱节，“调查研究”与妇女发展无关。在海外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中，这种弊端突出。二是目的性的研究，服务于某一政治意图，在人口研究和妇女地位调查中最为明显。
其三，善意的研究目的与科学的研究手段分离。许多人转向妇女研究企图“走捷径”，以为妇女研究勿需“学习”，只需去“研究”便是对妇女研究的支持和参与。从现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学科体系中随手拈来概念、话语、方法，随意使用，使得今天的妇女研究领域中杂草丛生。
所谓“认真的”的研究，必得从了解过去和清理传统做起——这原本是学术工作常识，怎么妇女研究就能例外呢？时至今日，我们面前有待清理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沉重，而且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中间至今仍然很少有人做这一类的清理工作。概括一下，至少有以下四种“传统”有待我们清理：一是具有200 多年历史传统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国际妇女运动实践；二是本世纪初至40年代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研究妇女的成果和民族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三是“五四”运动以来直到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四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当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只有在对上述“遗产”做过清理之后，我们才可能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上路，才有可能真正将“妇女”置于“科学”的视野中，为妇女研究在科学领域找到立足之地。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每一个曾经研究妇女的学者也许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还应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