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决策模式变化及其特点探研(1921-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高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6)03-0060-10 关于中共决策模式变革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周光辉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上的《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笔者于201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这些成果多数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模式变革。国外的多数论著集中于分析中国的所谓“威权决策模式”或者“全能主义决策模式”，但也多数集中于分析1949年以来的中共决策。国内外均鲜见专门就1921年至1949年间的中共决策模式变化进行研究的论著。这28年间，中共决策模式经历了一个从附议型决策再到独立自主商议型决策的类型转换。期间，共产国际在未解散之前对中共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决策模式转换过程中，中共亦逐渐形成革命色彩浓厚且适应革命环境变化的党政军合一的党委“一元化”决策体制。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组织，对中共具有较大的约束力。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决策互动的视角观察这个时期中共决策模式变化，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共决策体制建构、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附议型决策阶段(1921-1935)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仅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加入)，宣誓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组织上，独立性差，活动资金也主要来自外部支援。这些因素是考察中共决策模式形成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所谓附议型决策，是指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接到指示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定采取集体协商的办法，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商议落实。附议型决策体制从1921年持续至1935年，中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到1927年8月八七会议召开；另一个阶段是1927年8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 (一)带有独立倾向的附议型决策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直到1927年8月中共八七会议召开这六年时间内，中共决策模式是带有独立倾向的附议型决策阶段。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从中央局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历了诸多变化。期间，从党的一大至五大，陈独秀都当选为中央最高领导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家长”[1]。期间，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重大决策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强力影响，但由于中共领导人的自主性，中共决策还存在一定的独立性，这在很多重大决策过程中都有体现。 先看中共的创建。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在国内的部分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俄共党员的帮助下建起来的[2]29。中共一大的建立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两名代表参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在这个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里，张国焘是陈独秀的学生，李达在很大程度上也尊重和认同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和“一把手”，对中国革命虽没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但确有独立见解，在不少决策上表现出独立倾向。 再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成立后，致力于工农运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民主联合阵线，一是想推动中共工作以壮大队伍，二是实现他来华的真正目的——宣传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陈独秀担心中共加入国民党后会被溶掉，因而不同意加入。马林说服不了陈独秀，就于1922年4月返回莫斯科，并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支委会的报告》，阐明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趁马林不在华期间，陈独秀于7月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二大，制订了党章、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表示要联合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阵线，改变了中共一大制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但共产党此时依然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而非党内合作。当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时，中共二大已经结束。经李大钊的介绍，马林和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基础上，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再召集一次会议商讨国共合作事宜。在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会上，马林作了主要发言，阐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但他的发言遭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反对。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自身独立性。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但同时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成的意见。”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继而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即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经过激烈辩论，西湖会议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方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仪式，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3]241-244可见，中共领导人面对如此重大决策是迫于“国际纪律”，但也表示了不同意见，显示出了有限的独立性。 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由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前还同各地来参会的党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交代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以及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尽管马林事先做了很多工作，但在会上关于国共合作这个议题依然争论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该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后来回忆时说，共产党人没有坚持要求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4]138 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关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很多次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的。中共一大决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如上所述，中共三大是在共产国际一手操办下举行的。1924年底为筹备中共四大，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所需文稿，各种草案都要经过起草委员会的讨论。这次会议于1925年1月召开，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他还在会前“审定了”大会的“基本材料，提纲等。”[5]104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这次大会通过的《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指出，大会“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阵线’即‘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6]208。中共五大的召开更是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召开的一次全国党代会。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和需要讨论的问题，特别明确了两条原则性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该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中共五大的组织决定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为依据[7]92。在大革命危急之际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筹备在共产国际直接组织下完成，大会的实际主导者不是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易；大会的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制定的；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连任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参会者蔡和森说，陈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即罗易)规定的。中共五大并没有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鲁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中共五大通过的《对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队伍从五大时的5.8万余人锐减到1万多人。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派来罗明那兹接替了鲍罗廷的工作。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未让陈独秀参加。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干预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组成常务委员会。 尽管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实现了基本掌控，中共重大决策无一不受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还是显出了独立性，尽可能的从中共和中国自身实际出发与共产国际进行了“不对称”较量。如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改变合作方式才能加入的观点并进行了坚持，张国焘和蔡和森明确提出了反对加入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部分考虑了中共的利益。再如在共产国际试图组建国际联络委员会时，陈独秀进行了坚决抵制，使其化为泡影。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比较讲究民主，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尽管有时陈独秀有家长作风，但毕竟他是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者，多数情况下，中央会议贯穿着民主气氛，与会者并没有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落选中央领导职务。 有限独立性附议型决策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纪律要求出发，首先是必须服从。二是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比较缺乏实际革命经验，缺乏应有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有时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左右摇摆，但往往以服从共产国际告终。三是共产国际以苏俄利益为中心，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影响了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决策思路，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共产国际东方工作的多目标间不一致性和盲目性都是导致出现附议型决策的重要原因。 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也是在多方做工作的基础上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而参与决策的中共领导人也常常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和提出建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共产国际把革命失败原因完全归咎于陈独秀而为自己开脱时，有的中央领导人当即表明了不同意见，婉转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在1927年8月7日的紧急会议上，中共的一位领导人罗亦农在发言中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各国革命经验的。维经斯基是1917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8]341 (二)丧失独立性的附议型决策 1927年八七会议选举出新的中央领导人之后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决策模式呈现出完全附议型决策的特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执行重大决策时表现出了对共产国际负责的执行力，他们的盲目服从或过激执行为中共革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是灭顶之灾。 这个阶段中共决策核心层的变化特点是，中共领导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一些中共重要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全权特使罗明那兹的推介下，在1927年8月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组(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里排名第一[9]。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没有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工作中李立三成为实际负责人，李立三也是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领导人选之一。此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干预下，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违规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 这一阶段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多为知识分子出身，没有表现出革命领袖应具备的独立决策能力，一味执行甚至过激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策完全丧失独立性。瞿秋白、王明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发展也都有个人判断，但他们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丧失了革命党领袖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所制定的政策和执行的方针，明显带有“左”的色彩，使得中共革命活动遭遇诸多波折。瞿秋白提出“一次革命”论，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盲动主义”通过中央文件影响中共和全国，临时政治局不顾革命陷入低潮的实际，要求全党不分南北尽可能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的总暴动。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发动暴动。这些暴动给党带来巨大损失。在上海，中央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王明不得已前往苏联后，博古、李德成为中央实际负责人，他们一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城市革命中心论。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实行长征。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丢弃，中共革命遭遇巨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被留下的领导人瞿秋白很快被敌人抓捕并惨遭杀害。 这个阶段，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共产国际负责召开，中共领导人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1927年8月召开的紧急会议、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后来召开的六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更是共产国际一手操办。1927年4月，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等人被派往莫斯科准备六大。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六大十分重视，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和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下属的中国分部主任米夫，把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等人召集到一起，就有关问题召开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高潮还没有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他指挥的力量。斯大林的讲话决定了中共从低潮的形势考虑党的走向，对召开好中共六大具有重要意义。6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布哈林和米夫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中共六大工作的领导机构。同时，共产国际书记处成立了11个小组，负责起草六大的相关决议。为统一思想，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六大部分代表举行政治谈话会。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开幕后，布哈林耗时9个小时作了主报告。米夫在会上吹捧向忠发、王明等人，显示出米夫对当时的中共负责人不信任。六届一中全会选举5名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犯过盲动错误的瞿秋白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而离开了一把手的岗位，后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六届四中全会更是由米夫一手操办，他所欣赏的王明硬是被安排为中共主要领导人。 这个阶段毛泽东等人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决策和实践受到了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和轻视。尽管有共产国际的关照，毛泽东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瞿秋白在1927年8月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就曾对毛泽东等人的农村路线进行了批评。李立三上台后，毛泽东更是被撤掉中央委员，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被讥讽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直到六届四中全会李立三被共产国际驱除出领导队伍，1931年毛泽东才被选为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又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后又被博古、李德排挤，于第三次反“围剿”后失去实际领导职务。因为博古、李德领导的中共找不到克敌制胜的办法，丢失大片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没有被遗弃于南方的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这个阶段，有的中共主要负责人如李立三，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没有听从指示而自作主张，但从执行的整条路线来看，比共产国际的要求更为激进，实际上形成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路线的升级版，后来因为不“听话”，李立三被赶下了台，受到严厉处分。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是共产党决策丧失独立性的阶段，重大的决策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做出，犯的错误即使是共产国际的，为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形象，也把错误推给中共领导人。当然，中共领导层内是有不同意见，但也只能服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二、独立自主集体协商决策阶段(1935-1949)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共独立自主决策的开始。自此至1949年是中共独立自主的集体协商决策模式逐步形成期，尤其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决策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中共这个时期的决策带有较强的协商型，内部亦呈现较好的合作共识型，是集体决策和个人拍板结合较好的民主决策阶段。 (一)遵义会议推动实现决策模式变革 1931年秋，中共实际负责人王明赴苏联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由于中央一味听从苏联指示，加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对策，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下，中共根据地遭遇重大挫折。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李德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显露出来不能带领红军打胜仗的致命弱点，迭遭败绩的红军再不改弦更张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时刻，最高三人团的威望逐渐降低。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开始觉察到盲目听从来自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在与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发生争论后，与被边缘化的毛泽东(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再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直受王明等人的排挤、压制)开始接近。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经常商议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同博古、李德展开了争论。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常在一起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经过毛泽东的深入分析，张闻天、王稼祥逐渐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处境艰难主要和当时的中央执行了一条单纯的军事防御战略有关。由于张闻天、王稼祥都属于自苏联归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出面反对博古的错误政策十分有力。张闻天后来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10]78中央政治局内部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在1934年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表示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红军向贵州进发，防止进入敌人布置好的陷阱。张闻天、周恩来表示支持。博古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军事顾问李德固执己见，否定了多数人的决定。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刚刚攻克下的黎平县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张闻天、毛泽东和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关键时刻博古并没有支持李德的观点。经过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否定了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观点。1935年1月初的猴场会议后，中央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对中央执行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进行了批评。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主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在报告中进行了解释。张闻天作为在党内仅次于博古的负责人，于会上作了“反报告”，指出中共遭遇重大挫折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反了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会上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详细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即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王稼祥、朱德等人接着发言支持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指挥红军。博古作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在会上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会议的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但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错误。李德则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把红军失败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上。但这并没有阻挠中共独立自主地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进行正确的批评。1月17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决定常委中适当再分工，取消三人团，明确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选举出的中央常委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圈，是中共决策体制变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说明毛泽东通过自己对红军的卓越领导和对形势的正确分析，赢得了中央和各军团的认可。而取消最高三人团，不仅撤销了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1月18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对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如此，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之所以会成功，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民主协商、团结斗争的结果。毛泽东等人的会前协商，会上共同发声反对错误方针，各军团负责人多数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关于军事路线的分析，博古并未压制，都促成了会议成功。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上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11]231 当然，遵义会议之所以如此成功，也有偶然性和外部因素。在长征路途中，中共电台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收不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能自己决策。所以，会后中央专门派人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这一重大事件。而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也明确表示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具体事务[12]。这种外部因素为中共独立自主的集体协商决策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二)毛洛协商合作的“双峰”决策体制(1935-1943) 遵义会议后，洛甫(即张闻天)成为中央实际负责人。1935年2月5日晚间，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几副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此后，开始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即“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配合合作”[13]27，在决策方面形成了二人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双峰”决策模式。 1935年3月，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赞成这个提议。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新“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在战争年代，军事领导是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成为实际军事负责人，实际成为中央决策体制变革的重要推手。张闻天负责总体事务，毛泽东负责军事的局面一直坚持到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的合作是比较好的，经常协商解决一些问题。张闻天作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能够坚持民主，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或反对。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遇事总是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泽东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很融洽。党中央总书记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是保证中国革命打开局面的重要关键。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可见毛洛合作之密切。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中国，回国前见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毛泽东在致欢迎词时，说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但王明到后以“钦差大臣”自居，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937年12月9日到14日召开，通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作了政治报告。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路线。王明说明他的发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与会同志产生了思想混乱。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对此进行了积极抵制。经讨论，会议作出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等决定。会上还议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这就说明了中央决策的分工，党务由张闻天负责，军队毛泽东负责，统战工作交给王明负责。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组成。此后，对于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闹独立性、右倾投降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与之进行了斗争。据张闻天记述：“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刊物上、会议上，我们并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14]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赴苏联治病的王稼祥于1938年7月返回国内，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王稼祥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季米特洛夫给他说，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15]。这一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为纠正王明错误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张闻天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作组织报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了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会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对中央局组织进行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这次会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决策体制变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主动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自1939年初，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这时，张闻天已主动将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交出。所以，自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实际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只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这个期间，张闻天的工作已经从全局转到局部，“双峰”决策机制告一段落。 (三)集体讨论、主席决定的协商共识决策体制阶段(1943-1949) 为适应抗战形势、加强党的领导，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管理。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运动和精简工作，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 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从实际到名义都成为了中共实际负责人，并且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书记处里三个人可以平等讨论，共同协商，形成了集体讨论、主席决定的协商决策模式。一元化领导主要是指从决策结构上看，党委位置处于决策核心。但在党委这个决策结构内还有人员分工和权力划分的问题。决策模式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决策结构内部的人员权力划分问题和决策结构内部人员的平等、民主与否的问题。因此，笼统说一元化领导不民主并不准确。这个阶段实施党委一元化领导主要是适应战争年代的需要，并且在这个一元化领导结构内部实行的是集体协商、主席拍板的特定民主决策模式，适应了当时的国内环境和革命形势。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发生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要求。22日，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公布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并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伟大功绩，并解释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指出共产国际解散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号召全党同志应提高责任心，发挥创造力。此后，中共更加以独立自主的态度进行决策。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期间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时停止行使职权。这实际上是在抗日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决策层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朱德、周恩来进入核心决策层。毛泽东通过这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清理了中共建党以来的各种错误路线，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位置。一年后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就进一步优化了中央决策层。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章还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至此，五大书记的中央决策人员构成和集体讨论、主席决定的决策模式臻于成熟。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决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 中共成立后，由于没有革命经验，相当长时间内由共产国际代为制定决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附议型决策模式。但共产国际不能完整把握中国实际，决策失误现象时有发生。经过革命实践锻炼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革命经验，在革命中学习成长，与共产国际协商合作，渐渐形成一种独立性决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成为中共中央决策核心，中共也形成了遵从民主集中制的集体协商、主席拍板的决策模式。这一决策体制有着鲜明的革命特色，也潜藏着致命的严重缺陷。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决策模式的特点 1、常受外力干预。 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决策受制于强有力的外力干预。在1943年之前是共产国际，1943年至1949年之间是苏联共产党，或者说受到苏联的外在干预较大。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党的多次党代会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更替上都有体现。毛泽东的威信既要靠自己的战绩，更要靠来自万里之外的苏联共产党的认同。这客观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决策体制的建构。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个外力或外脑做了很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决策，使得中共革命较为顺利发展；同时由于信息沟通渠道受阻、决策的滞后或误判等问题，不少决策也脱离了中国国情。幼年时期的中共确实需要来自有经验的外力的正干预，但在历经挫折和失败后，渐渐成熟的中共对于外力的借助就有了基于国情的正确判断。 2、决策权高度集中。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决策体制带有高度集中的鲜明特点。中央决策机构经过多次轮换，无论是从1921年一大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到1943年成立由三人组成的实际管事的书记处，再到后来的五大书记，都明确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职责，也明确了全党服从中央的党内纪律。决策体制带有高度集中的特点是适应革命环境的必然。中共二大的决议就曾指出，“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唯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利，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16]144革命年代，军事作战是决定命运的残酷选择。军人服从纪律为天职，没有严明的纪律和严苛的集中，就不可能在战场上保全自己、战胜敌人。决策高度集中，能够保障军事作战需要的效率、果敢。决策高度集中，除了表现在精干的中央领导机构上，还表现在决策权最后集中在党委书记一把手或党的主要领导人手里。历经考验和检验的毛泽东最后成为中共领袖，成为党的文件明确规定最后拍板之人，也表明了中共决策机制的集中性。 3、集体协商、多数决定。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决策时即使受到强力外力干预，但多数情况下还是按照规定做到了集体协商和会议决定，这是和中共注重建立民主集中制以及实行集体领导有关。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首次确认了民主集中制，明确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六大更是明确提出“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17]395。这个阶段，中央在决定重大事情、召开重大会议时，多是与会代表集体讨论，经常出现激烈争论、僵持不下的局面。有的同志即使在会上激烈反对某些决议，也能够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服从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决策通常采取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方式，这能够保证决策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使得决策执行较为顺利。中央为加强集体领导，在1948年9月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文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革命年代，毛泽东常常力排众议，有时不惜以退职为要挟，但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革命后期中共决策体制从集体讨论、多数决定演变为集体协商、主席拍板体制。这个时期，绝大多数人理想信念非常坚定，干革命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私心较少，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是集体协商决策形成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主事期间，作风比较民主，加上中央决策层内同代人较多、参加革命时间差距不大、较少辈分差别，使得平等讨论得以存在，这都是形成集体协商决策的重要原因。 4、决策执行力强。 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的正常运转体现在决策执行力强方面。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收获全国政权，和决策体制的执行力强存在密切联系。中共中央发出的命令，各级党组织和军队将领，基本上都做到了令行禁止。对于不执行者，中共有着强力的纪律执行。反观国民党，由于山头众多、打小算盘的多，往往是令不行禁不止，不少法令成为空文。中共决策执行力强，不仅是因为纪律的刚性约束，还有中共队伍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这都保证了决策的执行力。 此外，在不少决策过程中，体现了平等协商的精神，参与决策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把革命搞成功，常常能超越个人利益和个人恩怨，能够讨论甚至发生激烈争论，每个人可以充分表达意见，所以决策过程体现了协商特点。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决策模式的缺陷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决策模式经历了附议型决策和独立自主协商决策两个阶段。从总体上看，中共决策模式逐渐走向成熟，能够作出重要的正确决策，推动中国革命取得重大成功。但革命年代的决策模式也有缺陷，主要是制度化不够，规范性不够，缺乏纠错机制等。 制度化不够指中央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撑，往往是原则性条文较多，因而就容易受突发因素或外力的干扰，这与革命环境和共产国际的干预有关。规范性不够，是指中央决策并没有规范化时间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而是选择了因地因时而宜，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决策的最高机关，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不够规范。有时甚至十年都开不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尽管与革命战争环境有关，但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共决策体制在规范性上还存在问题。纠错机制缺乏是指在革命年代运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在做出错误决策之后，很难有外在力量加以制约，尽快改变错误决策。中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多是经历血的教训后，决策者才警醒。决策者发现问题后再加以调整，往往存在滞后性，使得错误扩大化。 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决策模式变革中包含两种取向，留下了两类决策遗产：一种取向是集体讨论协商决策的取向；一种取向是“一把手”个人决定的决策取向，这两种决策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决策模式变革中都有反应并影响至今。这是进一步探究中共决策模式变革所需着重注意的方面。标签：陈独秀论文; 张闻天论文; 遵义会议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毛泽东论文; 瞿秋白论文; 李立三论文; 王明论文; 李德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