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认同：实现党内和谐的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基石论文,和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8)04-0009-06
马克思主义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挖掘，得到了不同的理论成果，以此来指导各自不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不同的理论成果。要以这些理论成果来指导实践，对这些成果在思想认识上形成认同是前提和基础，有而且只有理论认同才能统一思想。
一、党内在理论认同上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使得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选择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异常艰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有而且只有探索、总结、确定一个正确的理论，以此来指导实践，行动才不会盲目，革命才有成功的基础和可能。
一部中共党史，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寻找真理难，而在具体实践中遵循规律，坚持真理更难。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介入，由于党的领导人的频繁变换，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进程乃至每一个具体行动的出发点、立足点和目标要求的认识判断常常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党内特别是领导层，相当一段时期，在许多重要阶段，都没有形成共同的理论基点，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进而没有形成团结和谐、高度一致的战斗集体。事实上，如果没有党内同志在指导理论上的认同，就不会有思想上的统一，更不会有行动上的一致。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历尽艰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主要原因[1]240，但是在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时[1]251，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足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1]252。这一错误主张，虽然遭到了吴玉章、瞿秋白、邓演达及周恩来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1]256。毫无疑问，党内在指导理论上的错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随后的斗争实践中，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又先后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此相应的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这种指导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党内在理论上的严重不一致，又一次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党内在理论上形成认同，思想上形成共识，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就有了基本保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2]657、662，为全面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832“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832全党对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形成共识，是全党同志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之后的又一次理论认同，这对于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党的茁壮成长都具有深远的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在诸多问题上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关于“三面红旗”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3]72事实上，对于“三面红旗”，党内即使是在中央决策层，质疑和困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3]73、74。这一理论在党内的难以认同，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严重后果在指导思想上埋下了祸根。
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是否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问题，党内在理论上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297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后来文革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和毛泽东同志是很不一致的，而林彪正是利用了这种不一致，达到了自己的个人目的[5]280、28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现代化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得益于党内对特色理论的普遍认同。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全党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切都体现了党在指导思想确立上的与时俱进。
著名学者、党史专家龚育之在总结党的历史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通常都是说这样三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的，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二段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6]龚育之认为，“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6]依照龚育之的思路，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属于第三阶段、第二次飞跃中的理论成果。
为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取得了四大成果。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龚育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继续推进着的过程。十六大以后，这个历史进程仍在延伸和深化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6]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第二次飞跃的三大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四大成果中，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基本指针。
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党，还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下，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而要实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必须实现党内的团结和谐，而党内能否和谐，全党在理论上的高度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当前党内迫切需要认同的理论创新
要实现理论认同，首先必须学习理论、了解理论、掌握理论，实现理论武装。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理论，更应把握实质，入脑入心，联系实际，指导实践。
当前，在一些同志中，对于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于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主张，还存在不甚理解、不甚掌握甚至完全不曾领会的情况，更谈不上学以致用。这里结合自己的学习理解和工作体会，试为之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常有同志提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已经把党的宗旨讲清楚了，为什么还要提“三个代表”？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同志的会议上提出来的[7]1004。“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1004“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7]1005“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7]1005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名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人民”，指全国范围内，包括解放区及其他地区和共产党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利益一致的全体人群，而不是指一般的民众。对此，毛泽东是有明确区分的。这可以从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而不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得到印证。显然“中国人”比“中国人民”范围更宽更广，而中国人民是有其特殊属性和内涵的[8]13。
“人民”的政治内涵在建国前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保持不变。“在我国，长期以来全社会高度政治化，国家权力无所不及，政府采取家长制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人们看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市民社会消失于政治国家之中。”[9]198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是人民，而人民之外的人群是我们改造、斗争乃至专政的对象。这里的人民是一个政治属性非常明确的概念，即工、农、兵，至多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职能的转变，私人利益得到承认、鼓励和产权概念开始明确，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远离政治，不再搞全社会性的政治运动，将政治意识形态排除在某些领域之外，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大量涌现等等。至此，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才逐渐形成[9]200。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使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在极大地影响各国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对各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②。
毋庸置疑，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③。特别是在华投资的外商、港商、台商，在华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国人，等等，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政治诉求和我们的人民是不尽一致、完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他们显然不属于人民之列。但是他们的存在又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是不是还是要为他们服务甚至于提供优质服务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④，表明只要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提出的发展要求，共产党、共产党人就要去满足他的要求，这和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科学发展观”。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重要主张，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最强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也碰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矛盾。这些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举措来解决。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以浙江省绍兴县的情况为例。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作为连续多年的全国综合实力十强县，绍兴县2007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达到10105美元。人均GDP超1万美元，日本是1984年，香港是1987年，新加坡1989年，台湾1992年，韩国1995年⑤。但是令绍兴县的同志感觉纳闷的是，为什么绍兴县的GDP水平和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期水平差不多，但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却与之相差甚远呢？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GDP质量不高，即与之相比，同样的数量，但质量相差太远[10]7。那么我们的GDP质量差在哪里呢？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的GDP当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资源投入比较多、能源消耗比较大而相对产出比较低的大手大脚的GDP，是排放比较高、存在一定污染的脏兮兮的GDP，是难以持续甚至于类似杀鸡取卯式的吃子孙饭的GDP，是科学决策不够以至建了拆、拆了建的GDP。这样的GDP，这样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究竟有多少意义？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就没有道理。科学发展当其时也。
“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说到GDP，我们的GDP又是小部分人的GDP。这里不妨对GDP作一解释，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县市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要求，这一指标改称生产总值。
从各地的实际来看，我们的GDP中的绝大部分是由绝少数人创造、占有和享受的，这与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倡导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是有较大差距甚至是相悖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对这一缺失的反拨，旨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提到没有实际意义的GDP时，其中还包括因为道德的缺失而产生的GDP。如因偷窃现象的存在，商场、超市等场所为此而增加保安，因不文明出行屡屡发生而增加的交警、协警等所支付的工资，就列在收入一项里。还有因不文明出行而引发交通事故，车辆维修、人员医治所产生的增加值。因机关工作人员素质偏低、作风欠佳，造成办事不便为此而多次往返等产生的增加值。凡此种种产生的GDP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因此，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对于提高全民素质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也有很大的作用。
如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论述，是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开掘，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重要学说，是把握时代脉搏，结合中国国情，吸收和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经验，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理论指南。如何以这些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民族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使之内化为思维方式，外化为实践逻辑，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责任、光荣任务和历史使命。
三、党内实现理论认同的路径选择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源于新的实践。新的理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新的理论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要用以指导实践，首先必须对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予以认同。只有理论认同，统一思想才有内在基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实现理论认同，必须在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和理论普及上下工夫。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倡导理论学习，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的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1]532、533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曾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求，“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2]147江泽民同志也多次严肃指出，“今天，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学习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你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怎么提高，怎么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失误？”[13]484当然，理论并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教义，更应是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服务实践、推动工作的利器。事实上，正确的理论只有在真正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头脑，指导广大干部群众实践时，理论才能发挥积极作用，才具有茁壮的旺盛的生命力。
实现理论认同，必须十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要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当前的工作实际相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取得新的用以指导各自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科学理论成果。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应该、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成果和理论品质，使其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真正成为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有而且只有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充分展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卓越的战斗力。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从来都不是囿于书斋、供于案头的清玩和摆设，恰恰相反，正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闪现出夺目的光彩。
实现理论认同，必须有一支作风深入、品德高尚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对正确的理论是认同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囿于一己之私利，从而在实践中背离信奉的理论，成为正确理论的反对派，进而在具体实践中趋于反动，甚至实施破坏。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林彪就是典型的一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林彪都较好地体现了注重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唯上、不搞迷信的特点⑥。但同样是林彪，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表现，却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祟。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一方面说明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党内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民主的环境、法治的环境，特别要防止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严格按照党章，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实现理论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认同，具有思想认识上的积极意义和理论指导上的促进作用，对于增加党内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都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有而且只有在理论认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党内和谐发生的可能。
注释：
①“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②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第2版)对此有充分的论说。
③中共中央2006年11月颁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层统一战线的意见》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这个定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都属于新社会阶层的范畴。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目前的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有5000万，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见《新社会阶层——1.5亿改写中国“阶级成分”》，《大地》2008年第6期。
④见“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2页。
⑤引自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世界经济观察数据库)
⑥据杜润生回忆，大约在1949年5月，在传达七届二中全会时，对中央提出的今后工作的重心要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为中心，引起了华中局同志的注意。对此，林彪认为，从全国、从战略上说今后是城市带动乡村，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但是从具体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上讲，新区目前急需要把农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好，以利在基层建党建政，为人民政权打好基础，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政治上是必要的。为此还特向中央请示报告。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叫其他各大新区都照办。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见《亲历者记忆(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