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青年先进性考探
——以浙江青年为例
程丙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 ]强化五四运动研究是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题中之意。五四时期青年群体“出场”，充当了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生力军”角色。浙江青年作为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地方青年群体，积极应援北京青年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构想中国革命出路、创设进步团体组织，塑造了“勇立潮头”的青年群像。与此同时，浙江青年之于青年运动的认知层次、行为动机、实践场域及价值旨趣呈现历时性的嬗变与提升。从发生机制论，该时期浙江青年以先进样态“在场”，根植于近代浙江发达的物质与文化之中，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亦蕴涵着青年主体的内源性动力。以史为鉴，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先进性，或可从价值认同、政党认同和自我认同维度，启迪新时代青年践行奋斗使命。
[关键词 ]青年；青年运动；五四时期；浙江青年；先进性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1]。即在五四时期，面对内忧外患、贫病孱弱的时局，青年群体“出场”，成为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曾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2]然而，在现有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学者多偏好过程论式的叙事范式，囿于勾勒历史事件，不同程度地堙没了作为主体的青年“在场”事实，更鲜有聚焦青年先进性的研究向度。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Porcelain with white glaze in revolving style
何为先进性？先进性意指人或物在一定时间或空间状态下位居前列，在功能属性上可为表率。论及类群体，其先进性是指抽象整体在特定时空情境内总体处于卓越、领先地位，具有被其他群体或个体学习、效行的价值。青年群体是按照年龄标准划分的一类人群。在五四运动的青年群像中，以陈望道、邵力子、沈定一、俞秀松、施存统、郑振铎等为典型的浙江青年，站在了青年运动的前列，塑构了“勇立潮头”的进步形象。陈望道撰文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浙江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比上海要迅速、强烈。”[3]此亦侧面佐证了该时期浙江青年所表征的先进性。
基于此，本文以五四时期青年先进性为逻辑要旨，以浙江青年为研究对象，镜像还原该时期浙江青年的先进样态，多维探视浙江青年何以先进的生成机理，开掘其蕴蓄的时代价值，以期对新时代青年知行育导提供一定参考。
在对河道污染因素进行调查时，发现工业废水、生活用水以及含有面源污染物的雨水是导致河道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针对强降雨时由强排泵站所排出的污水，对于河道的水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造成河道水质出现明显周期性恶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了有效避免由于温度上升而造成的水体缺氧，破坏水生动物生存环境的问题，工程设置了河道曝气系统，以此来实现对河道内氧气的增加，将螺旋风机放置于水面，同时连接了6个曝气盘，为河道内的水生动物生态系统平衡维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先进群像描摹
青年运动是青年群体在特定时代际遇下表达利益诉求、影响社会环境的重要途径，蕴结着参与其中青年群体的目的。五四时期浙江青年运动与全国同期青年运动一致，“救亡图存”是其核心目标。然而，浙江青年对该旨趣的理性研判及合理构想，经过了从工具性到价值性的过渡。从响应北京青年之后的较长时间内，浙江青年在组织参与爱国运动时亦侧重于衡量规模、效用等工具性指标，青年运动多被视作开解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到1920年，浙江青年之于青年运动的工具旨趣逐步让渡于价值旨趣，他们倾向于将“救亡图存”转化为对以人本价值理念的追求及对美好未来社会的憧憬。一方面，浙江青年的革命图谱中增添了人本之维，“人”成为浙江青年思考革命进路的出发点。正如《浙人》旬刊在办刊宣言论道要“传播‘人’的思想”“提倡‘人’的生活”“建设‘人’的社会”。[13]另一方面，人类福祉成为浙江青年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最高期许。时值苏俄首次发布对华宣言，浙江学生联合会、杭州学生联合会代表浙江青年学生回以答复书，赞誉十月革命的正义与人道，并强烈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要“一方面废除国家、种族、阶级等差别，以绝灭掠夺根株；一方面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世界，以增进人类幸福。”[14]
（一）做应援北京青年学生运动的“急先锋”
受技术发展阈限，近代中国的资讯传输在信息接收端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与迟延。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即5月6日，北京青年学生爱国游行示威的消息才在浙江传播开来。但浙江青年对北京青年行动的回应举措积极超前，消弭了物理意义上的缺陷。5月6日晚，杭州之江大学便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成立学生团体，决议派出学生代表，联络在杭其他学校学生以采取集体行动，干救国事业。5月9日，嘉兴、宁波、湖州、海盐、绍兴等地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在绍兴，曾寿昌、董秋芳、何景辉等学生组织负责人带领绍兴五中、五师、越材等学校的1700余人，集会于觉民舞台，召开国耻纪念会。[4]5月12日，杭州之江大学联合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体育、蚕桑、商业、工业、农业、女师等学校3000余名学生，齐集湖滨省立公众运动场，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5]他们在短期内以举行集会游行、筹建救国联合会的方式全力声援北京，发出浙江青年学子的爱国之声，将浙江省域的青年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二）做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先遣队”
五四爱国运动的持续推进，极大地激发了浙江青年的民主意识，亦催生了浙江青年将“书斋学问”应用于具体实践的民主行动。他们将汇聚青年力量的团体组织作为表达进步诉求、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其一，亲自组建青年进步社团。初具规模的有“浙江新潮社”“永嘉新学会”“新兰溪学社”“雪花社”“悟社”等。虽频频遭受反动当局打压、钳制，但这些社团成立的原初动机昭示了青年群体的进步旨趣，即“培养德行、共享新知、批判旧制、改造社会”。其二，参与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建设。在由陈独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浙籍青年有邵子力、沈定一、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和俞秀松，占到研究会成员半数以上。之后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15人中，浙江人占7席。[9]此外，俞秀松、施存统负责筹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第一书记，以共产主义教育、引导、团结广大青年。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浙江青年作为主力尝试做出的政治性实践探索，与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有高度关联性，换言之，浙江青年向先进团体靠拢的自主行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育了组织“萌芽”。
（三）做谋划中国革命正确出路的“设计师”
青年是以年龄为标准而划分的类群体。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较，青年群体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气、缤纷绚烂的梦想，是生命力、创造力的表征和符号。这种群体类型决定了青年具有天然的革命性，他们向往人性真善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当社会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反差巨大时，现实落差感首先会对青年产生强烈冲击，易触发青年采取行动以表达诉求的“阀门”。正如恽代英在回答“什么是革命的力量？”这一问题时论道“我们常说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刚烈，他们不知道隐忍羞辱，他们不知道躲避危险。所以他们见到应当革命，便会勇猛地为革命而奋斗。”[22]五四时期，面对前途未知、社会黑暗、国家动荡的现实，浙江青年之所以敏于时代变化、敢于呐喊抗争，与这种青年特质生成的内源性动力密不可分。
（四）做探索建立进步组织团体的“先行者”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思想混沌的旧中国传来马克思主义。大批思想进步的浙江青年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施存统、沈泽民等一批浙籍青年在五四运动前后东渡日本，研习日本境内流传的马恩著作及俄国十月革命资料，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归国后，这些浙江进步青年“研马言马”，成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跃群体。一方面，他们译介海外马克思主义经典。陈望道翻译完成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国内早期共产主义信仰者提供宝贵精神食粮；施存统为“新时代丛书社”译著《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沈雁冰将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等文献引介到国内。由浙江青年译著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多数是首次在江浙地区乃至国内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具有奠基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撰文著述，阐释马克思主义。如邵飘萍出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专著，施存统撰写《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邵力子发表《拒绝遗产和实行共产主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主义与时代》等时评。这些浙籍进步青年以白话文形式，深入浅出地解析他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以期扫除受愚昧思想“魅惑”的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困惑。
二、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知行逻辑嬗变
如前所述，由青年主导的浙江省域内的五四爱国运动与思想解放浪潮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规模和时间跨度，浙江青年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知行逻辑的嬗变。
第六，把好管理关。应定期检查龟苗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龟苗，隔离饲养，这样可以将龟苗的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传染和交叉感染。有苗头就要进行处理，不能等病入膏肓才处理。
（一）认知层次跨越：由语义到语用
青年具备较强行动力，但其有效行动不可缺少科学理论的武装。尤其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期，青年的个体力量是较为有限，理想抱负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需依托彻底的革命性理论和先进性组织。五四时期是思想、主义的“大会战”时期，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各种主义竞相争鸣，其中既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浙江青年，尤其进步青年，在思想与主义的论争中率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引领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他各种主义或是缺乏严密体系，或是仅涉及问题表象，抑或是审美乌托邦式，不能切中中国革命问题要害，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施存统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以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到了一个新纪元。”[20]因此，在浙江青年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先进团体组织，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预设的政治理想，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魅力感召下，他们大多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主动扛起了在浙江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成长为理论与实践上的先进青年。沈定一生动描述道“我们正在没路走的时候，前面发现了这盏明灯，在我们自己认定这是正义人道的大路，便努力向前进行，后面也有寻不到路的人，我们这些宣传者就是通告他们的指路牌。”[21]
岸坡洞式溢洪道设置属常规技术，设计通常采用掺气减蚀，合理选择泄槽过流底坡体型，加强混凝土结构强度与抗冲耐磨性能，有针对性的消能工设计等措施，以保证工程泄洪安全运用。同类工程安全鉴定中的隐患类型包括：受泄洪消能和雾化影响，出口段山体边坡可能失稳；过流面平整度控制不到位，溢洪洞抗冲蚀和抗空蚀能力差而导致局部破损（多已整改）；高速水流区混凝土抗冲耐久性与设计强度偏低；常遇泄洪情况下对下部坡体保护措施重视不够等。
（二）行为动机优化：由自发到自觉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亦是开解行为动机的“密钥”。从群体行为的演进过程而言，浙江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行动的心理端口也呈现优化的趋向。五四运动爆发之初，浙江各地青年及时地应援了北京方面，其呐喊、抗争行为也主要是效仿北京青年，由当时杭城学生集会湖滨公园的场景可见一斑。资料记载，当时学生们列队游行，前导高举“浙江省垣中等学校以上救国联合会”大旗，队列中每人手持书有“还我青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胞速醒”等标语的小旗。[10]此时，浙江青年对运动之意涵、旨要及可能的结果未有过多顾及，即他们投身爱国运动尚未经自主性地思考，属于一种自发性行为。随着运动声浪高涨，自主意识在浙江青年的具体行动中日益显现，他们将青年运动视为主动争取正当利益、抗议反动势力的重要工具。1920年2月，一师师生为反对当局做出的“罢免浙江新文化运动先驱经亨颐校长职务，着手改组整个学校”的反动行径，掀起了持续近两个月的“一师风潮”。之后，杭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发动了驱逐时任教育厅长夏敬观和省长齐耀珊的斗争。这些轰动全国的青年事件折射出浙江青年的行为发端中萌发了自觉性的进步力量。
（三）实践场域延拓：由学生界到劳动界
实践场域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社会空间总和，同时是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重要平台。在此逻辑向度上，五四时期浙江青年所涉足的社会活动场域实现了空间上的延拓。五四运动伊始，浙江青年运动尚囤于学生界，以校园为运动主场域。此时的青年学生惯以集体罢课形式彰示爱国决心，如1919年5月29日开始的杭州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之后在嘉兴、宁波、绍兴、温州等地，青年学生相继举行罢课，抗议反动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迫害。但学生内部联合的力量毕竟较为有限。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入，同时亦是迫于运动形势需要，浙江青年越出了校园场域，尝试与劳动界联合。《浙江新潮》发刊词呼吁道：“凡智识阶级里面有觉悟的人，应该打破‘智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11]这正是浙江青年向社会场域跃进的“宣言书”。他们走向劳动界，引导工人进步。1920年7至8月，一师进步青年宣中华等多次走到浙江印刷公司工人中间，向工人宣传联合互助进步思想，并参与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由此，该互助会不仅成为浙江最早的工会组织，且是我国第一批出现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12]
（四）运动旨趣升华：由工具性到价值性
“群像”一词是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人物研究的通用术语，是对抽象类群体概貌的具象刻画。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先进性，首先直观地呈现为他们在青年运动中所凸显的群像属性。
三、五四时期浙江青年“在场”的内在机理
按照矛盾分析法，事物的发展要“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15]因此，从发生机制而论，五四时期浙江青年以先进性样态“在场”，是多重要素耦合作用的结果。
（一）物质基础：浙江近代发达的工商业
社会经济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要件，亦是开解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本因素。浙江作为沿海省份，是较早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较早参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地区之一。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到20世纪初，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辟为对外贸易的商埠，资本主义列强一面倾销洋货，一面开设原料加工企业以掠夺浙江丝、棉、麻、茶等工业原料。1878至1908年，浙江洋货入口从1556416关两增长至4363732关两，1913年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8年，全省洋货入口稳定在300万关两以上。① 参见1933年“中华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80(乙)页。 这在客观上改变了浙江传统农业主导的单一经济结构，助推了浙江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近代浙江“实业救国”浪潮。本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此期间异军突起，以“三通”(宁波通久源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萧山通惠公纱厂)为首的纺织工业，已初显成效。民国《中国实业志》记载，“浙江新式棉纺织业之肇始，远在光绪末世，仅后于江苏与湖北二省。其地位初亦仅次于江苏与湖北二省。”② 参见1933年“中华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13(庚)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民族工商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1845至1911年，浙江全省共有各类近代企业56家；1912至1919年，浙江近代企业已发展到143家。[16]繁荣发展的工商业密切了浙江与海外的经贸、文化联系，奠定了浙江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构成了五四时期浙江青年奋勇争先、走在全国青年前列的坚实物质保障。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论述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提到：“毫无疑问，那些较大和较重要的条约口岸形成了一种多少脱离中国整体文化的新型文化生活。……大量涌现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开始对思想的交流发生强大的冲击。”[17]罗兹曼此言道明了近代条约口岸的文化据点作用。许多西方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文明首先便是在条约口岸地区产生气候，江浙地区首当其冲。清末至五四时期，受“西学”思潮直接影响，浙江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兴学活动。一方面，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学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从1906至1909年，仅4年时间内，浙江全省设立新式普通小学堂便从710所增长至1870所，小学教育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18]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8年，浙江全省小学数量达9712所，学生人数超过40万。[19]这些新式教育突破传统纲常伦理的窠臼，讲授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达到了教化民众、启迪民智的效果。众多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浙江青年从小便是接受新式教育启蒙。另一方面，创办新式刊物。五四运动前后，浙江全省出版的前进刊物有23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教育潮》《浙江青年团月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教育新潮》《钱江评论》《晨钟》《浙人》等。凭借纸质媒介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各种进步文化在青年受众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交流共享，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浙江青年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
（二）文化境遇：浙江文明开化的教育风尚
以煅烧高岭土粉替代基准混凝土中矿粉总质量的10%～40%，按照表5的配合比制作低碳混凝土样块.根据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对养护3d，7d，28d的混凝土样块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测试结果列于表6.
其次，网络热词用语简洁、明白易懂、老少咸宜，具有简明性和通俗性。例如，“山寨”就是一个非常通俗的网络热词，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仍在流传。“山寨”从最初的意指靠模仿为生的“山寨”手机﹑“山寨”相机，再到后来的“山寨”明星﹑“山寨”春晚，甚至更有网友要组建“山寨”足球队，向缺少“叉腰肌”的国足下战书。“山寨”一词不仅开始流行，而且意义在不断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商业范畴，任何巧合雷同或非为正统之处，都被冠以“山寨”之名。[5]143其他类似的通俗热词还有“亲”“伤不起”“卖萌”“忐忑”“我爸是李刚”等等，不一而足。
（三）真理伟力：以马克思主义为依归
“语义”和“语用”是认识主体对信息内容吸纳、领会的两种不同层次。依据信息传播的过程模式，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信息交织传播的一个峰值。浙江青年作为信息受众，对新鲜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始于语义层次。在此阶段，浙江青年聚焦于厘定、传译符号术语、表达形式及意义预设等信息的原初状态。以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例，浙江青年最先便是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学习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同样，对新式思想及文化的宣传，他们亦从推销全国其他进步报刊和书籍开始。教育潮社（浙江新潮社前身）和一师先后设立全国进步书刊代售处，《教育潮》每期均设置专栏大篇幅介绍、转载《新青年》《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刊物文章。到五四运动中后期，浙江青年因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审视中国革命问题，尝试探索开解中国革命的解决之策，将革命出路的理论构想应用于具体实践。1921年夏，一师青年徐白民及女师杨之华等先后赴萧山、绍兴等地创办农民学校、鼓动农民参与减租抗租斗争，并协助萧山衙前农民建立“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此举表明浙江青年开始突破信息接收的语义层面，强调在深刻把握信息意涵之上，关注信息的语用价值，达到了认知层面的纵向跨越。
（四）青春律动：青年类性与朋辈引领
浙江青年在体认新思想、新文化的过程中，观照现实国情、思忖革命出路。他们已然认识到“力量联合”对中国革命的关键意义，发掘社会各群体蕴蓄的革命潜力，尝试将“阶级联合”思想融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勾勒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蓝图。首先，主张劳动阶级内部联合。面对愈演愈烈的工人罢工，邵力子认为罢工并非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利器，“劳动界自身果有觉悟，社会上果有真正热心劳动问题的人，对于各种劳动组合以及劳动联合会，总要赶快提倡实行才好”[6]。陈望道也赞同劳动联合观点，他说“中国劳动问题第一步的解决，就是振兴正当的‘劳动联合’，劳工们要用尽全力来联合”[7]。其次，强调跨阶级的有机联合。施存统在论述夺取政权的方法时也充分植入联合的革命逻辑，他提出由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士兵和学生组成“三角联盟”来直接行动，“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把这些无产阶级分子与士兵、学生等联合团结起来，趁着机会，一同起来干社会革命……建起无产阶级的最高权，拿这个最高权去完成社会革命”[8]。
与此同时，浙江青年群体中的优秀青年发挥了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境界与意志品质往往高于一般青年，其言行举止在青年群体中极具感召力，亦能够转化为带领青年追求卓越的行动力。以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沈泽民等为典型的优秀浙籍青年，从小便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没落有着深刻体悟，也深知作为新式青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俞秀松在读小学时就著文表露自己不畏列强、许身报国的愿望。在《愚公移山论》中他写道“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毅力，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虽强大之国，吾何畏彼哉？”[23]宣中华在同文公学读书期间亦创作大量忧国忧民题材的文章。他们心系国运、身先士卒，鼓舞和引导了大批浙江青年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积极作为。
四、几点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孕育新命题，新命题催生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24]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担在肩。如何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践行青春奋斗使命，如何更好地塑造“勇立潮头、开拓奋进”的青春形象，是新时代青年亟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五四时期浙江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谱写的青春奋斗史，对开解这一问题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价值认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主体化
主流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活动中生成且共同认可、共同遵守、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萃取和凝练。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进步与担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早期具有爱国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青年，为未来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方面所做的初步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而这种青年行动正是以当时“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导价值为支撑。他们并非仅是高喊相关标语口号，更是将这种价值观作为自身奉行的准则。换言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在浙江青年身上实现了对象性的主体化，内化为当时浙江青年类人格的核心。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精神意蕴，同样，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主导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是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的社会价值期许。广大青年书写青春华章，首先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认同。在行为养成上，实现从认同与效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榜样，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日常基本遵循转变，并持之以恒坚守；在心理适配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从陌生感、排斥感、疏离感到愉悦感、归属感、依赖感的转变。
（2）合理设定成本利润率，考虑制剂融合了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医院的商誉，同时医院需要为制剂的持续创新提供科研经费及激励，医院适当提高成本利润率，
（二）政党认同：增强“党青关系”的黏合性
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行动表明，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历史亦有力地印证：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具有天然“亲缘关系”。中国共产党由共产主义小组雏形到1921年正式成立，正是以包括浙江青年在内的众多新式知识分子政治觉醒的智慧结晶和实践产物；九十多年的党建历史，也是一部中国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运动史、成长史。因此，党离不开青年，青年需要党。脱离党的领导，青年便失去了政治“主心骨”、迷失了奋斗方向与目标，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也是一纸空谈。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道：“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要靠年轻一代去完成。”[25]这句话饱含党对青年的殷切期望，更道明了青年跟党走的行动逻辑。广大青年一方面要提升理想境界、提高政治站位，将个体理想与家国理想有机统一，将个人梦与中国梦密切耦合，将“听党话、跟党走、拥护党”作为青春“座右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另一方面，要加入党团组织、接受思想政治洗礼，积极加入共青团、学联、青联等先进青年组织，以主人翁姿态参与思想性、理论性和教育性的青年活动，潜移默化地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爱党爱国之基，做党的坚实后备力量。
（三）自我认同：擦亮青春奋斗底色
在五四运动中，浙江青年不畏“激流险滩”、不惧“汹涌波涛”，以过人胆识和青春才智为前途未卜的近代中国探寻道路，甚至不惜在接续的革命征途中牺牲性命。他们是逐梦的一代，更是奋进的一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而今，身处社会转型期的青年，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亦遭受着多元文化思潮侵袭。面对众多挑战与诱惑，尚在成长发展期的青年很容易迷失自我、陷入庸困，在本该奋斗的青春战场上“缴械投降”。近来网络流行的“佛系青年”“空巢青年”“中二青年”等青年标签，不同程度地映射出部分青年存在否定自我、倦怠奋斗的症候。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书声琅琅的校园到机器轰鸣的工厂，从炊烟袅袅的乡村到车水马龙的都市，从日新月异的科研前沿到如火如荼的创业大潮，处处活跃着上进拼搏的青年身影，处处印刻着脚踏实地的青春足迹。“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才是青年群体的新时代宣言。马克思言道：“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26]因此，新时代青年要勇担时代使命、不负人民寄望、追逐青春理想。既要传承五四时期青年的奋斗传统，又要点燃青春“发动机”，摒弃庸常、超越自我，在各行各业中勇做走在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实现“人生之华”。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的浙江青年是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中的地方先进青年群体。他们牢记近代中国变革图强的历史使命，创建不可磨灭的时代功勋；他们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坚持思想文化的守正出新；他们矢志不渝、奋勇拼搏，争当勇立潮头的时代标兵。虽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但五四青年的价值光芒不曾褪色。毋庸讳言，五四时期的中国大地上还活跃着其他地方先进青年群体，他们又如何诠释先进性？乃是今后需进一步研议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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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4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3-0064-08
[作者简介] 程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青年文化景观及引导研究”(18FKS018)，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和浙江大学党建研究课题“五四时期青年先进性及其时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乐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