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与展望_农业论文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与展望_农业论文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迄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也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努力探索解决的途径和对策,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王叔云,1923年生,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方针,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个实践是从农村开始的。15年来,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回顾15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坚持以市场为取向,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

首先,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为农民走向市场,发展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其次,改革了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三,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农产品由国合商业垄断经营的体制,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已经开放,基本上形成了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格局,增强了市场机制在农村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由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和二、三产业全面发展转变,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日趋合理。

第五,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成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以及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主要场所;同时带动了小城镇的崛起,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

第六,改善了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逐步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

这些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是农业综合生产力明显提高,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扭转了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1993年粮食已形成了9000亿斤的生产能力,主要农产品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二是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3年的921元,增长近6倍(按现价比),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为改善。三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实践表明,我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它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改革,为城市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它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起到了超前突破和示范作用,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提供了实践依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但要看到,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努力探索解决的途径和对策,以便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使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得以实现。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研究课题。

研究我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途径,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改革重点在农村,城市主要是进行企业改革的试点,自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推广良种和增施化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上前一时期形成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农村经济出现全面高速增长。六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9%,粮食连续六年增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超过8000亿斤,人均占有量也创历史最高水平,达784斤;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畜牧业、水产业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80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为1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个差距比例从1978年的2.4:1,缩小为1984年的1.7:1。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特点是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和农民收入快速增收同步实现,特别是粮食的连年增产和农民的连年增收同步实现,是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最快时期,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一成就的取得除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之外,国家采取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措施,农业比较利益较为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发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强调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对农业投入重视不够,以致农业投入逐年下降。国家计划内对农业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10.69%,到1984年锐减为6.21%,以致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农业已经表现出隐蔽的基础薄弱和发展后劲不足。

第二阶段(1985~1991年)。这一阶段国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自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配套推进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以及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农村改革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进一步解决在前一阶段改革后期主要农产品出现暂时的、相对的结构性过剩,到处出现买难、卖难的流通阻塞问题,改革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以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这一阶段的改革使农民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使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靠经济手段,农村各业获得了综合发展。1985~1988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1%;转入治理整顿以后,1989~1991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7%。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形势喜人,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经济作物扩大了,畜牧业、水产业发展了,乡镇企业发展了,第三产业兴起了,小城镇建设起步了。可以说,我国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

一是粮食生产出现四年徘徊(1985~1988年),三年恢复性增长(1989~1991年)。1989年粮食产量虽再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人均占有量一直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

二是农民增收缓慢。1985年~1988年间,在粮食生产出现徘徊情况下,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989~1991年间,在粮食出现恢复性增长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仅为0.7%,而且出现了徘徊局面:1989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最高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下降1.8%,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90年只比上年增长了1.8%;1991年比上年增长2%。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从1984年的1.7:1,扩大为1990年的2.2:1。

三是农业投入继续下降,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资金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六五”期间的9.5%,到“七五”期间进一步下降为8.4%。

第三阶段开始于1992年。这是改革进入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自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以后,改革由过去侧重破旧转向立新,由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由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为了适应新阶段的要求,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为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原定的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土地转包和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形式,发展土地规模经营;逐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加强统一经营,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明晰乡镇企业产权,逐步推进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善经营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贸工农一体化、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和各类农民的购销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改革粮食购销体制,逐步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同时加快建立以风险基金、储备调节体系为主要手段的粮、棉及菜篮子产品的宏观调控体系。

这一时期的改革促进了农业发展,保护了农民利益,农村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3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粮食总产量达到9000亿斤,又上了新台阶,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3.1%;畜牧业和水产业继续大幅度增长;乡镇企业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支援了农村各项建设资金,对社会贡献日益增大。同时,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4元,比上年增加137.4元,增长了1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2%。

但要看到,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前一阶段存在问题的继续,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一是,粮食生产虽然比上年增长3.1%,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人均占有量仍未达到1984年水平;而且地区和品种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特别突出。南方地区进入90年代以来,粮食生产一直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粮食萎缩趋势加剧。南方地区粮食减产的品种主要为稻谷,这就意味着南方城镇人口大米供给量趋紧,必然会导致市场粮价波动。同时,棉花生产连续两年滑坡,供求矛盾比较突出,不仅影响棉农收入,而且影响整个纺织工业的正常发展。

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增长幅度低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速度。1993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主要农副产品供给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农民实际收入只增长3.2%,增长幅度比1992年回落了2.7个百分点,低于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增加值的4%。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进一步拉大。这个比例,1992年为2.33:1,1993年为2.55:1,不仅大大超过1984年的1.7:1,而且已经超过改革前1978年的2.37:1。

三是,农业投入仍然没有得到改善。1993年国家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扣除物价因素影响为负增长,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1992年的2.8%进一步下降为2.2%。

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从发展讲,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从改革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初步建成。要在农村经济领域中实现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从而开辟农村经济发展的光辉前景。

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我们从大陆农村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上述进程中不难发现,有两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农业,特别是粮、棉的比较利益逐年下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农业投入逐年下降,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很大改善。这就从两个方面制约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农村经济大步地迈进市场经济。邓小平曾经指出:“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两个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以期求得逐步解决。

(一)关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

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直接根源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在改革第一阶段中,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逐步缩小,农业比较利益较为合理,取得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显著效果。自改革进入第二阶段,1985年以来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加快了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培育市场体系,推进渐进式价格改革,大多数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价格均已先后逐步放开。在过个过程中,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涨幅,使一度缩小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又不断拉大,以致农民在改革第一阶段中得到的实惠逐渐丧失,积极性受到挫伤。这是近年来粮、棉生产形势严峻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1988年以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重新扩大。1992年与1988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升了13.5%,而农用生产资料指数则上涨了33.9%。即使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剪刀差仍扩大了16.5%,其中1990年和1991年,分别比上年扩大了6.6%和5.1%。1992年又比1991年扩大了3.2%。剪刀差的拉大一方面使农产品成本上升,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另一方面使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购买力下降,造成农用生产资料市场销量下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比较利益必须保持同其它产业基本持平,使农业经营者的实际收入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收益,方能保持农业稳步增长,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如果对农业的投资效益和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其它产业,那么,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就会流向其它产业,农业就要萎缩。近年来,我国农业资金外流,“民工潮”兴起,耕地乱占、滥用等现象时有发生就是明证。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更是如此。要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必须充分认识农业的特殊性。首先,由于农业再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限制,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的回报率一般低于其它产业。其次,农业经营还存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不确定性。同时,农业劳动比较艰苦,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不及城市。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和实现工业化以后,世界各国除了在产业政策中有一个明确的基础产业地位之外,都采取了特殊的扶持和保护政策,使经营农业的比较利益与其它产业基本持平,以利于农业的稳定发展,以保持其作为基础产业的应有地位。在这些特殊的扶持和保护政策中,可以是属于财政、税收政策的,可以是属于金融、信贷政策的,也可以是属于价格政策的。其中,价格政策是直接有效的,因为价格是最直接反映比较利益的标志。要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在价格问题上要解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要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使工农产品比价合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价格改革值得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就农产品价格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怎样强调农业的特殊性,强调粮、棉的特殊性,首先必须将粮、棉视为一种商品,将粮、棉生产视为商品生产。因此,应当遵循价格规律,正确运用价格手段确保粮、棉生产稳定发展。国家对粮、棉价格的形成不能放任自流,任其由市场力量自发调节,任其大幅度波动。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步推进价格改革,逐步建立由市场决定价格,国家调控市场,有利于粮、棉稳定增产的价格机制。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推进价格改革的难点所在。

当前粮、棉价格偏低,如何确定粮、棉国家定购价格是关键所在。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只要粮、棉价格足以补偿生产成本并有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农民是愿意发展粮、棉生产的。因为农业至今仍是广大农民从事生产,充分就业的最大的基础产业。因此,确定粮、棉收购价格,应遵循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至于生产成本和合理利润如何确定?应当提上日程,加以研究,正确确定,并作出规划,逐步实施。

生产成本包括物质费用和活劳动费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各地生产成本差别很大,如何确定生产成本是一个难题。合理利润如何确定也是一个难题。有一种意见,主张选择粮、棉生产区的平均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来确定国家定购价格;同时,允许各地从不同情况出发适度浮动,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种差价和质量差价,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以促进合理流通和增加主产区农民收入。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同时,国家要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增强吞吐调节力量,健全调控市场的机制。在国家确定定购价格之后,当市场粮价下跌到国家定购价以下时,国家储备系统继续按定购价收购,拉动市场价格上扬到国家定购价水平;当市场粮价上涨过高时,由国家储备系统相应抛售,平抑市场价格,使之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这样,既可保持粮食的供求基本平衡,价格的相对稳定,又能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增收。

就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摒弃“商品外壳论”,生产资料是商品,其价格也应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但是,国家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形成,同样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迅猛上涨,以致农民无力承受,甚至销量下降,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反而影响农用工业自身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在正确确定粮、棉收购价格的同时,要探索建立农用生产资料由市场决定价格,国家调控市场的健全机制。

当前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如何控制销价是一个重要问题。从长远看,首先要保证生产资料供应充足,达到供求趋于平衡,才能保持价格稳定。当前我国农用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都还不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国家应把农用工业和农业摆在同一位置上,作为基础工业来看待,从财税、信贷、投资等多个方面予以扶持。一是优先安排农用工业的发展和建设;二是优先考虑现有农用工业的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的改善,不断促进其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向市场提供数量充足、品种对路、质量优良、价格低廉的生产资料。其次,要推进农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有效地控制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这里包括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转费用,确定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率,建立销售价格的申报和监控制度等。

(二)关于农业投入下降的问题

农业投入不足由来已久。在改革第一阶段中,由于强调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对农业投入重视不够,以致农村经济在取得超常规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已经显露出发展后劲不足。以后虽提出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农业投入仍然增长缓慢。“五五”期间,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资金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2%,“六五”期间,这个比重下降到9.5%,“七五”期间,又进一步下降到8.4%。1985年以来,在1986年至1993年间,国家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3~4%之间,其中,1992年为2.8%;1993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2%,扣除物价因素已经成为负增长,是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同时,由于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无论集体经济或农民的投入,都与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基础设施得不到相应的改善和加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以致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

农业投入逐年下降根源何在?我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适时调整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关系所致;这是长期以来为了追求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高速增长,片面强调工业的高速增长,而没有相应照顾农业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历,在工业化初期,从农业中积累资金支持工业化建设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或者说,进入工业化中期,就应当逐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以一定资金返回农业,推进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工业与农业得到协调发展,但我们没有抓住适当时机,促进这个转变。

从理论讲,早在60年代初期,就已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基础和主导的关系,而过度倾斜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比例关系很不协调。从历史上看,1952~1989年的37年间,我国工业年平均增长比率为11.7%,农业年平均增长为3.6%,工农业年均增长比率为3.3:1。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多数时期为4:1。这样,工业的高速度发展要高投入予以支持,必须削弱对农业的投入。即以进入改革的15年来看,在改革第一阶段(1979~1984)中,农业年均增长高达7.9%,工农业发展比较协调,工农业增长比例仅为1.23:1,低于上述各个时期的比例,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农业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原有基础设施发挥作用,投入并未增加。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情况,但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已经显露。进入改革第二阶段(1985~1988),工业高速增长,农业发展缓慢,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高达4.34:1,其中,工业过热的1985年为6.3:1,1988年为5.3:1。至1993年这个比例仍高达5.1:1。工业这样的高速增长,要求高投入予以支持,因而必然削弱对农业的投入。

这样看来,不调整工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是无法阻止农业投入逐年下降的趋势,增加农业投入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国家计划中解决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失调的问题,然后才能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农业投入,制止农业投入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果农业投入增加,不仅可以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以及农业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而为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创造了条件。

无论是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控制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以改变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还是调整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关系以改变农业投入偏低的状况;都是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应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急于求成,一步到位,容易引起经济秩序紊乱;另一种是犹豫不决,任其继续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二者都是不可取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探讨研究、制定一个全面规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力争每个年度都要有所进展。这既是实现经济翻番和促进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经济翻番和促进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的有力措施。这两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必将为解决农村经济中存在的其它问题创造条件,从而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开辟一条光辉途径。

标签:;  ;  ;  ;  ;  ;  ;  ;  ;  ;  ;  ;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与展望_农业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