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祝威[1]2000年在《内陆边境区的空间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的空间结构是指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客体在地域空间中的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不同于古典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考虑的不仅是单一要素，而把处于一定范围的各有关事物看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进行理论推导时，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综合”及“整体”的特点。但同时，由于空间结构理论是在区位论基础上向实践应用方向发展的产物，所以，通过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抽象为简单的点、线、面几何要素，其理论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客体运动、分布的实际状态，对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区域空间结构是人类长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表现形式，它反映了人类经济、社会的空间联系性，也是区域发展状态的指示器。对于不同的区域来说，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它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及地域经济的职能和特点的不同，其区域空间结构的类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1）依据地域区位的不同所形成的空间结构类型：主要枢纽地域、港口地域、过境地域、陆地口岸地域等等；（2）依据地域经济主要特点的不同而形成的空间结构类型：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地域、以工矿和森工为主的地域、商业贸易地域、旅游疗养地域等等。内陆边境区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毗邻外国，其区位及区域经济特点不同于其它内陆腹地和沿海地区，区域的空间结构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从空间结构理论的角度，研究内陆边境区空间结构的特殊模式和区域发展战略，是本文的主要思路。 在论文的实证部分，本文以德宏为例，根据区域空间结构类型形成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德宏的区位环境和区域经济特点，对德宏州对外开放的区域空间结构的节点、线与网络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1．空间结构理论介绍。介绍空间结构理论的背景、空间结构的结构要素和形成因素，为全文提供理论支撑。 2．内陆边境区的空间结构研究。运用空间结构的一般理论，分析内陆边境区特殊的空间结构特点和模式。 3．实证部分。以德宏为例，对内陆边境区空间结构理论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检验。
张婷[2]2017年在《边境地区双向开放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效应一直是区域科学的中心话题,边境地区也一直是研究经济一体化的天然实验室。但是,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二扇“窗户”,我国边境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远距离、高分割、低密度的经济地理特征明显,是地理位置的前沿而经济发展不“前沿”。针对边境地区的外围处境,新经济地理学为这种空间结构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认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不平衡扩大了地区经济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性是使之成为经济活动集中区而其他地区为外围的重要原因。然而,开放不仅具有不平衡性的特质,还具有方向性,包括国际开放和国内开放。故而,边境地区的边缘化至少是双向开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将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推动我国区际化和国际化的深化协调发展,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空间效应研究将成为世界边境地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鉴此,与已有强调国际开放作用和将聚焦范围集中在核心区的研究不同,本文突出开放的多层级方向和国际开放的不对称,并结合中国边境经济特征,探讨当边境地区由原来的国际开放不足和国内开放主导向国际和国内的双向开放并行发展之后,不同程度与层级的开放对边境地区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带来什么新的冲击?是否会凸显边境地区作为国内外市场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或是进一步被边缘化?围绕这一主题,在对已有理论和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边境特征,本文提出边境双向开放空间效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通过对边境地区的双向开放模式和经济结构分析,定量化两个现实特征,并以此特征为基础,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和两个实证检验展开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结合边境区情,从理论层面揭示边境双向开放空间效应机制。边境地区的双向开放通过生活成本效应、国际市场接近效应、国内市场接近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边境地区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各个效应之间存在多重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其次,通过对双向开放含义与发展模式分析,结合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可将我国的双向开放分为国际化、区际化和区内化的“三化”不足期、沿海国际化先行期、区际化主导期、国际化改革期以及“三化”协调深化期,边境地区直至1992年沿边开放政策的提出,才逐步走向国际化进程,衍生于国家区际化主导期。进一步,通过对边境地区的经济结构分析发现,边境地区的国际化、区际化和区内化程度都在提高,但是,国际开放程度滞后且落后于沿海地区、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聚优势不强和工资水平不高的空间特征明显,此客观现实特征是本文立意的基础。再次,在边境地区的国际开放程度不高和要素集聚不强两个现实特征基础上,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的两区域模型,区别边境地区(B)和沿海地区(C)的开放水平差异,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两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以及两要素(农民和工人)的B-C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揭示边境双向开放的空间效应。发现:1)国际贸易自由度与区际贸易自由度与边境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存在U型关系;边境区内贸易自由度与实际工资是非线性的递增关系。2)国际贸易自由度提高对国内两地区的工资差异存在先扩大后缩小再扩大和先缩小再扩大的两种可能性影响,具体扩大或缩小的转向是受到边境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当边境地区的国际贸易自由度不足沿海地区时,区际贸易自由度提高不利于边境地区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易造成国内经济活动愈发的分割,强化核心一边缘结构;区内开放提高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相对工资优势,进而缩小区域差距。3)双向开放通过改变经济系统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对大小,进而影响企业和工人的区位再决策,导致产业(工人)的空间布局存在稳定的、不稳定的、对称的和非对称的多重均衡解。特别是存在一个边境突破点,当其他条件不变,而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超过这个值时,边境地区将成为绝对的发展制造业的核心区;当国际开放不足沿海地区时,存在一个核心突破点,若区际开放水平超过此值,沿海地区将成对绝对的核心区,边境地区成为发展农业的外围区。进而,在理论框架和模型基础上,选用西南边境省区的云南和广西为案例,考虑边境地缘特征,将国际开放分成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和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开放两个维度,并展开两个实证分析,包括产业(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区际开放对边境地区工业产生分散的空间效应,不利于边境地区工业集聚。区内开放与工业集聚存在U型关系,即,在前一阶段,区内贸易成本的下降更多造成经济要素的外流,边境地区吸引工业集聚的吸引力降低;在后一阶段,区内贸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能提高边境地区的吸引力,进而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两个维度的国际开放的产业集聚效应不显著。2)与东盟的国际开放、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开放、区际开放和区内开放与边境地区实际工资存在U型关系。但是,考察期内,与东盟的国际开放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后一阶段,具有正向的工资效应;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较低水平的国际开放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的前一阶段,不利于边境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负向的工资效应。3)产业集聚对边境地区的国际开放相对工资效应具有门槛作用。若产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时,与东盟的国际开放提高产生抑制边境地区相对工资提高的负效应,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开放提高产生促进边境相对工资提升的正效应;若产业集聚度高于门槛值,则受到的国际开放的负效应不显著或不存在,正效应得到强化。区际开放和区内开放对地区工资差异影响并没有明显受到边境产业集聚水平的门槛约束,整体表现出区际开放的提高降低边境相对工资水平的负向作用和区内开放的提高提升相对工资水平的正向作用。此外,在实证研究中,还考虑边境地区的两个地理区位因素——邻边(国家边界)和邻核(核心市场)的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发现邻边与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负相关,邻核度与工业集聚效应具有倒U型关系,与工资效应存在U型关系。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围绕边境地区的内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提出要把握好边境地区双向开放的层级型,即区内是基础,区际是关键,国际是平衡,以及要通过引导边境地区的产业集聚,调节地区发展与区域协调的矛盾的政策建议。
甘静[3]2016年在《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深远影响,地缘政治通过地缘经济实现对区域的控制权,边境地区由传统的政治壁垒转换为跨区域合作的媒介区,边境功能由传统的以安全为主要功能转向以经济为主要功能的多重经济复合型区域,成为和平年代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新兴经济区,边境旅游成为替代性新兴经济区的先导产业。国家从1997年实施了《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后,从“2001-2010”、“十一五”、“十二五”的《兴边富民行为规划》都提到发展边境旅游业,“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发展边境贸易与边境旅游合作。可见边境旅游的政策关注度高,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热,边境旅游由小众旅游发展正在发展为大众旅游。在传统的边境旅游研究中,多将时间与空间分离研究,一是以案例地时间节点的实证研究,二是以研究案例地边境旅游资源的开发合作较多。研究区域内边境旅游理论体系的较少,将时间与空间结合,利用定量化的方法探索边境旅游理论体系内外部结构关系的更少。本研究以最早发展边境旅游的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从地缘经济、地域经济理论视角探索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内涵、特点、组织结构,对东北地区边境旅游的合作、发展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阐述了边境旅游地域系统提出的背景与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国内外边境旅游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理论基础。阐述地缘经济学理论、经济地域运动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分工理论、系统论、协同论在边境旅游地域系统中的应用。第二章通过分析边境旅游的供给、需求、效应等研究进展,从地缘经济与地域经济运动论视角探索性的提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界定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内涵、特点、结构关系、类型。第三章对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进行诊断,结合基础理论与边境旅游经济外向性依赖的特点整合构建了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东北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由东北边境旅游需求子系统、通道子系统、供给子系统组成。东北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对内对外的共同作用,通过以边境城市为节点、交通干线、信息通道,来分析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内部联系,整理了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外部条件(包括东北地区城市旅游经济状况、东北地区资源状态、交通信息条件)和内部组织(旅游需求子系统、通道子系统、供给子系统),分析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影响因素、东北边境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呈现的特点、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阶段,并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东北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典型区特征。第四章分析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内部联系。分析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所处的宏观环境、特点。利用经济强度、经济熵、总强度分析2000-2013年东北地区边境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旅游经济作用强度,得出东北边境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多以省内边境城市间作用强度为主,与省内中心城市间作用强度最强,而与省际区域中心城市作用次强；边境城市间的省际边境城市作用每年增强,但作用强度相对与中心职能城市较弱；通过总强度SE、经济熵HE,但对比经济熵HE发展,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中内部组织结构要远比想像的复杂,边境城市地域系统中的目前尚未形成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区域中心城市职能选择得出丹东、通化、牡丹江有成为区域中心的可能。第五章分析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的对外联系,通过经济联系、旅游联系、城市化水平、旅游溢出分析东北地区城市与边境旅游地域系统间的对外联系。通过区域中心城市职能选择得出8个主要影响力的边境城市与东北地区四个区域中心职能城市代表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内部与外部经济作用,通过ARCGIS空间网络分析得出系统对外的经济联系。利用修订的MUNDEEL-FLEMING模型和ARCGIS空间溢出方法,以城市旅游总收入、价格指数、名义利率、政府实际支出、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主导性、对外经济联系、旅游资源丰度和旅游酒店指数为指标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旅游资源源赋存与旅游接待能力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明显,价格指数、名义利率对边境旅游城市的溢出不明显。城市化水平与边境旅游经济的发现关联并不明显,这说明东北地区以及东北边境地区的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对旅游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间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变小,降低了城市间特色的突显,城市间旅游资源同质性增强,限制旅游经济的发展。但对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而言,城市化率提升,会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丰度、特色以及旅游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是边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边境旅游地域系统发展受距离衰减的影响不显著。第六章通过对毗邻国家边境旅游政策分析、主要典型跨境经济区、跨境旅游合作模式的分析,提出图们江跨境旅游合作模式。建议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中边境旅游发展的战略调整方向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以期丰富区域经济地理新的研究方向与边境旅游在区域合作中的深度发展。
吴晓青[4]2004年在《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其调控研究》文中认为增长三角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自从出现就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阅读大量有关增长三角与空间结构的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尝试性地总结，然后以图们江增长三角为例进行了空间结构的现状分析及演变趋势预测，并提出了优化与调控的对策。除前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四大章：第一章，增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的总结。笔者从增长三角的基本内涵及一般性特征入手，提出了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基本内涵，即增长三角空间结构就是指增长三角区域内各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然后分析了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及演变的动力机制，其中特别强调了边界与国际协调的作用。最后尝试性地总结了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与基本模式，以期完善区域空间结构的理论体系，拓宽区域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领域。第二章，以图们江增长三角为例，分析了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现状特征。首先，概要介绍了一下图们江增长三角的具体范围及区域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接着对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对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即节点及节点体系、线及网络进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总体特征即仍处于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孕育阶段。第三章，对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预测。这部分，在总结、分析图们江增长三角国际合作与开发的特点，未来的开发历程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参照第一章笔者总结出的增长三角空间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对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WP=5>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其演变过程与模式进行了预测与设想。第四章，提出了对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控的对策。主要有五大对策，即通过选择合理的空间开发模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国际城市体系；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加强与腹地的紧密合作与分工联系；优化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软环境等措施，来实现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的合理化、可持续化。
李铁立[5]2004年在《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三者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以求进一步丰富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概括边界的本质和边界效应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基础上，从企业集聚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边境区位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企业两个层次讨论了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更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它要受到边界的强烈影响。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边界具有“矛盾”、“复杂”、“演变”等属性。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屏蔽效应对跨边界经济交往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显性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上，更在于其深层次的隐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上。一般说来，边界通常是空间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的分隔线，并且它也是空间认知的分隔线。正是基于此，边界的屏蔽效应便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而边界的中介效应，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通过对边境区企业集聚的机理分析，笔者构建了边境区企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得出如下重要结论：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且两者相互影响；企业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包括市场拓展机制和价格机制；在垂直型企业集聚的初期，一般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集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均作用于企业集聚；而在水平型企业集聚中，两种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始终交织<WP=5>在一起。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本文基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界定以及合作类型、特征和目标的概括，主要论述了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降低边界屏蔽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主要结论是：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能够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按照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的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以及政府、企业、民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共同推动等三个阶段。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行为体是企业。在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借鉴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网络理论和心理距离理论的研究成果，得出如下结论：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在空间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扩张，在组织结构上则表现为企业间网络的连接；企业跨边界合作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它有赖于企业间互动与学习；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一般包括三个过程，即寻求机会、发现共同利益和建立合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以我国参与的、具有代表性的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前者代表了非均质型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后者代表了均质型低水平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跨边界合作。在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边界效应转化的机制、过程以及三地间合作的评价，指出政府间制度安排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今后发展的关键。在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评价，指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尚处于以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小额贸易为主的合作阶段。这一类型的次区域合作宜以项目开发为主，采取点—轴开发战略模式。
黎鹏[6]2006年在《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不断增强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更加广泛和日益深入,出现了FTA(自由贸易区)化和“增长三角”蓬勃发展的势头。与全球趋势类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也在加快发展,并于2001年11月在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就在今后10年内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在2002年11月由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CAFTA)。其中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结合部的“黄金四角”)的合作开发等,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基于为了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用好已有的12对国家一类口岸、16对地方二类口岸,良好的交通运输对接基础与经贸联系基础,以及显著的资源与经济互补性等条件,加快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与共同发展,提高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科学性与实际效率,推动CAFTA建设的进程等目的,论文选定了以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理论与策略问题为研究对象。全文包括六个部分,即引言、结论和四章正文。引言部分,系统分析了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地缘经济地位上升、中国—东盟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与CAFTA的建设、我国西部大开发及“9+2”与“10+1”等发展战略等主要背景;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论文的研究目标及其相应的研究内容;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管理学与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思维方法与手段来实施论文的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采用广泛的资料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手段;针对论文研究的实际需要,在部分研究内容中适当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第一章,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主要对地缘关系与地缘经济地域、边境区位、边境合作与跨国增长三角、CAFTA建设问题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简要评价。经过文献述评发现,已有研究成果在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我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问题也欠系统与综合的研究,这一章为本文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二章,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较深入地研究了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相关理论问题。首先对区位理论、区域分工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系统理论、协同理论等经典理论依据及其在论文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其次,结合边境区位的特点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研究提出“边境区位价值”的理论概念,并阐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内涵与构成,论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机理;最后,论述了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本条件与障碍因素、主要特征与基本原则。
刘彦君[7]2016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与政治局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世界总体需求持续疲软,国际资本异动和汇率波动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趋于下降,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增长疲弱,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欧债危机尚未根本解决,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主要国家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尤其是俄罗斯等资源型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陷入与西方国家激烈冲突的境地,促使俄罗斯"转向东方",并将中国与俄罗斯不同领域和方向的利益连接起来。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战略性突破必将加快推进两国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丝绸之路经济带并非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组织联盟,而是旨在构建开放、包容,功能性合作为主的经济协作模式,旨在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密切联系和政策协调发展以开展更加广阔深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中俄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大国,两国加强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实现政治经济利益融合,而且有利于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与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为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撑。目前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总体上滞后于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更未充分发挥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两国首先必须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当然,"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决定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中俄两国之间,而是涉及到中俄与沿线相关国家开展更大范围的有效协作。从目前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差异性及经济协调的复杂性来看,中俄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大范围的多边合作,而应该首选周边国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实施中俄共同推进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显得更具现实意义。事实上,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已经上升到中俄两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高度并且积极开展深入的互动对接合作。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有哪些新趋势?探索何种创新性的合作模式推进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采取何种机制实现互动合作?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扩大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以及推动中俄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共分八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现状及述评,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简明概括。第二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并对区域相互依赖及竞合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理论、区域空间组织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理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为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与评价。主要从贸易合作、投资合作角度分析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然后构建中俄区域经济融合定量评价模型,研判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融合发展程度。为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现实基础。第四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趋势和目标。第一,从发展趋势看,"一带一路"开放发展战略必将开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本文从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力量、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一体化建设方向、中国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实践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城市间联系加强是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趋势、构建跨境交通经济带以拓展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空间等方面加以研究。第二,制定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近中期目标。本文认为,必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创造的合作平台来加快中俄合作,以推进双边、多边跨国次区域发展,重点加强沿线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拓展沿线区域经济合作广度和深度,推进跨国次区域合作机制化安排,率先在条件成熟的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逐步推广并最终使整个沿线区域形成跨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网络。第五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本章首先总结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实践,揭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征,再从不同视角归纳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模式。然后,结合新时期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主要从合作空间布局、合作具体领域、合作主导力量、合作基础载体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翼轴带式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主辅式复合型国际产业合作模式、政府与市场联合促进经济合作模式,明晰不同合作模式的基本特点、发展路径及具体实施对策。第六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主要回顾和分析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基于此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从纵向发展和横向拓展两个方向展开研究,既重点研究区域对话、协调仲裁、利益共享和信息咨询服务等机制,又研究某些领域性合作机制的制度性建设。第七章是"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实证研究。本章以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为例,研究如何具体开展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以该跨国次区域的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力模型测算该跨国次区域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利用社会网络理论深入分析该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城市定位、空间布局、机制保障等方面提出促进该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具体对策。第八章为主要结论。通过对全文的总结和归纳,提炼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与机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方法新。国内已有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限制,仅提出宏观的合作理念或回答某些局部问题,难以深入揭示问题的本质。本文通过跨学科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尝试对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从以定性研究为主转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如运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力模型来测算中俄跨国次区域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状况;运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中的经济融合度指数来构建中俄区域经济融合测度模型。二是研究视角新。以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为视角研究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本文以中国东北与俄远东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中俄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和经济空间结构演进,这为有针对性地拓展对俄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观点新。本文将中俄相邻区域看作一个具有内在经济依存关系的跨国经济区进行产业布局;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应重点构建"梯型"国际化产业集群布局理念;积极发挥中俄两地区内空间联系强度高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优势,同时充分发掘空间联系强度较弱的次区域的合作潜力,还提出了互补性合作向战略性合作转变等观点。
包明齐[8]2016年在《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WTO等全球性经济合作框架受到消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却加速推进,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兴起。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客观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需要,采取了形态各异的合作模式,从中寻求本国乃至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中蒙两国而言,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一种必要的战略选择。无论是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局势的激变,还是中蒙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均对中蒙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仍然相对缓慢,经济增长方式较为落后,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经济增长不断减速,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经济和传统产业部门衰退倾向较为显著。蒙古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消费与矿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一度较快,但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技术体系的进化停滞,人力资源不足,导致对外贸易的依赖性过高、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这种新形势下,中蒙两国应利用好毗邻而居的地缘优势,提高相互信任度,加强两国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的战略平衡,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才是两国破解当前各自国内经济难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应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以中蒙两国区域经济合作为研究主线,探讨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两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蒙古国是中国向西向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蒙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合作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也能够实现两国长期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以及共同发展。因此,本研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论文研究内容共有七个部分,具体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同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和中蒙经贸合作研究动态,并且在这基础上设计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2章是相关理论部分,主要对区域、区域经济合作、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后章节对中蒙区域经济合影响因素的剖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主要以纵观历史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和现状,并以空间经济学为依托,分析了中蒙长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领域特征和空间特征。当前,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经历了启动阶段、停滞阶段、恢复阶段之后已经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中蒙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主线,贸易和投资总额逐年增长,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成就。特别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成为蒙古国的最大投资国,1999年又成为了蒙古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与此同时,中蒙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环境保护等各领域的合作也迈进了快速稳步发展阶段。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两国区域经济合作总体态势较好,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缓慢、合作层次低等问题仍然显在。第4章从区域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空间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中蒙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因素。我们认为两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是国际环境因素、政策因素、空间因素、社会人文因素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的衰退、产业革命的演进、经济区域化的加强、发达国家的战略变迁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蒙古国政策的反复性、区域治理系统的不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较差等因素的影响有利有弊,错综复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两国的历史、文化、人口结构、城镇化、经济发展状况、相互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结构互补性、技术转移、市场潜力、资源空间分布、产业集聚区域的分布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第5章运用了SPSS17.0软件、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能源消耗、进口贸易之间在显著性水平0.01下呈正相关关系,与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水平之间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口规模因素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性。与此同时,本论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中蒙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剖析了主要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部分因素对两国区域经济合作起到了正向作用,部分因素起到了负向作用。第6章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两国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的必要性和经济效应。经过实证分析我们得知,两国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经济互补性较强,特别是蒙古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日益增加,加之双边贸易对蒙古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的经济效应比较显著。第7章总结阐述了中蒙两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课题与发展方向,并针对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我们认为,中蒙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应该将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推进。第一,双方应加强政府引领作用,强化政府推动力;第二,完善合作机构和框架,充分发挥各主体作用;第三,加快推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中蒙俄交通物流体系合作;第四,深化重点产业合作,加快建立境内外产业联动机制;第五,共建自由贸易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合作,提高边境结算范围和规模;第七,增强两国政治和文化交流,共同打造政治互信双边关系;第八,建立“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扩大双边贸易经济交往。总之,目前中蒙两国尽管区域经济合作缓慢、尚未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的条件,但是中蒙共建自由贸易区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战略选择。加之,中国高层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恰好对中蒙两国的进一步区域经济合作深化提供了机遇和新环境。与此同时,蒙古国是中国向西向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蒙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可以促进两国合作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也能够实现两国长期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以及共同发展。因此,本研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明清[9]2016年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自19世纪末现代地缘政治思想诞生以来,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受世人瞩目。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发展,国际社会对地缘经济问题的关注也愈发明显。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合作,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己由过去的地缘对抗而转变为今天的地缘合作,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目前,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双方各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中俄两国都高度重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合作。两国元首于2009年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同年8月,吉林省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被纳入国家地区战略。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俄罗斯“向东看”战略的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与合作领域进一步加深,这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两国都面临制订共赢的发展战略,这是双方都难得的机遇。然而,多年来两国地缘关系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关系的发展很不协调,其地缘经济关系一直落后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自2003年中央确定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扩大对外开放与大力发展同俄、朝等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机制。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支持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但多年来,东北地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地位一直处于弱势。同时,作为东北亚中、俄、朝交界的图们江地区,多年来国际合作开发进展缓慢,其“次区域”合作的尺度差异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形势一片大好——前景一片光明——如何加强合作”的规范研究范式,现有文献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解释。本研究旨在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思维,从“存在问题”中分析问题、正视障碍因素、寻求克服方案,以微观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视角透视宏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着眼地缘关系的时空性、结构性和区域差异性,立足从地缘障碍因素的角度分析问题。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地缘经济理论和空间结构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归纳一演绎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经济关系内涵与外延的理论分析,客观地梳理与考证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发展演化的时空过程,通过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格局(重点考察对外经贸关系格局)的实证分析,揭示两国次区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障碍因素其内在机理；最后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提出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战略取向、发展路径模式及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绪论中主要剖析了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及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同时客观评述了问题的国内及国外研究情况,明确了本文研究的突破点,并对研究内容的框架逻辑、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第二章：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首先,立足于地缘关系在内涵与外延两个维度的新发展,从内涵上分析了地缘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相互作用关系,从外延上探讨了地缘关系的空间内涵,明确了次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问题导向,并对对地缘关系的特征、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其次,探讨了地缘经济关系的交往关系与地缘经济关系的空间结构问题,并对地缘经济关系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了地缘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由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深受毗邻苏(俄)这一地缘区位的影响,因此,这一部分主要以几个时间节点,梳理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包括：近代历史上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中俄地缘经济关系；战后与冷战时期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变化等。第四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格局分析。本部分实证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东北亚经济格局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合作的比较优势。进而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经贸关系的格局进行了分析。第三节进一步分析了两个地区地方经贸合作的强劲动力,包括中国东北中俄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产业园的建设与发展,东北边境口岸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两个地区能源合作的进展等。第四节进一步分析了两个地区次区域合作的战略进程。第五章：中国东北发展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障碍因素分析。影响两个地区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因素众多,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但本章重点在揭示根本性的障碍因素,即由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所处的“边缘地域”的特殊区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边缘地域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本文也客观剖析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排斥因素和中国东北地区方面的问题。第六章：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对策建议。在前面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提出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战略取向、发展路径模式与应对措施。第七章：对论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梳理总结,客观的指出论文的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王晓倩[10]2011年在《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民族经济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多国通过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维护本国利益,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建立,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在此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方式,在东亚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图们江地区开发近20年以来,由于该区域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的复杂性,与其他次区域合作相比进展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结合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民族经济学视角对该区域加以考察,分析民族因素及民族经济在图们江次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并尝试性提出了相关对策及建议。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一般性概括,包括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理论,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特征、类型、国内外主要次区域合作概况以及民族经济在中国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民族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对民族因素与次区域内贸易、投资、劳动力跨国流动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民族经济在图们江次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启示——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图们江次区域合作与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将民族与民族经济纳入未来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参考文献：
[1]. 内陆边境区的空间结构研究[D]. 刀祝威.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2]. 边境地区双向开放的空间效应研究[D]. 张婷. 广西大学. 2017
[3]. 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地域系统研究[D]. 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图们江增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其调控研究[D]. 吴晓青.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5].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李铁立.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6]. 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D]. 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7].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刘彦君.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8]. 中蒙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包明齐. 吉林大学. 2016
[9].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研究[D]. 王明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民族经济研究[D]. 王晓倩.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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