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的继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先导。1975年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回顾和总结1975年整顿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刻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就是这种斗争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深入研究邓小平同志领导的这次整顿，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情况，而且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还能学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政治勇气。
一、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路线的继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先导。
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会后，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他面对“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立即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力图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以党的整顿为核心，以铁路的整顿为突破口，对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文教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党的正确领导的继续。“文化大革命”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的正确领导的抵制和斗争。面对运动的发展及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在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发动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就遇到了阻力。毛泽东在1967年曾说过：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①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当时被诬为“二月逆流”。“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批极左思潮的斗争，是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这就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加之整顿以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也在启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当时作为“四人帮”爪牙的毛远新利用自己是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身份，从1975年9月到11月初，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诬告邓小平。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②从这个汇报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坚持了“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觉得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会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邓小平同志虽然再次被打倒了，但他领导的整顿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顺乎党心，合乎民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给予很高的评价。决议在讲到1976年四五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里说的“正确领导”，既包括人民群众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而感受到的邓小平同志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领导，更包括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已在党和人民心中深深扎了根。一个政党的正确领导在党和人民心中深深扎了根，其影响和作用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不仅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全面改革的先导。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至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③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为后者的先导，后者为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人民群众就不能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邓小平同志也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爱戴和拥护，因而也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中国改革的巨大合力。从这个角度研究和思考问题，才能比较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整顿的作用和意义。
二、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在经济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使国民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停滞下降局面开始扭转。通过整顿，铁路运输堵塞不畅的状况迅速改观，运输量节节上升；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军队建设得到加强；文教、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其次，在政治上，加强了党的领导，夺回了一部分被“四人帮”篡夺的权力，打击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邓小平同志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被严重破坏的局面，决定把党的整顿作为整顿的核心来加强各级党的领导。他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④为此，他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⑤“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⑥他针对“有的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⑦的现实，坚定地指出：“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⑧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⑨在1975年6、7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进行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闹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这对“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
再次，在思想上，开拨乱反正之先河。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时，面对全国的混乱局面，深刻认识到扭转局面的根本，在于使党的工作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中解脱出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毛泽东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指示来进一步地加以充实和发挥。他在领导整顿期间曾作过“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三项指示中的一项。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⑩这实际上就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用来代替。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根本否定，也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之先河。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1)
三、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表现出了邓小平同志敢字当头、勇于坚持真理的巨大政治勇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正是“四人帮”活动十分猖狂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不顾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政治家临危不惧、遇难奋进的巨大政治勇气。这种政治勇气，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一个“敢”字上。他在论述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时指出：“现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12)“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13)在论述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时又指出：“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14)在《军队整顿的任务》中又指出：“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15)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又强调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16)这一系列论述，表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为党的事业负责，敢想、敢说、敢为的巨大政治勇气。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起之前，毛泽东还不想打倒邓小平，希望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统一认识，并特别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邓小平婉拒了这个建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合，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7)再次表现出邓小平同志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为党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历史负责的巨大政治勇气。这种政治勇气与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人民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政治勇气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因此，深入研究邓小平同志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不仅能够使我们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而且能够使我们学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拓进取的巨大政治勇气。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五，第220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2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页；第8页。
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9页；第8页；第9页；第9页。
⑩《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
(12)(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页；第25页。
(14)(15)(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9页；第19页；第32页。
(17)《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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