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路（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之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位于美国旧金山市湾区以南，面积不过一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曾经是人烟稀少的农牧区，生长着一片片杏树林，2000年的产值接近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个神奇的地方名曰硅谷。硅谷，美国的一块风水宝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百万富翁的摇篮，科技园区的代名词。20世纪后半叶，一场席卷全球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风暴由此刮起。大概没有人怀疑，这场风暴改变了世界。硅谷，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精神。感受威力无比的硅谷风暴，破译奥妙无穷的硅谷现象，升华博大精深的硅谷精神，回首崎岖不平的硅谷之路（本文的硅谷之路泛指科技园区发展之路），解读世界倾倒的硅谷情结，戳穿为害人间的硅谷泡沫，进而成功地构建中华硅谷，高举创新旗帜，打造智识（注：关于智识、智识分子、智本家，作者在《智识是智识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已有论述，详见《理论探讨》2000.4。）高地，重塑科技经济新亮点，是实现世界发展主题和中华民族千年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奥秘无穷的硅谷现象
近似神话的硅谷现象奥妙无穷，如果我们把促使硅谷成功的因素进行一一分解，不难发现，人才优势、基础设施、科技势力、风险资金样样俱全，但硅谷的成功并不是这些硬件因素的简单相加。实际上，有许多地区具有与硅谷相似甚至比硅谷更优越的发展高新技术并使之产业化的基本条件，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成长为硅谷。可见，硅谷有其成功的奥秘。尽管硅谷的精髓难以把握，硅谷的具体做法不能照搬，硅谷模式无法复制，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总结世界各类科技园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世界科技园区运行走势，破译奥秘无穷的硅谷现象，洞察到许多隐含在硅谷深层的精髓，粗略地提炼出未来成功的硅谷必须具备的十大创新环境要素：
1.健全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充足的创新人才
创新不但是指原有要素的翻新和添加新的要素，而且也指在既有体系里引入新的要素组合。硅谷，是创新的战场，具有各类人才挥洒创意的广阔空间。没有创新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样的企业很难生存。硅谷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创新是硅谷永远不竭的动力。没有以智识分子为代表的创新型人才，就没有硅谷的成功。拥有智识的智识分子是托起硅谷大厦的基石，硅谷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智识分子创造的智识资本现象。
在创新方面，硅谷也曾走过弯路，但很快在挫折中崛起。美国—学者发表在《未来学家》1995年第1-2月号上的《硅谷和128号公路两个科技园区的故事》系统地总结了硅谷的创新经验：开始，硅谷的人才曾过度迷恋个人因素，这导致了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舍弃了网络式的创新发展战略，竞争对手成了互相制约的因素，在认识到创新网络的巨大优势后，立即与竞争对手共同建立起了互动式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这样，竞争对手旋即成了同盟者，互相制约变成了双赢，信息成了伙伴共享的资源，终于，这个“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转化为完备的创新体系。这个创新网络恰似一个经常更新的创新模板，任何企业和个人，一旦被置于这个功能强大的创新网络中，就自觉不自觉地摒发出创意的火花。与此相反，128号公路沿线在创新中各自为战，相互封锁消息，各公司“尽可能自给自足，蓄意开发不能轻易地与竞争对手的产品一起使用的新设备和软件”，致使整体功能难以优化①。
2.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和灵活的创新机制
硅谷的成功固然源于技术创新，但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宽松的制度创新环境是硅谷成功的重要环节。斯坦福大学不仅为硅谷地区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首创出大学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宽松制度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合制度处在不断的创新之中。其创新机制相当灵活，工拘一格，因时、因项目而异。
3.优良的创业环境和与经济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创新型大学
人才是硅谷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日本的筑波科技园区可谓倾全国之力，中国中关村技术人员有50万之多，但都算不上是成功的硅谷；而举世闻名的美国硅谷的技术人员仅有30万，中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区加上在校生也不过8万人②。苏东坡早就有言：“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人才不难得，难得是用人才。为了用好人才，硅谷始终致力于建设优良的富于挑战性的创业环境，使人才能够在挑战中捕捉到无尽的机会。
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也是硅谷必要的支持系统。斯坦福大学建校之初就立下了“赋予学生以直接有助于社会实际应用和个人事业成功”的办学宗旨，这一“学以致用”的宗旨得到了始终不渝的贯彻。斯坦福研究园的创办，使大学与高科技公司、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既为创新型大学构筑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也为硅谷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智慧源泉和创新动力。从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开始，斯坦福大学就与科技产业界约定了培养研究生、项目开发等许多协议。硅谷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师生创办的，大学与高科技公司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难怪有人把斯坦福大学称为硅谷的摇篮。
4.廉洁高效的政府支持系统和科学透明的游戏规则
硅谷政府素以廉洁高效著称，腐败在这里没有生长的土壤，敷衍了事的官僚习气在这里毫无市场。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化身，而是投资者的保护神。硅谷以精干的“小政府”，以简化明了的办事机构和处处为投资者着想的服务规范，真正实现了高效的“大服务”，赢得了投资者的普遍赞誉。譬如，大型商业开发计划就由原来的半年缩短为一个月。硅谷地区政府的办事效率之高，政府成员之清正廉洁，在其他地区实不多见。
5.充足的风险资本和可供选择的退出机制
纽约证券交易所仅仅为成熟的大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但是，由于其进入的高门槛，中小企业和初创的高科技企业只能望而却步。硅谷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风险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高新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完成这一转化的是一种金融工具——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指投资人把风险资本投向快速成长中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为融资人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增值服务，孵化企业快速成长，出炉后再通过上市、兼并或其他股权转让方式得到高额回报后撤出资金的一种投资方式。可见，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必要手段。里根早在执政时就预言：“以信息工业为主体的高技术产业，即将把美国带入一个新经济时代，这种跃迁将主要是由新创建的高技术公司带来的，而高技术产业群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风险投资。”③由于创业板市场（又称第二证券市场、二板股票市场）的前瞻性、低门槛和便捷的进出通道，既适于为那些成长概念明确、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提供超常规金融支持，又可为风险投资选择最佳退出时机提供了系统支持。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创设于1971年，是一个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股票市场，堪称世界创业板市场成功的范例。到2000年底，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有上市公司5000家左右，市值达6万亿美元，高科技公司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40%。经过30的发展，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已基本发育成熟，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分秋色。该市场为硅谷创业公司创造了上市融资的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为风险资本家和创业者开辟了可供选择的退出渠道。通过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风险资本得以实现叠加增值，得到高额的资本回报，之后便激流勇退。美国约有30%的风险投资采取这种方式退出。可以说，风险投资既是硅谷起飞的翅膀，也是安全降落的起落架。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全球创业板市场，更是直接催生了早已怀胎十月的新经济。
硅谷中绝大多数的高新技术企业曾受过风险投资的点化，风险投资家是地地道道的投资战略家，素有“点金术士”、“硅谷天使”的美誉，他们是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人，是专门向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资金、协助管理风险企业和提供其他服务的企业家。设在硅谷的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犹如200多个伯乐集群，他们独具慧眼，经验丰富，对硅谷中高科技公司动态了如指掌，大都具备从奔腾的万马中识别千里马的本领。赫赫有名的IBM公司、苹果公司、雅虎公司和网景公司等就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孵化而成。硅谷中一般把高成长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称之为风险企业，把从事风险企业经营的企业家称之为风险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投资家是特定意义上的风险企业家，因而是风险企业家的“知音”。当风险企业家获得技术突破后，就需要风险投资家助其一臂之力。
6.不求最高、但求最好的服务体系和高品位的硅谷文化
科技园区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备的、高品位的硬件和软件服务体系。硅谷在高起点上建立了信息传输系统，为高新技术公司在信息海洋中获取有用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体现人文关怀的软件支持系统也是硅谷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一个硬件和软件搭配合理系统最优的服务体系不一定是最高档的，但却是功能最强大的因而也是最好的。
硅谷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硅谷有海纳百川的胸禁——不管你是白人、黄种人还是黑人，崇尚的是智识人，不管是英语、汉语还是阿拉伯语，连接他们的是计算机语。硅谷中的每一家公司，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折射着深邃的文化。硅谷有宽容失败的氛围，敢冒风险的硅谷人不怕失败。当年西部牛仔敢于冒险、一马当先的拓荒者，仍是硅谷人心目中的偶像。
7.较高的规模科技收益和广泛的资源共享性
高新技术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只有在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和人文环境并在以上诸要素的互动中才能顺畅地实现产业化。建立科技园区就是为了创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最优环境，以实现高新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新技术的规模收益率，使高新技术获得不断再生的基地。处于智力中心的区位使硅谷能够产生规模高新技术收益，而较高的规模高新技术收益率和资源共享度也是硅谷能够点石成金的秘密武器。
8.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作为智识分子栖息地的区位优势
远离中心城市，使硅谷摆脱了城市污染、交通拥挤、发展空间狭小等问题的困扰；在交通主干线附近，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使硅谷坐享大城市优良的商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减少无谓的创业成本。擅长创新的智识分子，需要适宜的场所，以占据地利优势。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指出：“产业界应认识和利用研究型大学周围的区位优势……处于智力中心的区位远比邻近市场、交通、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区位重要。”占有智力中心的地利之便，才能使硅谷成为智识分子的栖息地，使智识分子的创新潜能得以张扬。
9.优雅宜人的周边居住环境和较高的文明程度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即将到来的文明型式必定是生态文明。科技园区的发展必须适应文明转型的潮流，选择或创建优良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环境，不很拥挤的道路，体现人文关怀的基础设施，各美其美的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的花园式新区，高素质的人员，快节奏的工作，协调的人际关系，共同谱写着硅谷美丽的乐章。硅谷之所以成为世界科技精英落地生根的“金窝”，并不在于硅谷有多少高楼大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宜人的周边环境。
世界各国大都把以下指标作为衡量居住地文明程度的标准：自然地理和大气环境，教育设施，住房条件，物价水平，公共设施，医疗条件，卫生整洁，娱乐与休闲设施，社会治安和法律秩序。用百分制按上述指标打分，班加罗尔95分，孟买54分，新德里18分，班加罗尔是印度工作和居住环境最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④。西雅图被美国《财富》杂志称为“西部最好的城市”，是全美最适宜居住及经商的城市之一⑤。那里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能使人心旷神怡，激发人的灵感。
10.自下而上的有规律推动和政府的差别介入
硅谷是自下而上有规律推动的结果，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嫁接的产物。虽然政府通过与民间机构合作的方式对硅谷的发展进行规划，而且国防工业为早期的硅谷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力量，并通过定单方式，向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由政府创建的企业孵化器也为数不少，但从总体上看，硅谷的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即自下而上的有规则提升。自下而上的基本范式，使得政府与硅谷中的大学、企业、创业者建立起了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各具特色的创新型大学都在走着自己的路，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创新型的企业不会轻易听从政府的“号召”或“指令”；硅谷不是来自政府的规划，所以硅谷的企业家崇尚自由，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盲从。当然，政府也很明智，不随便插手大学、企业的事务，更不去干涉个人的创新活动。
自下而上的律动，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不作为；小政府并不等于小服务。相反，政府的适度介入贯穿在硅谷发展的全过程中。
以上十要素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硅谷生态链。任何一方面的功能看起来都很强大，但是，硅谷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个因素单方面起作用的结果，而是硅谷中主要由以上环节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不断优化的结果。
二、博大精深的硅谷精神
硅谷之谜，在于它点石成金般的神奇。硅谷，似乎有无穷的机会，也有异乎寻常的挑战。由于种种确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和交互作用，破译硅谷之谜，显得异常困难。我认为，硅谷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技术、人才、资金等“硬件”要素的简单组合，更重要的是“软件”——博大精深的硅谷精神的不断升华。硅谷精神是指勇于创新、甘冒风险、以智取胜、造福人类的创业精神，硅谷精神实际上就是创新精神，创新是硅谷精神的精髓，是硅谷的灵魂。硅谷的成功，极大程度上得益于永远向上的硅谷精神。硅谷之所以培养起了硅谷精神，是因为这里形成了鼓励高科技创业的理想环境。大学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政府与民间积极互动、畅通的融资渠道、宽容失败的氛围、创业者对失败的承受力、竞争文化和开放性的公司结构等在硅谷精神形成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硅谷是文化的产物，硅谷肥沃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硅谷精神。没有丰富的硅谷文化，就没有博大精深的硅谷精神；而没有博大精深的硅谷精神，就没有硅谷的今天。
在硅谷中，创业的风险很大，但风险投资家们清楚，对创业者而言，每一次失败，都会增加一次磨练自己的机会。风险投资家们看好的往往是有失败经验的人。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8月25日有一篇题为《克隆硅谷最宝贵的东西》的文章，认为硅谷最为宝贵的无形因素是宽容失败的硅谷精神，“失败了没有关系，要奖赏敢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遭失败的人”，“风险资本家不介意支持那些犯过一两次错误的企业家”，硅谷必须创造“推动各级管理人员尝试新创意”的环境，“培育一种能很快适应变化与混乱环境的企业文化”⑥。
西部硅谷的成功，引起了东部的浓厚兴趣，硅谷热在东部快速升温。当时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许多地区也具备与硅谷相似的发展高科技并使之产业化的条件，甚至比硅谷的条件更优越，但它们都没有成为硅谷。比如，东部的开发程度非常高，在诸多方面优于西部。不妨再剖析一下硅谷发展史上那个典型的案例：波士顿附近的128公路沿线地区就比硅谷的条件更好，也享有相当优惠的政策，有哈佛、麻省等世界著名学府，经济发展水平高，风景秀丽，交通发达，风险资本数量可观，聚集着大量一流人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终于难望硅谷之项背，被硅谷远远甩在后面。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东部缺少一个不可缺少的软件——永远创新的硅谷精神。长期以来，东部人习惯于稳定有序的工作，而不喜欢冒险。这与富有冒险性的硅谷快节奏格格不入，有悖富有挑战性的硅谷精神。
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为硅谷中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提供了条件。硅谷，事实上成了全世界智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硅谷，不同国籍的同窗好友在一起讨论，相互启发，吸收知识。文化上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硅谷这种碰撞组合型的文化氛围，给了技术人员广阔的创意空间。
三、崎岖不平的硅谷之路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科技园区是在仿效美国硅谷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像硅谷那样成功的科技园区实在是凤毛麟角。硅谷之路并不平坦，有的国家走得直，有的国家走得弯；有的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巨大或有限度成功，有的却劳民伤财，劳而无获。
1.硅谷——一条通达新经济的光明大道
硅谷火种在世界许多地方落地生根，创造了诸多新经济神话。硅谷，给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经济之门，展示了一条通达新经济的光明大道。从美国硅谷到印度班加罗尔，从台湾新竹到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遍布全球的成功硅谷正在构筑着新经济大厦：
——索菲亚科技园区是法国科技园区一个成功的典范。如今，园区已接纳了1100多个高科技企业，创造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在法国科技园区协会注册的41个科技园区中，共拥有90个科技园、68个人才苗圃和30个企业孵化器，园区内规模不等的企业达7500多个。——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誉为发展中国家高科技发展榜样的印度两大科技园区——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科技园区的成功范例。
——1980年台湾仿效“硅谷”建立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显示了对新经济无可替代的拉动力。今天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已成为世界电子资讯产业的巨头，2000年的电子资讯业产值步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来自美国硅谷的台湾留学生，作为创新团队从硅谷到新竹，再从新竹到硅谷，互动共生，从而不断为园区注入创新活力。一大批新生代“学生董事长”应运而生，这些“学生董事长”的产生得益于较低的创业门槛、优惠的政策和风险投资的支持。自1984年台湾颁布“创业风险投资事业推动法案”之后，风险投资已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行业，1998年新竹科技园区风险投资额占台湾风险投资总额的7成左右⑦，成为园区内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因素。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有力地带动了台湾产业结构的升级。
——马来西亚的高科技产业特区——多媒体超级走廊，正在书写着震惊世界的故事。在建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是一个从吉隆坡向南延伸的长50公里、宽15公里的带状区域，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连接起来的走廊内的各点恰似一颗颗明珠。多媒体超级走廊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工程，被设计成发展信息产业、多媒体产品和服务的高科技产业特区。
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成功硅谷，已经成为新经济的巨擎，在世界新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主角。
2.硅谷——一处积累忧伤的不悦之地
硅谷现象奥妙无穷，众多模仿硅谷建立起来的科技园区，虽然不乏成功的范例，但硅谷模式的精髓实难把握，因模仿者注重的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外在强制性，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模仿者通常会过分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这就难怪，为什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硅谷方面都有失败的教训。
——美国128号公路沿线科技园区。美国政府原计划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128号公路沿线地区建设成为美国高科技的“摇篮”，为此，在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等给予多方面支持，但如上所述，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美国政府看好的地方，终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硅谷。
——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区。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规划、投资，政府资金只支持与其关系好的大公司，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善，小企业难以立足。这种歧视性做法背离了国民待遇原则，没有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效果不佳。
——日本的筑波科技园区。日本政府曾斥巨资建设筑波科学城，试图把筑波建成日本的硅谷和赶超美国硅谷的跳板。筑波科学城曾集中了日本40%的科研人员、50%的科研经费，但就是这样一个倾全国之力发展起来的科技园区，根本无法与硅谷相提并论，事实上成了硅谷发展史上的败笔。
——印度除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以外的大部分科技园区。印度固然有17个上规模的科技园区，但真正能够称得上成功的不过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而已，大部分处于低水平的重要。
发展中国家急于求成的硅谷之路，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大都带有急噪冒进的性质。即使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也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成了有些国家积累忧伤的不悦之地。
3.硅谷泡沫——一个埋葬发展成果的陷阱
硅谷创造的并不总是炙手可热的科技和经济奇迹，它有时也被不懂硅谷运行规律的人肆意利用，吹起了神话般的科技经济泡沫。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被认为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并使之产业化的重要举措。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确定“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中心，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运而生；1988年7月，中科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深圳科技工业园；同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列入国家科委组织实施的“火炬计划”，很快，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干快上兴建科技园区的“大跃进”热潮。1990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作出决定：在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选择一批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时责成国家科委会同国家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制定优惠政策。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等政策条例，并由此推进我国的科技园区建设潮再创新高。迄今为止，我国共拥有国家级科技园区53个，省、市、县、乡镇级科技园区数不胜数。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刚刚脱贫的县市也蠢蠢欲动，不甘落后，计划跑马圈地建几个上档次的硅谷。随手翻阅几则报道，不难发现现代版的天方夜谭：
——2000年3月27日，《三秦都市报》以《中国西部“硅谷”在陕西渐显端倪》为题，报道了陕西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为发展高新技术，推动开发带成为区域创新基地和西部硅谷的消息；
——200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华南新闻报道，深圳市信息工作会议透露，到2005年，深圳将率先建立起高效益、集约型的信息经济，为最终成为中国硅谷奠定坚实基础；
——2000年4月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从天津市对外经贸委获悉，天津市已投资100亿元，夜以继日地建设“中国的硅谷”，地点选在西青和开发区内的微电子开发区；
——2000年4月29日，《羊城晚报》以《广州15.8亿兴建广州硅谷》为题，报道了占地面积22.74平方公里的广州科学城是未来广州的科技园区，号称广州硅谷；
——2000年7月20日，《科技日报》以《杭州“天堂硅谷”先建“硅谷天堂”》为题，报道了在钱江南岸建设杭州高新软件园，以软件、微电子、通信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崛起；
——2000年9月28日，中新社报道，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研讨会透露：上海在未来5年内将初步形成世界级的中国硅谷雏形。电子信息产业力争完成年产值4000亿元⑧。
——2001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立志打造中国光谷》为题，报道了长春大建中国光谷的消息。
至于中国硅谷的“大哥大”——北京的中关村，其雄心壮志自不待提。
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世界级硅谷的热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中国硅谷、华东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中原硅谷、东方硅谷、天堂硅谷、数字城市、网络高地、科技帝都、人才家园等颇具诱惑力的目标直令人头晕目眩，概念炒作离奇古怪，有些县、市、乡镇也跑马圈地，掀起了大建硅谷的热潮，宣传攻势甚嚣尘上。一时间，好大喜功的大跃进情结复活，硅谷概念被炒得死去活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城市都认为自己能够建成硅谷呢？其理由大都惊人的雷同：当地有廉价的土地，广阔的发展空间，无尽的创业机会，异常优惠的政策。如此简单的硅谷创业逻辑使中国的硅谷之路曲折异常，代价沉重。硅谷泡沫正在危及着科技园区健康的肌体，侵蚀着共和国本不富足的土地资源。当年一哄而上建立起来的畸形硅谷，如今土地荒芜，房地产闲置，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鬼谷”。硅谷，在中国遭遇了空前的尴尬。这个本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泪洒硅谷之路。
也许，我们有许多引以自豪的产值方面的数字——据说，截至1999年底，53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共实现技工贸总收入6775亿元，工业总产值5944亿元，工业增加值1427亿元，上缴税收338.6亿元，出口创汇119亿美元⑨；已经建立的近百家风险投资公司约80%建立在科技园区内；目前全国规模较大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孵化器近300个，其中大部分建在园区内；1991-1999年，53个国家级科技园区的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和出口创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2.3%、73.9%、67.5%和68.9%；“据对其中110个孵化器的统计，共拥有孵化场地189万平方米，正在孵化的企业5293个，累计毕业企业达1934个”⑩；园内高新技术企业1997年就已达到13681家，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达14300多种[11]……一系列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令世人瞠目。
但是，隐含在这些振奋人心的天文数字背后的事实却是另一组天文数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只占世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总额的1.32%；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逆差逐年增长；具有高附加值的包括信息技术产品的专用芯片(ASIC)在内的关键元器件受制于国外，1998年，我国境内集成电路需求量为120亿块，其中的85%依赖进口；硬软件销售比例严重失调，如1996年，我国硬软件销售比例为9:1，同期美国的比例是41:59，而对信息产业而言，芯片是核心，软件是灵魂；我国以占世界第一位的科技园区和第4位的研发人员，仅仅取得了相当于美国的1/19、日本的1/13、德国的1/9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遍布科技园区的几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大都属于小不点型，以计算机为例，1996年中国生产微机约100万台，而美国COMPAQ、IBM公司的年产量都在400万台以上，1997年我国电子工业的销售收入为2718亿元，相当于328亿美元，仅为同年IBM公司785亿美元的42%[12]。
四、构建中华硅谷，打造智识高地
在构建中华硅谷的过程中，既要遵循硅谷共同的运作规律，又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拟建中的中华硅谷除了要致力于营造以上提到的十大创新环境要素外，还要根据中国国情做活以下10篇文章：
1.以民间为主导的民间与政府的双向互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高度结合
就是说，既要遵循硅谷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普遍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的现实，适当加大政府的介入力度，避免只求经济赶超的线性发展观念，而应通盘考虑资源、权力、责任的相互制约与配合，与民间充分双向互动。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高度结合并不意味着“上”、“下”平分秋色，而应坚持以下促上，自下而上为主。在目前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强调以自上而下为主，就会为蛮模的行政干预找到口实。硅谷既不是哪一级政府决策的产物，也不是资金投入的结果，我们不能用计划的手段做本应属于市场的事。中国需要硅谷，需要科技进步，但打造硅谷以推动科技进步的力量应该来自民间，而不是哪个伟大人物的主观臆想。中华硅谷，是学、产、官（是学、产、官而不是官、产、学）有规律联动的结果。明智的政府是与硅谷中的大学、企业乃至个人建立一种平等互动的和谐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动辄发号施令。
2.政府的差别软介入
在硅谷构建过程中，政府的介入必须也应当是软介入，而不是硬介入。所谓软介入，就是说政府应当侧重于创业环境的营造而不是具体问题的操办；是提供政策导向而不是行政干预；是细致的服务而不是武断的指手画脚；是制定科学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亲手去做游戏；是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创造适宜的温度而不是自己去孵化高新技术企业。政府在硅谷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不能包揽硅谷的一切。在构建中华硅谷过程中，尽管政府在财政支出、土地、税收、规划、人事等方面的政策仍然是影响硅谷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种独立运作的中介机构将在中华硅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既不应是宏观上的总设计师，也不应是微观上的总工程师。必须指出，政府的不当介入已经成为科技园区有序运作和持续创新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3.高举创新大旗，营造智识分子的中华家园
中关村，这个中华硅谷的希望所在，“有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68所，有以中科院的研究院所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研机构213家，在校大学生30万人，两院院士人数占全国的36%，每年产生数千项辐射全国的科研成果”(13)，但是，到中关村创业的留学归国人员对中关村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员工太听话了，老板说一，他们绝不会做到二，工作中模仿能力有余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生书本知识掌握的很牢，但“无字之书”读得太少，需要创新时才发现老师从来没教过。中关村的人才多于硅谷，而创新成果却寥寥无几。一个归国创业者在经历了一番酸甜苦辣后发出由衷的感叹：在人才如潮的中关村竟然创新人才难寻！我们不缺知识分子，缺的是握有创意利剑的智识分子；我们缺少的不是大脑，而是开动大脑机器的钥匙。中华民族是以创新闻名于世的。华人，已经成为硅谷创新的源头活水，成为硅谷精神的重要载体。曾有人戏言，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里，没有美国人，大家并不感到稀奇，但如果没有华人，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现有条件，又要看到我们的优势，在高起点上营造智识分子的家园，营造创新氛围，让创业精神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4.超前进行中华硅谷的制度创新
硅谷的创新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制度创新是比技术创新更困难、更重要、更伟大因而也更具决定意义的创新。狭义的创新概念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就技术论技术，就技术创新谈技术创新，这反射出国人对技术的盲目推崇。人们大都把我国科技园区不及美国硅谷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落后、资金短缺，实际上，制约中华硅谷成功程度的首位因素，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制度创新资源匮乏和由此造成的内在创新动力不足。如果说技术落后和资金短缺是困扰中华硅谷的硬约束因素，那么，僵硬的体制和遏制创新的氛围就是腐化中华硅谷的软约束因素。恶劣的不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已经成为大多数科技园区在“低附加值的装配车间”怪圈中徘徊的主要原因。我国的软件业与印度起步的时间大致相当，即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起步，现在，印度软件产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今天，我们许多高水平的软件不得不拿到印度去做。不能否认，不能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缺乏有利于个性张扬的制度氛围是落后的重要原因。只有为各种创新思想以关怀性的制度保护，才能塑造出有利于创新的氛围。众所周知，并不是每一个创新思想都有实际价值，通常，100种创新思想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许只有10种甚至更少，这就使得创新之路风险重重，曲折异常，创新性的制度应当也必须有利于激活尚不能对未来价值进行准确预测的所有创新思想，宽容智识分子可能面临的失败并能够使他们失败后重新开始。缺乏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即便是拥有了高新技术，这些高新技术也不过是一个个孵不出壳的小鸡而已。
构建中华硅谷不能简单地依靠技术创新和纯技术性的微观措施，其根本的出路应是在带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上实现突破，规范政府行为，确保在科技园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行政定位。
5.坚决铲除进入的权力性壁垒，降低创业门槛，简化进入程序
我国的科技园区大都设有管委会，作为同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科技园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管委会麻雀虽小，却五脏具全，行政部门林立，相互推委，官僚主义复活，权力性壁垒森严，权力寻租现象严重，进入程序复杂而繁琐，效率低下，为创新设置了重重障碍，有些科技园区甚至成了各种丑恶现象的滋生地。为了激活科技园区，必须从精简机构入手，压缩管理层次，简化硅谷项目的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尽早实行一站式服务方式。
6.宜在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集中地选址
世界上成功的科技园区大都布点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集中的地区，这是科技园区基本的分布规律。
7.理顺风险投资渠道和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家是风险投资市场主体，因而也是营造风险环境的主要力量，为了使科技园区变成真正的创业中心集群，科技园区必须下大力气培养风险投资主体，发展一批风险投资公司，使一大批风险投资家脱颖而出；同时，也要逐步引进境外风险投资公司，以最终形成国内外风险投资主体共舞的局面。目前我国各类非银行风险投资机构虽有100多家，但投资能力仅50亿元左右。不妨广开风险资本源路，以壮大风险资本实力。在风险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政府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在风险资本市场的起步阶段，政府风险资本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政府在风险资本市场上要起主导作用；当风险资本市场如期启动，风险资本市场顺利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风险资本要逐渐减持在风险资本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引导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形成政府风险资本与民间风险资本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在风险资本市场的成熟阶段，随着包括上市公司风险资本、法人风险资本、私人风险资本、保险公司风险资本、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资本、商业银行风险资本、社会公众风险资本在内的大量境内风险资本和境外风险资本入驻我国的风险资本市场，政府风险资本理应及时“退居二线”，由风险资本市场的“主角”变成“配角”，实现风险资本主体向机构投资者和民间资本的转换，从而最终建立面向全球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即使在风险资本市场发育的前两个阶段，政府是也仅仅是风险资本的提供者，而不是也不应是风险资本的直接经营者。我国科技园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靠自我积累、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与民间资金好像井水不犯河水，致使园区内的高科技企业只能望6万亿元的民间资金而兴叹。只要有适当的政策，完全可以把这笔巨额储蓄引导到发展风险投资上来。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股票市场是一对孪生兄妹，只有在二者的互动中才能营造出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创业板股票市场既可为高科技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募集到足够的资本，又可为风险投资家在高科技企业上市取得高回报后退出，退出后的风险投资复又进入下一个投资循环……如此良性循环，便会不断吸引到更多的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顺畅的入口和出口向来被认为是风险投资循环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因此，为了理顺科技园区融资渠道和退出机制，尽快设立和完善主要为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公司服务的创业板股票市场已变得刻不容缓。
8.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高科技产业，就是高新科技发明成功地进行产业化运作而形成的带有垄断特点的新兴产业部门。硅谷的成功既在于科技的“高新性”，又在于高新科技的“垄断性”。为什么有些企业家在短期内能够获得相对垄断效益呢？这得益于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定时期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然结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得先入者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是法权，是竞争的有力工具，因此，要把中华硅谷建成世界一流的超级硅谷，至少必须对硅谷中的知识产权进行卓有成效的保护。
9.让信用资源成为硅谷的可再生资源
高科技产业的风险相当大，技术风险与资本风险并存，市场风险与管理风险互动，经营风险与道德风险共生，各种风险纵横交错。要经受住如此大的风险考验，没有足够的信用资源是不行的。丰厚的信用资源历来是最大限度减小风险必不可少的因素。越是风险投资，越需要信用资源的有力支持。现实中，盗版者主宰着科技园区的命运；创业中心异化成骗子的宿营地；风险投资家常常因把时间耗费在风险企业家的信用资质调查上而错过了宝贵的投资机会；风险企业家一旦拿到风险投资就立即“变脸”，甚至会携款潜逃；恶性连环的三角债往往会把前途看好的高科技企业拖入困境；战略投资家不敢牺牲眼前利益去赌明天，孵化器不愿承担创业风险；中介机构、猎头公司总是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投机心理……信用资源严重流失，道德风险空前增大，交易成本急剧攀升，风险投资环境异常恶劣，致使硅谷运行乏力，系统失灵——不管是启动系统、动力系统、运行系统、制动系统、平衡系统还是维护系统，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系统失灵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吸引到信用基础厚实的风险投资家和国际一流高科技公司入驻场内，加大了投资者与发明者的结合难度。在一个骗子满天飞、假冒伪劣大行其道、守信吃亏、失信得利的社会里，是建不成硅谷的。在信用环境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建设和优化硅谷的微观信用环境，让信用资源成为硅谷的可再生资源，显得异常急迫和困难。鉴于再造全国的信用资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议首先在硅谷内部建立包括黑档网站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有意提高信用门槛，实行信用资质制度——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独具特色的中华硅谷不仅是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的场所，而且是再生信用资源的标杆。
10.建设中华硅谷文化，加大中华硅谷的文化含量
成功的硅谷是硬件和软件亲和的产物，是硅谷文化的杰作，而不是单方面的专利。如果我们简单化地认为“跑马圈地+著名大学+风险投资+优惠政策＝硅谷”，那么，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特别是那种只在土地、资金等硬件上做文章的思路是极为片面的。有了好的体制，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好的创业氛围，有了旺盛的市场需求，硅谷就会自己冒出来，硅谷是体制和文化的产物。这是旅美经济学家钱颖—教授对硅谷生动而又精彩的描述。文化是无法克隆的，美国硅谷文化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考虑到智识分子的高品位的审美需求，必须挖掘丰厚的东方传统文化资源，加大中华硅谷的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含量，使中华硅谷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秉承东方文化特有的和谐传统，高举再造传统文化的大旗，将硅谷注入真正的“中华文化”内涵。
鉴于催生以上决定科技园区成功程度的十大要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最大限度减小硅谷创业代价，在打造中华硅谷这一超级世界工程中，不妨先开辟一个科技园特区，待摸索出经验后逐步在所有科技园区推开。
百万年的蒙昧、十万年的游牧、上万年的农耕、几百年的工商先后悄然离去，一个全新的智识主导型时代终于在新世纪的钟声中降临，文明，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型式转换，而主导这一型式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园区扮演了高新技术孵化器的伟大角色；在刚刚到来的21世纪，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园区继续强化着其孵化高新技术的功能。硅谷的每一步，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将带动世界的脚步。这就是说，科技园区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可以说，硅谷现象是迄今为止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她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诚如1998年3月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硅谷梦》的文章指出的：“文艺复兴之后所发生的全部事件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硅谷的技术。”[14]结奥秘无穷的硅谷现象，破译硅谷之谜，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硅谷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硬件胜过软件，制度重于技术，精神高于现象。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一条跃跃欲飞的巨龙，那么，中华硅谷就是巨龙之眼。无疑，点眼之笔是中华龙腾飞的关键。但是，创业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能否走好未来的硅谷之路，仍然是一个变数。中关村，这个中华硅谷的龙头，却装着外国造的“心脏起搏器”，关键设备都装有“洋芯”。注定，这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