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特征就是进入到了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在总结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特征，并结合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形势来分析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正在由追赶型、被动型的模式转向主动型的发展模式。
一、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种模式
从总体上看，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可以大致分为发达国家模式和后发国家模式。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以欧美和日本为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是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在高等教育投入的生均水平较高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而逐步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扩张也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相适应，实现了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高等学校多样化。这种模式可以看做是自然演变发展的、主动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普遍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高等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较低、并主要是社会和政府推动的背景下，以较快速度实现了大众化，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所谓跨越式增长。高等教育发展只是注重数量增长，缺乏自然演变发展的历程，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并不显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脱节。这种模式可以视为被动型的、追赶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
1.发达国家主动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是在人均GDP具有较高水平，在较长时间段内实现大众化进程；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模式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以较快速度跨越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数据衡量的话，到底在人均GDP达到什么水平时，就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世界各国并无一致的标准。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国家，1940年，在美国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的时候，其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5%，1970年，在其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的时候，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为49.9%)。许多研究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设想，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会普遍按照美国模式预演。但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却呈现出与美国不同的路径。在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0%左右的时候，欧洲仍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只有不到5%的适龄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只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逐步实现了大众化。英国在1970年人均GDP为2223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4.4%；法国在1965年人均GDP为2095美元时，其毛入学率达到了14.2%；联邦德国在1970年其人均GDP为3087美元时，其毛入学率为13.4%，基本接近大众化的水平。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时，才逐步实现了普及化。2006年法国人均GDP为36642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6.2%；英国2006年人均GDP为39227美元，毛入学率达到59.3%；德国2006年人均GDP为35166美元，毛入学率超过50%，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处于追赶状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GDP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阿根廷在1970年人均GDP为1318美元的情况下，毛入学率达到了14.2%，2000年其人均GDP为7703美元，毛入学率达到了53%，其后不断发展扩张，到2009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71%，而其人均GDP仍为7665美元。智利、乌拉圭、秘鲁等国从大众化步入普及化中期阶段(毛入学率达到60%)时，还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秘鲁2001年人均GDP为2056美元，其毛入学率达到了32%，其后一直缓慢发展，到2006年人均GDP为3312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35%。智利在1998年人均GDP为5278美元时，毛入学率为35%，到2009年人均GDP达到10179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59%。巴西2000年时人均GDP为3700美元，毛入学率达到16%，2005年人均GDP为4723美元，毛入学率为25.5%；印度在2006年人均GDP为826美元，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2%，开始向大众化迈进；印度尼西亚在2000年人均GDP为7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15%，到2009年人均GDP为2273美元时，毛入学率达到了22%。
2.发达国家的主动型大众化是依靠较高的高等教育投入作为保障；后发国家是在投入水平较低，特别是部分国家财政投入较少、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支撑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职能的扩展，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投入可以分为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包括学费、捐赠等)两个部分。
美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1940年人均GDP为1014美元，毛入学率为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71%，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21%和0.49%；1960年美国人均GDP为5264美元，毛入学率为31.5%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10%，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9%和0.61%；197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人均GDP达到13827美元，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2.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4%和1.12%。到2007年，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达到了创纪录的3.1%，其中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和2.1%。日本在197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7%时，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0.92%，其中，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8%和0.44%；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1%时，高等教育总投入为1.28%，其中政府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0%和0.68%；到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时，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5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89%。有学者曾专门统计过OECD主要国家1998-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的平均值，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模式，美国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75%，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4%和1.71%；日本总投入为1.27%，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8%和0.88%；澳大利亚总投入为1.58%，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78%和0.80%；加拿大总投入为2.43%，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6%和0.97%；英国总投入为1.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68%和0.44%；意大利总投入为0.79%，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6%和0.23%；法国总投入为1.2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03%和0.21%；德国总投入为1.1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97和0.14%；加拿大总投入为2.46%，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49%和0.97%。
表1 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的对应情况
发展中国家情况各异。以2009年的有关数据为例，阿根廷毛入学率为71%，人均GDP为7665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4%，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1.1%和0.3%；秘鲁毛入学率为35%，人均GDP为4412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2%，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4%和0.8%；印度毛入学率为16%，人均GDP为1127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1.3%，几乎全都为政府投入，社会投入极少；智利毛入学率为59%，人均GDP达10179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2.1%，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3%和1.8%；印度尼西亚毛入学率为22%，人均GDP为2273美元，高等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为0.7%，财政性投入和社会投入分别为0.5%和0.2%。
总体来看，后发国家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占GDP比重偏低，并且大多数国家主要是依靠社会投入增加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世界银行专家贝努瓦·米洛特经过研究得出了结论：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公共生均支出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在高收入国家，公共支出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多，政府不断向其高等教育系统增加投入。而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生均公共投入随着财富的增加急剧下降，政府增加公共投入的步伐无法赶上入学人数的爆炸性扩张。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变化，政府也无法向现在的学生提供精英教育时期的高校学生所享有的资源。
3.发达国家的主动型大众化进程是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相适应，建立起了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相脱节，高等学校更多是精英教育阶段的“扩充版”，没有建立起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
教育是培养人才，面向未来的事业，高等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究竟应该培养什么类型、何种专业的人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才能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校需要认真细化研究针对未来几十年经济和科技对于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然后据此研究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建立起所谓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答案就是提高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建立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适应性，以适应技术变革、组织变革、产品结构调整及工资水平的变化。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70年，克拉克·克尔担任卡内基金委员会主席时，根据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同任务，将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予以分类，并制定了明确的分类标准，于1971年制定了供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内部使用的版本。此后，卡内基高校分类经过系统修改，又先后出版了1976、1987、1994、2000和2005年5个版本。多样性也是欧洲高校的优势，欧洲教育政策也正在通过指标分类体系引导欧洲高校多样性的发展。欧盟给予高校分类的定位是，分类不应该被看做大学排名的工具，也不是在各种机构之间建立等级制度，而是强调分类的多指标和非等级性，目的是帮助高校树立自身形象。其次，分类也不是对高校质量进行评价的工具。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强调系统多样性、结构多样性、专业多样性、方式多样性、声誉多样性、构成多样性、价值与氛围多样性。
无论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法还是欧洲高校分类方法，都是在对高校现状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指引高校朝着多样性道路前进，并无判别高校优劣高低之意。当然欧洲高校分类与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都是在欧美高等教育较为成熟、高校多样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成熟与多样性的高等学校体系是开展有效分类的基础。可以说，欧洲高校分类方法和卡内基高校分类方法是对欧美高等学校现状的统计与描述，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归纳，具有统计学意义，是在现实基础上开展的分类而不是以分类指导高等学校发展。在高等学校多样性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开展高校分类对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意义不大，也难以为高等教育改革制定提供依据。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传承了精英阶段的特征，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扩张主要基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而非经济的自然需求，高等教育结构是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扩充版”，没能建立起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多样化高等学校。
二、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高等教育生均投入水平较低的基础上以较快速度实现的，符合追赶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
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自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
中国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通过快速扩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1998年人均GDP是821美元。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时，人均GDP是1135美元。2006年强调降低扩招速度时，人均GDP是2070美元。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为2385万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人均GDP是4394美元。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2008年占比为1.446%。但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的增速，高等教育投入增速有限。财政性投入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从1999年到2006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近几年才有所缓升。中央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12150.5元，到2005年、2006年降至10851.3元、11956.1元，到2008年缓慢回升到13631.6元。地方普通高校1999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7010.8元，2005年、2006年、2007年降至4741.6元、5072.6元、5724.1元，到2008年才回升到7017.4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高等教育投入是处于下降状态的。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渠道主要是依赖社会投入。1999年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经济学消息报》撰文指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招生数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并一律实行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4000元-5000元，在校消费约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经济消费。当时，高校扩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从此，学费成为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696，财政投入为0.421，社会投入为0.275，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101；到2002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269，财政投入为0.627，社会投入为0.642，其中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354；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社会投入中学杂费为0.490。扩招十年来，学杂费一直呈现绝对增长趋势，1998年，学杂费为1789元人民币，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3.0%，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2.8%；2002年，学杂费为3524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7%，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4.3%；2008年，学杂费为661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1.9%，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38.9%。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中学杂费占比重过高，2008年已超过高等教育投入的三分之一，其他社会投入明显增长，国家财政投入比重不断下降，这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增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高的状况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有质的变化，1998年是“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到2008年改变为“社会投入为主，财政投入为辅”。1998年财政投入占60.5%，社会投入占39.5%，到2008年财政投入占47.4%，社会投入占52.6%。199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0.696%，其中，财政投入占0.421%，社会投入为0.275%；到2008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1.446%，其中，财政投入为0.686%，社会投入为0.760%。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建设和改造力度，导致部分高校负债严重，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披露，当时我国公办高校拖欠银行贷款额度已达到1500亿元到2000亿额度。另据《新快报》2013年1月12日报道，截至2011年6月，广东很多省属高校有3亿到5亿元不等的公债；截至2012年，广东50所省属公办高校贷款为98.69亿元，需向银行支付7亿元利息。银行贷款和高额利息，是高校过去从来未遇到过的困境。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校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相一致，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高校学生数量剧增、高校数量增加和高校规模急剧扩大，还没有出现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速、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2010年以来，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低速增长，在校生规模保持基本稳定，高等教育投入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明显提高。特别是2012年召开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工作会议，政府、高校和社会开始把质量放在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首位。这表明高等教育正在摆脱追赶型发展模式的某些特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出现了历史性进步，由外延式扩张开始走向了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开始由追赶型、被动型的模式向主动型的模式转变。
1.等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在1999年-2005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自2006年起招生规模呈减速增长趋势，特别是自2010年起更是呈现低速增长态势，高等教育无论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都保持基本稳定
自1999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连年大幅扩招，拉开了普通高等学校扩招的序幕，在1999年-2005年间每年扩招速度在20%以上。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使每年招生增长率不超过10%。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了低速增长的方针，从2010年-2020年每年招生增速保持在2%-3%左右，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88.8万人，在校生2391.3万人，毕业生624.7万人。2012年我国高等学校无论招生人数还是在校生人数将保持基本稳定，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进入到规模相对稳定的发展新时期。
2.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特别是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自1999年到200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自2006年起呈逐年递增态势，2009年恢复到了1999年的水平，2011年增幅尤为明显；高等教育投入尤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对于提高质量是最重要的物质保障
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反映高等教育投入的最重要指标，这直接制约着普通高校办学条件能否改善，办学质量能否有效提高。自1999年扩招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虽连年持续增加，但是增长速度赶不上扩招速度，导致1999年-2005年无论是高校生均教育经费还是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都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06年始，才呈现缓慢回升态势，到2009年终于达到了1999年的水平，由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12年实现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达到占GDP4%的目标，2011年高等教育生均预算的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增幅显著。
表2 1999年-2011年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毛入学率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网站
表3 1999年-2012年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教育部网站
2005年为历史最低点，2005年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1129亿元(其中普通高校为1091亿元)，当年的GDP为183218亿元，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0.62%，其中，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占GDP比例为0.5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数据和指标》中分析了85个国家的2005年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数据。结果显示，21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为0.99%，而64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为0.74%，85个国家的平均值为0.82%。我国的这一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据计算，与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应该为0.78%，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财政性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平均为61.6%，而当年我国的实际值为45.0%，低了16.6个百分点。
从2006起，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06年是0.60%，2007年是0.62%，2008年是0.66%，2009年是0.68%，2010年是0.74%，2011年是0.87%。从2006起，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是0.58%，2007年是0.60%，2008年是0.64%，2009年是0.66%，2010年是0.72%，2011年是0.85%。
自2010年以来，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增幅显著。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了0.87%。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明显提高。2012年，伴随“4%”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也必将会有较大提升，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经费保障。
3.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工作质量成为时代最强音，人才培养质量备受关注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曾指出，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与它的扩张相关联的，并且，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质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不仅是毛入学率的提高，而且包括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教学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有量的标准，而且有质的要求。现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主要是从量的方面讲，从质的方面讲，这些年来很多高等学校都进行了改革和探索，但是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有目的的变革还是很零散，并没有制定出系统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如果不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有可能制造一个低水平、低标准、低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国家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
2012年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把人才培养作为提高质量的首要工作。强调要重新认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进一步树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准；进一步树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检验标准的理念，把社会评价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进一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一切为了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追求。出台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系列具体举措。例如，设置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促进创新人才培养。2012年7月，教育部等23个部门批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等626家企事业单位为首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单位。在企业建设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是卓越计划的重大改革举措，此前已有194所高校和980家企事业单位联合申报了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国家积极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该计划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及政策的支持，改善中西部高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有效增加区域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2012年，该项计划推出了两项重要建设工程。一是“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要使中西部一批本科高校的实力得到较大提升。计划重点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二是“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是指教育部、财政部在没有部属高校的14个省区，专项建设一所本区域内办学实力最强、办学水平最高、区域优势明显的地方高水平大学。
4.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正在展开，为高等教育发展和质量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断推进并取得了明显进展。在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根本的标志是从适应计划经济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步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体制，高校的办学积极性和自主权得以发挥和落实。现在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大不相同，由解决“有学上”的问题转变为解决“上好学”的问题，也就是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与水平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同时，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功能、目标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功能日益拓展，这都需要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需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从单项改革走向综合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强调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整体性、协调性，以综合改革为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日益取决于社会的需求与变化，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就教育论教育”，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待高等教育改革。当前尤其要站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深化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高等学校坚持向社会开放，加强与政府、企业、行业、高校及国际的合作，积极推进协作育人、协同创新。
从增量改革走向存量改革，增强改革动力。高等教育改革要注重利益格局调整，破除束缚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力争从增量改革走向存量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从各利益相关方普遍得到实惠的阶段，进入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攻坚阶段。改革不能只做加法，用增加资源、增加编制和扩大规模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改革还要做减法，调整利益格局，转变资源分配方式，真正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在增量的基础上改革存量，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突破，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用。
强调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实现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高校放权，切实改革学校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学校的权限和职责，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处理好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扩大和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要去“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发挥教师和学术组织的作用，保护教师和学生的权益。
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展望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拐点已经到来，在高等教育规模基本稳定、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长、重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促进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条件下；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是可以成功跨越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困境，并寻求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模式，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建立起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
成功跨越被动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这需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客观的外在条件，特别是人均GDP增长与高等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同时也需要高等教育自身的努力，以适应社会需求，回应时代挑战。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挑战是：一是高等教育投入仍然需要持续增加。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适度降低学杂费比重，逐步提高财政投入的比重，拓宽其他社会投入的来源渠道。到2020年，力争财政投入占高等教育投入的比重达到45%-50%，学杂费占投入的比重在25%左右，其他社会投入的比重达到25%-30%。这将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和投入机制保障。
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和差距显著。中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重点建设高校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投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方高校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以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支出为例，2006年最高的是北京，数据分别是34151.39、15769.54、7724.20，最低的是江西，数据分别是8824.51、2359.24、503.11。北京是江西的3.87倍、6.68倍、15.36倍。2011年投入最高的还是北京，最低的还是江西。北京的数据分别是63701.30、37172.43、18771.89，江西的数据分别是13152.88、8705.08、4017.70，北京是江西的4.84倍、4.27倍、4.67倍。我国中央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情况分别是：2006年中央属高校是27053.96、11956.08、5308.94，地方高校为12544.49、5072.57、1848.28，中央属高校是地方高校的2.16倍、2.36倍、2.87倍；到2011年，中央属高校是46518.03、25421.92、12326.58，地方高校为20008.58、12084.61、6414.44，中央属高校分别是地方高校的2.32倍、2.10倍、1.92倍。由此可见，中央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支出水平有较大差距，但是近些年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三是如何改变精英教育的发展模式，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需求，实施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所需要的是中等教育阶段劳动力为主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高等教育培养的白领阶层与管理岗位。产业结构与市场创造的劳动岗位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矛盾，必然造成工人的“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的双重矛盾长期并存。如果高等教育结构得不到优化，高等学校不实行分类发展，这一矛盾必将长期并存。要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断裂，改变工人“招工难”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为吸纳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需要高等教育自身结构调整，实现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促进高等学校多样化，并不是按照欧美的标准来指导中国高校发展。世界各国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统被打上了时代烙印与各自特色，也是各自高等教育系统演化的结果。高等学校分类与多样化是高等学校发展的结果，关键是高等学校自身的实践与改革的指导，而不是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高校分类，更不能把这套指标体系强加于中国高校。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在高校规模基本稳定并且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下，高校会逐步寻找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的实践模式会逐步形成。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随时代前行的高等教育也将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高等教育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社会及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支撑力度；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又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动因。世界银行专家贝努瓦·米洛特指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机会始终与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关。事实上，不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的参与度都在提高。然而，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急剧扩张的同时(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的起点往往极低)，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扩张显得缓慢(其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在学生总数激增和公共可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共财政预算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每位学生得到与高等教育扩张之前的学生相当的资源。研究结论反映了在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政府首先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支撑能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但无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会起到阻碍的反作用。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了10%左右的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继续保持10年到20年？按照一般理论，历史上还不曾有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速，高速增长的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增速就会放缓。但是，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潜力主要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按Maddisom的数据，以1990年的购买力分析计算，当日本、德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5%，而中国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这个差距水准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保持了20年的9.2%、8.3%和7.6%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的发展轨道与东亚经济体相似，因此中国仍然可以保持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如果能有这样的发展潜力，中国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将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成长为强国奠定国力基础。
同样，一个随时代前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将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高等教育繁荣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向同行。教育之昌盛，国为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说过，美国今日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基础的，一流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美国效力。据统计，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只有2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台湾地区与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教育的停滞不前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密切关系。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陷阱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了38年，巴西在1975年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而至今还未进入高收入阶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阿根廷大致在2015年左右才能进入到高收入水平阶段，这样，阿根廷将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3年。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成功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达到了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了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000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日本用了12年，韩国用了7年时间。他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三个因素，但最为关键的是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学家埃森格林联合两位亚洲经济学者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中指出，东亚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重视教育，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国要继续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