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距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分化和跨国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发展模式也日益多样化（Easterly et al.，1993）。到底什么是造成长期跨国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原因呢？以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经济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到一国制度的约束。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Acemoglu et al.（2008）比较了地理和文化等因素后发现，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起着最基本的决定作用。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North，1990）。
但是从实证上论证制度是长期经济发展差距的决定性原因的困难在于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合理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决定原因（Delong and Shleifer，1993）；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是可预测的（Inglehart and Baker，2000），通常较发达的经济体会选择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Barro，1999；Alvarez et al.，2000）。而Acemoglu et al.（2012）的理论模型考察相互依存的世界的非对称增长问题，不同国家的制度选择是内生决定的。因此，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制度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效应将会得到有偏结果。
为了识别制度对跨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我们必须找到制度差异的外生来源，即为制度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能解释当前跨国的制度差异；其次，它仅仅通过制度层面而非其他途径影响经济差距，即必须满足外生性要求。回顾以往文献，制度的工具变量选择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类是地理距离和区位条件。Hall & Jones（1999）认为制度差异是历史上受欧洲制度扩散的影响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并将“不同地区说欧洲语言（英语、法语、德语等）的人口比例”和“与赤道的距离”作为制度差异的工具变量。Easterly & Levine（2003）把纬度、粮食和矿产资源禀赋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各国到赤道的距离同时通过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到经济增长，不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Sachs（2003）认为纬度只是衡量欧洲制度对一国影响程度的较差变量，因为很多中纬度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与欧洲制度的关联性很弱，而许多处于赤道地区的国家曾经是欧洲殖民地，与欧洲制度关联性很强，但是后者的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低于前者。
第二类从法律起源和语言等视角研究。La Porta et al.（1999）认为法律起源的差异解释了二战后各国选择制度的差异性。Mauro（1995）选取语言的多样性指标作为前欧洲殖民地各国腐败程度和政府效率的工具变量。之后一些研究也把语言的相似性作为欧洲制度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Dollar and Kraay，2003）。但是即使是控制了国家的固定效应、当时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率等变量，文化因素与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就使工具变量难以满足外生性的要求。
第三类认为历史通过制度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Acemoglu的一系列文献，Acemoglu et al.（2001）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
如果早期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较低，他们就倾向于向该地区移民，从而建立保护私人产权的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反之，如果死亡率较高，他们则建立起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目的的制度。即使这些殖民地陆续获得了独立的权利，但由于制度的持续性，独立后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原先坏的制度。随后Acemoglu et al.（2002）进一步研究1500年以来前欧洲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逆转”现象。他们强调当地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繁荣程度对欧洲人后来采纳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在早期人口密度较大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不利于殖民者定居，导致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掠夺性的制度，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因此选取了殖民地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Acemoglu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之后的一些文献也证实了：殖民地起源的数据解释了战后许多政策的失败，历史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当前经济表现的差异。但是Glaeser et al.（2004）对此提出质疑，历史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的，而不是其他方式，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会影响制度安排；而且早期殖民者死亡率的分布和当代流行疾病的分布相关，无法区分究竟是制度还是地理性流行病分布决定了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方面，方颖和赵扬（2011）以中国1919年基督教教会初级小学的注册学生人数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地理因素和政府政策效应等变量发现，制度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显著为正。
现在一个活跃并有前景的研究方向是：究竟哪种具体的制度差异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以及什么原因导致了跨国制度差距。Tabellini（2010）认为文化是导致跨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并采用欧洲各国在19世纪末的识字率和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制度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发现因为历史因素而导致的文化和制度变量与当前地区经济发展强烈相关。Cantoni（2011）从宗教信仰角度探讨了制度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Greif & Tabellini（2012）在研究中国与欧洲的制度差异时发现，中国宗族内部的道德规范对社会形式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社会更依赖非正式制度；而以城市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欧洲的道德规范较弱却普遍适用，社会更依赖于正式的制度，在经济上更注重规模效应。现有文献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变量，但是均认为对经济产出影响最大的制度是产权保护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大多数国家，这些制度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欧的影响，从而在一定水平上体现出制度差异。学者们大多从影响西欧制度扩散的因素出发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但是，这种视角却忽视了对制度变迁过程中民族异质性的考虑。首先，民族间历史文化传统、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体系等在一国的制度起源以及决定该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本质特征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历史制度形成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必然会对社会的制度变迁和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大国中占有10%左右比例的时候，政治家们必须考虑这部分人口的政治态度，并相应地改变相关制度和政策。
当前文献对制度变量的测量主要是构造单一经济政治制度指标。一些学者认为民主自由和政府效率等政治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有重要作用，Kormendi & Meguire（1985）采用反映政治自由度的Gastil指数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Mauro（1995）则把腐败指数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另一些学者强调了产权保护和投资风险等经济制度的作用，Knack & Keefer（1995）采用国际风险和商业环境风险指标作为产权保护的代理变量研究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此外其他文献研究将通货膨胀率、宪法和立法约束、虚拟变量等单一指标作为制度质量衡量的指标（Rodrik et al.，2004，2005；Glaeser et al.，2004；Acemoglu et al.，2005）。
虽然这些研究在实证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单一指标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和异常波动性，并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国家间的制度差异。《201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179个参与调查的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40名，但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却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较为贫穷的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了持续高增长，这些国家大部分没有进行民主制度改革。因此，制度在当地的适用性直接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绩效，单一制度测算指标既不能说明该国在某一制度指标得分高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的比较和研究。一种制度存在的条件和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制度集合，制度的互补性使得制度对经济更有效率（Bruno and Stutzer，2000）。
不少学者在研究跨国企业在市场进入选择等商业决策的差异时采用指标体系探讨跨国间制度差异。Scott（1995）、Xu & Shenkar（2002）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体现在正式规则、非正式的规范和认知制度的差异。①潘镇等（2008）构造了包含正式的规则性制度、非正式的与商业活动相关的规范性制度以及与文化有关的认知制度的21个指标在内的制度距离，研究制度差异对于外资企业在华绩效的影响。Chao & Kumar（2010）采用规则和规范两方面的指标体系构造了跨国制度差异，度量规则制度的指标包括反垄断法律、仲裁的公正性和争议的解决方式等，而规范制度主要指产品设计、消费者导向、员工培训和董事会的效率等。虽然这些研究在国际商业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我们认为基于微观层面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经验决策效率的指标选择和分类并不一定适合于跨国制度比较，一些宏观的指标，如政府效率、社会监管、金融自由、产权保护等都是衡量跨国制度差异不可或缺的因素。
鉴于此，本文在以下方面对此前文献进行扩展，为现有研究做些有益的补充：第一，我们从跨国间制度差异的角度而不是单一“绝对”质量的制度指标分析跨国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②并采用世界银行和遗产基金会的14个指标构造14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两两匹配组合的制度距离变量，全面评估各国（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制度执行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二，从民族异质性的角度入手，深入理解当前跨国制度差异存在的根源，并选择跨国间遗传距离（genetic 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有效估计制度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我们选择146个国家或地区的1996-2010年的跨国数据进行两两匹配成10585个样本组合，并对15年间经济数据取平均值以及对1996-2010年每一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Ⅳ估计，③准确评估制度差距对于跨国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测算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并从民族异质性角度寻找跨国的制度差异原因，讨论了遗传距离作为制度差异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问题；第三部分设定了计量模型以及变量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跨国制度差异的工具变量选择
（一）跨国制度差距的测算
首先我们将制度定义为：在特定范围内规范和约束人们各种行为的正式规则（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其实施特征。基于Kogut & Singh（1988）方法和数据可获得性，④我们设计了一套包含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以及制度实施特征差异的14个指标在内的制度差异指标体系。政治制度及其实施特征的6个指标分别是公民权利、政治和社会安定、政府效率、社会监管的质量、法律法规和对腐败的控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ww.govindicators.org）；经济制度及其实施特征的8个指标分别是产权保护指数、商业自由度指数、贸易自由度指数、财政自由度指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货币自由度指数、投资自由度指数和金融自由度指数，数据来源于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www.heritage.org）。由于跨国间制度距离的测算需要两方面的指标，本文选择1996-2010年14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来源，并计算146个国家两两匹配的跨国制度距离。⑤计算公式为：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制度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渠道：第一，制度是一国比较优势选择的结果。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即使各国面对完全相同的技术可能性集合，制度差异也足以使它们表现出极大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制度在短期内通过中间投入品供需、分工程度以及工艺技术的选择等渠道影响行业生产率，在长期内则通过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机制决定技术进步的轨迹，由此构成比较优势的源泉。
第二，具体的制度差异带来跨国经济发展分化。关税率和贸易壁垒增加了国际贸易成本，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政治制度相近的国家，双边贸易的活跃度更高。外资企业准入制度、内外资企业是否同等待遇等投资制度差异也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制度差异越大，外资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影响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的积极性。财政制度以及包括外汇管制、汇率制度、货币政策自由等在内的金融制度差异对于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是明显。
第三，社会稳定、政府效率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等制度实施特征也在跨国收入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越低，弱势群体的利益将得不到保证，外部经济冲击加剧原有社会矛盾，经济发展将出现倒退的情况。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动荡不安、暴力和恐怖活动猖獗的社会会有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样一个腐败臃肿、缺乏公信力的官僚政府是很难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
再次，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前跨国制度差异？Acemoglu et al.（2004）在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且严谨的综述，第一种观点是政治科斯定理。科斯认为当各方可以毫不费力地谈判时，他们会努力内部化各种可能的外部性。没有效率的制度不可能稳定，因为政治家有激励去提出更好的制度获取更多的剩余从而吸引更多的选票。因此，剩余如何分配不会影响制度的选择，社会基本需求的差异才是导致国家间制度差异的原因。第二种观点是制度差异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若不同社会对于什么是有效持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会选择不同的制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制度是由于某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偶然决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其他社会互动和历史事件的副产品或随意的结果。
（二）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
不可否认，现有的分析框架在解释制度的短期变迁方面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它难以解释长期的制度差异。首先，制度差异并没有考虑诸如文化习俗、民族传统等因素，这些因素不管在制度的形成还是变迁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该框架也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人口迁移等）对于一国制度选择的影响。因此，寻找跨国制度差异的根源，必须深刻理解一国制度的构成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民族异质性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本文认为，应该从民族异质性的角度理解当前不同国家间制度差异，主要原因有：
一是民族的长期历史文化传统、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体系是内化的文化，能够深刻影响制度构成，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群体被制度化的行为取向（隐含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因而构成一个国家的制度内核。这种制度内核类似于DNA特质，是制度中稳定和深层次的内涵，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的性质以及这种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区别。在社会演进中，制度内核通过民族代际垂直传承（父母向子女垂直传承）得以保留并强化，因而亲缘关系越亲近的民族之间，行为习惯、风俗传统甚至价值观更为接近，相互之间的信任更容易建立。即使是在社会环境动荡或剧烈变化时，这种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成为了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承与外来冲击之间的缓冲地带，从而保证民族文化的延续。而制度内核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对制度的创新和变迁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迫于宏观环境的压力（基于外部环境和群体示范效应）的制度学习和创新也不可能脱离制度内核而另立炉灶。如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孝道”、“中庸”和“仁义礼智信”等元素并没有在战乱和革命中丢失，至今仍是我国制定各种制度的基本考虑因素。
二是全球人口迁移直接改变了各国的民族构成，对于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人口在全球范围迁移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这种碰撞和融合过程对于制度变迁和创新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迁移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过程本身就是制度内核逐渐发生变化以适应现实的过程。地理大发现后的移民热潮，大量欧洲人移居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不仅彻底改变了当地土著为主的民族人口构成，更带去了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体系等。这种由移民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学习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制度制定、政策实施和制度实施执行的情况，甚至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曾经历史上的大国奥匈帝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结构中没有形成负载某种主要文明和种族的主体人口。近代中国劳工“下南洋”输出，使东南亚国家中华人的比例迅速增加，改变了人口转入国的政治势力的构成，进而对转入国的教育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民族间文化异质性和民族社会环境的改变对制度构成和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民族代与代之间有包含文化传统、行为习惯、沟通方式、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都可以由代际传递差异体现出来。家庭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递的核心单元，与社会环境（主要是指同一民族的人口比重）共同影响孩子个人文化偏好的形成。不同民族间存在婚姻隔离，人们通常选择同一个民族的人作为配偶，强化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得以长期存在。
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上的差异越大，跨国间的制度差异性也就越明显。一些最新的研究选择遗传距离作为民族异质性的度量变量，即两个已分化、独立的民族距其最近的共同祖先所逝去的时间越长，则两个民族相互认同度越低，交流和融合难度越大（Guiso et al.，2009；Giuliano et al.，2006；Ashraf and Galor，2013）。Cavalli-Sforza et al.（1994）测算了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42个主要民族之间的FST和Nei遗传距离值，⑥为相关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标准。Spolaore & Wacziarg（2009）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移民现象时采用民族人口比重加权法构造跨国间遗传距离，全面反映不同国家之间在民族构成、文化异质性和移民现状等差异。计算公式为：
各国与世界经济前沿国的交流学习对各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各国与世界经济前沿之间的遗传距离差距的绝对值可以反映各国与世界经济前沿之间“临近优势”的差距水平，遗传距离对各国采用世界经济前沿国的发展经验和制度借鉴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经济或技术前沿的遗传距离在解释经济行为上更有说服力。相对遗传距离的计算公式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实证中主要采用以FST方法测算的民族遗传距离值，而Nei的民族遗传距离值作为遗传距离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⑧
（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为了得到合理的估计结果，我们还必须确保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的要求，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制度差异途径影响收入差距，而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影响经济绩效差异。实证方法是：我们把跨国人均收入差距同时对制度差异变量和遗传距离（包括绝对遗传距离和相对遗传距离）进行回归，如果工具变量仅通过制度差异途径影响跨国收入差距，那么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制度差异的情况下，遗传距离应该对收入差距不显著。回归结果是相对遗传距离的系数为0.13，p值为0.24，绝对遗传距离的系数为0.27，p值为0.55；而制度距离的系数为0.49，p值为0.003。假设存在两个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过度识别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是否符合外生性假设。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过度识别检验Sargan—Hansen统计量为0.81，p值为0.29，无法在显著性水平10%上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因此从实证中可以论证遗传距离作为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接着我们还必须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遗传距离影响人均收入差距的途径。
首先，遗传距离是否反映了跨国间的地理差异？离赤道的距离、气候等地理因素由于能够影响各地的农业条件，曾被视为重要的经济变量。然而，在当前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下，地理因素对于国际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弱。而自由贸易协定和政策的开放性等在商品和要素跨国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认为遗传距离不会通过地理因素影响人均收入差距。
其次，遗传距离是否反映了各国的人力资本差异呢？Ashraf & Galor（2013）指出遗传距离会提高经济社会中个体间产生不协调与不信任的可能性，从而破坏其整体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无法有效保证人力资本进行代际有效转移。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由全社会在教育培训的投资决定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更有效地提高健康状况，懂得如何配置时间和资源来改善健康状况（Galor and Dietrich，2009）。因此跨国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与遗传距离并无直接的关系。本文讨论的是1996-2010年间制度距离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期的，以一代人的成长周期为20年计算，所以我们采用1976-1990年的小学和当时的高校入学率（入学人数占该年龄组的百分比）作为人力资本变量。
再次，遗传距离是否通过语言、宗教和法律起源等因素影响经济？首先，语言学习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一个人的基因和语言掌握能力完全不等同。以新加坡为例，20世纪80年代为了与西方进行交流，政府在学校大力推行英语教学，华文课以外的所有学科都改用英语来教学，华文从第一语文过渡到第二语文。相比之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视英语的听说能力，由于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国能够使用流利英语与外国人进行交流对话的人并不多。相比之下，遗传距离与中国相接近的菲律宾、印度等国的居民却能用英语熟练交流。其次，宗教信仰也与一个人的基因无必然联系。它与社会传统和历史经历等多种因素相关联，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也存在着佛教、基督教和儒教等多种宗教信仰。而信仰三大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其基因也是千差万别。再次，法律起源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与遗传距离并无直接关系。例如，中国香港与大陆同文同种，却分别适用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而日本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影响，也从二战前遵循大陆法系改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并存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遗传距离与法律起源并无直接关系。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借鉴此前的研究，我们在式（4）中选择跨国间人均国民收入对数值之差的绝对值为被解释变量，并且逐步控制包括地理因素、人力资本和历史文化等变量，评估制度距离对人均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在式（5）中将跨国间遗传距离作为制度差距的工具变量，增加跨国间相对于经济前沿国（美国）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控制变量X包括：一是地理区位和气候等地理因素，包括各国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各国纬度差的绝对值和各国年均降水量差的绝对值。二是人力资本变量。本文把教育分为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以高校入学率差的绝对值衡量各国精英教育的差距，以小学入学率的绝对值测算各国基础教育的差距。三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共同宗教信仰、是否共同国家和是否共同法系等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全球1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6年至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⑨，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从《世界发展指标》（http://data.worldbank.org.cn/）获得。全球42个主要民族的遗传距离数据来源于Cavalli-Sforza et al.（1994）的研究，1996年各民族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来源于联合国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inter-natlinks/sd_natstat.asp）。各国地理距离和纬度的数据从“地球在线”（http://www.earthol.com/）中获得，年均降水量、高校入学率以及小学入学率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共同宗教信仰的连续变量、是否英语国家和是否英美法系的虚拟变量的数据来源于Helpman et al.（2008）的研究。⑩表1列举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实证分析分为三部分：首先我们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估计模型的基本结果；其次，为了比较研究制度与人力资本、地理、宗教信仰、语言和法律起源等在跨国收入差距中的不同作用，我们在基础模型中逐步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最后，我们替换遗传距离的指标以及使用其他估计方法对横截面模型进行估计，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146个国家和地区10585样本组合的15年间经济数据取平均值以及对1996-2010年每一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Ⅳ估计。所有年份的实证结果都表明，制度距离对跨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限于篇幅，我们仅在实证第一部分中列出了单独年份的实证结果。我们对所有实证结果的系数标准差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聚类（cluster）处理。（11）本文的数据处理和实证研究使用的软件是STATA 12.0。
（一）基本模型结果
表2第一列报告了对各个变量1996-2010年间平均值进行截面数据Ⅳ估计的结果。制度距离的系数为0.2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如果跨国间制度距离越小，那么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也越小。第一阶段回归中，相对遗传距离与制度距离呈显著正相关，且系数均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相对遗传距离更好地解释了跨国间的制度差异。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0.32，无法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12）
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是对1996年和2010年的截面Ⅳ估计结果，制度距离的系数分别为0.18和0.29。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图1展示了对1996-2010年每年的截面Ⅳ估计的制度距离系数，制度差距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上升趋势。
（二）制度与人力资本
表3比较了制度和人力资本在跨国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第一组加入了高校入学率作为各国精英教育的度量，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国在精英教育层面上的差异之后，制度距离的系数为0.19，并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第二组中加入小学入学率作为各国基础教育的度量，制度距离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第三组中我们同时控制各国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差距，仍然得到相似的结果。
（三）制度与地理因素、法律起源、共同语言和宗教信仰
表4的第一部分比较了制度距离和地理因素对跨国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从第1组至第3组的实证中逐步控制各国间的地理距离、纬度差以及年平均降水量之差的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制度距离对跨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系数在0.17左右。
表4的第二部分比较了制度距离与法律起源、语言和宗教等因素在跨国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第5组到第7组报告了在计量模型中分别加入了是否英美法系、是否英语国家的虚拟变量和共同宗教信仰的连续变量的计量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控制这些变量之后，制度效应仍然显著为正，估计值范围在0.16和0.19之间。最后，我们把是否英美法系、是否英语国家和共同宗教信仰同时作为控制变量放在模型8进行回归，制度效应的估计值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Nei的测算指标表示42个主要民族遗传距离，跨国间绝对遗传距离和相对遗传距离仍然采用式（1）和（2）计算获得，并且对1996-2010年变量平均值的截面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模型中，制度距离的系数在0.24～0.29之间，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从跨国间的制度差异的角度而不是单一“绝对”质量的制度衡量指标分析跨国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跨国间的制度变迁寻找导致当前制度异质性的原因，选择遗传距离作为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并采用1996-2010年146个国家和地区两两匹配的数据进行横截面Ⅳ估计。
制度距离表示的跨国间的制度差异是造成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这种正向影响在1996-2010年间有逐渐加强的趋势，相对于经济技术前沿国的遗传距离在解释国家间制度差异时更有说服力。即使控制了地理因素、人力资本、法律起源、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之后，制度效应仍然显著为正。使用不同的遗传距离测算指标和估计方法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民族异质性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阻碍了跨国间政治和经济制度相互的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制度实施特征的差异产生了跨国的制度差异，进而导致了跨国人均收入差距。不同国家制度间的差异并不一定代表制度质量上的高低，不同的制度设计可能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都是积极有效的。因此应该促进跨国间要素流动和双边经济往来，并降低跨国间的制度学习成本，从而缩小跨国间收入差距。
*本文系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感谢中山大学王曦教授、山东大学乔岳副教授和北京大学博士后杨友才副教授对本文的点评和建议。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李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郑华懋和北京大学硕士生关楠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给予的支持。
①规则是指国家认可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范是采用合法途径达成目的的行为方式，而认知则表示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系统。
②由于历史传统和自我选择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制度环境迥异，发展轨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只是孤立考虑某个经济政治制度在本国的优劣，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从经济政治制度和执行特征等多角度探讨跨国间制度差异对各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我们赞成匿名审稿人对该问题的评论。
③匿名审稿人指出，过滤掉横截面研究的偶发性因素可以采取15年均值的做法。我们接受该意见并感谢匿名审稿人。
④该方法最早由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Bruce Kogut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arbir Singh于1988年提出，用于计算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之后的文献如Morosini & Singh（1998）、Park & Gerardo（2001）、Kirkman et al.（2006）等都采用了该方法。
⑤本文删除了美国遗传基金会的经济制度及其实施特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由于大部分国家数据严重缺失的劳工自由指数，另一个是腐败程度指数，该指数与全球治理指标中的对“腐败的控制”指数相重合。
⑦所有经典文献都将美国的国家视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前沿国，见Caselli（2006，2010）。
⑧目前文献度量遗传距离采用方法主要有四种：Nei标准遗传距离法、FST方法、固定指数法和RWC方法。一般经济学文献都采用前两者测算方法，该部分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故省略研究步骤。
⑨146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缅甸、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中国香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撒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毛利塔尼亚、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朝鲜、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刚果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韩国、西班牙、斯里兰卡、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中国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巴哈马、冈比亚、荷兰、菲律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⑩网址为http://scholar.harvard.edu/melitz/publications/estimating-trade-flows-trading-partners-and-trading–volumes。
（11）本文的实证样本中包含146个国家和地区10585对组合，仅使用White异方差很难控制聚类（clustering）之间的相关性，因此以国家作为聚类的标准控制异方差问题。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问题的评论和建设性意见。
（12）本文中所有实证结果均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故省略以下表格中的Sargan—Hansen统计量的p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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