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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丛大川同志《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斯大林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吗？—兼答穆志强先生》一文后，获益匪浅。笔者此文进一步探究斯大林哲学框架瑕不掩瑜的鲜明特色。
一
为了全面展示斯大林哲学框架的基本特征，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的整个嬗变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来命名，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哲学在其中居首要地位。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其哲学构想的两大要素在他最早的著述中便已初见端倪。1837年，弱冠之龄的学子马克思曾致书其父，预言式地挑明了自己未来哲学体系的梗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在下文中，他还借助宗教的旗帜表示要“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①]此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止是以自然、历史、哲学概念为对象，以其事物本身的发展为基点，以矛盾统一为主要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滥觞吗？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首次联袂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谈及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霍布斯的哲学观点时，进一步肯定：“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表明马克思在逐步形成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继续沿着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道路前进。马克思还列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例证。爱尔维修认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的智力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是一致的，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教育是万能的[②]。爱尔维修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跃出唯心史观的误区，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却最明白不过地披露了他所奠基的唯物史观正是通过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从自然界推广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样一条途径形成的。
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这把马克思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哲学观点剖析人的实践活动这一现象得出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引申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诠释上来。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实践唯物主义，在哲学领域正是也只能是借助它为中介，把他们创立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其自然观前提联系起来。他们在肯定人的实践改造世界形成人化自然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依然把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视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位划时代学者还坦言：“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但是“任何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
用不着再耗费更多的笔墨，马克思的哲学框架已然清晰地跃入了我们的眼睑。这就是：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由早期向中晚期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使其主题更加深化了，观点更加纯正了，另一方面也在倾力强调对立统一、拯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并没有继续深化、扩充、系统化其早期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思想。实践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本来是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通向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思想的一座桥梁，但马克思后来于此却着墨不多。产生某些偏差对于任何科学理论来讲都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这丝毫无损于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宗旨和灿烂光辉。
二
作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阐释者、系统化者和继承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伟大贡献。狄慈根1886年在美国出版《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首次提出“恩格斯”“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提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这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了。恩格斯赞赏狄慈根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视为马克思和他“多年来”“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④]。他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这就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亦即后来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分为自然观和历史观两部分，居于首位的是自然观。他接着又提出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⑤]概念，这已经逼近辩证唯物主义提法了。不仅如此，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还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表达以往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表达马克思和他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草拟如下简图来表征恩格斯的哲学框架：
显而易见，恩格斯的哲学框架是对马克思哲学框架的进一步明确、发挥和系统化，其基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也象马克思中晚期一样，经常“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⑥]，这样就难免将人的实践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颇伟大作用也不能充分明确地在哲学框架中反映出来，于是实践就仅在证实可知论的意义上暗含在哲学框架中。
但是据此认为恩格斯对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毫无建树，那是片面的。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意味深长地警告人们：人的实践不仅造福人类，而且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实行报复。处在公元第二个和第三个千年交接点时刻的、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现代人，对这位先哲的名言已越来越不能熟视无睹了。
三
列宁延续拓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框架。他把恩格斯体例中的可知论从自然观里的唯物主义部分中独立出来，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且突出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⑦]，这样就使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地位更加明确并且有所提升。不过在列宁的著名短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勾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却依然难觅实践观的位置，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是近似的[⑧]：
但如果我们由此断言列宁把实践局限于认识论范围、缺乏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他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并对这种创造世界作了如下解释：世界不满足人的需要，人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即实践去改变它。同时强调人的这种实践活动以外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转移。他还把实践看作一种社会历史范畴，提出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概念，并将其逼真地描述为主观和客观、意识和物质的交错点。这就把人类社会的中介作用、把意识和物质借助实践相互渗透、而且实践本身也和这对立的双方互相双向渗透的错综复杂的辩证画面写活了。但是列宁并没有将实践这一中介、交叉泛化，使之处于唯一中介甚至凌驾于物质和意识二者之上的本原的位置，进而导致本末例置的实践主义、实践唯心主义谬误。
毛泽东没有写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框架的论著。可是他却为恢复马克思早期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应有地位并将其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尽管在他那里存在着把人的认识的社会实践机制唯一化，从而导致某种唯意志论倾向，但他仍然是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总题下标出了实践论，并且比列宁更确切地把实践直接名之曰社会实践，视为社会历史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范围。他广泛吸取了中外哲学史上各类实践观的优秀成果，强调人的社会实践的多种形式涵盖着人类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伟大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部论述实践观的专著。毛泽东把阶段性和实践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的极好注解。
四
斯大林在其主要哲学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开门见山地亮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旗帜，这无疑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后来，斯大林又详细建构了自己的哲学框架。
这里，斯大林对基本理论的阐述从正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他率先用小册子的形式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辩证法部分中，斯大林将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某些观点放到量变质变规律中去论述，而且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发展的内容，是量变质变的内容。但他仍然象恩格斯那样平列地谈问题，而没有象列宁和毛泽东那样，带有创新色彩地把握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进而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是整个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在唯物主义部分中，斯大林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把可知论作为认识论独立出来，而仍然沿用恩格斯的叙述方法。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共同性。故而斯大林从自然界的某些特征直接推广出人类社会的某些特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机械地推广，从而陷入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的“自然主义”谬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中，首先肯定了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认为它们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尽管斯大林也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可知论部分中也谈到实践的证实作用，在谈及社会规律的可知性时强调无产阶级党应当把反映这些规律的社会历史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实际活动，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但总起来讲，没有明确地论及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这与马克思中晚期和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思想影响不无关系，然而他舍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生动丰富的见解，有些地方甚至落后于列宁，对比起毛泽东来，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就更显得贫乏与僵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哲学思想的重大缺憾。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其基本逻辑思路是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向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根本主旨上，斯大林的哲学框架无疑是正确的。
五
怎样才能既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灵魂辩证唯物主义，又不至于象斯大林所突出代表的那样将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漠然置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向前发展呢？笔者设想，可否将内涵极为丰富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毛泽东的《实践论》谈的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问题，但其中占首要地位的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实践（社会实践）观。这就是说，实践观应当在认识论之前进行论述，而实践应当说是一个社会范畴。实践隶属于和社会有关的物质自然界即社会存在范围，实践是由自然界产生人化自然、由社会存在向人的认识、思维，向人的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过渡。这样我们似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如下框架：
在实践唯物主义分论中应当单独而全面地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同时还应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中充分评价实践观在它们二者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在认识论部分自然要阐明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运用这样的体例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存在的不足，集中从整体上把握实践这个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的全面涵义，揭示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这样也能更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回击来自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等实践唯心主义方面的挑战，高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旗帜，沿着正确的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推向前进。
六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实践的定义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客观物质活动，相当于中国哲学史上“行”的概念，这就是说实践概念只有从物质概念出发才能定义。这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是其起始范畴，而实践只是以物质概念为基础的从属性局域性范畴。借口实践是人的有主观意志和自我意识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脱离其存在的自然历史前提，仅仅从所谓社会经济事实和社会实践本身中，是抽象不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来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否认其整个思想体系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逻辑线索，即由自然到社会，再由经济到政治的逻辑线索。展开来说，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出历史唯物主义，又经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导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这样的逻辑线索。
我们在丛文引证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语之间恰恰读到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表明他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同主张自然界决定人的精神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石统一起来，而并没有将其人道主义变成脱离整个客观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抽象的反自然的因而必定无从实现的人道主义。丛大川同志只提彻底的人道主义，断言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的原话却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的真理。”马克思接着断言“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它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机械直观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是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真理，是集其自然观、实践观、历史观为一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反复论证了自然界先于人类的这个人类自然科学和哲学千古不朽的永恒主题。他写道：“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⑨]恩格斯确实是从自然界和精神何者为本原这一意义上来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术语的。我们不能将其人为地驾空，而认为在具体论域使用这个术语就失去其本来意义，变成一种转喻和借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在其各个部分作为论纲使用的基本概念范畴，都有其确切的涵义，而不会也不可能采用某种似是而非、令人不得要领的“转喻”和“借代”式的语言修辞手法。
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篇首不无惋惜地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只把客体而没有把带有一定主观特征的人的实践活动也同样理解为现实的感性事物。尽管人的实践能动的方面被和唯物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但马克思依然不屑与唯心主义者为伍，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事物，从而也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为何物。他把人的现实世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当作客观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来理解，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统帅人对社会的实践创造观，以物质为其逻辑基石。其主旨是由物质实践派生精神观念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其思维方式是基于物质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而绝非“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貌似公允、不偏不倚的“实践主义”。
马克思还写道，对于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只能用它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从其自身、从其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这又一次将他哲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总体特征清晰地显示出来，即对待人类社会同样也要从具体事物本身的自身统一体的客观发展规律出发，运用以研究其自我分裂的矛盾现象来对它进行改造。这再次证明，实践观的前提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历来是：作为自然观和认识论范畴，前者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尚未认识而不能自觉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后者指人认识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自觉地据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作为社会历史范畴，前者指人们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奴役和支配。后者指人们摆脱了自然和社会盲目力量的支配，自觉地改造自然界和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这后一种涵义是从前一种涵义中引申出来的，是受其制约的一个特例。即使到了后一种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也还是要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对此，毛泽东寓意深远地概括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⑩]这是因为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物质世界是永恒运动和发展的，人类认识和利用规律也是无限的，人类的自由度和人自身的完善也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本身也将不断地从第一种涵义上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飞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165—1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8、43、20页。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4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⑦]《列宁全集》第18卷目录、第144页。
[⑧]《列宁全集》旧版第19卷第2—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67、128页。
[⑩]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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