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明山（NGUYEN, MINH, SON）[1]2014年在《越南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接受（从2000年至今）》文中指出女性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越南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越南早于20世纪50年代就将丁玲和冰心等女作家的作品译成越南语,只是当时还没有“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时至2000年初,铁凝、王安忆、张悦然、卫慧等众多的中国女性文学作品得以大量译介,从而为越南读者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精神食粮”。到目前为止,作为文学译介的主体,越南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文化需求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进行了自己的选择、译介与接受。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在越南的接受”的探讨,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在越南的整个译介过程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女性主义思潮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第二章梳理和分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情况；在第叁章中,笔者选择铁凝、王安忆、卫慧、张悦然等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为个案来进行探讨；第四章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越南当代文学的关系(包括接受、影响和比较叁个方面),这一章可以视为对第二、第叁章的一个总结。在论文中,笔者着重强调越南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翻译和接受的“主体性”。这反映了越南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从浓厚的政治立场与好奇心态的引介到系统性的绍介以及对于越南文坛热点的引发。最后,本文将探讨和分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越南当代文学之影响。笔者从叁个最为突出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分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越南译者之影响、分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越南读者和研究者之影响,以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越南当代文学之影响。从此,一方面可以肯定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越南当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在越南译介的不足之处。一部文学作品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读者阅读与接受的过程所决定。翻译正是一种特殊的阅读与接受,其中,历史的规律性与偶然性、文化的相遇与冲突在一个复杂系统中被结合起来。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通过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的过程,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并还将延续下去,从而成为越南当代文学的一个“同行者”。
毕磊菁[2]2014年在《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文中认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是一位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作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到今天,她一直在努力地耕耘着,并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小说学》课程,她在援引和赞同纳博科夫的“好的小说都是好神话”的观点后,得出自己对小说的认识：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它的价值则在于开拓精神空间,建设精神宫殿。王安忆本人30多年来的创作,也就是她苦心构建起来的“心灵世界”。研究这个“心灵世界”,就必须关注外国文学对她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她的整个文学创作,尤其是几次“转型”的代表作品都浸淫着外国作家作品、外国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将王安忆的作品和对她产生过影响的相关外国作家作品联系起来,从取材立意、叙事方法、情节设置、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对照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她在创作上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的渐进过程。和许多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初登文坛的王安忆在创作中主要受到的是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影响。俄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之初就侧重接受与借鉴的资源。她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都有着大量模仿和借鉴俄苏作品的痕迹。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是王安忆欣赏和学习的另一榜样。她从奥斯汀身上汲取到了从身边事件出发,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二者在男女爱情的价值观取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典型环境描写则对王安忆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的作品中对于外部环境的描写,尤其是对城市的勾勒,就有着巴尔扎克的影响的痕迹。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介绍、翻译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热潮中,王安忆的创作也相应地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接受与融合的特点。她创作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小鲍庄》在故事内容上有机地借鉴和模仿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叁恋”系列作品的横空出世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联。西方现代主义“向内转”的倾向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促使她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叔叔的故事》则是王安忆又一“转型”力作。她的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上的转变,都有着西方小说“元叙事”的影子。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王安忆对女性心灵史的描写在她创造的“心灵世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她对女性独特而丰富的个体存在有着自己的理解。她承认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其作品中也相应塑造了很多女性的悲剧形象；但又不认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同性之爱”,以及“以身体进行写作”等观点,而是采取一种温和妥协的方式进行创作。《长恨歌》、《富萍》等系列作品的成功体现了她善于在历史进程中刻画各类女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个性不同、命运不同的女性人物的特点,这是一种融合了“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与她笔下出现的女性世界相适应,她的语言风格也有了再次转变,呈现为一种更加女性化、更加看似漫无目的的“女人腔”写法。这和伊瑞格瑞的理论有所契合。我们由此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王安忆在小说创作的多年实践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对她的理论文集《心灵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纳博科夫关于经典小说家们创造出了一个个颇具神性的世界的言论,更是直接刺激了她的小说创作观的成型。王安忆学习与借鉴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经验的总结性作品《华丽家族》,更说明了她已经对如何创造“心灵世界”有了自己的主张,她从作品主题、人物类型、叙事手法等诸多方面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艺理论对她的一贯滋养。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摆脱周围环境的浸染,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王安忆多年来的文学创作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接收外国文学的某种契合度。外来文学资源作为文学传统和文学环境的一部分,为她提供了更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创作思维,时代为她提供了大量可资书写的内容,文学本身的发展又为她提供了多种艺术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成功范例。基于这样的作家作品研究,才能获得一种厚实的基础,最终使我们能比较清晰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原先的简单国别文学研究的局限,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熊丹丹[3]2017年在《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角度看王安忆的《长恨歌》》文中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的上海题材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历史为底色,展示了一位普通的上海弄堂女人的命运。该作品具有浓厚的海派文学色彩、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和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对此,已有研究各有侧重。笔者认为《长恨歌》的上述叁种创作特质植根于王安忆的特定创作立场,它们作为服务于该创作立场的写作策略,彼此间存在着丛生关系。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基石,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及其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对《长恨歌》的文本特征展开分析,目的是为厘清并正确评价女性主义感性化写作的动机和影响。第一,结合王安忆生平和创作概貌,分析王安忆《长恨歌》的文学创作行为具有文化实践的属性,王安忆创作《长恨歌》具有文化启蒙的诉求;第二,论述《长恨歌》的女性主义感性化写作实际上涵涉了海派文学对城市空间景观与地方生活习俗的细致刻画,和关注普通个体日常生活而舍弃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这种感性化写作可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理论加以阐发,它正是作者王安忆的文化启蒙诉求的具化;第叁,本论文进一步从社会的历史性-总体性与个体的主体性之二元辩证关系,结合文本细节分析,论述《长恨歌》的感性化写作展示了社会之历史性-总体性构建与个体之主体性伸张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关系,据此小说演绎了感性解放之途;第四,本论文根据马克思“异化”论思想,结合《长恨歌》的女性形象分析和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现象反思,剖析女性主义文学的感性化写作的两面性,即,感性化写作可以作为人的自由与解放之途,但过度消费女性感性经验则使人沦入异化之境。
李淑霞[4]2006年在《王安忆小说创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对其近叁十年的小说创作,众多的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和批评,但是,因为王安忆多年小说创作的多产和多变,所以,对其小说创作的某一文本、某一时段或某一特点的研究较多,而对其小说创作的全程性和整体性研究则很不充分;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味求新和求异的倾向,理性的思辩遮蔽了心灵之光的烛照,减损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文试从王安忆多年的小说创作实际出发,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引用与其小说创作密切相关的理论,从其小说观念、小说的主题意蕴、语言特点和美学特征四个方面对其多年的小说创作进行全程性和整体性的梳理和概括、阐释和批评,并发掘其中所蕴涵的核心创作哲学即中庸创作哲学。王安忆在其多年的小说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而且比较成熟的小说观念。对于小说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小说创作与自我经验的关系、小说的真实性和虚构性、小说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她都有着比较成熟的见解和观念。她认为:小说创作对现实生活既有依赖性又有超越性,它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和材料来构筑一个心灵和精神世界;小说创作对作者的自我经验同样具有依赖性和超越性两个方面,它是以自我经验为媒介进行自我表现,同时它也表现人类整体的普遍经验;小说创作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虚构性,虚构应以日常生活为依据并应具有逻辑推理性;小说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实为一体,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内容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适合于它的特定的形式,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王安忆的上述小说观念表现出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也具有一种调和折中的中庸主义哲学意味。王安忆多年的小说创作具有丰富深厚的主题意蕴。本文概括出如下叁个方面:对生存意义的不懈追问、对人生困境的凝眸审视和对女性生命的深切体认。王安忆在其多年的小说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起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并经常因这种追问而陷入迷茫和虚无的境地;同时她也积极主动地以建立信仰、建设关系等手段和策略来消解和对抗其迷茫和虚无,并最终发现了一种处于高远和低俗之间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平民精神,既渡己也渡人。王安忆在其小说创作中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也有着深刻的体察和洞悉,她揭示了当下社会现实中人生的种种困境: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碰撞、个人主体与社会整体的矛盾与对立以及时代现实对个人
余琼[5]2016年在《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大批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其中,一些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取得了相当成绩。显然,"女性作家"与"乡土叙事"这两个要素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同时凸显,并非仅是偶然事件。作为一股渐露锋芒而又具有某种鲜明群体特征与积极文化诉求的创作潮流,它的存在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端口:本文着意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基点,以男性乡土叙事为参照,从"性别"之维切入乡土书写,考察"女性"与"乡土"结合后所呈现的诗学特质。同时,还以"乡土"之"点"察女性文学之"面",探究它对于女性文学的补充、丰富、拓展之功。如此,这就牵涉到对女性乡土叙事的生成背景、文化立场、主题倾向以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具体到行文布局,全文共计七章,可分为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解决选题缘由、基本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性问题的阐述与厘清。重点在于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乡土叙事的整体特征及文坛影响进行把握,指出其对乡土文学及女性文学的双维度意义,以及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与概述。第二章探究女性乡土叙事景观的生成。从现实背景、作家动因以及文学情境等叁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男性作家相较,女性作家最重要的叙事新质要属因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呈现,而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实情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适逢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创作契机。无论是因时代际会结缘乡土的"知青",还是情系故土的"地之女",抑或是出于乡土审美性需求的"新生代",她们以或无意或自觉的女性意识构筑乡土叙事"越轨的笔致",从而实现与男性乡土叙事的汇流与分延。接下来,在上述"外部力量"的梳理基础上,论文将正式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研究"。将分别通过柔化历史、欲望探求、成长关注、审美艺境等四个章节的具体剖析与论述,概括出女性乡土叙事独特丰厚富有异质性的美学内涵与诗学贡献,从整体上把握其对女性叙事传统与乡土叙事传统的延承与突围。第叁章论述女性作家在历史言说上的特殊审美发声方式。在此题域,"日常"历史观与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振",女性作家以边缘视角与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叙述策略和言说特征展开历史重构。其中,"日常历史"叙事旨在走出男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偏执,而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与执着言说则旨在揭蔽历史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与生命本真。同时,她们还倾心于运用温情笔触营造一种温厚与宽恕的品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期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返归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第四章考察女性作家基于性别立场对欲望话语的重构及其意义。这里采取狭义的"欲望"概念,即意指关乎身体的欲望,围绕着身体、性爱、孕育等方面展开论述。指明其意义除却对以男性为创作及言说主体的乡土欲望书写的共鸣,更在于基于性别立场对于女性长期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反拨,呈现出与男性欲望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第五章针对女性成长类型及问题的内部聚焦。女性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成长发现,经由生理发育层面延至心灵成熟层面,再深入到精神建构层面的叙事建构,其要旨在于对长期处于被盲视状态、潜藏于乡土叙事之中的隐性主题——女性成长进行去蔽。她们以女性视角对留守乡村女性、进城乡村女性以及下乡知青女性等叁种成长主体类型的成长历程及困境展开观照与反思,指出乡村女性由于身处农村文化荒原语境及深陷男权中心意识桎梏,其成长之途长期面临的"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这一重要而基本的事实。第六章从乡土叙事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诗性品格,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乡土叙事承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抒情书写传统,而这种诗化风格艺术特征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语言和意象的诗意运用。同时,女性作家尽管在文体上多向古典传统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其中,尤以向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技法借用与融合为表征,体现出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此外,就可能存在的艺术缺陷问题,则主要指出其中最具普遍性、也最为代表性的两点,即自我"重复"和逻辑"失真"现象。最后一章是结语部分,侧重于在上述主体部分的总述及分论基础上力图将女性乡土叙事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意义观照,旨在肯定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硕果之时亦指出其限度并寄予展望,提示着女性乡土叙事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李平[6]2002年在《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中的王安忆》文中提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经历了从“人的自觉”向“女人的自觉”的不断探索的过程。80年代以后女性写作从整体的文学观念变革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繁荣、芜杂的态势。王安忆的女性文学创作在其间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她的写作中对于女性欲望这一作为以往文学与道德禁区的幽深领域的触及，将女性写作带入了崭新的人类学空间，带来女性叙事视点的转折——女性对自我的认识由对外部处境的关心转移到从人性意义上对女性灵魂的深层扣问以及对女性意识世界的纵深勘探。另一方面，王安忆对现代历史中以及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女性及其生存处境的关注，也弥补了90年代女性文学沉溺于潜意识幻想的方式来表达纯粹个人的经验与体验而表露出的缺乏人文关怀的缺陷，表达了她对凡俗人生道德准则和民间本体的认同，其表现出的女性主体性更具实践性与世俗性。王安忆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对人类生命本能的挖掘和对命运的哲学性思考，她对男权秩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写，在相当的程度代表了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与人性的深度以及艺术的高度。本文试图通过王安忆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定位及其创作的独特特征，对王安忆的女性文学创作进行考察。上篇侧重于探讨王安忆在女性写作中的意义与独特性；下篇侧重论述其写作中的女性意识内涵。 80年代之初，张洁、张辛欣们的女性创作虽然将女性意识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意识表现出来，但她们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性别精神立场，其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漠视和误解，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性，以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冲击。王安忆则将女性写作取向女性欲望，深入到女性意识的深层。她不仅肯定了女人的自然属性，将女性放在两性关系中来表现，还在根本上把女性“身体”从男性的“被看”中解放出来，使女人第一次有了欲望的自主权。女性写作从男女两性都能认同的话题(母爱、民族解放、社会改革)走向男性有点不能接受甚至不愿接受的话题的过程，正是女性写作脱离男权中心话语走向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安忆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她使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开始显示出独立的品格以及初步的成熟。 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身体生存体验的自觉。许多女作家找到了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她们从男女两性的关系中去浮现女性经验，放大女性感受，把文学引向了一个微观世界，表达—种几乎不与社会政治、历史发生任何联系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故事。在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写作几乎变成 I’“诽总识川界小的场景”。女什家们体味秆汕！＼m：·〔。。1“从丫”“纵仙幻您灿覆｝流 话语的快意。然而这种体验和经验离现实中真正的妇女体验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一 时期，王安忆也在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书写女性身体的体验，但她却更注重在男权 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状态中展示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态。她没有回避、 逃遁，而是直面现实，着重探讨在这个无法回避的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是怎样凭借自 己的毅力和韧性穿越历史优雅从容地活下去的。她对女性牛存状态的深沉关怀，弥补 了当下女性写作抛弃一切道德规范、漠视人文关怀的缺陷。 无论是对女性欲望本体的表达还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离不开女性话语的自 觉。显然，王安忆的女性话语的构建，不是像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那样借助梦幻般的 潜意识世界的情境来构成，而更多地是仍然置于历史与现实的真切情境中来表达，这 注定了她的反对“男性句法学”的特性不像前者那么明显，但实际上也更增加了其难 度。王安忆借助女性之躯，在菲勒斯中心话语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真实地展示了女性 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能；通过她们成功而又具有悲剧性的牛命历程对男权文化的语词 和话语的确定性功能勇敢地提出挑战，并从文本的角度对父权制社会文化进行反叛。d 不论是对女性话语缺失的焦虑还是对女性话语重建的思考，不论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 社会话语的质疑和叙述功能的拆解还是对它所依凭的历史的嘲弄和颠覆，王安忆都是 非常出色的。她的一系列作品构成了对男性叙事制造出的文化经验模式的解构，奠定 了她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地位。 木文下篇着重从王安忆创作特征表现其女性意识的独特。长期以来，父权制社会 将女性处处置于其统辖之中，其文化传统炮制的种种3。【。话将女性强制性地规定在作为 第二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淑女，贤妻良母）中。王安忆彻底地解构了父权制的 婚姻、爱情，指出那不过是男人欲望的投射。王安忆的作品还痛切地表达了父权文化 机制通过女性而存在、延续的各种形态，指出女性不Ij觉地充当父权文化机制代言人 的悲哀。王安
张昊翔[7]2005年在《叁个“女性文本”和一种话语诉求》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女性主义文论是伴随着上世纪末期中国大规模引进外来话语的潮流而发展和兴起的。同其他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一样,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也经历了从单向接受到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一方面不间断地从外来批评话语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思想,另一方面努力寻找更好地将外来话语和中国语境相结合的方式。本文试图从西方批评话语、中国批评实践与中国创作实践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度去深入探讨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女性主义”的建构努力。 本文在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下中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定义”的必要性和两难,由此我们得知: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必须得到精确的“定义”方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得到正确使用。 第二章力图从建构中国女性话语的角度入手梳理发生在中国女性主义文论接受史上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和从“女性文学”到“女性写作”的两次“话语转向”,并依据现有的思考对界定“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第叁章则通过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叁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说明中国语境下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交融会通的事实及其意义,从而总结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始终如一的话语诉求:发现并表达真正的女性。
李馨[8]2017年在《台湾文化视野下的王安忆写作》文中认为王安忆的写作不仅在内地具有影响力,在台湾地区也受到广泛认可。王安忆的作品较早进入台湾读者视野,并出现大量研究成果。台湾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文学既有共通之处,但1949年之后与大陆不同的发展走向使之具有其独特的品质。探讨台湾研究者对王安忆及其作品的研究角度、方法和得失,其意义在于:研究者的视野和关注点,是出于其自身的立场和兴趣,这值得关注;在台湾的文化视野下,为什么是王安忆成为了他们的关注点,同样值得研究。论文期待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看到更多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角度,同时希望能够借助台湾视野,为内地的王安忆研究做一定补充。台湾文化视野之下,对王安忆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叁个主题。第一,台湾文化视野下的王安忆城市写作。台湾论者在"上海怀旧",城市的"物质性"、以及审美性的农村,以及"我——城"关系方面,都有细致而微的探究。这与台湾自身的较高的都市化程度,以及良好的都市文学发展传统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王安忆本人的都市书写特点同台湾的语境有较多契合之处有关。第二,台湾文化视野下的王安忆"身份政治"写作。受独特的地缘和文化背景影响,台湾论者非常关注上海的"殖民地"身份。这种"殖民"的敏感,使得论者分析王安忆关于香港的书写时,提出小说中"盲视"和"他者"立场的问题。问题则在于,这个角度的讨论,会出现"反误"和过度阐释,有过度政治化之弊。第叁,台湾文化视野下的女性写作。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快速发展,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在台湾语境被理解提供了极佳的语义场。论者以"叁恋"和《长恨歌》等,探讨王安忆细密繁复的书写,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上述叁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一个典型评价中——"海派文学大家",并主要涉及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关系。该评价的产生与张、王二人写作风格有关,也与文学评论的定位有关。王安忆与台湾"张派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等一起,共同继承了张爱玲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并且在写作上有互相借鉴的可能。这种共同的传统和可交流性,是两岸文化交流剪不断的根系,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陈莎莎[9]2014年在《八九十年代知青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八九十年代是知青小说繁荣发展的时期,大量的知青小说承载着知青们对理想、激情、青春、责任和献身的深情。知青作家群中出现一批优秀的女知青作家,她们根据自己上山下乡的独特经历进行了知青题材小说的创作。然而,“女知青”这一形象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往往不是作为重点来塑造,在男性话语权主导下的宏大叙事下,这一形象往往被忽视甚至无视。女知青作家以自己的知青亲身体验为基础,在冲破男性话语权的尝试与努力中,着力塑造在“时代强音”下的女性私语空间,让在知青叙事中被淡化的女知青形象鲜明起来,构成宏大叙事下的“女性独语”。不论是女知青作家还是文本中塑造出的女知青形象,都是知青小说中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分析“女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中塑造的“女知青形象”入手,细致梳理知青小说文本关于“女知青”的书写,以及女知青作家的相关小说文本,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梳理其对知青文学发展的影响。第一章是从“女知青”这一身份认同开始探讨,通过探究女知青作家基于女性本位以及运用个人知青经历及体验的方式,分析“女知青视角”如何产生以及女知青作家运用“女知青视角”的价值。探究女知青作家如何运用平静温和、清远疏淡的叙述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知青个体,从而自由出入知青小说叙事中。第二章是对知青小说中不同女知青形象进行归纳,梳理出具有叁种不同风格的女知青形象：杂糅男性特征的女知青形象、性别特征模糊的女知青形象以及女性特征显着的女知青形象。通过比较分析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展现的女知青人物形象的差别,找出知青小说中女知青形象不同的原因,以及女性视角下女知青形象的独特性与局限性。第叁章是对知青小说中“女性书写”的贡献与价值的探讨。从“女性书写”对于女知青个人隐秘体验的挖掘、知青爱情的描摹以及对“插队”边疆、乡村生活的丰富呈现等角度,展现其对于知青小说审美叙事、知青文学艺术风格以及对当代女性创作艺术形式的影响。
罗薇[10]2016年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文中研究说明20世界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女性意识的日渐觉醒,她们开始以清醒的性别身份、女性的历史眼光进行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这种书写既有着对女性生命经验和身体欲望等感性内容的描述,又有着对以往被忽视、歪曲的历史女性形象的纠正还原,同时也有着对历史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与剖析,充分展现了历史女性的生命意识和存在之思。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在冲破男性话语权的尝试与努力中,给予历史以全新的阐释,赋予历史题材小说以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并体现女性书写历史的勇气与智慧。在这样的历史使命无声的召唤下,出现了90年代历史题材女性书写的巅峰时期。本论文选取能够代表9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女性书写艺术价值和创作成就的叁部长篇小说——赵玫的《高阳公主》、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凌力的《梦断关河》,以点带面地展开对9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的分析研究,着意梳理发现90年代历史题材女性书写的基本特征及独特价值。正文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从时代背景和创作语境分析9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形成的条件和影响。第二章追溯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的演变,主要研究小说中的叁类女性形象：“妖魔化的公主”、“风流放荡的交际花”和“卑微下贱的优伶”,并从人性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人物形象的新质。第叁章从精神层面上分析历史题材女性书写对女性生命意识的表达和存在境遇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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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D]. 毕磊菁.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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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D]. 余琼. 浙江大学. 2016
[6]. 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中的王安忆[D]. 李平.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7]. 叁个“女性文本”和一种话语诉求[D]. 张昊翔.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8]. 台湾文化视野下的王安忆写作[D]. 李馨.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9]. 八九十年代知青小说中的女性书写[D]. 陈莎莎.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10]. 20世纪90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D]. 罗薇. 湖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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