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物质论文,利益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有人类以来，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就始终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可以说，物质利益是人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因。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回避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坚持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而为之奋斗，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笔者认为，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成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党在成立之初，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心，坚持把党的奋斗目标与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提高了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应运而生。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就明确规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一大后，党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1922年5月，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拟定了劳动立法四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其中包括保护工人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等。劳动立法等内容经许多报刊转载，深得工人拥护，实际上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斗争纲领。
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底，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就提出要用农民的力量推动国民革命，实现“耕地农有”。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深刻论述了“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使中国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翻身，首先要照顾到大多数农民的利益。随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而北伐的纲领必须以解放农民问题为主干。”在此期间，各地党员通过直接参与农民运动和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各地农会也开展了谷米限价、减租减税的斗争，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后来，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下，由于他不了解“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党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看不到、更瞧不起农民的力量，处处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认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宣传，不能立刻实行”，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严重削弱了党对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使得在国民党右派叛变时不能组织有效抵抗，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二、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党群、军民团结一致，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之路，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阶段。
（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士兵的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使人民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显著提高。
“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面对严峻的局势，进行了“三湾改编”。前委作出决定，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军官不许侮辱士兵，废除肉刑和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在衣着、伙食上待遇平等等。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重申红军实行民主制度，指出官长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由于红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同吃同穿同住同劳动同作战，待遇平等，上下一心，为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打下了牢固基础，人民军队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战斗力显著提高。
（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密切了党群、军民的血肉联系，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从中共二大到五大的决议都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之一。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就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红军来源于人民群众，红军官兵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团结广大群众，以共同完成革命任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约1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党在解放区农村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于土地还家并自主，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教育，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长期被压迫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有力地保障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革命战争时期，也有不少教训可鉴。在红军反围剿时期，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认为可以包治百病，至高无上，甚至将思想政治教育绝对化，在组织上强调所谓的“政治性”，结果在实践中造成极大的危害。
三、建国初期，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各级党组织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关心群众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
另外，党还注重教育群众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处理这三方面关系时，必须兼顾三者利益，必须处理得当。思想政治工作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持久，需要在群众中经常进行这种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引导人们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使个人从切身利益上关心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教育引导人们在三者利益发生矛盾时，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建国初期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的有益探索是十分可贵的，可是建国后不久，“左”的思想就占了上风，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林彪江青一伙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粮食颗粒不收也不要紧”。谁要抓生产，谁就会被诬蔑为唯生产力论，谁要抓业务，谁就会被指责为“复辟”、“回潮”、“不务正业”。在这种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物质利益被视为离经叛道，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其间，林彪江青宣扬精神万能论，突出政治论，造成了思政教育与物质利益的严重对立。他们表面上是把思政教育捧到天上，实际上是摔到了地下，使思政教育严重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文革浩劫给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巨大破坏，又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政教育的深刻反思。
四、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的物质利益日益多样化，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利益原则应注重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复杂利益关系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但是，还是有人把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对立起来，有的片面强调物质激励而贬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的夸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而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显然，以史为鉴，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
当前，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应强调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方针。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物质利益而存在，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为，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只要物质利益搞好了，人民群众的一系列思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他还强调“应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方针”，“不能推崇精神原子弹，不能迷信奖金万能”，物质鼓励不可缺少，但滥用物质鼓励又可能使人们的物质欲望无限膨胀而偏离物质鼓励的初衷。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物质利益原则，应把兼顾与服从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努力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同时，每个人都应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个人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强调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把兼顾与服从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人们在正确处理复杂利益关系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