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娟[1]2003年在《网络编辑及其规律初探》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以媒体角色进入传媒环境伊始，一面是新媒体造势咄咄逼人，一面是传统媒体杞人忧天般地生发出很有可能被取而代之的恐慌。而经过短期震荡后的传媒环境呈现的局面是传统媒体依凭网络如虎添翼，网络媒体则呈捉襟见肘之态。这种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网络媒体编辑环节的薄弱。表现为内容制作单调粗糙，缺乏有新意的策划而不得不拾传统媒体策划的牙秽；网络功能的发挥没有明确的指向；网络编辑人员技术决定论。本文正是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应当加强网络编辑环节的观点，并具体地从网络编辑流程、编辑内容、编辑主体不同角度展开论述。文末还对网络编辑的规律做初步思索。希冀能为强化网络编辑意识抛砖引玉，可以说重视编辑就是重视内容，就是真正抓住了网络出版的活的灵魂。文章先将网络定义为“后媒介”，并从网络传播中细分出网络出版，就网络出版的概念、形式、特点予以说明。在此基础上对比网络编辑流程与传统编辑流程，总结出网络编辑的新特点，即由平面编辑向立体编辑转变，由单媒体编辑向多媒体聚合集成编辑转变，由线性编辑向非线性编辑转变。接着将编辑内容分为内容、功能性形式、装饰性形式叁类。内容部分突出了标题编辑可以参照新闻标题的编辑，多媒体的典型形式Flash在编辑中运用电影化思维。功能性形式编辑中介绍了超链接、表单的编辑特点，装饰性形式中介绍了动态字幕、HTML等。由于网络编辑客体转变的特点，相应地要求编辑主体随之转变。表现为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和编辑理念的更新。为了形象地体现这种新的角色定位，本文提出了信息过滤人、信息经纪人，信息服务人叁位一体的编辑角色。这种角色要求编辑不仅仅是编辑文字符号、表现形式这些作为世界存在的表象信息，而更应对包括介质、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信息本身所构筑的文化信息环境的编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诚信、品牌、受众、安全等成为网络编辑的新理念。分析网络编辑的客体、主体，目的还是探索一些网络编辑环境下的编辑规律，受理论学养的限制，本文仅就虚拟性，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网络媒体效果与媒介效率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得出了虚拟的意义在于激发创造，编辑的经验之锚是维系网络智慧的根本。
詹益锦（Chan, Yi-Chin）[2]2016年在《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蕞尔小岛的台湾约有2300万的人口,却有多达七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电视新闻台,堪称是全世界电视新闻台密度最高的国家。此一盛况源于1991年台湾开放有线电视的设立许可,遂打破了长期以来党政军垄断电视媒体及言论一言堂的局面,渠料数量多样的电视新闻台却因为恶性竞争等诸多原因反而造成电视新闻内容的同质化,内容多元化的期待落空,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电视新闻媒体的高度不满,批评媒体是社会的乱源。日益严重的电视新闻同质化趋向,使得台湾受众接收的是“非多元化”的信息,此一同质化是一种偏向性的失实,排挤公共信息的能见度,将不利于民主社会对多元声音的基本需求,这种偏向是信息生态的失衡,势将导致台湾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失衡,进一步地引发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危机。本论文主要借助媒介生态学相关理论,结合电视新闻产制生态现象,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对市场经济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进行考察和分析,解读电视新闻同质化对信息生态、媒介生态及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第一章针对媒介原生态,也就是从“组织层次”探究新闻同质化的关系,包括媒体生态位、媒介常规、市场导向等产业结构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本研究的六家新闻台都是市场导向的商业电视台,在生态位的选定上,就已经确立了商业利益至上的趋向,此一趋向导引着新闻台竞相产制感官主义式的新闻为主流,排挤公共议题信息的露出机会,导致公共舆论的社会效益被牺牲,且逐渐形成媒介的新常规,久而久之,媒体组织从高层到底层的新闻工作者,皆耽溺在常规中而停滞,不但欠缺创新突破的企图心,更无暇坚守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章针对媒介内生态,从“职业层次”与新闻同质化的研究,包括一窝蜂的产制行为、记者间的互动与媒体博奕、记者间的会稿机制等产制环境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一窝蜂的产制行为是新闻工作者的惰性使然,而一窝蜂产制行为存在于采访、编辑到播报的流程中,同时,不同媒体的记者和记者间的人际互动需求、会稿机制,都导致了烂独家充斥、无关紧要独家新闻等无用信息,使得台湾电视新闻毫无差异性的同质化,另外,新闻工作者对于消息来源的过度依赖,进而受制于消息来源,媒体监视环境的能力式微。第叁章针对媒介外生态,从“制度层次”与新闻同质化的研究,包括收视率导向、新传播科技、异业媒体或第叁方影音(tpv)等竞争市场与广告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收视率做为电视新闻台的产制指标,引领着新闻台的市场导向与记者的产制行为,日新月异的新传播科技不断地影响产制行为、产制流程与常规,异业媒体的竞争白热化,更影响电视新闻内容取向,导致电视新闻追逐经济效益的极大化,而大量产制污染的、伪劣的、表相的信息,使得真相性、知识性、重要性、思想性等信息匮乏,这是电视新闻台对社会责任的弃守。第四章基于前叁章的分析,台湾电视媒介新闻同质化的偏向,严重冲击台湾电视新闻的生态环境,且从原生态、内生态、外生态都产生了质变,使得台湾电视新闻台的信息失衡。从原生态就出现根源上的病征,使得在内生态上也一并出现产制面的问题,加上外生态的竞争环境、广告等因素对原生态与内生态的影响,使得台湾电视新闻产业出现全面性的生态失衡。第五章从电视新闻台的信息失衡,以媒介生态平衡观进一步探究媒介生态的危机,媒介做为社会公器和人民喉舌的角色,台湾电视新闻台不论在原生态、内生态或外生态上出现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势必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大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本研究发现,台湾电视新闻生态有叁大危机:(一)第四权力(thefourthestate)的退缩;(二)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衰微;(叁)电视新闻的弱智化。对于台湾电视新闻台所遭遇的生态危机,本研究也基于媒介生态平衡观,提出寻回生态平衡的出路与转机:(一)坚持平等—落实媒体“问责系统”机制的建构;(二)鼓励创新—跳脱收视率箝制,挖掘新的生态位;(叁)倡导绿色—深化媒体识读教育与公民监督媒体机制;(四)提倡多元—实行生态位分离策略规避恶性竞争。过去针对电视新闻同质化的相关研究都是从单一层面切入,无法看到较为巨观的电视新闻同质化全貌,以及电视新闻同质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本研究是第一个从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出发,探究电视新闻同质化所引发的信息生态失衡,以及信息生态失衡如何导致电视媒介生态的危机,是理论与实践交互验证的初探性研究,本研究从产制内容与市场竞争等结构面向进行媒介多元研究,有助于媒体多元理论的建构,同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电视新闻产业界改善电视新闻同质化的偏向,以及所引发的电视媒介生态危机,对于健全台湾电视媒介的生态环境略尽棉薄之力。
李婧[3]2015年在《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文中认为建筑遗产测绘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中国建筑遗产测绘事业已经过80年发展历程,由于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如管理机制不完善、标准要求缺失、专业人才匮乏等大量瓶颈性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广泛查阅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主要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的测绘成果及相关历史文献、访问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创性引入西方测量方法调查古建筑以来,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实践与理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实践成果、理论与技术发展,尽可能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遗产测绘的发展变化脉络,对于解决测绘领域的发展瓶颈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按照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历史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论述。首先回顾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的建筑调查测绘实践,分析了中国营造学社系统开展建筑遗产测绘的背景和条件,进而对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筑遗产测绘活动进行考察,分析了上述活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建筑遗产测绘对于古建筑维修向文物保护工程转化的作用。其次,将1949年以后文物建筑测绘的历程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文物测绘的实践历程、管理体制、技术理念、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然后,对天津大学古建筑测绘历史进行个案研究,作为共和国建立之后高等院校从事建筑测绘遗产活动的缩影。最后,就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中存在误区、争议或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审视因果,以史为鉴,在已有的宏观建筑史学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赵麦妮[4]2007年在《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新特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给传播业带来强烈震撼,也给人类文化的进步增添光彩。技术、传播和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作为文化传播产业链上的出版业经历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的演变,已将人们的生活带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历来紧密相连,出版业一产生就同编辑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技术的革新,编辑活动的发展和出版物的演变,编辑过程也在发生变化。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反映着编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一直是编辑学研究和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编辑过程的发展变化折射出编辑学科一定的发展变化,而且编辑过程的发展变化始终与出版活动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伴随着数字化的深入,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出版悄然兴起。研究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的嬗变,对于数字化时代编辑规律的演进过程是一种有益探索。本文以网络环境下的编辑过程为研究对象,从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的关系上着眼,研究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的新变化,进而探索编辑活动发展的规律。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网络出版和网络出版物概述。对网络出版的概念、特点和类型以及网络出版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网络出版物及其特点作了梳理。第二部分:编辑过程探索。对编辑过程与编辑活动的区别与联系做了分析和探究。第叁部分: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的新特点。总结出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各环节工作情况,分析探究了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呈现出的多个新特点。第四部分:编辑过程的新特点给编辑工作带来的影响。分析了编辑过程的新变化给编辑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五部分: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新特点对编辑主体提出的要求和应对策略。着重分析了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主体面对新挑战如何完善自己,才能更好地履行现代编辑的历史使命。
王军营[5]2014年在《提升网络编辑素养问题初探》文中指出新媒体的发展,使网络编辑职业也有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伴随着各大网站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网民对于网络信息质量要求的提高,对网络编辑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网络编辑应从媒介素养、个人综合素养、引导素养叁方面着手,注重对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
叶立国[6]2010年在《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建及其哲学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典科学逐渐走入困境,系统科学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并凸显其价值。国内外对系统科学众说纷纭,内外研究之间信息流通不畅,无法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整个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范式猛烈的冲击着经典科学的诸多方面内容,但是对之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相对匮乏。在该背景下,对国内外系统科学的内涵进行全面分析,以之为基础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并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国内外系统科学内涵及理论体系的系统分析为基础,在融合中外合理性思想基础上,发展并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进而对该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做具体论证。以对系统科学的探讨为基础,在范式理念下深入研究了系统科学的几个重要哲学问题:系统科学是否引发科学革命、系统科学的理论突破、世界观的转换和方法论内容的变革。为了从根本上全面领会系统科学的精髓,本文以“系统科学形成”的探讨引领全文。全文以系统科学相关文献综述为基础展开。对“系统科学的形成”从叁个方面进行分析:哲学思想为之提供形而上学基础;科学思想为之提供理论背景;在系统运动中,系统科学得以孕育生成。在“国内外观点的分析与比较”中,以系统科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差异为标准,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各分为叁类。国内:静态集合论、动态集合论和重建论;国外:互补论、集合论和数学方法论。本文把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差异总结为六个方面:由于整体研究思路的差异(国外是从其他学科中来到其他学科中去,国内是从系统科学中来到其他学科中去)导致研究群体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学科关系、对系统科学功能的理解不同,另外,国外更为关注元系统科学范式与哲学基础的研究。比较之后本文提出“融合与发展”是加快国内外系统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从以下叁方面“重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其中,研究对象是存在和演化的系统间具有一般意义的关系性特征;研究任务可以总结为“探索对象系统→归纳关系性特征的一般性规律→建构理论与方法→控制和管理系统→探索对象系统”的反馈回路;学科性质可以概括为非“科学”性、中立科学性、建构论、弱经验科学性和问题指向性五个方面,以上学科性质使之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二、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构架。该体系包括核心系统和外部环境两部分,内外结构之间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叁、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微观结构。微观结构主要涉及系统科学的核心系统,包括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科学学科、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四个子系统,本文对每个子系统进行了具体阐述。相比于其他体系,该体系存在五个方面的创新: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非线性立体结构;核心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交融;系统科学哲学进入核心系统;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叁元划分;核心系统的叁阶层次性。在库恩范式理念指引下,本文对“系统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思考”:一、通过对范式概念的分析提出硬、软范式范畴,进而得出系统科学不构成硬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只构成软范式转换的观点;二、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系统科学的理论突破:建构论、跨学科、整体论、生成论和关系论;叁、把世界观的转换总结为五点:从构成论到生成论、从存在论到演化论、从实体论到关系论、从简单论到复杂论和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四、把方法论内容变革总结为四个方面:从获取理论知识到解决理论或现实问题的目标转变、从还原论到超越还原论的基本原则转变、实践论方法的引入及其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定性方法的引入及其地位的确立。随着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世界观和方法论日益形成,在理论层次,系统科学范式正在逐渐完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一、全面理解国内外系统科学观点;二、深入剖析系统科学国内外研究差异;叁、重新建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明确其核心思想和优势所在;四、提出系统科学不构成科学革命、只构成软范式转换的观点;五、系统总结系统科学的五大理论突破;六、全面理解系统科学范式的世界图景;七、揭示系统科学方法论内容的四大重要变革。本文属于基础性研究,论文的结束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研究的开始,结语中简要探讨了系统科学未来的几个重要研究问题,终点就是新的起点。笔者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深入系统科学的相关研究。
陈剑[7]2017年在《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与实践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来源于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他治国理政新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的研究立足较为翔实的文献材料,围绕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形成的背景与条件、思想内涵及其理论创新和特色系统展开。第一章重点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作了交代,客观分析了现有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重点对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实践基础进行了梳理。接下来对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分四个部分进行阐释。第叁章重点研究了习近平的舆论引导理念,第四章重点研究了习近平的舆论监督理念,第五章重点研究了习近平的媒体融合理念,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习近平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理念。这四个部分在逻辑上紧密相关、互相联系,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以媒体融合为抓手,以新闻工作者队伍为保障,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和舆论监督实效。第七章则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创新和特色。本论文认为,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创造性地把全局性贯穿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环节,将“时、度、效”作为舆论引导的具体要求,厘清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政治上坚定、业务上精湛、作风上优良,让党和人民信赖、放心作为建设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具体要求。重提了“党性”、“人民性”的关系并阐释了具体内涵,以“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理念统领自身新闻舆论观的各个领域。始终以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为基石,既具有实践性又彰显时代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刘杰[8]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说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郭海鹰[9]2010年在《网络编辑人才媒介素养培育初探》文中研究表明网络编辑的媒介素养,不仅关系着传播内容的质量,而且直接影响受众价值取向。培育网络编辑的媒介素养是弘扬主流文化、强化出版思想教化功能的必然选择,是抵制网络出版泛自由化和泛娱乐化的必然选择,是抵制文化霸权和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因此,加强网络编辑的媒介素养教育是当务之急。可通过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感培育、批判性思维培育、全球传播能力培育,加大对网络编辑人才媒介素养的培育,提升我国网络编辑媒介素养整体水平。
匡导球[10]2009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和科技背景下,中国出版技术完成了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型。对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的历史变迁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探索中国传统出版技术向现代出版技术转型的动因、机制与变迁模式,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而从技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变迁,目前仍是学术界很少涉足的领域。界定出版技术的定义、性质及其构成是研究出版技术变迁的前提。出版技术是指传播主体对作品信息进行编辑、复制以及“原样”传输的操作技能,是反映在物质形态的工具、机器等装备,网络形态的系统、程序等软件,以及出版过程中体现的信息组织理念、工艺流程和实施手段。出版技术是观念形态与操作形态的统一,而非出版过程中具体工艺过程的简单拼加。出版技术至少包括编辑技术、复制技术、介质制造技术和发行技术四个方面。出版技术的每次重大创新,都大大增强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改进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方式,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因而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科学划分出版技术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出版技术变迁的基础。从社会形态、技术手段分析,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技术变迁可划分为叁个阶段：1900年至1949年；1950年至1984年；1985年至2000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变迁轨迹。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技术、出版救国的新思潮、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出版技术的近代化。铅活字技术与半机械化印刷技术的结合,提高了出版生产的效率,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印装水平、发行方式也得到全面更新；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编辑形态和编辑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编辑形制基本形成。中国出版业核心技术、工作流程、组织形式、经济规模均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深刻变革.1950年后,出版业整体过渡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阶段,出版各部门产量、质量都得到显着提高,编辑、制版、印刷、装订及发行等环节实现了整体配套.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出版技术总体发展较为缓慢,没有实质性突破,且各技术门类发展不平衡。80代初,造纸工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但因原料供给、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而此阶段编辑技术从选题、内容编排到校正、定稿等环节日益完善和规范,标志着编辑技术体系更加成熟。专业化的发行体制解决了发行覆盖面小、渠道残缺堵塞等技术难题。在出版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受工业制造水平影响,投入生产环节的新产品、新设备不多,但在研发方面仍有不少突破,为80年代中期出版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基础。现代出版技术体系的形成始于1985年,以北大激光照排技术通过国家鉴定为标志。随着计算机排版技术的发展,出版业彻底告别“铅与火”而走向“光与电”,“数字化工作流程”将印前、印刷和印后过程整合成一个具有统一数据格式的不可分割的系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编辑技术趋向于数字化、自动化和一体化；各种适合海量存储的磁、光等新型出版介质的问世使信息存储不再局限于单一纸介质,出现了风格迥异的数字出版技术；在高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下,依靠功能强大的办公、营销管理等应用软件,出版发行和销售环节的信息化管理成为现实。现代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拓展了出版的外延,建立在“机械复制”技术基础之上的出版形态已不是出版业的全部,出版产业开始走向以文化资源整理和内容创作为表现形式的信息生产和再生产。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史,我们可以看出,出版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行业,出版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具有其独特的进化规律,呈现出加速性、累积性、一体化和数字化等特征。出版技术并不是按照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驱动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的因素包括：(1)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推动；(2)文化启蒙、民族运动与文化建设的政治推动；(3)科技革命与相关技术群落的技术推动；(4)技术创新政策与科研体制改革的制度推动；(5)出版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推动。出版技术的转型机制,表现为技术——需求双重诱因模式、政府行为诱因模式与企业行为诱因模式。不同的创新机制,产生不同的创新效应。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出版技术的创新机制也呈现出相应的演变轨迹。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出版技术创新开始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其结果是技术进步的速率加快、周期变短,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增强.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为主导的多维整合效应逐步显现。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推进出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味引进成套设备,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依赖性,制约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出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缺乏技术自主性,稍有不慎,将危及国家信息安全。出版传播技术的变迁是自然世界的动态进化过程,从印刷、网络出版到跨媒体出版,出版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增加了出版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力,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表现在出版技术进步不断增强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出版技术发展推动人类文化交流模式转变以及网络出版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中国出版技术创新已走过“引进创新”阶段,正致力于技术的“集成创新”,其未来方向应是“自主创新”。为此,必须改善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改进技术引进方式,建立新的技术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新的技术激励扩散机制,并以市场为导向,坚持高起点与延续性,实现出版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推动出版技术创新的环境、目标和途径,以及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网络编辑及其规律初探[D]. 刘娟. 北京印刷学院. 2003
[2]. 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现象研究[D]. 詹益锦（Chan, Yi-Chin）. 苏州大学. 2016
[3]. 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D]. 李婧. 天津大学. 2015
[4]. 网络出版环境下编辑过程新特点研究[D]. 赵麦妮. 河南大学. 2007
[5]. 提升网络编辑素养问题初探[J]. 王军营. 新闻世界. 2014
[6]. 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建及其哲学思考[D]. 叶立国. 南京大学. 2010
[7].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与实践初探[D]. 陈剑.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8].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网络编辑人才媒介素养培育初探[J]. 郭海鹰. 教育学术月刊. 2010
[10].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技术变迁研究[D]. 匡导球.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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