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子论文,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家庭系统理论和亲子关系互动理论的提出，研究者对亲子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开始探讨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其中亲子沟通正是亲子之间互动的重要方面。青少年处于人生发展历程中的特殊阶段，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1,2]。因此，本文主要对国外近20年来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进行综述。
1 亲子沟通研究的理论
1.1 亲子沟通的作用机制理论
亲子沟通的作用机制理论主要有家庭沟通图式理论和资源交换理论，这两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亲子沟通的产生和作用机制各自做出解释。
1.1.1 家庭沟通图式理论
Fitzpatrick的家庭沟通图式(Family Communication Schemata)理论[3,4]认为家庭成员有一个关于家庭关系和成员之间沟通的内在工作模型，即家庭沟通图式。该图式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指导个体对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在一个家庭中，除了家庭成员共有的家庭图式外，还会因成员之间关系性质的不同，形成不同关系的沟通图式，例如夫妻沟通图式和亲子沟通图式。图式不同，其内容也不同。Fitzpatrick认为亲子沟通模式有两个维度，即关系定向和观念定向。关系定向的沟通强调家庭和谐以及成员间的依赖，高关系定向的父母认为儿童不应该与成人争论、不该表达不一致的见解；观念定向的沟通强调要为所有家庭成员创造一个不受拘束的交往环境，高观念定向的父母认为儿童应该看到事物的多面性，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每个家庭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可以把家庭划分为4种类型：一致型（两个维度得分都高）、多元型（观念定向维度得分高，关系定向维度得分低）、保护型（观念定向维度得分低，关系定向维度得分高）和放任型（两个维度得分都低）。Fitzpatrick关于亲子沟通模式的论述影响较大，引发了许多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关注。
1.1.2 资源交换理论
该理论假设沟通类似于资源的交换，家庭沟通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交换资源（比如思想、情感等）。它应用到亲子沟通中，能够为父母的亲子沟通方式不同其子女的发展也不同提供一个解释。例如，专制型父母的子女为什么更易出现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呢？该理论认为，专制型父母主要通过滥用惩罚、不良监控、负强化等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此种教育方式下的儿童也倾向于以消极方式对父母做出反应，形成了亲子间的消极互动，久而久之，就导致了儿童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此理论启示我们，如果亲子之间早期能形成良好的沟通，则会为后继的沟通奠定下良好基础，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则易形成沟通不良的恶性循环[4]。
1.2 亲子沟通的功能理论
从家庭系统观出发，研究者认为家庭是一个动态系统，有其结构法则和运作方式，沟通是维持良好家庭功能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能够描述家庭运作状况的家庭功能模型，著名的模型有Olson的曲线理论模型和McMaster的家庭功能理论模型。
1.2.1 Olson的曲线理论模型
Olson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有效性的反映[5]。它包括3个维度：亲密度、适应性和沟通。其中，沟通是对亲密度和适应性起促进作用的重要维度。家庭成员通过沟通来表达亲密，也通过沟通来处理与适应有关的问题（问题解决、家庭争论等）。Olson从两个维度考察了沟通对家庭功能的影响。一是开放性沟通，它指亲子之间可以自由交换信息、表达情感，没什么约束；二是问题性沟通，它指亲子之间在沟通时受拘束，表达看法时很谨慎，对沟通话题也有着很强的选择性。良好的沟通是开放性较强、问题性较少的沟通。他还指出，亲密性和适应性与家庭功能均呈曲线相关，亲密性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根据亲密性和适应性的程度，可以把家庭划分为平衡型、极端型和中间型。沟通良好的家庭属于平衡型。
1.2.2 McMaster的家庭功能理论模型
McMaster认为家庭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6]。它包括6个维度：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沟通是家庭功能中的重要维度，家庭成员通过沟通，实现问题解决、角色分工、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沟通尤其是家庭成员间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儿童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突然增强，希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尊重理解，如果父母仍然把他们当作小孩子，那么，此时期的亲子关系可能紧张、冲突增加，或者子女疏远父母，对父母缺乏袒露。所以，在一个家庭中，旨在解决问题的沟通尤为重要，这种沟通对于维护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都很重要。
2 亲子沟通的影响因素
归纳起来，影响亲子沟通的因素主要有：父母和子女的个体特征、亲子关系、家庭特征以及文化因素。
2.1 父母和子女的个体特征
2.1.1 人格特点
父母和子女的人格特点不但影响其自身的沟通行为，也影响着对对方沟通行为的感知。研究表明[7]，外向者在沟通中表现出较高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宜人性个体在沟通中合作性较强，更倾向于与对方维持和谐关系；外向者和宜人性个体对他人行为善于进行积极的感知和归因，特别是高宜人性个体在沟通中较少感知到冲突，对冲突的评价也更为积极；神经质者较冷漠，倾向于把对方行为归因为不诚实，因此表现出较多的沟通担忧和敌意，难以与对方维持沟通。此外，沟通是一个互动过程，双方人格之间的关系也对沟通有影响。有研究者从人格交互作用的观点出发，验证了父母和子女间的性格匹配与较少的亲子冲突正相关[8]。
2.1.2 睦别
亲子双方的性别都影响着亲子沟通。目前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认为，母亲与青少年的沟通较积极，沟通的开放性较强。研究发现，儿童在谈论私人性的话题时，与母亲沟通的感觉更轻松[9]。这主要是由于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不同，而且母亲比父亲对孩子的理解性和接受性更强，反应更敏感，而父亲更具决断性，拥有更多的权威，因此青少年不愿将一些情绪性的和个人的事情告诉父亲。研究者也发现男生和女生与父母沟通的内容不尽相同。在一些敏感性话题和交友、兴趣等方面的个人性话题上，男生避免与父母沟通的频率高于女生；在与性有关的话题上，他们都倾向于与同性别的父母谈论[10]。研究也证实女生善于情绪表达，无论什么样的话题都比男生更善于向父母袒露[11]。
2.1.3 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和发展任务，因此，他们与父母沟通时也有不同表现。Sandy等人对青春早期（13岁）和中期（14～16岁）的青少年进行了研究[2]，结果表明，早期的青少年在开放性维度上得分高于中期的青少年，但是在问题性沟通维度上没有发现年龄差异。Vangelisti发现与处于青春早期、中期（平均年龄14.81岁）的青少年相比，晚期的青少年（19.78岁）与父母沟通中的问题出现频率较低[12]。总体来看，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形趋势，这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的。青春中期的青少年自主性明显增强，而父母还是把他们看作小孩子，他们冲动、偏激、反抗的特点，使得亲子关系紧张，表现出与父母沟通的困难性；而晚期青少年的认知水平逐渐提高，并趋于稳定，他们在与父母的沟通中学会了协商，因此问题性沟通较少。
父母的年龄对沟通也有影响。处于更年期的父母与青少年的沟通较为消极[13]，这一时期的父母，伴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表现出较多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这些特点影响了亲子间的沟通。
2.2 与亲子关系相关的因素
2.2.1 亲子关系满意度
亲子沟通是在亲子之间先前交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往形成的亲子关系影响着后继的沟通行为。Vangelisti对亲子关系满意度不同的青少年所报告的沟通问题进行了研究[12]，结果发现亲子关系满意度低的青少年报告了较多的沟通问题，其中主要是缺乏袒露，而亲子关系满意度高的青少年报告了较少的沟通困难。
2.2.2 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
亲子沟通也建立在亲子双方对对方行为相互感知的基础上，父母和子女通过感知和解释彼此的沟通行为，进而影响着其后继的沟通，双方对沟通感知的一致性反映了亲子之间的理解程度，也反映了其家庭特征。Barnes认为感知上的一致性水平反映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例如，家庭特征），较高水平的一致性与家庭成员的亲密性相关，较低水平的一致性反映了家庭中更多的问题[15]。他发现，青少年知觉到的沟通比父母知觉到的更为消极，与父母报告的沟通相比，青少年报告的沟通开放性较低，问题性较多，这种知觉越消极，与父母的沟通越困难，此种知觉差异是亲子之间误解的标志之一。
2.3 家庭特征
2.3.1 家庭结构
Vuchinich等人对收养家庭、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做了对比研究并发现[14]：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相比，离异和收养家庭儿童与其父母沟通比与其同伴的沟通更困难。雷雳研究发现[15]，家庭结构影响儿童与父亲的沟通，而很少影响儿童与母亲的沟通；如果是婚姻完整的家庭，父子沟通较好，但如果是离异家庭，它不影响母子沟通，却影响父子沟通。Sandy等人研究了家庭结构的大小与亲子沟通的关系，结果发现核心家庭比单亲家庭的亲子沟通较好，冲突较少[2]。
2.3.2 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对亲子沟通有明显影响。Martha等人在一项追踪研究中[16]，把家庭环境分为温暖、支持型和敌意、强制型两个维度，考察了家庭环境与亲子沟通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温暖、支持型家庭环境中，亲子沟通更为开放，他们能够耐心讨论彼此间的分歧，沟通中的问题较少；而在敌意、强制型家庭环境中，他们缺乏耐心、彼此抱怨较多，对冲突经常采取回避态度。他们还发现，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亲子沟通的影响具有持续效应：在敌意、强制型家庭中，亲子沟通困难度加大，问题增多，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在温暖和支持型家庭中，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会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向良性循环发展。
2.4 文化因素
Lefkowitz的跨文化研究表明[17]，不同种族的文化影响着亲子沟通。与欧洲裔母亲相比，拉丁美洲裔母亲与子女的交谈中，支配性较强，反映性较低。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之后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研究也证实了在拉丁美洲裔文化中，较多支配性的谈话结构，并不是一种消极类型的谈话结构。这表明，拉丁美洲裔母亲的这种交谈方式与他们的文化中强调儿童应该遵从父母的价值观有关。
3 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发展
在有关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发展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了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积极适应的关系，也探讨了亲子沟通与青少年消极适应的关系，近年来，还重视了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1,2]，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自尊、同一性发展以及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等都密切相关。Grotevant认为沟通有利于青少年协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敏感觉察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思想和情感[1]。在良好的亲子沟通中，父母与子女交流的信息更易为子女所重视，这些信息会使他们形成正确的看问题角度，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同一性发展。Sandy研究发现，积极的家庭沟通与较高的家庭关系满意度和较少的家庭冲突呈正相关，也与青少年较高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积极的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2]。另外，还有研究发现不良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的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有很大影响。Brage研究发现，青少年与母亲的积极沟通与其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影响着自尊，进而影响其抑郁水平[18]；更多研究表明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吸烟、饮酒、犯罪、攻击和性行为显著相关[19,20]；有研究发现在开放性沟通中，大多数青少年在对待性和药物滥用等方面的态度与父母的态度更为相似，他们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去参加不良活动[20]。
青少年和父母对亲子沟通的知觉差异与青少年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目前还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一些研究发现这种知觉差异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它反映了青少年试图从家庭中寻求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只要这种知觉差异不在一个极端范围，则有利于青少年的良好适应，比如发展自主性、增加亲子依恋等[21]；另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和父母对沟通的知觉差异反映了家庭的问题，会导致青少年的适应不良，例如可能导致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学习能力不足等[22]。Ohannessian发现，无论青少年和父母对家庭功能的知觉差异方向如何（即青少年知觉的家庭功能优于父母或父母知觉到的优于青少年），它都与青少年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较低水平的社会能力显著相关[22]。由此看来，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异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程度关键就在于差异的大小。
4 亲子沟通的测量
目前，亲子沟通的测量主要着眼于两个角度：(1)型式学角度。从这一角度测评的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强调了亲子沟通较为稳定的模式或规范。使用较多的量表有：Ritchie的家庭沟通型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Inventory，RFCP)和Olson的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PAC)；(2)着眼于以亲子沟通过程中的变量为指标进行测评，指标主要有：沟通话题、沟通频率、沟通方式、沟通兴趣和沟通问题等。其中把沟通话题和沟通频率作为指标的研究相对较多，把沟通问题和沟通兴趣等作为指标的很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前者比较客观，容易测查，而后者受到研究条件和技术的很大限制。但有研究指出，相比沟通的数量型指标（例如沟通频率等）而言，沟通的质量显得更为重要[23]。但如何评定沟通的质量又是研究者面临的一大困境。Rathunde认为能够反映最优沟通的指标是沟通兴趣，即家庭成员对沟通是否感兴趣或是否积极参与了沟通，如果家庭成员在谈话中可以激发好奇和喜爱，并相互倾听、表达不同观点，则可以达到沟通最优化四。Vangelisti认为衡量沟通质量就是考察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他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亲子沟通问题主要表现在分歧、误解、盘问、行为约束、否认、批评、缺乏袒露和欺骗7个方面[12]。
就测量方法而言，问卷法是亲子沟通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此外，观察法、沟通日志法和访谈法也有运用。问卷法按报告人划分为：青少年报告、父母报告和亲子双方报告。以往许多研究都采用青少年报告。有人认为，从家庭系统角度考察多个家庭成员对亲子沟通的知觉，如采用亲子双向报告，能够深入探讨亲子沟通的双向互动模式和深层次问题，利于发现双方对沟通感知的一致性和差异性[5]。与各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缺点一样，孤立使用某种方法都有一定弊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相对合理的方法。目前亲子沟通测量的发展趋势是，研究者更多综合采用几种测量方法。
5 研究展望
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由于亲子沟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今后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和完善。首先，进一步明确界定亲子沟通概念。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从心理学角度对亲子沟通做过明确界定，对亲子沟通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清晰的、可靠的操作指标，更缺少完善的测量工具，概念上的模糊使得研究者从各自的着眼点出发，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指标，由此造成了众多结论性分歧；其次，研究方法有待多样化，需要将动静态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是一个沟通者双方的互动性行为，仅采用一方报告的问卷法不能反映这种双向互动性。此外，有必要细致而深入研究沟通中的问题解决、沟通方式、沟通态度、沟通技能等，这就要综合运用访谈法、观察法、沟通日志等方法来探讨；第三，需要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研究。家庭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亲子沟通相当于微环境因素，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亲子关系构成了内环境变量，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外环境变量，可以探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内在联系；还可以探讨家庭内外各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比如探讨夫妻之间的沟通模式是否与亲子之间的沟通模式相似？青少年与同伴的沟通是否与父母的沟通模式相关？
总之，国外的亲子沟通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型式学角度研究深入到微观的沟通过程研究，目前探讨最热的是父母与子女就某话题的沟通与青少年在该方面行为发展的关系。国内的亲子沟通研究刚刚起步，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很缺乏。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西方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子沟通研究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