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_中国文化史论文

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_中国文化史论文

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史上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地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文化源远流长,它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与前代文化相比,它更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开放性,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1

忽必烈即位后,实行“祖述变通”与“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代表汉文化核心内容的理学开始受到重视,并得以继续发展。

理学在元朝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元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儒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元仁宗时,恢复科举考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本,考试内容“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苏天爵《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海内之士, 非程、 朱之书不读”(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许文正公神道碑》)。理学由此成为官学。社会上崇儒之风大盛,一些蒙古、色目贵族子弟也悉心学习汉文化。

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有许衡、刘因、吴澄等人,他们继承了宁代理学的基本思想,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许衡提出“治生”论,他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也与宋代理学家的主张不同。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朱、陆之争由此趋于“和会”,这对明代理学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2

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元朝规定,蒙古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仍然通行。成吉思汗时期,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行用,为此还创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例如,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有八个皇帝具有双重庙号(参阅黄时鉴《元代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5辑)。这种双重庙号制度, 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制度的鲜明特色。

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同时,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畏兀儿文,在元代称为“北庭书”或“回回字”,广为流行。“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汉字)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兀儿字则横书”(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畏兀儿文的基本字母和拼写原则至今还在蒙古文和满文中使用。波斯文在元代又称为“普速蛮字”。“普速蛮”为波斯语musalman的音译,意为“穆斯林”。元朝的色目人中有许多不识汉文,但通晓波斯文,在元朝的一些官府中设有专门翻译波斯文的吏员。

3

元朝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

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形成于原始公社后期,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部。“萨满”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成为萨满教巫师的通称。这种宗教认为万物有灵,对自然现象、动物图腾和鬼神灵魂都加以崇拜。古代蒙古人把天作为最高崇拜对象,凡事向天祈祷,求助上天保佑。在元朝的宫廷里,每年都要由萨满巫师主持“国俗旧礼”,举行各种仪式,以蒙古语“告神”、“祝赞”,进行祭祖祭天活动。

蒙古汗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就开始接触佛教。成吉思汗最早接触的佛教人物,是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后来,历代蒙古大汗对佛教都极为尊崇。海云颇受蒙古统治者的倚重,“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首”(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6)。禅宗曹洞宗僧人万松及其弟子福裕、 至温也在蒙古汗庭受到礼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禅宗佛教在全国各地更加发展。吐蕃佛教(即喇嘛教)备受蒙古统治者的崇信,在朝廷的地位最高。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皇帝每年从萨斯迦派中遴选高僧一人充帝师,此后便成为定制。帝师是佛教最高领袖,所领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属,诸路府州县皆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

元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金末元初,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诸派。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全国统一以后,江南正一教备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都要经过朝廷任命,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

蒙元时期,随着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徒居内地,伊斯兰教开始传播到全国各地。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回回哈的(阿拉伯语,意为法官)司,由哈的大师掌领,专门管理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及回回人的户婚、钱粮、词讼等事。伊斯兰教的掌教人员称为“答失蛮”(波斯语,意为学者),各地建有礼拜寺(俗称回回寺)。在元朝的公文用语中,常出现伊斯兰教的波斯语语词,如答失蛮、迭里威失(指苏菲派教士)、纳麻思(译言礼拜)等。

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内地。元代西北地区的克烈部、乃蛮部和阴山以北的汪古部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聂思脱里教及其教士称“也里可温”。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崇福司,专门管领也里可温教事务。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多达72所。除西北地区外,大都(今北京市)、江南各地也有许多教徒。

元代佛教、道教典籍的流传和刊印,在我国宗教文化史上很有影响。至元时,曾刊印金版《大藏经》。吐蕃佛教典籍陆续传入内地。元代后期曾刊印官刻《大藏经》(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展》,《文物》1984年第12期)。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金藏》多达7800余卷,经板和部分经书毁于焚经之祸。江南一些著名的道观,保存了部分道藏,大都来源于宋版《政和万寿道藏》。

4

元代各族史学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私家史学著作也十分丰富。这里,难以全面描述元代史学,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著名史书《元朝秘史》。蒙古大汗责令必阇赤(书记官)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撰写的历史,当时的蒙古人称之为“脱卜赤颜”(汉译为“国史”),这是记载成吉思汗家族事迹的史书。元亡后,明翰林院把《脱卜赤颜》作为教习蒙古语的教材,把它部分篇章逐字逐句地用汉字转写出来,同时在每个蒙古语词汇边旁注上汉义,还把全文划分为282 节,每节后写上汉文节译。其标题为《元朝秘史》,汉字音译的蒙古语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lo—un Nihuca Tobchiyan),意为《蒙古秘史》。《秘史》的史料价值很高,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用处。《秘史》还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研究《秘史》,在学术界称之为“秘史学”,现在已经发展成国际性的学问,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研究《秘史》的学者。

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元代著名文人虞集说:“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至正直记》卷3《虞邵庵论》)所谓“今乐府”,就是元曲。 元人把它视同唐诗、宋代理学一样,可以代表一代文化的精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戏剧,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5

蒙元时期,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比以前更加畅通。中外交通的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因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列举一些事例。

元朝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书籍陆续传入中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与此同时,中国的天文学也传入伊斯兰国家。旭烈兀汗西征时,“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91页)。伊利汗时期,中国医术传入波斯, 有许多中国医生在伊得汗庭服务。中国的印刷术这时先传到波斯,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后来,阿拉伯人的回回炮、历法(回回历)、医药(回回药方)陆续传入中国。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专门掌领回回药方。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来华的高丽文人、高僧很多,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世祖忽必烈时,高丽儒士安珦、白颐在大都(今北京市)学习理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高丽史》卷105 《安珦传》)。高丽名臣李齐贤结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斋集》问世,其中有不少描写中国自然景观和民情风俗的诗篇。

元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超过前代。当时,佛教禅宗在日本十分兴盛,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禅僧很多,记载在册的达二百二十余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东渡赴日本,带去中国的佛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的生活习俗对日本也有影响,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起来的。

总之,元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的篇章。

标签:;  ;  ;  ;  ;  ;  ;  ;  

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_中国文化史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