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国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民国论文,价值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3)12-0102-06
一、民国建筑是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将近2500年的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特征的三大文化：即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从物质层面上来讲，南京历史上的三大文化各有千秋：六朝文化主要以散布在田野里的陵墓石刻称奇，明文化主要以环绕在南京城周围的城墙（包括明孝陵）擅雄，民国文化则主要以集中在城内的各类建筑物（包括中山陵）而享有盛名。这三大文化的遗存，如果以新街口为中心的话，实际上恰好形成了一个同心圆布局。在这里，我想着重就南京的民国建筑文化作一探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风云际会，华盖云集，都城内各类建筑星罗棋布，这些建筑在为人类提供活动舞台的同时，又因人类的活动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前活跃在民国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大多已如过眼云烟，随风而逝；而当年的建筑，历经时代的变迁和人世的兴废，或多或少有一些保存下来。在今天的南京城内，这些保存至今的民国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城市的躯体，是城市的灵魂，是有形的资产，是无形的财富，更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南京民国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1840～1949)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产生(1912～1919)、转型(1919～1927)、鼎盛(1927～1937)、停滞(1937～1945)和恢复(1945～1949)五期，经历了由模仿（或称作照搬照抄）到洋为中用（或称作融会创新）的发展轨迹。
南京民国建筑现存状况，据房产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全市保存下来的民国建筑占地面积有900多万平方米。另据笔者近年来的实地调查并参考有关资料记载，南京现存民国建筑有1000余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民国建筑有200多处，无论是从现存面积上来讲，还是从数量上来讲，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南京民国建筑粗分的话，有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三大类。细分的话，可以分为八大类：一是政治、军事机关；二是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机构；三是市政、交通、电信部门；四是工商、金融、服务、娱乐、休憩场所；五是驻华使领馆；六是监狱；七是官邸、别墅、民居；八是陵墓以及纪念性建筑（详见《南京民国建筑》一书）。由此可见，从种类上来讲，南京的民国建筑门类齐全，应有尽有；从品味上来讲，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国家工程，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设计和建筑施工水平。
南京的民国建筑无论从现存面积上、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品味上来讲，在全国同时期建筑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林林总总的民国建筑构成了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
二、南京民国建筑的历史价值
南京民国建筑作为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历史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本身是一部无言的历史，是历史的见证物，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它的资治、教化功能上。
1.南京的民国建筑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座“心桥”。俗话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南京城内的一座座民国建筑，就像一部部无言的书，有形的画，凝固的音乐，哲理的诗，无时无刻都在向人们诉说流逝的历史。尽管民国年间的风云人物相继作古，但他们的后代或居住在大陆，或寄居在台湾，或侨居在欧美，他们都有强烈的怀旧情结，都有叶落归根的愿望。而南京作为昔日民国的首都，是他们的祖辈、父辈甚至是他们自身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对于他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梁思成先生曾经就北京城的保护指出：“（北京）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南京又何尝不具备这种“精神影响”呢！同济大学建筑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先生也指出：“人是一种有环境需求的动物。它需要环境里有自己的历史，有记忆，有过去的痕迹。”南京的民国建筑是民国历史的物质载体，也是启发民族意识、唤醒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对于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来说，一座座民国建筑不仅能够勾起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能够加强他们回归祖国的信念，激发他们的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以一首《乡愁》名闻海峡两岸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解放前曾经在南京生活了将近10年，并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20世纪90年代，他在阔别大陆40多年后重返故土，感慨良多：“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金陵）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白崇禧之子）90年代也曾到南京，追寻童年的记忆，当他来到美龄宫，回想起半个世纪前随母亲参加宋美龄的礼拜会时，对照眼前的物是人非，不禁发出了“寂寞宫花落”的感叹。
2002年4月5日《扬子晚报》以“台高官难舍‘中国情结’——卸任后热衷投身两岸经贸”为题，报导了台湾许多高级官员如前“行政院院长”萧万长、前“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前“经济部部长”杨世缄等人在摘掉乌纱帽后，在推动两岸经贸往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上述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南京的民国建筑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吸引海外华人投资，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2.民国建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南京的民国建筑中，有相当数量的建筑是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形象、直观而又生动的教材。能够激发下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以文教类建筑为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文教机构是民国时期培养高等人才的摇篮，当年全国各地才子云集，从这些高等学府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例如江泽民总书记就曾在金陵大学求学，吴健雄博士曾经在中央大学度过美好的时光，吴贻芳博士更是金女大培养出来的精英。同时，这些高等学府又是民国时期历次学生运动的策源地或中心。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31年的一二·九运动，再到解放前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这些高等学府中求学的莘莘学子们忧国忧民，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血汗乃至生命。今天，当我们领着我们的后代徜徉在这些美丽的校园中时，向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比单纯的课堂或书本说教更具有说服力。
再以革命史迹梅园新村、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为例，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尤其是建于30年代的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梅园新村17号、30号、35号，自1946年5月3日至1947年3月7日，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前来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驻京办事处就设在这里。其中17号是中共代表团的对外办事机构驻所，周恩来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30号楼下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楼上是机要室；35号楼下是董必武和廖承志的办公室和卧室，楼上是钱瑛和李维汉的办公室和卧室。正是有了国共谈判这一段历史，有了伟人留下的足迹，使梅园新村成为世人景仰和向往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三、南京民国建筑的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
南京的民国建筑作为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它的建筑风格上。据我们所知，南京民国建筑的风格主要有六种：
1.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大多数是单层，少数是双层，宫殿、庙宇多为重檐歇山顶，民居多为人字顶。民国时期，这一形式的建筑基本上沿袭着旧有的功能布局、技术体系和风格风貌，保持着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传统品格和乡土特色。南京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中，除了数量众多的民居外，以栖霞寺最具代表性。此外，类似的典型建筑还有煦园（总统府西花园）、瞻园（中统局）、江南贡院（南京市政府）、曾公祠（蒙藏委员会）、张侯府（立法院）、鼓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武庙（考试院）、朝天宫（首都高等法院）等。
2.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是19世纪20年代在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建筑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类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不讲究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匀称，注重纯形式的美。这类建筑在清末南京开埠后比较流行，如1870年建立的石鼓路天主教堂采用的是法国罗曼式教堂形制；1888年建立的汇文书院钟楼采用的是美国殖民期建筑风格；1909年建立的江苏谘议局大楼采用的是法国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等等。民国建立后，这类建筑逐渐淡出。南京下关的扬子饭店建于1912～1914年，就地取材，用南京的明城墙砖砌造成法国的建筑式样，是民国年间西方折衷主义建筑的实例之一。和记洋行英国总监办公楼建于1915年，是西方折衷主义风格建筑的又一实例。
3.西方古典式建筑（又称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西方古典式建筑主要是指17世纪后期从法国兴起的古典主义建筑。其特点是以古典柱式为构图的基础，突出轴线，注重比例，强调对称，讲究主从关系。这种风格的建筑多被应用在宫廷建筑、纪念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中。古典主义建筑以法国为中心，首先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后来又影响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大约在20世纪初，这种风格的建筑出现在南京的校园里。建于1922～1924年之间的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由外国人帕斯卡尔设计，采用的是标准的罗马爱奥尼亚柱式构图，并采用仿石材构造的水刷石粉面，整个建筑造型十分严谨，比例匀称，细部装饰精美，是南京地区最为地道的西方古典式建筑。建于1930～1931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采用的也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式风格，正门门厅上部立有四根爱奥尼亚式列柱，在众多的校园建筑中独具特色，成为国立中央大学标志性建筑之一。此外，建于1922年的国立东南大学体育馆、建于1924～1927年的国立东南大学科学馆、建于1929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生物馆、建于1936年的新街口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均采用了西方古典柱式构图，是西方古典建筑的典型实例，显得坚实雄伟，华贵典雅。
4.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建筑。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中、西方的建筑师力图将中国传统的建筑造型和西方现代建造技术结合起来而作出的一种尝试，19世纪后期在南京开始出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中明确强调首都南京的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由于这类“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既符合现代建筑的功能需要，又能表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貌，顺应了时代潮流的要求，所以在20～30年代的南京，这种风格的建筑成为一股时尚。这种风格的建筑较早出现在教会学校中。如1917～1926年之间建造的金陵大学礼拜堂、北大楼、西大楼、东大楼，以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学生宿舍。1922～1934年之间建造的金陵女子大学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图书馆、大礼堂，以及四幢学生宿舍，等等。教会学校中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建筑造型，意在利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表达教会尊重中国文化的姿态，以使中国的学生在传统建筑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与同一时期由中国人独办的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中央大学）的建筑一律采用西方古典式风格形成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此后，这种风格的建筑扩大到大型纪念性建筑、行政性建筑等各类建筑中。如1926～1929年建造的中山陵、1928年建造的铁道部大楼（1945年后改为行政院）、1929年建造的励志社、1931年建造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1年建造的小红山主席官邸、1931～1933年建造的谭延闿墓、1931～1936年建造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1933年建造的交通部大楼、1935～1936年建造的中山陵藏经楼、1935～1936年建造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35～1936年建造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47年建造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6～1948年建造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其中以中山陵享有盛名。今天，它已成为南京的标志性建筑。
5.新民族形式的建筑（又称现代化民族形式建筑）。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些有见识的建筑师看到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现代建筑功能相结合的矛盾，同时考虑到宫殿式建筑造价昂贵，费时费工，以及建筑格局呆板，于是提出了创新的主张，反对繁琐的复古主义形式，反对大屋顶，探索将中西方建筑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气息又具有传统特色的新民族形式。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体型构图，大多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采用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造型简洁对称，在檐口、墙面、门窗、入口部分以及室内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建筑图案。这类建筑兼顾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现代建筑功能的需要，同时又带有中国民族风格，追求的是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和谐统一。30年代南京对这类形式建筑的探索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代表性的建筑有1930～1933年建造的中央体育场建筑群、1930～1934年建造的紫金山天文台、1931～1933年建造的中央医院、1932～1933年建造的中山陵音乐台、1932～1933年建造的外交部大楼、1935年建造的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1936年建造的中国国货银行等。其中以外交部大楼最为典型。
6.西方现代派建筑（又称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状况的变化，西方现代派建筑应运而生。这种风格的建筑强调建筑式样与时俱进，主张摆脱历史上过时的建筑式样的束缚，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出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风格。由于这一风格的建筑实用、经济而又美观，便于新材料、新结构的应用，所以一经产生，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20世纪30年代这种思潮影响到中国的建筑师。他们紧跟时代的脉搏，在南京等地也设计建造了这一风格的建筑。如1932～1933年建造的首都饭店、1932～1933年建造的国民政府最高法院、1933年建造的福昌饭店、1933～1934年建造的行政院、1933～1935年建造的地质矿产陈列馆、1935～1936年建造的新都大戏院、1935～1936年建造的国际联欢社等。抗战胜利后，这一风格成为新兴建筑中最常采用的建筑风格。如1946年建造的北极阁宋子文公馆、1946年建造的美国大使馆、1946～1947年建造的美军顾问团公寓、1947年建造的公路总局、1948年建造的馥记大厦、1948年建造的延晖馆等。在这些现代派建筑中，以首都饭店别具一格。
四、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和利用
南京民国建筑作为体现南京文化个性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对于凸显南京文化特色，推进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建议如下：
1.建立民国建筑专家评估委员会。南京作为昔日国民政府的首都，遗留下来大量的民国建筑。在今天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对于这些民国建筑究竟是留是拆，众说纷纭。不加区别地保留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拆除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那么，那些民国建筑该保留，又有那些民国建筑该拆除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专家评估委员会。
我认为，这一专家评估委员会应当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构成人员应当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庸置疑，建筑学家是其中的一方面人选。但建筑并非是建筑学家的专利，建筑学家们对于建筑往往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建筑工艺、建筑技术，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是这个评估体系中的另一方面重要人选。历史学家常常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建筑，从而使建筑复活，充满人文精神和生命气息。艺术方面的专家也是这个委员会中不可或缺的人选。此外，相关部门如城建、规划、文物部门也可以派人参加。由此可见，只有组织多学科、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才能深度发掘民国建筑的内涵，才能对于具体的民国建筑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估，从而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使真正代表南京文化特征的的民国建筑（包括单体的和成片的）得到妥善的保护。
2.制订专门法规，设立专项保护基金。据我们了解，在目前281处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325处区（县）级文保单位中，大部分是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文物古迹，民国建筑被列入文保单位的相对数量较少，至今仅有9处（即总统府、行政院、外交部、交通部、考试院、小红山主席官邸、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法院）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也只有70余处。这与南京民国建筑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是不相等称的。所以，尽快制订专门法规，对于未能列入文物包保护单位的民国建筑实行登录制度，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设立南京民国建筑保护基金，对民国建筑进行针对性的保护。
3.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保护体系。一是建立多层次的保护体系，即点、线、面相结合。2001年南京市规划局编印的《南京城市规划》一书中，将梅园新村、总统府、中山东路民国建筑群、颐和路民国公馆区作为未来南京的十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四片。我认为，梅园新村、总统府属于点，中山东路民国建筑群属于线，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属于“面”，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笼统地称作“历史文化保护区”，似乎缺乏针对性，未必有利于这些民国建筑的保护。
二是建立多元化的保护体系，即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建国50多年来，我国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始终停留在政府拨款的层面上，成效是显著的，但政府的负担过重，常有顾不过来之感。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解放思想，对于一些民国建筑实施吸纳民间资本进行保护的策略。在国外，早已有这一方面的成功实践。例如，位于德国波恩莱茵河畔的贝多芬故居是16世纪的建筑，1889年建成博物馆。据说当年要拆除这所房子的时候，12个热心的波恩市民凑钱买下了它。他们还成立了“贝多芬故居协会”，直到今天仍然由这个组织管理。该协会收藏了160多件大大小小的珍品。如今对外开放，门票是8马克（学生减半）。在国内，民间资本已经介入到旅游景点的开发利用，如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的旅游景点经营权、开发权的转让。山东曲阜三孔遗址、江西井冈山、湖南凤凰城、安徽黄山市屯溪老街、安徽和县霸王祠等等，都已经转让给民间资本经营。在大多数旅游景点中都包含着大量的文物古迹，我们在出让这些景点的经营权和开发权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民间资本的正确引导，牢固树立保护第一的意识。
4.加强民国建筑研究人才的培养。在目前从事南京民国建筑的研究人员中，有的专家学者注重的是南京民国建筑的建筑价值，如刘先觉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有的专家学者注重的是其艺术价值，如张燕主编的《南京民国建筑艺术》。很少有学者将建筑、历史、艺术三方面的价值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笔者与杨新华主编的《南京民国建筑》一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由此可见，南京民国建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于民国建筑的价值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就不可能保护好南京的民国建筑，也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南京的民国建筑。因此加强民国建筑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5.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和利用。在当今时代，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文化产业必将成为我国21世纪的黄金产业。而在目前，在对民国建筑妥善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利用，或者说将民国建筑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进行开发利用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妥善的保护为利用奠定了基础，而合理的利用又为有效地保护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国内，上海“新天地”广场的成功开发对于我们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利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该广场系港商出资建设，中心建筑是“中共一大”遗址，四周是居民的石库门老房子，再外一圈是由石库门改造成的休闲场所，外围是大片绿地。港商高价购买了土地使用权，但大部分土地都是用于公益性质的，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是蚀本买卖。然而，经过港商的合理开发，不仅老建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而且也带动了广场周围的房地产全部升值，成为上海最好的地段之一。在民国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天津也走在了我们前面。据2002年11月13日《金陵晚报》B3版报导：“昨日，来宁促销旅游的天津市向南京推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旅游产品——天津近代建筑，让民国建筑之乡的南京旅游界感受颇深。……与南京类似的是，在近代史上也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天津却留有占地1556公顷的‘九国租界’，上千幢风格各异的大小别墅形成了‘万国建筑博物馆’，其中，还有不少为近代名人旧居，成为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
我们认为，南京民国建筑作为南京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作为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如果不加以积极的利用，也就失去了保护的现实意义。就南京民国建筑而言，应发挥其群体优势，进行有步骤地、适度地开发利用。
今天的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所在地，有相当一部分民国建筑还不适宜开发利用。如蒋介石官邸憩庐位于南京军区大院内、颐和路公馆区大多数为省市领导和军区领导的住宅，等等。对于这些民国建筑，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以保护为主的原则，暂时维持现状。
而对于另一部分民国建筑而言，可以考虑串连起来，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包括旅游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等。
总之，南京的民国建筑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是南京文化的精华之一。正确地认识、合理地保护、适度地利用南京的民国建筑，对于凸显南京文化特色，增强南京的城市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