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跨世纪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跨世纪论文,战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我国宏观领域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微观领域将以企业制度改革为核心，而位处“中观”的地区经济发展将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八五”末期的基本趋势，结合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多方面国际经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将可能面临如下考验与难题。
一、适度加速西部发展与兼顾公平
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中国区域布局的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向发生了明显的向东倾斜，形成一种梯度发展态势。应当说，这一战略措施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但在跨世纪发展战略中，“梯度发展理论”遇到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东、西部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的差距在拉大，特别是考虑到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区域，国防安全、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等社会发展目标要求加强对西部的投入；二是能源与原材料等“瓶颈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迫切要求加快西部资源产业的开发；三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条件；四是增长方式转换的战略要求使西部地区在历史过程中投入的固定资产存量有可能获取新的重组机会。适度加速西部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决策层的共识。
适度加速西部经济发展，难在“兼顾公平”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方式转换”存在一定的矛盾。增长方式转换是“效率优先”原则的深化与发展。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西部经济发展应当明确以下的政策思路：一是脱贫与“兴地富民”应当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尚存的7000万贫困人口主要在西部；适度缩小西部与东部差距拉大的速度，重点不在区域间人均收入的简单比较，而应当在扶贫；与1996年“国际扶贫年”相配合，中国在本世纪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也是中、西部对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大面积地消灭贫困人口。二是加大改革力度。由于历史原因，西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难度要比东部更大，因为一方面西部工业资源的配置和后来的调整过程一直主要依靠原有计划体制，旧体制存生的基础要比东部强大得多；如果说东部改革主要表现为破除旧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那么西部改革将主要表现为要破除经济运行对旧体制的深深依赖；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说，西部的农、牧业连自然经济尚未发展到成熟程度，广种薄收下极低的剩余产品率与以变换为突破口的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三是大大加快存量资产的优化再组合过程。应当强调指出，西部自身增长方式转换一定要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把重点放在利用对外开放新条件，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的原有存量资产优化组合上，绝不能以搞“规模经济”为名发动新一轮上大项目、新项目的高潮，继续强化原有“二元结构”的非良性态势。四是能、矿产业的开发一定要接受70年代末以短期增产为目标的“大干快上”导致采储比严重失调和80年代中、后期“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的“有水快流”政策导致的资源严重破坏的教训，坚持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原则。
二、特区型经济的持续增长
特区型经济是中国前一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成功创造，在过去十余年中这一类型的区域经济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支持作用。除各种外部环境条件外，特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区别化经济政策的倾斜支持。这种政策支持不仅包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及开辟“工业园区”相类似的优惠税率等财政性政策和资金方面的金融政策，而且包括率先进行市场经济试验方面的体制性政策。当前，由于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方面政策的逐步推广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确立，特区经济的政策优势正在消失；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其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政策优势的消失意味着特区经济的功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特区经济的功能应当从引进外资的“桥头堡”、市场的示范等方面作用为主转换为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集聚与再配置和打破国民经济整体旧体制惯性的“突击队”作用为主。实际上，特区型经济从90年代初以来已经明显减弱了对政策的依赖，确立了自己外向型、高科技及高附加值产业结构和资源要素优化组合机制三大新优势，以此为基点，特区型经济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三大机遇：一是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过程中与港澳经济的资源与产业结构再组合机会以及在港澳经济与内地经济接轨过程中发挥桥梁与协调作用的机会；二是在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普遍快速增长和中国进出口贸易急剧扩大的背景下成为新的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的机会；三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内地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在发挥示范作用的同时成为大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聚中心的机会。
机会就是考验。特区经济应当接受菲律宾在70年代在良好发展势头和重大发展机会面前功亏一篑的教训以及马来西亚等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严格抑制“泡沫”成份、鼓励资本集中和防止要素成本过快上升的经验，抓住机会，通过获取较高比较利益和获取外部资源要素投入两方面来再创辉煌。
三、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和防止新贫困地区出现
80年代“梯度发展战略”在制定之初，实现东部较快增长的设想本来是建立在发挥原有工业基础和存量资产的作用，以较少边际投入实现较高边际产出的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的事实是，支持了东部较快的增长主要因素是华南以及华东的特区型经济、被称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呈加速度态势涌入的“三资企业”、从8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原有工业基础及资产存量的支持作用不仅不明显，反而出现了一方面钢铁、化工、纺织、电子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以及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原有重要配置区域的经济反而趋于滞后、甚至衰落；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相反态势的反规律局面。这种局面以东北地区的重、化工基地以及部分采掘工业基地最为典型，也包括华北一些原有纺织、电子工业的重要配置地。
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区域经济效益日趋滞后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资源趋近枯竭，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化造成成本大幅度上升，大量外延投入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的主体部分只能递补原有生产能力的递减；这种状况主要存在于采掘业，不仅包括历经长期开采的老煤炭、金属矿等基地，而且包括70年代开发的一些石油基地。二是产业技术及设备严重老化，更新缓慢，不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也难以抵御日趋强烈的外部竞争，以部分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等业最为典型。三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进展迟缓，企业不仅未能卸掉历史遗留下来的“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反而在“拨改贷”后背上了日趋沉重的银行债务包袱，“三资”企业甩出的富裕人员包袱以及迅速增加的离退休人员包袱；这种状况在以大型、特大型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中最为典型。四是国家的经济政策支持不足，一方面90年代以来很多非区别化宏观经济政策中这些地区受惠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另一方面多年来缺乏强有力的区别化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未能在这些地区有效导入新的支持增长的产业与资源。
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和防止新贫困地区产生的问题是跨世纪战略中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已经引起了高层次政策决策层的密切关注。在这一问题的战略对策上不能单纯依靠地区自身力量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产业政策中过去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专门用于地区经济衰退过程中的产业调整政策，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同时加大区别化的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力度。
四、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
90年代初、中期以来，以京九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修筑、长江流域的疏通治理、连云港经陇海、兰新等线的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铁路的开通，京津唐高速公路的开通、西南澜沧江水系航道的开发和以沿海、沿周边对外开放地区局部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等为契机，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正在成为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带头区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整体的资源空间配置的条状走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京九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这一南北大动脉的贯通不仅将8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南北若干经济区域更有效地联结了起来，把新体制下形成的特区型经济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石家庄、武汉等基地型经济联结了起来，而且把东部的主要高新技术产业配置地和资源产业配置地、提供生产手段产业的配置地以及出海口岸密切联结了起来，把8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钢铁等产业的主要配置地和跨世纪发展过程中正在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汽车等产业的主要配置地联结了起来，把分散的轻工、纺织等产业的生产地和大城市的流通集散地联结了起来。这种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双重联结作用为地区间专业化与分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条件。沿长江上溯到重庆的华东、西南省区的相关地带，沿黄河以上中游资源开发为核心的相关地带和沿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铁路线的相关地带也大致属于这种条状层次。另一个层次是地区协作型的块状层次，其主要走向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地区，宁沪杭“金三角”及其内属的苏、锡、常地区，以及以特有外向优势成为向内辐射龙头的辽宁半岛、山东半岛、福建沿海等地区。
沿重要交通线的产业结构重组过程是地区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过程；是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形成过程；是对旧体制发起重大冲击和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是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与再组合和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换的过程，是消除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过的“重复引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规模不经济”等不良滞后影响的重要过程。推进这一过程中的政策作用，一是配置地引导；二是规模强制；三是深化政企分开的改革；四是加快建立要素市场和资源再配置机制。
五、大城市型经济的改造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能力空间配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大城市集中，由此形成了一批大型、特大型工业化城市。不仅从“一五”起建立新兴工业城市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既定目标，而且在60年代和70年代“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流通”等失误性政策的引导下，城市的生产性功能被进一步大大强化，社会发展功能、经济发展的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被忽略；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大规模成套引进时期，又形成了上海地区宝山与金山“两山夹一海”这种重、化工业继续向大城市集中的局面。中国的这种“孤堡”式城市经济不仅具有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基础设施不足、污染严重、过度集中导致效益日趋低下等各种严重缺陷，而且在旧体制下形成为种种财政补贴的重要负担和“大锅饭”的主要根据地。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从90年代初起，对大城市经济的改造开始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上海建设“远东金融中心”的设想和北京工业的“退二进三”、“退三进四”都反映了这种改造的重要进展。在跨世纪战略的发展过程中，对集中有相当比重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城市经济改造无疑将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型、超大型城市经济改造任务要艰巨得多，除了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等共性问题外，还要同时面对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涌入、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增就业人口压力和社会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以及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社会消费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对城市功能提出的新要求等多方面特殊性问题。中国大城市经济改造将是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等多方面过程的结合。
六、以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发展
围绕大型、超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发展形成新的行政与经济区域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庆、攀钢、二汽是具有再生产接续关系的三个重要产业中的典型代表。但是在过去很多年中，这些大型项目真正起到带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的核心作用的成功经验并不多。其教训，一是在“山、散、洞”方针指导下布局选点不当，很多项目既未遵从资源指向原则或消费地指向原则，也无法利用集聚效应或获取专业化协作条件；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过于单一，并未围绕大型项目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产业结构，因而与资源要素投入程度相比较的区域经济效益并不理想。
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以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三峡工程和酝酿中的“三峡省”是其典型；另外一些北部、西部的煤炭、石油等大型能源基地开发项目，正在急剧扩张中的汽车工业“上规模”的项目等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经济决策层，存在着一种重项目本身而轻区域经济发展的倾向，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相比，围绕大型、超大型项目的区域性经济开发受到的重视程度最低，研究最薄弱。而事实上，中国跨世纪发展过程中资源与要素大规模外延性投入将主要集中于这些区域。这种不平衡是极不合理的，有可能形成未来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粗放；认真总结我国过去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强对这种类型的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研究，其中特别是产出与投入的规划研究、产业结构规划研究、围绕核心项目的边际效益开发研究等已经迫在眉睫。
七、以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为基本动力的地区经济发展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外关于“亚太增长极”、“环太平洋经济圈”、“中华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种种区域性增长和国际分工再组合的研究不断出现。事实上，这些研究中涉及到中国时，往往是特指中国的某些特定地区；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过程中，我国也的确形成了一些以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为基本动力的区域经济。除特区型经济外，福建沿海、江浙地区、山东半岛、辽宁半岛以及北、西、南部沿周边的一些小区域发展也已经或正在具有这种外向型特征。
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转换的机会，在对外开放中利用外部资金、资源和市场，逐步走向对国际分工的稳定参与，实际与外部特定合作区域的一体化增长，这正成为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点。与前一战略发展时期相比，外向型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具有三方面主要特征：一是外资涌入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方面来源不断多样化，除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传统的港资、台资外又加入了东南亚资本和韩资，这些资本投入的地区指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大型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正在加速登陆，这些资本投入的产业指向十分明显。二是外资的进入动机正在从单纯地利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为主转为开辟和占据中国市场为主，外部资源投入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大大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三是“三资”企业正在成为进、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由此出现在这些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让位于外资导向、外部市场导向。面对这些新特征，外向型地区经济的发展应当尽快进入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外资结构优化和提高增长质量的阶段，在进一步密切与外部区域一体化增长关系的同时加大对国内工业化过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