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中国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2)01-0007-04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无法不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成了需要处处追问的严峻问题。王韬在他的政论散文《弢园文录外编》和游记散文《漫游随录》里曾较早对此做过探讨。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在中国的全球性语境里思考中国人的新的身份问题。而到了苏曼殊的文言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则是出现了三郎这一新形象。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集中地凝聚了那时期中国的敏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至今可以给人以启迪。
尽管三郎与苏曼殊本人有深切的渊源关系，但这里还是宁愿把他看作虚构的艺术形象。当然，苏曼殊的个人身世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的出生本身就构成跨民族、跨文化的结合，这有助于理解三郎的出生和寻母故事及其孤独与飘零体验；二是他的留学日本经历，这有助于他的新的现代世界视野和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三是他的革命活动历险，这种出于民族大业的反抗行动及其失败，使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悲情；四是他的出家人或“革命和尚”身份，有助于理解三郎在情欲与理智间熬煎的痛苦体验。一般认为，三郎的悲剧命运是由封建礼教和世俗偏见造成的，也与佛门戒律有关。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认为，三郎的人生际遇需要从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角度去理解。正是由这种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境遇，可以获得一种“发现”：三郎的悲剧其实是由三重门的诱惑与拒绝所致。
小说以第一人称“吾”或“余”行文，写少年孤僧三郎的飘零生活，贯穿着一种浓烈的断零体验。主人公三郎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他是纯粹日本人的儿子，这与苏曼殊个人的中国与日本混血出身略有不同。他的生父宗郎为日本“江户名族”，父亡，其母带他到中国，以图“托根上国”，“离绝岛民根性”，“长进为人中龙”。三年后，母亲返回日本，三郎即遭到养母虐待和遗弃，又遇义父毁婚，心灵饱受创痛，在伤心与失望中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佛门也无法化解他心中的个人身份认同渴望，对于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三郎的这种跨民族和跨文化的身世，本身就具有一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间特有的现代性气质。因为，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现代，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人们之间才有了愈来愈频繁的交往，包括跨民族间通婚。三郎正是这样的时代的产儿。三郎，是现代性异质文化的产儿。
作为这种异质文化产儿，三郎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矛盾：他在民族上是属于日本的，但在文化素养上却又是中国的。他的母亲由于厌恶日本的“岛民根性”，对中国这“上国”抱有乌托邦式的想象，因此携他投奔中国。然而，与他母亲的美好想象迥然不同的是，中国在家族关系和婚姻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劣根性，却让三郎从幼年时代起就饱受创伤。可见，在三郎身上，交织着两国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身份错位。他的日本民族身份与他的中国文化身份之间，形成一种难以化解的位置错换。一方面，当他向中国文化认同时，他的日本血统使他屡屡遭到排斥，认同愿望必然地落空了。另一方面，当他转而向日本民族寻求时，他对中国的留恋又迫使他仓惶逃离日本。于是，他无法不遭遇一个跨国文化问题：在中国与日本这两国之间，到底哪“国”才是他的理想归宿呢？他的切身体验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国家！这样，他的个人身份认同就落空于跨国的选择困窘之中。这是国门对他的拒斥。从三郎的这一跨国选择困窘，可以见出一种现代个人特有的民族国家认同困窘。在中国丧失掉“天朝上国”的文化中心威仪而降格为落后而贫弱的民族国家时代，现代个人整体也必然地因此而丧失掉固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似乎被无形的分割力量肢解为断片，飘零于无家可归的虚空中。三郎的这种由国门错位而生的个人断零体验，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国个人的现代性体验中，具有一种典范性意义。这种典范性意义不是表现在跨国的文化选择究竟沉落在何方的困窘上，而是表现在两者都一时无从选择的困窘上。也就是说，这两国文化之间，无论哪一种都不理想，都令他失望。这一点寓言式地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文化困境：以清王朝的覆灭为标志，当辉煌的中国古典性文化衰败后，中国人感到失去了皈依，无家可归；而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现代性文化虽然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却毕竟是陌生的他者，无法让人产生“家”的归属感。于是，三郎的国门错位体验如一则寓言，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现代个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断零体验。
要紧的是进一步看到如下事实：三郎的这种国门错位体验又同家门与佛门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三郎在母亲返回日本后就失去了真正的“家”，不得已离开家门而投向佛门。但是，佛门无法满足或化解他心中对于家门的向往之情，于是又转而赴日寻母。母亲，似乎寄托着他的个体人生的最后归宿。归宗认母的过程是顺利的。三郎在日本幸福地见到久别的母亲，还与姨母和表姐静子相处甚洽。尤其重要的是，母亲和姨母作主，要把美丽、聪慧且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静子许配给他。按理，三郎终究寻到了自己的家，一生都有福了。然而，三郎尽管心存家门，却又不甘于此，而向往回归佛门。“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于是，一只脚跨进家门的他又匆匆逃离亲情和爱情，渡船返回中国，到杭州灵隐寺重归佛门。谁知佛门也非清净之地。闻听雪梅离世的噩耗，三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跨越佛门而去故乡拜谒雪梅的坟墓。这说明，家门之事是始终牵挂着这位皈依佛门之人的。这样，三郎由始至终是徘徊于家门和佛门之间的。在家门时心向佛门；而在佛门时又系念家门。这两重门都深深地既吸引又排斥他，使他无所适从，痛苦万分。
当家门与佛门的争斗与国门错位交织一体时，情形就更趋复杂了。国门错位已使三郎在中日两国间苦苦寻觅而不得，而家门与佛门间的争斗又令他备受欲望与空无之心的熬煎。如此，在三郎面前同时开放着“三重门”的诱惑：一是国门，即跨民族的和跨国家的身份认同；二是家门，即家族认同；三是佛门，即佛教认同。这等于同时向他打开了通往未来人生的三重门径。但是，这三重门中，哪一重又都不完美，都令他既生希望又生失望。三郎的个人选择看起来是多样的，但实际上却是无奈的：因为他根本就无从选择。这样，三重门其实等于没门！结果是，一种人生无门的痛苦与绝望体验，充溢在三郎心中。
这样，读者不难在头脑里浮现出一个徘徊在国门、家门和佛门之间痛苦抉择的现代性个人形象。之所以说三郎形象是个人性的，是由于小说把全部的叙述焦点都集中到三郎的个人身世及其命运选择上。尽管三郎的个人身世和命运归根到底都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境遇和命运有关，因而可以由此得到合理化解释，但整个小说的叙述结构毕竟是以他个人的人生体验为中心的，由这一中心才生发出其他意义。这一点也由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体和心理描写而得到了强化。“余”或“吾”的讲述渲染出一种真实感、直感，而他的心理活动又直接披露出内心痛苦体验，从而比起第三人称叙述和客观描写来，更能加重个人体验效果。
同时，三郎形象也是现代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他在国门、家门和佛门间彷徨无助、痛苦万状的情形，是处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境遇中的个人命运的写照。三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个人形象。三郎作为现代性个人形象的特点，是与小说对于怀乡情绪即乡愁的描写分不开的。乡愁(nostalgia)（注：这里的“乡愁”与“怀乡愁绪”、“怀乡感”或“怀旧感”是同义语，本文将在不同场合文替使用。参见罗兰·罗伯特《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或怀乡愁绪或怀乡病，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在《断鸿零雁记》里，乡愁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全球化时代飘泊于异国他乡的人对于故乡的伤感回忆。具体说来，小说中的乡愁主要是与三郎的跨国和跨界行动交织在一起的。他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和佛门戒律去寻找母亲和悲悼恋人雪梅。为了寻母，他不惜先后跨越佛门和国门远赴日本，而为了化解自己内心对于恋人雪梅的追怀，他又重新踏破佛教与世俗的界限而从杭州远赴广东。这样，他的乡愁就具有了独特的跨国与跨界双重特点。
前面提到，三郎具有跨民族和跨文化的身世（即日本血统和中国文化素养的混杂），这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产物。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纳入全球化世界境遇中，它就不再是“天下之中央”，而是世界众多的民族国家之一员，而它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才愈益频繁起来，这就使得三郎的身世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间交往的一个例证。问题在于，在全球化时代特有的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现代性个人具有怎样的人生命运呢？三郎的身世和寻觅体验告诉我们，个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总是感到有所失的。他似乎总是生活在别处，总在自己不在的地方生存，生活处处遭遇陌生或隔膜，正如三郎身在中国却心向日本、置身他乡却留恋故土一样。这样，个人就总是处在一种怀乡愁绪的包围之中。
生在中国而怀念远在异国他乡的母亲，这种乡愁从第一章就出现，一直持续到第八章与母亲重逢时止。开篇就点出思念母亲的愁绪：“一日凌晨，钟声徐发，余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是时已入冬令，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读吾书者识之，此日为余三戒俱足之日。计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师。后此扫叶焚香，送我流年，亦复何憾？如是思维，不觉堕泪，叹曰：‘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否，否’。余自养父见背，虽茕茕一身，然常于风动树梢、零雨连绵、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顾声从何来，余心且不自明，恒结轲凝想耳。继又叹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亦知儿身世飘零，至于斯极耶？’”在寒风逼人的深山中，一个“无母”的青年和尚在苦苦思念母亲。来自外在世俗的“无母”流言，在无情地摧残他的自尊，迫使他内心产生归宗认母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始终不得实现，使他内心充满了无尽的乡愁。确实，生活在中国的三郎，从童年时代起就饱受“无母”的愁绪的痛苦折磨。自从与母亲分别后，他的生活就变了样。他不仅在家族的日常生活中丧失掉做人的尊严，而且与自己心爱的恋人雪梅的婚姻也被生生拆散，这使他感到，连个人起码的人生意义也丧失掉了。于是他被迫皈依佛门。但他内心对于母亲的渴望是如此深厚和强烈，以致佛门修炼不仅没有使其释然，却反而与日俱增了。
接下来，与乳媪的重逢，使他几乎灰冷的心重新复苏，燃起了对于母亲的希望。“读者细思，余昨宵乌能成寐？斯时郁伊无极，即起披衣，出庐四瞩，柳瘦于骨，山容萧矣。继今经后，余居乳媪家，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或骑牛村外。幽恨万千，不自知其消散于晚风长笛间也。”这里的“郁伊无极”和“幽恨万千”等主体心理刻划，与“荒江烟雨”和“晚风长笛”等田园风光描绘组合起来，形成一幅情景交融的乡愁图。而与雪梅的奇特相见，使三郎获得了赴日寻母的路费，客观上促使他跨越国门和佛界而开始了自己的寻母举动。
三郎的乡愁由于与母亲的重逢而得以暂时缓解，但并没有彻底化解。因为，即使他后来为逃婚而返回中国、回归佛门后，仍不时“依稀闻慈母责余之声，神为耸然而动，泪满双睫，顿发思家之感”（第22章）。即便是为昔日邻居麦家做“法事”时，他也往往触景伤情，愁绪连绵。正是这样，小说中的乡愁实际上是弥漫全篇、贯串始终的。如果说，与母亲团聚只是暂时抑制了他的乡愁，那么，正是麦家兄妹讲述的雪梅噩耗，又使其重新如烈焰燃烧起来，直到烧毁了他的内心空门。在小说结尾三章，即第25至27章，三郎因伤感雪梅的惨死而生的幽恨愁绪，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我们读到这样的叙述话语：“是夕，维舟于野渡残杨之下。时，凉秋九月矣，山川寂寥，举目苍凉。忽有西北风萧飒过耳，余悚然而听之。又有巨物呜呜然袭舟而来，竟落灯光之下，如是者络续而至。余异而瞩之，约有百数，均团脐胖蟹也。此为余初次所见，颇觉其趣。”（第26章）这里以野渡、残杨、凉秋、山川寂寥、举目苍凉、萧飒、悚然等字眼，烘托出一种乡村愁氛。而接下来，同伴法忍关于“消幽恨”、“百忧感其心”的话，舟子的“风景依然，而江山已非，宁不令人揪然生感，歌嘘不置”的感叹，以及荒殿中的寒虫断续声，再度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的乡愁世界。与潮儿的重逢欣喜和乳媪去世的悲痛，使得这一乡愁更趋浓烈。
三郎回到雪梅故宅，试图打探她的墓地。小说这样写他的内心愁绪：“晨曦甫动，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郎当行阡陌间。此时余心经时百转，诚无以对吾雪梅也。既至雪梅故宅，余ｚ佇立，回念当日卖花经此，犹如昨晨耳。谁料云鬓花颜，今竟化烟而去！吾憾绵绵，宁有极耶？磋乎！雪梅亦必当怜我于永永无穷。余羁糜世网，亦恹恹欲尽矣。惟思念自西行以来，慈母在家盼余归期，直泥牛入海，何有消息？余诚冲幼，竟敢将阿姨、阿母残年期望，付诸沧渤，思之，余罪又宁可逭耶？”（第27章）三郎睹屋思人，遗憾绵绵，悲伤无极；又激发起对慈母的思念，不禁充溢着悔罪的自责。在雪梅侍儿的责备声中，三郎内心痛如刀割：“余呆立，几不欲生人世。良久，法忍殷殷慰藉，余不觉自缓其悲，乃转身行。法忍随之。既而就村间丛冢之内遍寻，直至斜阳垂落，竟不得彼姝之墓。俄而诸天曛黑，深沉万籁，此际但有法忍与余相对呼吸之声而已。余低声语法忍曰：‘良友，已矣，吾不堪更受悲怆矣！吾其了此残生于斯乎！’……余颓似僵如尸，幸法忍扶余，迤逦而行。”（第27章）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禁不住与三郎一道，沉浸在浓烈的乡愁之中。
而正是在这种愁绪的制约下，小说走向了如下结尾：“呜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读者思之，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矣！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第27章）读者不难体察到三郎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他感到自己那满腹的“愁苦”只能通过佛门静修去化解，但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这绵绵愁苦和幽恨是佛门所无法根除的。其实，这样的内心矛盾是贯串于三郎的跨国和跨界寻觅行动的始终的，由于如此，他内心的乡愁才会绵延不绝。可见，小说是以三郎那跨国和跨界的绵绵乡愁为主调的，以乡愁开篇，又以乡愁收尾，令读者不能不生出深深的共鸣体验。
《断鸿零雁记》所呈现的断零体验和乡愁之所以能时时引发后代读者的共鸣体验，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包含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中国人。丧失了古典“天朝上国”威仪的中国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寻找并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是向衰败的古典中国还是向新兴的“泰西”寻找？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是全力以赴地向前进取，还是退回内心寻求宁静？这些始终纠缠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可以在三郎的断零体验及乡愁中见出其变形形态。他在国门、家门和佛门这三重门之间徘徊而不得入的痛苦经历，意味深长地折射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困窘。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全球性境遇而继续认同旅程的中国人，是可以从三郎身上寻到久远而又新颖的意味的。其实，也可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透视出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的潜在意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