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难以抗衡——美联储加息举措与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举措论文,美联储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岁末年初，国际市场关注较长时间的焦点——美联储例会和G7会议双双落幕，而结果如期所至，美联储按照预期实施加息举措，G7会议则延续历年会议结果，难以协调各方利益，使此次会议无甚新意。
美联储加息举措
2005年2月1日-2日，备受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美联储本年度第一次例会，继续延续2004年6月以来的加息步骤，实施了本轮加息周期的第6次加息举措，上调美国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使其达到2.50%水平；银行贴现率也随即上调25个基点，达到3.50%水准，目前市场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此举有利于美元价格的相对稳固和扬升。
1.美国经济基本状况利好为加息铺垫稳定局面。2005年以来，美元走升趋势直接受益于美国经济状况的实质支持。比较突出的是1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4年11月份美国资本流入数量达到810亿美元，大大超出预期的550亿美元，创下5个月来的高水平，进而可以弥补先前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11月创记录的60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在信心上有利于美国经济忧虑的消化，并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美国经常帐户的忧虑。相对照1月12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11月的贸易数据却并不乐观，2004年11月的贸易逆差与市场预期呈反向指标，创下603亿美元的最高记录，其中石油进口创下最高水平，尽管石油平均进口价格在2004年11月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准，美国原油进口总额达到创记录的134亿美元，影响美国出口使之呈现下降趋势；而之前市场预期这一数据为缩小到540亿美元，同时10月份的贸易逆差数据向上修正为560亿美元，初值为555亿美元，因而形成年初以来美元走升的实际力量支持，也为美联储加息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而随后美国经济更是有利于美联储加息环境与条件的形成。2月16日，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更进一步显示美国资本回流的利好趋势。美国2004年12月份资本流入数据达到613亿美元，亦超出预期水平，并且弥补了同期贸易逆差564亿美元之不足，使2004年美国全年资本净流入达到8218亿美元高水平，超出2003年6836亿美元的水平；而在投资信心上形成美元强劲支撑，尽管2004年全年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到6177亿美元，比2003年的4965亿美元增加24.4%，但相对于资本流入的补充，使美元心理上暂时缓解了阴影的干扰，形成美元资产信心的上升。相对于市场关注和经济关键数据通货膨胀而言，美国劳工部公布2004年CPI上升到3.3%，是4年来最大升幅，显示美国通货膨胀有抬头迹象，给予加息相对充裕的经济理由和数据支持。虽然从美国目前经济态势和未来前景看，美国掌管经济金融政策的官员有不同的见解，表明美国政策决策层面对经济基本态势有分歧意见，对经济评述具有差异性，但利好数据给予经济稳定心理抚慰，在经济环境上形成加息有利条件。尽管岁末年初，美联储官员们对经济表现有不同见解，而对于加息却基本形成趋同一致观点，因此美元加息前景将会继续稳步实施，预计未来连续4次例会上将连续加息100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3.25%，必将给予美元信心支持。尤其是面对美国核心通货膨胀上升趋势，市场更增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理由在于美联储调控理念的防范性和超前性，这是美联储应对反应的市场策略和综合战略，加息论据较为充裕。特别是格林斯潘近期讲话，突出提及利率水平问题，美元利率继续向上调整势必吸引全球资金倾注美元，这是美元利多的重要因素。格林斯潘特别强调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仍然相当低”的论点，并指出利率水平难以界定，暗示美联储将继续有序加息，并有可能加快步伐，利率刺激性会抬高美元投资信心。欧元虽然在格林斯潘讲话之后显示微幅上涨，但随后因为美元和欧元经济等存在差异，美元基本保持相对稳定和强劲态势，汇率水平略稳定继续提高美元投资信心的稳固。
2.美国经济结构资金缺失给加息以投资需求支持。2005年1月26日，美国白宫和国会先后发布了2005年财年美国财政预算赤字，白宫预计达到4270亿美元，占GDP的3.5%，其中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支出就为800亿美元；而国会预算赤字为3680亿美元，低于白宫数字，但预计2006年－2015年美国累计赤字将达到8550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对资金需求的迫切程度。面对美国贸易逆差并存局面，美国国内外巨大的债务负担，美国对外部资金需求依然十分重要，资金缺失将会促使美国利用多种手段，提升美元投资信心，以满足资金需求的经济支持性。因此，美联储加息在一定意义上是极力恢复美元投资信心，以利率手段维持和稳固美元强劲信心，利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良性循环。从美元资产投资组合看，美元汇率与美国股市连接的紧密性，使美元资产综合流动性利好。虽然股价的基本影响在于对经济增长的忧虑，利率上升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但油价继续挺向50美元的回升，以及美元上扬，使流入股市的新资金相当匮乏，进而形成美元上扬的国内策略配合性，给予美元反弹的策略机会。而2005年年初美股一反常态出现连续3周下跌趋势，成为美股1982年以来首次新年连续3周收低。综合美元和美股两个美元资产综合角度看，美元和美股的一涨一跌和2004年大致的相同状况，可以看出美国在综合把握美元投资的战略和策略恰到好处。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看，2004年流入美国股票类和股债平衡类基金的资金估计高达3300亿美元，打破了2000年创下的307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美国2004年直接投资收益再获全球榜首，数量达到1200亿美元，恢复了美元资本吸引力的绝对优势；大量资金主要流入美国的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可变年金基金和指数基金等。这一新纪录显示了个人投资者对美国基金市场的信心。而从美国吸引外资的措施看，美国前瞻性地推出美国《本土投资法》，形成美国投资信心稳固的支撑，更利于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其中美国公司海外收益所得税由35%下调至5.25%的一年期限举措，将会有利于美国企业投资，进而会有利于美国资本流量的增加，预计2005年美国市场资本流入将达到4000亿美元，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必然是美元变化的一个潜在核心因素，是美元贬值策略中长期战略利益的集中组合。
3.国际利率水平差异不均给予加息减小利差刺激。回顾历史，美联储利率调控是全球注目的重要焦点。美联储利率调控的成功与失败，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以及资本流动变化具有重要影响。1999年－2000年美联储6次加息举措，成功地保障了美国经济良性增长周期的延续；而2001延续到2004年6月的13次的降息举措，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稳步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阶段，但却在经济信心和心理上对美国经济形成桎梏，利率见底的状况使利率杠杆失效，进而出现美元利率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利差扩大趋势，美元投资信心受到较为明显的干扰。美联储2004年6月扭转利率走向，采取中性货币政策取向，进而连续5次加息举措出台，且在很大层面上缩小与其他货币利率差距。目前美元利率引领性弱于上世纪9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货币利率上调趋势明显先于美元利率，利率水平也明显高于美元；发展中国家则有上下不一的利率表现，进而给予汇率带来更大的波动空间。当时全球利率调整的中心在美国，美元利率的上调或下调，无论欧洲、日本等的随从十分明显。而目前全球的经济周期具有差异，利率周期的上行与下调有所差异，早在美联储加息之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早已开始多次加息，这些货币与美元利率的差异已经明显拉大，刺激了市场投机因素的扩大，美元投资信心受挫，美元加息问题显得愈加紧迫。美联储稳步有序加息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处于调节经济，特别是稳定投资信心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博弈的需要，赶超其他经济体利率水平，以维持美元利率引领性，这是美联储加息应对的国际考虑，进而努力扭转美元利率“被动”性，维持美元利率优势主导地位。
随着布什连任总统，市场焦点积聚于对美元前景的关注，核心则在于美元利率引导的投资信心问题。虽然美元强势货币政策取向依然是其货币政策趋势，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强势货币政策选择，只是强势政策引导中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弱势策略，进而一方面化解美国经济结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消除美元风险压力，即人们所说的美元“泡沫”。从实际结果看，美元连续3年的贬值策略，不仅没有伤及美国经济，反之使其弹性和韧性进一步增强，稳健持续发展也具有更为稳固的基础。从短期看，美国经济政策连续性将会继续延续，加息节奏将谨慎、有序进行，并将依据经济基本状况和未来前景，以相对中性水准面对市场，推动美元投资信心的上升。从历史经验和市场惯例看，2005年年初美元强势是其货币政策和策略的特点，加之美元经过近半年的弱势调整，在技术水平上也有利于美元上扬空间的形成。因此，美元汇率有可能继续在强势美元指引下，采取灵活策略，但贬值幅度将会低于2004年，而跳跃幅度将会继续扩大，寻机呈现相对阶段反弹区间，值得关注与跟踪。而从经济面看，美国经济疲弱相对于欧洲和日本依然相对“强劲”，毕竟可以支持美元走强，并有美国市场份额与机构策略的扶持。然而美国经济问题的阴影依然难以消除，财政、货币、减税等相关政策也处于调整转折之中，前景如何难有定数，调整背景与环境不利面不仅扩大，且变得愈加复杂、艰难，不利于美国经济调整的成功或良性循环。
预期2005年以美元为主线的汇率价格走势将会面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态势。虽然2005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和政策矛盾性依然是困惑市场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美元加息步骤的稳步实施，美元利率优势将会凸起，总体态势将是全年美元贬值幅度继续缩小，分阶段和逐步贬值将会有利于美元投资信心稳固，但在策略上美元贬值依然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美元波动幅度将继续扩大，震荡性依然突出。但是欧元货币潜在的价格压力与风险值得关注，汇率脱离经济支持，汇率受制环境和连接价格因素，使未来难以预料的不均衡矛盾可能扩大；而国际金融特别是货币理念、政策和市场的竞争将会不利于欧元稳定，甚至威胁其持续性，欧洲货币危机不可掉以轻心。
国际汇率问题
此次全球关注与期望的G7会议虽然涉及到汇率话题，但是结果却与2004年会议相同，汇率不是主要议题，也难有实质说法或说明。对于向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也只能是表面现象，没有太多内容和实质要求。这种会议是发达国家本身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即使讨论世界问题，也是因为涉及或影响到发达国家利益，难有实质性的突破，过去的历史亦可以说明，当前的现实才是问题。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合作加快和区域经济的差异，使加入本次G7会议外围国家增多，一方面是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的广泛性扩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难以协调性日益扩大，经济不趋同和政策不趋同愈加明显，因此这类会议名存实亡，已经丧失其影响力和震动性。而国际关注的人民币话题似乎给予我国说明和解释的机会。与2004年G7会议的舆论相比，在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所变化的是日本声音在减弱，而欧洲声音在增强，原因是他们各自经济利益是主要的。
相对于美元贬值，欧元受到的压力扩大，欧元价值增长超出预期水平，也超出经济力量，而欧元无法要求也不能要求美元改变什么，欧元问世以来的涨跌态势已经充分体现出美元主动策略，以及欧元无奈应对，进而欧洲只能要求其他经济体分担提出要求或舆论应对。可是美欧之间的战略和政策利益，并非是亚洲包括中国可以替代的。欧元挑战美元，美元必然让欧元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不是亚洲货币或人民币可以替代的，这是美欧之间全球与区域理念分歧和博弈的必然。而从日本看，日本经济似乎有所好转，日本企业在华利益受益多，因此日本逐渐弱化对人民币的指责，一方面是自己经济变化的舒缓；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日本自己的两难处境，一是自己货币升值对经济复苏的抑制，通货紧缩阴影难以消除，再就是与美国经济全球化利益一致的默契无奈，既要保全自己，还要顺应美国。美元贬值给予日本经济压力最直接，所以难以顾及人民币，而人民币稳定给予日本利益较大，倘人民币升值将会最直接影响日本在华企业利润。
从环境角度看，对汇率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美联储的加息节奏与步伐，美元利率上扬对汇率复杂前景的影响。利率上调有利于汇率上升，但美国经济结构却需要弱势美元“保护”，缓解经济矛盾和风险，不利于投资信心稳定，两种逆行的意志使美元迷茫加大，国际市场震荡扩大，汇率起落不仅超出预期，更超出经济理论支持性。加之目前主要货币国的经济差异、利率差异明显扩大，难以均衡态势使市场实际状况与心理不均衡扩大，市场环境不稳定和难以预期十分突出，G7会议也难有招数应对，美国基于规模、效率和比例因素，是其他国家目前无法抗衡或难以改变的。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势
目前所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从某种程度讲是一种“无秩序”的体系，至少是秩序很不完善的体系，其表现之一就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不完善。牙买加货币体系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将保持汇率的稳定作为首要原则，而各国政府却都将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放在首位（例如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低通货膨胀率、降低失业率等）；由此，各国都采取一些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政策，从而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面对这种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而无章可循，它既不能强迫收支顺差国承担调节责任，同时又无良策帮助收支逆差国解决逆差问题，从而变得无可奈何；而各个国家依然是各行其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很少考虑别国的利益，而经常将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致使本币汇率偏离均衡汇率而剧烈波动，从而严重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当今两大主导货币国美国和日本，一个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一个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进而使各自汇率波动幅度和频率超出市场预期。
因此，面对目前的金融状况，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看，相对一个时期国际汇率制度安排有可能向一种“区域性固定汇率制”的方向发展，这主要缘于1999年初启动的欧元所实行的汇率制度的启示。众所周知，欧元这种新型货币，其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一则它是一种跨国界的货币，不属于某一个主权国家，而属于欧洲联盟；二则同时它又是由欧盟各国的货币所组成，是若干个国家货币的集合。因此，为了确保这种特殊的合成货币不至于分裂以及保证其汇率的稳定，欧洲联盟采取了凡是加入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必须与欧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做法，即实际上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封闭的固定汇率制。这样，既保证了欧元自身的价值以及本身的稳定，又降低了欧盟国家的汇率风险以及货币兑换成本，另外还增强了欧元在区域以外的竞争能力。欧元汇率机制稳定运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在国际社会以及各国研究探索如何进行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过程中进行了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尝试，并将对未来国际货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个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要有一种中心货币，即货币本位的确立。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三个阶段的货币本位依次分别为黄金、美元和特别提款权，即由纯粹的商品本位向纯粹的信用本位发展。关于本位货币的确立问题，学术界也提出了多项主张；例如，恢复金本位制度、恢复美元本位制度、建立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国际货币制度等一些观点。但是，近2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以一种国家或一个组织所发行的货币担当本位货币的重任是难以实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完全确立了美元本位制度，但是它最终还是崩溃了；牙买加货币体系也试图建立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本位地位，但它非但没有树立起本位货币的形象，反而地位却日趋下降。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性中央银行，统一国际货币的发行以及国际储备的管理，在理论上固然有可取之处，但绝非短时期所能实现。特别是当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世界经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未来将逐步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方向转变，这已经从美国“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见端倪；伴随这个大趋势，看来未来不太可能以某一种传统商品（例如黄金）作为衡量货币价值的尺度，更谈不上以这种商品作为本位货币。鉴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本位货币仍将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其中，美元虽然仍将占有主要地位，但是伴随美国“新经济”运行周期的逐步显现以及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变化，即强势美元战略之下的弱势策略，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短期似乎依然具有稳固性；欧元作为一种新生货币，其作用不可小视，尽管其目前的地位不是很高，但未来发展趋势大有与美元相抗衡之势；其它一些可自由兑换货币（例如日元）则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次要作用。
人民币改革路径
人民币的改革与国家整个金融改革是一体的，尤其是银行改革更为重要。从国外经验看，银行业的支持作用十分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动荡性质上的差异就是，亚洲出现货币与银行危机，进而使金融问题恶化、扩散、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而拉美只是出现明显的货币危机，银行相对稳定和完善，特别是银行资产素质比例以及盈利水平是重要支持。而从发达国家看，美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繁荣与银行业同步盈利趋同，进而使美国经济稳健性周期延续为历史最长，尽管目前美国经济有不确定状况，但银行业的稳健盈利依然支持美国经济继续增长。特别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2003年扭转过去高于银行贴现率水平的结构，现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2.5%，银行贴现率为3.5%，表明美国银行战略管理与经营理念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反之，从日本看，10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核心是银行的桎梏，每当人们谈论日本经济和日元汇率时，最难以解决的核心就是银行不良资产带来的银行效率低下。从近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美日力量对比看，美国银行排位逐渐前移，进入1000家数量增加；日本银行排位后退，进入1000家逐渐减少，从中似乎可以揣摩出银行对经济包括汇率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当前实际，我国在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外部压力时，不应仅从货币价格本身去寻求对策、策略，更应从汇率支撑面去加强效率，具体就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银行改革与开放。大家所说的银行改革“换汤不换药”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银行改革忽视效率结果的要害，话虽难听，但却是对银行改革反思与提示的“良药”。而加强银行竞争力本身就是加紧人民币改革的重要一环。同时，在人民币改革中更应重视制度、规则的健全与完善，要运用机制去管理，而不是用人去管理。上述因素应是人民币改革路径的核心。
从货币制度本身看，价格机制应该先增长弹性，上限与下限流动区间扩大，通过市场寻求价格水平趋向，扩大交易品种和流通规模。着眼于眼前，设计于长远，然后在国内外条件都适宜时，即经济基础继续扩大，金融市场效率显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支持度增强，国际市场相对稳定，人民币走向世界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融合，并必将会推进我国经济金融实力上升，国际地位与影响扩大。因此，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发展面临较为复杂的国内外变化与更新，更不能仅从西方现成的数据或模型中去探讨或分析问题，应在数据模型上加上心理作用和特殊环境的考虑，我国一国两制的现实状况也需要综合考虑与把握。短期看，依据时机条件增加货币弹性是首先应考虑的举措，以增加市场调节的气候，并可以为人民币走向自由化或浮动化作预备动作，也可以缓解西方升值或机制问题的指责，但扩大弹性的幅度应随着国内外环境适时推出或调整。中期看，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应逐渐形成，其中应包括经济基础积累充裕，财富效应均衡稳固以及规则制度明确透明，使人民币开放的市场与制度层面健全。长期看，人民币应实现自由兑换的国际化货币，并且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与国际市场融合协调的价格指标，适宜国内经济金融需求的适当水准。人民币逐步、稳定、灵活、均衡、合理的改革应以促进经济、稳定金融为综合目标，协调发展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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