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自由化对提高拉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_贸易自由化论文

美国贸易自由化对提高拉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_贸易自由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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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年底,北、南美洲34个国家的首脑云集美国的迈阿密,经过协商和讨论,确定了2005年在西半球建立统一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目标。自此以后,北、南美洲国家就在曲折的道路上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美洲贸易自由化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本质,也不会使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北、南美洲国家在一种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但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经贸关系领域将引起西半球国家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这条纽带能否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并最终迈向经济一体化,FTAA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就拉美国家而言,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带来的不会全是“福音”,但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或者说是利大于弊。自由贸易引入了竞争机制,通过有章可循的市场竞争,将会把拉美地区具有优势的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到新的层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已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

委内瑞拉著名经济学家胡安·巴勃罗·富恩特斯指出:“一个国家要从诸如FTAA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得到好处,竞争优势要比比较优势更重要。一个国家通常输出它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例如,哥伦比亚和巴西都出口咖啡,因为它们都拥有咖啡生产的明显比较优势(理想的气候、适宜的土壤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国家将总是进行咖啡交易而不管它们加入什么贸易协定。鉴于比较优势概念相对静止的特性,即它涉及诸如自然资源或气候这样的既定条件,因此,竞争优势概念更具有活力。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自由贸易协定的代价和利益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种竞争优势的发展程度。一些国家在发现其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后,成功地发展了竞争优势,这些国家将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的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些不能发现和促进具有竞争性部门的国家将会由于自由贸易而遭受损失,因为国际竞争将有利于能取代和能与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家生产者。”(注:Juan Pablo Fuentes,The FTAA:Costs and Benefits,SELA,Capitulos 55,January-April 1999,pp.131~132.)富恩特斯尽管谈的是开展国际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其目的还是要说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自由贸易活动中发展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比较优势是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它给国家在从事国际贸易中带来的利益比较稳定。但比较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亦即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和资本,它们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多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包含的附加值高,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亦即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它们用来开展国际贸易的产品多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包含的附加值低,利润也远远不能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日而语。不过,“比较优势的原则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可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即使一些国家在全部生产活动中效率低下,具备的全部生产要素尚不成熟。”(注:World Trade Organization,Annual Report 1998,p.38.(http://www.wto.org/english/res-e/anre 98-e.pdf.)美国经济学家小罗伯特·麦克蒂尔也指出:“比较优势意指,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所有国家将从贸易中获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左右自由贸易或获得来自贸易自身的全部所得。”(注:Robert D.Mc Teer,Jr.,"The Benefits of Free Trade",in Gerald P.O'Driscoll,Jr.,ed.,Free Trade Within North America:Expanding Trade for Prosperity,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p.22.)以上观点说明,南方国家从初级产品或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同样有利可图,但长此以往,这种贸易格局显然不利于南方国家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开展,也直接影响国内的经济增长。所以,对南方国家而言,原有的比较优势不足以刺激某一种行业的发展,南方国家要改变这种处境,就必须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扩大,把北方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优势注入自己的产品中,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南方国家的对外开放为北方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大开了方便之门,发达国家当然也在想方设法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南—北型的自由贸易协定大大促进了南北双方比较优势的融合过程,给南方国家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时代,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越来越小,经济关系的纽带使国家之间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在其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跨国公司面临主权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而设置的许多障碍,但它们总是想方设法,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生产和经营。南方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备受跨国公司的青睐,当跨国公司利用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获取巨额利润时,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比较优势也逐渐被南方国家的企业所吸收,这对提高南方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北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协定的规则,南方国家必然会通过削减或取消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或企业势必会利用这一机会大举南下投资设厂,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就是北方国家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纷纷南迁,试图利用南方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来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以达到重振企业的目的。在富恩特斯的笔下这一过程是这样的:“在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之前,制造业集中在北方即发达国家,而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基本上生产和交易它们拥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商品。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国家享有更高的生活标准,因为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实际意义上的工资提高。一旦关税壁垒开始降低,把产业迁徙到南方国家的刺激就变得明显。……当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安营扎寨时,一种工业集中的进程便发生了,这就使自由市场造成的最初刺激成倍增加。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进而促进了新企业迁往南方的刺激,因为对一个具体部门来说,最早也许被认为是较少竞争优势的因素却变成了明显的商业机会。”(注:Juan Pablo Fuentes,The FTAA:Costs and Benefits,SELA,Capitulos 55,January-April 1999,pp.132~133.)北方国家企业在利用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时实际上也把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带给了南方国家的企业,逐渐在南方企业生产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增加了技术和资本含量。当技术和资本的含量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占据一定比重后,这些产品便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化,顺利地实现产品的升级和南方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南方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提高。这一过程已经在许多南方国家发生。拉美国家作为90年代以来的世界新兴市场之一,吸引着大批北方国家的企业前来安营扎寨,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远远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化。对拉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自身的不断努力外,还需要北方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推动。在这种意义上说,FTAA将为拉美国家加速这一进程创造良好的条件。

南方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外资的流入紧密联系在一起。北方国家的企业在南方国家投资设厂,尽管多数产品返回到投资国国内市场或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但当地市场也不会受到忽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市场的竞争,迫使当地同类企业进行改革,以便在国内市场上能够与外商进行竞争,否则就会在竞争规则的支配下倒闭。如果外资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必然会伴随而来,当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之就会迅速提高。所以,外资流入率高的国家,出口增长率也较快,这显然与该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高有着较大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会产生有形效益和无形效益,前者缓和了南方国家的资金短缺等问题,后者促进了当地企业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在某种意义上说,无形效益比有形效益对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许多南方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下了很大工夫,国际资本在优惠条件的刺激下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些改革开放度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资本投放到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尽管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毕竟还很有限,其流向哪个国家的数额每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的。现在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争夺十分激烈,其中也包括发达国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森撰文指出,“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另一个因素是争夺国际投资。根据联合国的估计,1998年,跨国投资(包括合并)的总额为6440亿美元。各国都日益意识到这是技术活力和就业机会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一些例外,公司不愿去商业环境不利的地方。它们希望制定能很容易从事进出口业务、有健全的银行系统和便捷的通讯、且不偏向国内公司的规定。为吸引投资,许多国家——富国和穷国——正自发地抛弃限制竞争或区别对待外国人的规定。”(注: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9,1999.)

就拉美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对所在国产生的有形效益和无形效益都比较明显。许多国家对外资的依赖性很大,外资流入一旦减少,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波动。所以,拉美国家也在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运行的自由度和透明度,以吸引外资的流入。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00年经济自由指数表明,拉美在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根据该指数,拉美在经济自由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半数拉美国家1999年的经济自由度比1998年的更大,1/3的拉美国家保持相同的经济自由水平,只有3个国家有所下降。这种改善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较低的通货膨胀、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少的贸易壁垒。(注:Ana Eiras and Gerald P.O'Driscoll,Jr.,"Advancing Free Trade in Latin America:the Test of Leadership",Heritage Foundation Executive Memorandum,No.649,February 8,2000,p.1.)拉美地区整体上经济自由度的提高显然有利于外资的流入。美国是拉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占拉美地区外资的43%左右。美国投资者看好拉美地区,固然是因为这里有着较廉价的劳动力,回报率较高,但“工资率较低只是最吸引投资者的一个方面,这种优势远不足以诱惑投资者蜂拥而入。发展中国家使自己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位置的较好办法是接受自由贸易和超区域集团的投资安排。”(注:Gary C.Hufbauer and Barbara Kotschwar,The Future Cours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October 1998.(http://www.iie.com/TESTMONY/spchfta/gh7.htm)实际上,综观当今世界,不受自由贸易思想影响的国家很少,经济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很少不与自由贸易发生关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指出,“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上的成功要求国家放宽限制以吸引流动的国际投资,这就大大有助于决定全球生产、工作、利润和技术的分配。这种成功也要求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因此,竞争自由化过程推动了世界各个地区许许多多具有不同经济制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哲学思想完全不同的国家趋向自由贸易。”(注:C.Fred Bergsten,"Globalizing Free Trade",Foreign Affairs,vol.75,No.3,May/June 1996,p.105.)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落后于这一世界潮流,自由贸易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中,但具体到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只能说是大大降低了原先的高关税壁垒,还谈不上自由贸易。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吸引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墨西哥走在了其他拉美国家的前面,但来自美国的外资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在NAFTA投入运行后,其他拉美国家就面临着美国投资转移出去的威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像墨西哥一样,与美国达成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从目前形势来看,单个拉美国家加入NAFTA不是没有可能性,但对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来说,至少在现阶段并不现实。FTAA谈判已经开始,整个西半球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近几年内肯定会取得进展,实现贸易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所以,FTAA对许多拉美国家来说,尽管不全是“福音”,但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在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支配下,不仅可以把流出的外资重新吸引回来,而且会再次成为外国、尤其是美国投资者关注的热点地区。关于这一点,正如劳尔·伊诺霍萨—奥赫达等人指出的那样:“虽然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美国在拉美地区依然是最大的债权国。尤其是在过去10年期间许多国家大大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指望美国不断的经济支持是拉美国家考虑建立自由联盟的一个原因。国内资金缺乏是几个拉美国家考虑加入NAFTA或与美国达成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外资流动,所以现在建立一个贸易联盟被认为是在寻求外资时提供了一个竞争优势。”(注:Raúl A.Hinojosa-Ojeda,Jeffrey D.Lewis and Sherman Robinson,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between NAFTA,Chile,and Mercosur,Overcoming Dilemma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Integration,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orking Papers Series 219,1997,p.15.)

加里·赫夫鲍尔等人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追赶效应”,它们“从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中的最大所得之一是穷国有机会把它们的生产力和收入提高到富国已经达到的水平。巴罗、萨拉·马丁、本·戴维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更自由的贸易每年以0.5个百分点的速度帮助缩小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追赶效应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获得以及伴随着激烈竞争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生产力的促进”。(注:Gary C.Hufbauer and Barbara Kotschwar,The Future Cours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October 1998.(http://www.iie.com/TESTMONY/spchfta/gh7.htm)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很大距离,这种距离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尚无定论,但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至少在生产技术水平上在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谈到国际贸易从几个方面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国际传递。“第一,国家之间的商业交往可以作为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信息来源。第二,技术信息上的国际贸易能够通过专利合同和合资企业进行,对知识产权的强烈认可促进了这种贸易的发展。第三,技术的重要构成在新设备上体现出来。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构成的传递。”(注:U.S.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The Dymamic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Investigation No.33~375,Publication 3069,October 1997,Chapter 2,p.10.)一般来说,北方国家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设备先进,所以技术创新通常发生在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当然也不会放弃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技术开发,但对北方国家产品的技术模仿显然是大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一条捷径。(注: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1991,chapters 9~12.)就某一种产品而言,北方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产品质量而获得对市场的垄断,但这种垄断并不是永久的。因为当北方国家把这种产品出口到南方国家市场后,南方国家就会进行技术模仿,继而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打破北方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占领部分市场份额。这种技术模仿当然并不是无代价的,在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尊重的时代,南方国家应为这种模仿付给北方技术创新者一定的费用,不过,所付费用比最初开发这种技术投入的人力和资本要少得多。

北方国家的技术外溢是南北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必然现象,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则是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技术模仿对提高南方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贸易是技术外溢的载体,而技术模仿必须以技术外溢作为前提。在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技术模仿受到南北方国家贸易不畅通的限制,只是偶尔进行技术模仿,而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模仿,所以,南方国家在技术发展水平上与北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保护主义尽管在特定的时期会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此以往必然会以落后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告终。许多南方国家就是在保护主义走到死胡同后才采取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市场开放给南方国家的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提供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其中之一就是在大规模的南北贸易中通过技术模仿“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事实已经证明,南方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北方国家技术外溢的速度就越快,南方国家技术模仿的范围就越广,南方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说取得了明显的“追赶效应”。美国是个高技术大国,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济济,加上财力雄厚,所以技术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优势的产品普遍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这必然为与美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南方国家提供了技术模仿的条件。

从整体上讲,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基本上呈上升态势,对美国的技术模仿是拉美国家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这样,美国和拉美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存在着许多障碍,通过贸易传递技术依然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拉美国家通过加深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来模仿或学习美国的高技术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可以设想,FTAA一旦投入运行,横亘在南北美洲之间的许多贸易障碍将不复存在,伴随着贸易自由化,整个西半球的内部贸易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从这个意义上讲,FTAA将为拉美国家获得技术领域的“追赶效应”创造更好的环境。拉美国家的企业也会在这一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拉美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提高首先取决于能够置身于一个竞争环境中。贸易自由化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竞争环境。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谈到FTAA给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利益时指出,“加勒比共同市场在美国市场上将面对来自拉美国家生产者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其在美国市场上的现存优惠将受到削弱。尽管拉美和加勒比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商品结构似乎不会出现任何较大程度的重叠,但加勒比共同市场的生产者将必须考虑到西半球的背景来迎合市场的需要。这是因为加勒比传统的出口品(如香蕉和咖啡)将面对来自中南美洲更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势不可挡的竞争。准备增加市场份额的一个战略将是集中发展那些已经证明取得成功的出口行业。”(注:Anneke Jessen and Ennio Ridriguez,The Caribbean Community: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Regional and Global Integration,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Occasional Paper 2,Buenos Aires,January 1999,p.27.)这段话是指FTAA将使加勒比地区国家在美国市场上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其中一个重要含义是竞争迫使这些国家集中更多的资源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业。实际上,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参与国相互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西半球就会形成一个商品流动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的统一大市场。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在国内市场或地区市场上都将面对加勒比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类似经历。失去了国家保护屏障的企业大概除了奋进之外就别无选择了。“优胜劣汰”是竞争规律最简洁的表达,任何一个企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永远处于优势或劣势,优劣总是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衡量一个企业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的基本指标就是看其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份额的多寡,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程度如何。一般而言,当一个地区市场的贸易壁垒被取消后,经济上较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同类产品上的市场竞争力总是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由贸易对后者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为了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就必须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中加大技术和资本的含量,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二是企业虽通过努力(这也包括决策失误等),但仍无法改变现状,它们不仅在地区市场上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也在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冲击下不断减少。到了此时,企业面临的选择无非是破产、转产和合并。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原来意义上的企业将不复存在。尽管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但竞争规律本身就是无情的,从长远来看未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将使国家长期不堪重负,欲罢不能,欲弃不忍;如果是私有企业,将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类企业在自由贸易的冲击下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出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以上两种结果都会实现国家资源的重新配置,国家有限的资源将会不断地流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促使这些企业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在地区市场上形成与他国相比具有很强竞争力的部门。此外,对于那些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在地区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产品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也不是说把它们的产品完全从市场中排除出去。它们的产品成本尽管高于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有可能将自己的资源转向更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就给这些国家发展就本国而言具有潜力的产品留下了余地。正如富恩特斯指出的那样,竞争优势理论表明,“对一个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来说,它不是必然要比其贸易伙伴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一种商品。换言之,一个特定国家在纺织品的生产上比另一个国家效率更低,但在这一地区贸易自由化之后它依然能够增加纺织品的生产,以此从中获益。这是因为以更低费用生产纺织品的国家能够决定停止纺织品的生产,以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它拥有更大竞争优势的另一类商品,或者比生产纺织品更有效率地生产其他商品”。(注:Juan Pablo Fuentes,The FTAA:Costs and Benefits,SELA,Capitulos 55,January-April 1999,pp.130.)

北—南型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拉美国家来说可能在许多方面是不对称的,但拉美国家想要参与地区竞争或全球竞争的话,的确不存在比这更有利的选择。十几年的改革、调整和开放使拉美地区多数企业不再在国家关税保护的卵翼下生存与发展,许多企业已走出国门,置身于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中,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在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它们中的多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待再上新台阶。贸易自由化对它们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攀登这个新台阶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FTAA为拉美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在一篇论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通过在自由贸易区内更为激烈的竞争,区内工业专业化得到了发展,由此形成了规模经济。再加上所谓的一体化动力,导致了投资、创新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因而促进了最终的单边和多边自由化环境。”(注:Enrique V.Iglesias,Towards Free Trad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The FTAA Process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orking Paper Series 217,Washington D.C.,1997,p.10.)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等人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实行开放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5%,而实行封闭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7%。那些经济更为开放的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而经济相对封闭的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7%。(注: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M.Warner,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1,1995.See Aaron Lucks,WTO Report Card III: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rade Briefing Paper of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No.10,June 20,2000,p.2.)上述研究是对整个世界经济而言的,但对认识FTAA对拉美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颇有启迪。拉美国家选择了自由贸易,也就意味着市场将会最大限度地相互对外开放,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可能就会越快。因此从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角度讲,拉美国家选择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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