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文/王宏禹 王丹彤
现代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也是以美国政治为重点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美国印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受到欧洲哲学的诸多影响。大部分学者使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形成“有限国家研究+历史学”的模式。直到行为主义革命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价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政治科学范畴下的比较政治学由此产生。可见，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研究议题的范围、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整个比较政治学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因此，作为方法论领域的重要议题，量化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案例选择、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量化研究方法会逐渐取代定性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唯一的方法论范式？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边界？本文通过分析和反思比较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与适用性的同时，尝试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为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量化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导研究者选择问题、评估数据、建构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运作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决定着研究技术的选择、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议题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设计和实施研究实践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操作规程，具有专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在研究技术层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凭借直觉经验选择研究问题、考察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联系、解释政治现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据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指标和数值的方式来解释研究问题。可见，两者仅在是否使用数据资料证明理论假设方面就存在本质差异。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发展、新兴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动学科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又推动学科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方法论范式发生转变。“密尔五法”（“穆勒五法”）是传统比较分析的逻辑基础，用来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但是，仅适用于小样本研究的“密尔五法”无法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首先，二战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由“西方发达国家”转为“大量新兴民族国家”，传统的小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求同法和求异法都是单因解释，无法阐明事物发生背后的真正动力和原因，无法满足研究对象的扩大和多因解释的要求；最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也推动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促使实证的、经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为学科主流。
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理论范式发生转变。量化研究方法推动了大量经典命题和理论范式的产生，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创“范式”概念，提出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革新”的观点。相比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遵循“反常现象出现—范式修改—常规科学规则模糊—先前范式崩溃—科学危机—新理论范式产生”的路径发展。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范式革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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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定性研究者认为定量研究是以粗糙版本的实证主义为基础，以无法实践的“价值中立”观念为前提，驳斥了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能性。事实上，量化研究方法自身具有局限，在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解释力也有限。
第二，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研究者一方面怀疑“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科学性，认为过于宏观的理论框架仅可以阐述政治现象，无法解释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另一方面，反思行为主义“价值中立”理念的可行性。此后，学界重新回归“国家-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推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产生。大部分学者重新定位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内容上要求“回归国家”，研究方法上要求重新审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相比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下的量化研究，“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研究涵盖的样本范围更小，但研究层次可以深入到国内具体制度层面，理论范式由阐述性介绍转向解释性假说。在这个时期，学者们为了构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范式，在无意中已经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使用。
20世纪80年代，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论的争论旋涡中，质性比较分析方法进入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使用布尔逻辑或布尔代数，重新组织经验案例，设计出可视化的质性比较分析软件——FS/QCA，从而提升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此后，质性比较分析技术更加精细化，发展出Crisp-set（明确的集合）和Fuzzy-set（模糊的集合）两种分类方法，以及多值质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 QCA）和新分析技术TOSMANA（Tool for Small-n analysis）等分析软件。1987年，查尔斯·拉金出版的《比较方法：在定量和定性测量之外》是质性比较分析范式的代表作。作者明确界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界线，尝试将布尔代数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技术——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布尔逻辑）产生。布尔逻辑将传统案例的特定原因和结果组合成新的案例，即研究者使用的案例不是直接产生于初级的社会经验现象和政治现实，而是在特定的计算程序的处理下（FS/QCA），在布尔逻辑的指导下，形成的新案例。
一方面，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呈现定性、定量相融合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发展到后行为主义时代，很多学者针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进行了反思。20世纪7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界掀起定性和定量方法优劣之争。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歧之一便是样本量和案例量的选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区和专业性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焦点，单一地区的国家数量有限，一般都处于中等样本规模中，这既不符合定量方法对大样本的数据要求，又超过定性方法的研究范围。阿伦·李普哈特（Arend Lijphart）率先提出研究方法的使用应依据案例的数量进行划分。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于1968年发表《比较方法的未来》，开始讨论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的问题。加里·金（Gary King）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合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指出，定量、定性等研究方法并非互相排斥，即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可以在研究中结合使用。罗伯特·古丁（Robert E. Goodin）将二者关系概括为“对少量案例进行定性分析的学者能够推动定量分析学者朝着更精细的结构性分析方向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者也能够推动定性分析学者朝着更系统的测量和假说验证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视域下解释力有限。第一，研究者很难保证初始数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如果研究者使用包括政府统计数据、官方新闻文本在内的二级数据，虽然这些官方数据可以为研究提供充足的样本量，但是研究者无法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果研究者想避免官方数据失实而亲自进行实地调研，就必须寻求私人企业、研究机构或国家的资金支持。那么此时就必须要思考研究结果是否会受到支持者的影响？是否能保证研究过程“价值中立”？第二，研究者选取研究对象范围受限。传统定量方法是在“求同法”和“求异法”的基础上，进行大样本统计和比较分析，但是历史事实都是既定的、独特的，很难找寻具有相似性的大样本。不仅如此，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二战后才实现独立，独立前的国家历史并不符合现代政治学语境下的“主权国家”，不能作为案例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比较政治学解释的大多数问题是具有时效性的，学者们选择的案例也集中于1945年后。
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适用边界
第一，国家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二战后，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者观察到这些地区和政治行为体无法归纳到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中，这一“反常现象”促使他们修改原有的“国家主义理论范式”，引入“政治体系”这一新概念，推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产生。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有效地拓宽了研究对象选择范围，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成为新的比较研究对象；拓展了比较对象类别，竞争型、半竞争型、权威型三类政治行为体成为新的研究焦点。相比于传统比较分析法的少量案例，量化研究涵盖的样本数量更多，使作者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得出普适性的宏观理论。
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自身具有局限性。首先，在量化研究中，最常见的搜集资料的方法便是问卷调查，包括抽样调查、民意调查等具体形式。通过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来搜集民意，获取有关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资料，看似非常容易和科学，但是容易忽视受访者的社会或政治背景。其次，量化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一般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调查范围都较小，只有政府部门有能力去进行区域性、全国性的调查。但是来自官方的资料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政治性的决策考量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公开的资料常常是通过政客和官僚们选择想要公诸于众的消息。最后，部分研究者无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时，会选择文本分析的方式，但是他们从当地官方媒体文本或政治辩论中获取的资料以及分类和估算的方式，都会忽略语言文字背后的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转变，推动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范式遵循“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为比较政治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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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和质性比较分析法的兴起
第三，多元主义理论范式。1989年后，比较政治学深受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影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逐渐找寻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和路径，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多种新兴的政治模式。政治现象多元化推动研究议题的多元化，促使学者们研究范围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学界逐渐划分出东亚、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性研究领域，来探究各地区政治独特性。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大数据分析和统计方法进入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范畴，推动量化研究结论朝着更加科学化方向发展。传统的历史、规范研究也重回主流方法论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定性、定量、质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共存，也推动了理论研究范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由此可知，相比于定性研究，量化研究以阐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为目标，研究结果常常是一些得到普适性共识的、不需要证实的结论。相比于政治哲学，以量化研究方法为主导的比较政治学发展时间短、理论基础弱，很难构建解释力度强的理论范式。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政治学研究议题受到时效性、区域性、人为政策性影响，可供选择的案例样本有限，量化研究很难发挥大数据统计的科学性。
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演出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这样的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内斗宦官，外控藩镇，以及防备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坊市制越发难以维持，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小店铺便如同雨后春笋出现在这些坊区中。
另一方面，回顾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探究量化研究方法发展前景。1979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比较政治学研究也逐渐迈入正轨。2010年后，以《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评论》和《比较政治学前沿》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专门性、独立性期刊纷纷出版，学界开始规模性、系统性、针对性地开展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方法论创新，探究专属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作为“新生儿”的方法论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目前，我国研究仍停留在引进西方比较方法前沿理论阶段，并未做到方法论创新与自觉。同时，方法论研究落后于学科内其他议题。
面临此种发展困境，在中国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研究方法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找寻方法论自信？可以遵循两种路径。第一，“西方方法+中国议题”路径，即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论系统知识解释中国问题。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实践此种路径，例如，郝诗楠和高奇琦在分析分离主义成功原因时，使用质性比较分析方法，选择了5个正面案例和10个负面案例进行质性比较分析，成功组合了“非民主政体”、“经济不发达”、“外部干预”、“国家统一时间短”和“分离主义组织的暴力化”等五个主要变量，分析了两条平行的分离主义实现路径和原因。第二，“西方方法+中国方法+中国议题”路径，即以议题为出发点，将西方传统研究方法与我国方法论或思想相结合，进行方法论创新。根据研究问题的独特性与研究进程的可行性，贯穿研究方法的精髓——比较分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度剖析；在提高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上，提升研究思想深度。
作为矿业发展新形态，绿色矿业不再是矿产开采加工中对生态环境进行简单的维护和治理，而是一种观念和行动的创新。本文尝试对“绿色矿业”和“绿色矿山”两个概念进行宏观界定，认为绿色矿业是对传统矿业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变革，是矿业绿色理念、绿色方式和绿色目标的有机结合，概指在生态文明的规范下，以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矿产资源规划、勘察、开采、加工、管理及复垦和矿区利益关系等全部环节，达到矿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最终实现矿业生态文明。相应的绿色矿山是指矿山企业以绿色生态手段进行矿产资源开采利用，在此过程中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
结语
比较政治学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学科，虽然相比于自然科学，它利用统计数据建立的因果链条和相关关系都具有人为性、主观性、非科学性；相比于其他相对成熟的社会科学，它的理论基础弱、研究对象数量有限、研究议题不断变动。但整个学科仍处于不断发展进步中。一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量化研究方法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主导，推动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阻碍，统计数据的获取和真实性问题、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研究议题的选择和解释力度问题，都成为量化研究学者难以逾越的鸿沟。
客观而言，在一项好的研究设计中，量化研究无法脱离定性分析而独立存在。而且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漏洞。质性比较分析在操作过程中也需要依赖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允许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修改数据，仍然没有摆脱“方法论客观性”的质疑。比较政治学研究目的是解释政治现象，研究路径是“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定性、定量和质性比较分析仅仅是服务于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的技术，应该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来展开实证研究，发挥学科特色和优势。
（王宏禹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丹彤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摘自《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