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雨[1]2009年在《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文中认为如何看待科学话语的性质?科学话语与科学世界的关系如何?前者能否作为真正反映后者本质的可靠信息?社会学家的话语能否被视为是对科学世界本质的真实描述?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研究纲领便尝试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对传统科学分析模式(如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传统的文学分析路径)及一些SSK学者的科学话语观(如夏平、科林斯等)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马尔凯将所有的科学话语视为是“分析的议题”,而非建构社会学理论的可靠信息,并从主体维度、文本维度、规范维度、史学维度、传播维度解构了传统关于科学话语与科学世界之间的反映论逻辑。同时,马尔凯将其关于科学话语性质的结论——科学话语是易变的——反身性地运用到对自身(社会学家的话语)的说明之中,通过发展“新文体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反实在论抱负。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研究纲领既继承了早期SSK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客观上又在瓦解着早期SSK分析模式的合法性,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一股批判与反思力量,其所提出的“新文体形式”更是直接将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在论知识观给解构掉了。分析马尔凯的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对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性质、局限、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科学话语的传统研究模式:默顿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分析模式;齐曼的科学论文观;传统文学批评视野下关于科学论文的内容无涉分析模式。分析了传统科学话语研究模式的特征:传统的科学话语分析范式是将科学话语视为是科学世界的旁观者,它不涉及对科学话语具体内容的社会学分析。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一些SSK学者的科学话语观,如夏平、科林斯、伍尔加、谢廷娜。总结了其研究模式的两个特征:首先,他们的分析大多是从认知视角对正式科学话语的内容进行社会学的解构,不再将正式科学话语视为是对科学世界的真实描述;其次,他们的分析模式仍然属于传统的实证主义模式,在打破了正式科学话语实在论的同时,却将非正式科学话语视为是建构其社会学理论的坚实基础。第三章:主要介绍了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的内涵及产生的必要性,并分析了马尔凯科学话语研究纲领的主要特征。第四章:这一章从主体维度、文本维度、规范维度、史学维度、传播维度视角分析了马尔凯对科学话语所作的修辞分析。马尔凯将科学话语视为科学世界的“制造者”:在马尔凯的视野里,科学世界只能从科学话语中体现自己,而真实的科学世界却被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隐匿起来。第五章:主要分析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所面临的反身性诘难,以及马尔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马尔凯提出了“新文体形式”这一概念,通过创造新的科学文本书写模式实现了自己的反身性抱负。本章详细分析了几种新文体形式:如自我诘难的文本书写模式;对话式文本书写模式;模仿。第六章:这一章主要是分析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在学术界的位置。首先分析了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的独特性,并与其他学术进路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分析了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话语分析体现了SSK的核心精神,在认识论上与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一致的:但在方法论层面,话语分析则是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性力量。最后,分析了话语分析对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及对社会学的贡献。第七章:这一章是对马尔凯科学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的反思。第一节分析了学界对马尔凯科学话语研究纲领的积极评价。第二节则分析了马尔凯科学话语研究纲领的局限性: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在分析上蕴含着不对称性,不对称之一是用科学话语中的修辞因素完全代替理性因素,不对称之二是用单一的“话语”维度取代科学实践的丰富性。文章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走向广义对称。依据广义对称,文章首先是提出了“科学辩证模型”;其次是从话语视域的科学走向实践视域的科学。第八章:主要分析了新文体形式与后现代文本观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新文体形式对现代阅读及写作的积极影响。文章首先分析了新文体形式与后现代文本观的相似性,然后讨论了二者的差异性:新文体形式更为倾向于“自我”的解构,它更为激进。本章最后分析了新文体形式对现AI写作作及阅读方式的积极影响及使用限度。第九章:重点介绍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面临的反身性难题,以及新文体形式对解决这一难题所提供的有益的借鉴。文章在反思新文体形式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建设性反身”概念,以图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文章最后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该走向“尊重自然”之路,同时,与其他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传统科学社会学、理性哲学、科学史学、科学学等保持一种开放、互动、理解的关系,这样才能避免固步自封,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寻找出路。第十章:提出了“新属人知识观”。分析了当代知识观的困境,以及“新属人知识观”对当代知识观困境的反思与尝试性建议。
覃世艳[2]2006年在《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批判》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是对陈海飞师兄2004届博士毕业论文《论理解——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的理论继续，旨在评析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的影响。 解释学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理解的自我反思，是对理解的理解。它包含两个向度，一是肯定性向度，主要研究理解如何可能；二是否定性向度，主要关注理解如何不可能。解释学史共历经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四种阶段和形态。其中，局部解释学和一般解释学还被称为传统解释学，它和现代哲学解释学一道体现了解释学的肯定性研究向度，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则体现了解释学的否定性向度。 后现代主义解释学体现了解释学视野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它的主要流派是解构主义解释学和新实用主义解释学，前者以德里达、耶鲁学派等为代表，后者以罗蒂等为代表。它以关注理解如何不可能为根本旨趣，以文本间性和意义的多样化的关系为核心问题，以理解的主观性为基本原则，以直接或间接地抛弃作者和文本原意为理论依归，以轻视历史、篡改地理和转换时间为重要手段，通过蛮横隔离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将传统认识的对象纳入到理解的对象之列，或者片面强调文本的审美性，或者片面强调文本的应用性，从而以理解到的意义取代文本意义，达到取消认识论、取消理解对象的确定性，否定理解的正确性等解释学的传统旨趣和理论的目的，并最终抹煞传统的主体观、真理观、历史观、知识观、价值观等。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解实践的事实层面出发，坚持以文本为依据，以批判为主的原则，运用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互文性等思维方法，阐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思潮的背景及主要观点。第三、四、五章，评判了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理论在理解与认识、理解与欣赏、理解与应用等关系的偏失，重新界划了解释学与认识论哲学、美学以及价值哲学的区分。第六、七、八章阐述了后现代解释学对解释学基础理论的动摇与否定，并进而消解了以前解释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正象理解不同于认识、欣赏和应用一样，解释学也不同于认识论哲学、美学和价值论哲学。第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具有一致性，都反对传统解释学，但是，前者是后者理论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它们的理论旨趣、核心问题、基本原则和理解的正确性等方面也迥然有别。第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强调了读者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强调了理解的开放性、相对性、历史性、民主性与创造性等，打破了绝对主义解释学的神话，不啻为解释学史上的重大进步。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第四，伊格尔顿所宣告的西方文化的死亡并非空穴来风，当前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更多地张扬了其消极性。它否定了解释学的重要理论，比如，否定了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否定存在着客观固有的文本意义，否定了作者和文本的客观关系，否定了正确理解的可能等等。这给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张震[3]2006年在《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文中认为本文尝试对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艺术哲学向度加以考察与批判，而贯穿于这一考察与批判的核心问题，则是艺术真理的问题。 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艺术哲学向度的批判性考察。第一章对作为现代诠释学哲学前史的古代诠释学及近代诠释学与艺术之间的关联进行简单的历史回顾。第二章讨论作为现代诠释学起点的诠释学“存在论转向”，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基本内容及其艺术哲学向度，以及理解的存在经验与艺术真理的关联等问题。在伽达默尔这里，艺术经验就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经验，是一种意义理解的真理事件。因此，艺术的真理就是理解的真理。第三章讨论围绕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展开的“诠释学论争”及其艺术哲学意味的问题，具体包括伽达默尔与赫施之间的“意义与含义之争”，伽达默尔与阿佩尔之间的“经验与先验之争”，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解与批判之争”，以及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之间的“对话与解构之争”。第四章讨论现代诠释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利科的诠释学理论的艺术哲学向度及其艺术真理论的问题。利科通过诠释学的“迂回之途”和文本解释的“诠释学之弧”把诠释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存在论贯穿起来，揭示了理解的艺术真理的多层性。艺术真理的结构可以通过隐喻问题来说明。艺术的真理不仅仅是理解的真理，也是隐喻的真理。 第五章旨在更明确地厘定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艺术哲学向度及其艺术真理论的限度，并在此批判性的反思的基础上初步描绘出新的可能的“个体化理论设计”。现代诠释学把艺术真理揭示为理解的真理。“意义内在性”问题构成了诠释学及其理解的真理的限度。“意义内在性”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意义的“先设定”，其二是理解的“自循环”。它是诠释学在存在论上规划自身的边界。为了走出诠释学及其艺术真理论的边界，必须重释艺术作品的存在。创造作为作品世界的构形、作品意义的生成与作品真理的发生，是被诠释学遮蔽的作品存在之维。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理解与创造的张力的存在。与此相应，艺术真理就是理解与创造的真理，它表现为作品意义的发生与展露及其张力关系。理解与创造及其张力的经验在存在论层次可以视作一种意义与行动的存在论。因此，艺术真理作为理解与创造的真理也就是意义与行动的真理。不过，在意义与行动的交织之中，行动具有优先性。行动的真理性就是自由。因此，艺术的真理即是自由。在迈向艺术真理的途中，我们倾听着的，乃是行动的呼声与自由的召唤。
王丹[4]2012年在《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演变》文中提出本文集中考察的是“语言转向”语境中西方语言批评的演变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本文力图以语言意识作为基本视角,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一理论谱系展开系统梳理与分析,探讨不同批评理论语言意识的形态、特征与内涵,展示语言批评理论的整体思路、研究视域与研究方式。同时,区分这一演进过程的三个阶段：语言形式阶段(“形式”与“语义”)——语言结构阶段(“结构”)——语言活动阶段(“文本”解构与“话语”实践),并分析这三个阶段在文学研究上的主导倾向与“颠覆”因素,揭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具体区别。进而,以此为基础来阐明语言批评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脉络：从关注“语言形式的审美自律性”到聚焦“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性”。除却绪论与结语之外,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与第二章探讨语言形式阶段,第三章探讨语言结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体上对应着“语言形式的审美自律性”(时期),它们侧重于研究文学语言自身的特征与属性,并以此为依据来阐释文学和文学活动：第四章则主要分析语言活动阶段,它关联着“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性”(时期)。这一阶段着眼于语言活动的品质对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影响与规约,立足于文学生产的运作机制来理解与阐释文学。具体而言：绪论部分在对“语言批评”和“语言意识”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本文选题之缘由——国内学界对文学语言研究的认识存在着严重“误读”,梳理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交待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在本文中,“语言批评”主要是指从语言维度出发对文学展开研究的批评理论类型。“语言意识”则是指文学批评对于“语言”的观念看法,以及探究文学和语言关系的问题意识。而语言批评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因、线索即体现在：不同的批评理论在语言意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乃至截然不同。第一章文学审美性与语言形式的独特表现。本章旨在考察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意识。在对传统文论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质疑中,俄国形式主义高举“文学回归自身”与“语词复活”的旗帜,要求建立按照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来进行研究的文学科学。由此,它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文学性”即文学语言上。在它看来,语言形式是文学审美性的唯一要素。基于此,在文学研究中,它致力于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考察形式对于文学的影响,追问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何处、如何形成、怎样操作,以及形成这种特殊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鉴别?在这种追问中,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意识”呈现为一个发展脉络：“形式→程序→功能”。“形式”主要从语音层面区分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将文学形式的特殊性定位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程序”则包括两个方面：(1)“程序奇特化”。强调文学所特有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奇特化的艺术手段加工日常语言而形成的。(2)“材料形式化”。在此,俄国形式主义突破了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分法,侧重于论证艺术技巧是如何加工语言“材料”(“内容”),从而构成文学作品的；“功能”强调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语言,把语言形式视为动态的功能系统,认为各种技巧在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非机械堆积。在这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意识到文学的系统性,并初步结合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现了由“形式”向“结构”过渡的发展态势。从语言批评演变的角度来说,俄国形式主义的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了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将语言研究作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在整体上转换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与研究范式,开启并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而且,在俄国形式主义后期已经出现了“向外转”的萌芽,文学被当成与其它社会历史系列并存的符号系列来分析。不过,由于在主导倾向上,俄国形式主义并未走出将文学视为自主性疆域的审美论观念。因而,在它强调文学语言的“自我目的性”、纯洁性,追求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也无力解决或悬置了价值判断与意义生成的问题。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则从语言形式的其它层面出发,分别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第二章语言形式与语义复义的有机统一。本章主要阐述英美新批评的语言意识。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旨趣相似,新批评也将文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认为文学审美性在于语言形式。不过,相较于俄国形式主义而言,新批评关注的并不是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而是文学语言的语义特征。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新批评提出以“文”为本,倡导针对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反对“外部研究”。这种语言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文学的本体构成方面。新批评区分了文学(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依次提出了“伪陈述→构架与肌质→有机结构→多层结构”等理论界定。在此基础上,它将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与语义的非概念性结合起来,认为文学本体就是文学作品的独特“语义结构”,文学的特异性即文学语言语义的复义性;其二,强调能指的曲指性,侧重于分析修辞所带来的文本语义效果。在新批评看来,“含混”、“悖论”、“反讽”、“隐喻”、“张力”等范畴,既是文学语言独特品质与构成特征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是使文本语义结构复杂而又丰富的语言修辞方式,同时亦构成了“语义细读”的独特批评策略。而在具体的“语义细读”之中,新批评涉及了文本之“外”的因素,朦胧意识到了语言修辞对思维的制约。这就意味着,“内部研究”并非是画地为牢式的形式分析,它并没有完全隔绝文本内、外因素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这也是强调语言形式的批评理论的基本特点,它们从未把文学等同于语言形式,更存在着超出单纯形式范畴的因素。作为语言批评话语的形成期,新批评不仅克服了俄国形式主义忽视价值判断与意义问题的局限,也对传统的文论框架造成了持久的冲击,使得语言意识深深渗入到文学研究的血脉之中。但是,它对语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要求文学研究有“本”可依,但存在就文本论文本的孤立与不足。同时,在语言的情感特征上,它也并未摆脱语言反映论的窠臼；(2)强调文本语义结构的复义性与非明晰性,却又存在有机统一体的迷执；(3)只是确立了文学语义,却无法解决意义生成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新批评蕴含着自我消解化的发展倾向。而这恰恰是它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替代”的主要原因。第三章意义生成与文学语言的结构模式。本章着重分析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意识。结构主义批评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基础上,克服了新批评局限于个别文本的不足,进而强调文学语言的结构性与共时性。在它那里,“结构”概念已不是早期语言批评所界定的体裁结构或实体结构,而是指抽象的结构形式。出于这种语言意识的差异,在语言问题的探讨上,它已不止于寻找文学之所以具有审美性的形式要素,而是旨在追问文学的意义究竟源自何方?因此,在语言分析中,结构主义并不注重具体作品的艺术形式与语义特征,而是力图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为范例,对文学的“意义”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根据语言的系统化模式构建出文学结构,并以之作为文学研究的恒定模式。归纳而言,结构主义批评的文学结构类型研究涵盖两个方面：语言学模式与符号学模式。前者以雅各布逊的诗歌功能分析,以及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等理论家的叙事结构或“语法”分析为代表。后者则以早期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为代表。在这两个方面的语言分析中,结构主义批评家在强调结构的同一性、所指的优先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注意到结构与行为、意义多元与文化“语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呈现出审美与文化分析、结构与解构要素相交织的理论格局。就语言批评话语的理论谱系来看,结构主义批评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它将静态的语言形式研究推向极致,在语言结构内部解决了意义生成的问题,部分摆脱了“文学如何、怎样反映生活”的审美论语境；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构分析范式也将文学研究闭合于抽象的语言世界之中,使之几乎完全脱离了超语言学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文学系统与具体作品的关系上,“结构”成为了唯一的终极模型；(2)在废黜作者主体中心论的同时,也否定了文学活动中“主体”因素的存在；(3)关涉共时的结构因素,而忽视历时的语境因素,排斥了非结构的系统。由此,它也不能解决语境中的意义构成问题。而这也促使结构主义对自身的局限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构主义内部所出现的那些解构因素,正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困境,并试图解决这些困惑的努力。第四章文学生产与语言活动的文化建构。本章主要论述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意识。从“语言转向”的完整内涵来说,语言研究不仅意味着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更是指对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从而打破柏拉图以来的“语言镜像论”。以此来观照的话,语言形式时期的批评理论只是将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学自身的语言符号系统,但仍然处于“语言镜像观”的囚笼之中。而后结构主义正是在对哲学“语言转向”的回应中,转换了探讨文学语言问题的具体思路与研究方法,以语言活动的方式把文本内、外重新关联起来,从而实现了语言批评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德里达为开端的“文本”解构途径,以及以福柯为肇始的话语实践范式。德里达从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解构了“结构”与符号的一致性,颠覆了书写与口头语、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等级关系,进而强调语言活动是能指的无限延宕,文本是意义无穷播散的意指链,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界定了文学语言与“文学性”。在他的影响下,以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强调文学语言的修辞性,提倡修辞性阅读,致力于分析文本由于修辞与语法—逻辑之间的张力,以及述行矛盾所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揭露语言修辞活动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而以后期巴特、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文本(性)理论,则把文学语言视为超语言学的意指实践,关注文化准则、习俗如何塑造文学文本,语言活动如何建构主体性,并认为文本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文学却又能通过语言活动去消解这些意识形态。不过,由于“文本”途径大都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控制化约到一个意指实践过程的各个方面,局限于“文本”间性效果的踪迹疆域。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真正的“权力”(主导意识形态)是通过语言活动发挥作用的。而福柯对语言、知识与权力关系所作的思考与分析,则弥补了“文本”途径的不足。他将语言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历史场域之中,对话语实践的运作机制进行考察,进而揭露了话语/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在福柯的启迪下,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等批评理论,对“话语”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挪用、修改、借鉴与吸收,并将之付诸于文学研究,由此完全实现了语言批评的转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研究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转向”的出现,不仅不是对“语言转向”的取代与替换,反而是“语言转向”发展环节中的断裂性连续。结语部分简要论述了语言批评演变的特点及其启示。本文认为,语言批评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文学语言研究也并非只能围绕着语言的形式范畴来展开,文化批评更不是与语言批评无关或取代它的研究类型。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语境中,兼顾了“审美”与“文化”维度的语言批评应当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李慧芳[5]2016年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研究》文中认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中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解构思想和方法,为了表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界背景下的宏观旨意和发展前景,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即将退场或者业已隐向“面甲”的情况下祭出了自己苦心经营的解构理论和思想,同时以其独树一帜的哲学话语勾勒出了特有的时代场域和历史境域,展示了既是拯救马克思主义于既倒又是攻击新自由主义试图一统天下的雄心,是一曲宣扬解构理论或思想的动人歌唱。以此为探研的出发点,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于话语、哲学话语和《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其次从《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主体即解构理论的内涵、“幽灵”话语主体的内涵以及“新国际及弥赛亚”话语主体的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客观阐述;再次从《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的表达方式探析了德里达所构建的知识体系的外在形式,即哲学话语表现方法、哲学话语策略和哲学话语的特征;最后通过《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的语言困境和对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启示进行针对性的哲学话语评析。
吴建设[6]2008年在《乔纳森·卡勒：解读理论多元时代》文中指出本论文从卡勒思想史这个角度出发,遵循卡勒所提倡的“避免过度简化”的原则,从形式层面(基本学术思路、文学研究特色)、实体层面(三次转型思考、关键词溯源研究)这两个层面来立体把握其学术思想,并勾勒其在文学思想史的地位。在卡勒研究上,国外英美界并未有系统的研究,只有几次访谈以及众多书评,目前较为零散;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多为国内众多学者的译介与评述,较少系统化的研究。鉴于上述思考,本次研究试图基于卡勒所有著作、重要论文、前言(如给燕卜逊等)、并结合国内与国外英美文学及文论界著名学者对卡勒的评论,来分析卡勒“如何说”与“为何说”,而非“说了什么”。由此,本文第一章介绍了卡勒其人与作品;第二章通过分析他批评的切入点、目标、方式与态度,试图着重把握住卡勒的基本学术批评思路;第三章则通过与其它批评家(詹姆逊、斯科尔斯、诺里斯、利奇、伊格尔顿)的比较,突出介绍了卡勒在“三次转型思考”中所表现出的良好应对;而第四章为“关键词研究”,系统梳理了卡勒语言学、“诗学”、与“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第五章则将卡勒与詹姆逊、米勒进行比较,以探讨卡勒在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研究中的特色;最后一章为总结,结合卡勒批评研究的实际,讨论他的理论贡献与将来可能的走向。相对来说,在卡勒的批评理论和学术生涯中,他能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有效地相互结合起来,而这三者在中国恰恰是相互分割的。虽然卡勒的选择不一定就是中国批评界的选择,但本论文仍然希望:对卡勒系统研究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批评界有所启示。
梁峭[7]2015年在《汽车造型形面认知与解构》文中指出本文选题源于国家纵向课题和设计实践,以汽车造型形面为对象,研究形面的认知与解构,构建理论模型,进而提出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论,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研究的课题是《流光塑影,赋形达意---汽车造型形面认知与解构》,“汽车造型”是汽车设计的专门领域,具有多角色参与、多学科交叉、多进程交互的特点,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领域,定义了本文的研究“情境”,即文中的理论、概念和术语都属于该领域,研究具备艺术、文化、技术等多视角;“形面”属于汽车造型核心要素之一,关于形面的研究是关于对象的研究,同时也是与设计实践活动紧密关联的研究;“认知与解构”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即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全方位解读形面,对其构成要素、属性、生成过程和品牌“意味”等内容进行认知与解构;而“流光塑影,赋形达意”既指代形面的塑造手法,又包含形面的设计目的,是对形面设计的提炼与总结。研究的思路是,以汽车造型流程、设计角色等为背景,从设计时序和设计逻辑、横向和纵向多视角对汽车造型形面进行认知与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形面的设计思想与方法论。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问卷和访谈法”、“实验法”、“调研法”,包括了《C级行政车造型设计》、《东风柳汽景逸SUV造型设计》和《电动汽车造型设计》三个设计案例,《上汽通用五菱品牌内部调研》和《上汽通用五菱品牌用户调研》两个问卷及访谈,《上汽通用五菱的汽车品牌“线索”实验》、《汽车造型特征面提取实验》和《概念形面与语义关键词实验》三个实验,以及欧洲的实地调研。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造型设计实践,提出相关理论、模型。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如下:1)形面形态构成要素研究。系统研究了形面的审美类型与层次结构,提出了形面风格之美和形面光影之美。基于形面风格的欧洲调研,研究提出每个时代的形面都受到时代审美趣味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形态及感受,具备不同的风格之美。同时认为,形面的光影之美是形面实体与光影的一种虚实相生的审美类型,提出了形面的形态构造包含面廓、面构和面势三个要素。研究提出了形面的分类层次,认为存在基于骨架与蒙皮、基于特征线依存和基于边界的三种分类与认知方式,其本质是通过“线-面”关系,来形成不同的分类;研究提出了特征面的概念,对特征面进行了定义,通过相关实验,完成特征面的提取、聚类与表征,构建了特征面层次。2)形面属性研究。提出了形面的两大属性:物理属性和设计属性。认为物理属性是形面存在的物质形态,以数据的形式进行表达;而设计属性是形面所表达的设计内涵,亦即其携带的造型信息,是形面存在的意义。研究构建了汽车造型形面的属性关系模型:物理属性是形面存在的物质基础,与形面数据形成对应关系,包含多种数据形式,数据间存在多层转换关系;设计属性是感知形面的物理属性获得的,与形面信息形成对应关系,包含决策信息、用户信息、工程信息。通过汽车造型项目案例分析,详细研究了形面数据和形面信息表达和转换现象,构建了汽车造型形面设计关系模型和形面的角色沟通和数据转换模型,认为角色之间存在的是沟通关系,数据之间存在的是转换关系。研究了形面生成的一致性问题,提出了形面生成的一致性协作模型。3)形面生成过程研究。分析形面的存在形式与转化形式,提出了形面转化关系模型。认为草图完成了从概念语义(关键词)到概念设计的转化,属于形面生成的核心阶段;效果图通过光影刻画,完成形面的“再设计”;CAS数模和实体模型阶段分别完成形面的数字化和实体化。从角色和语义的角度,提出设计师与管理者通过意象语义沟通,获取形面的情感属性;数模师既与设计师通过操作性语义沟通,又与工程师通过参数化语义沟通,以几何特征为基础构建形面的美学特征;油泥师通过操作性语义与设计师沟通,对美学特征进行构建,而主模型更多与工艺、技术、材料等制造类因素关联。研究提出了线-面关系主导的设计问题求解,认为每一个设计解都可以视作一个“线-面关系集”;研究基于形面生成,对设计流程进行了重构,认为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形面从“表意”到“循矩”的过程;研究还提出了语义包裹的形面沟通关系,认为设计的流程处在意象层语义、操作层语义和数字层语义包裹的状态,也是从设计到工程的需要。4)形面的品牌“意味”研究。系统分析了形面与品牌基因的关系,提出品牌“设计线索”概念,通过对特征进行分类,认为设计线索可以分为“视觉线索”和“语义线索”两类,然后通过实验和调研,提取视觉线索和语义线索,构建了品牌设计线索体系。认为语义线索对应了形面的情感属性,表达为形面语义,视觉线索与美学特征和几何特性对应,分别表达为形面特征和形面技术参数。根据视觉线索和语义线索的变化规律,提出了“突进式”、“稳进式”和“微进式”三种基于形面的品牌设计策略。本文旨在通过对形面这一汽车造型设计对象的研究,来深入了解汽车造型领域的本体性知识。形面既是一个设计对象,又是一种造型手法,更是设计思想,形面的研究对汽车造型设计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意义。
唐诗人[8]2013年在《差异、生成与阐释伦理》文中指出解构一词的流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推崇它,二是抨击它。这阶段来说,后者远甚于前者。在否定和批判解构思想的潮流下,解构思想的负面因素得到宣扬,甚至带点夸张。可是,我们阅读那些对解构思想有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们的文章时,却往往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为什么呢?是研究者有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好处言说,还是德里达等人的解构思想真的不那么恐怖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克服各种难度去阅读解构思想著作,重新去思考解构思想是怎么回事。而且,如今的重新思考必然要结合一些类似的与不同的思想,兼顾历时和共时性因素。这种语境观照下的重思解构思想,能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吗?本论文在这一思考前提下展开,最终以差异、生成和伦理三个关键词来统率本人对解构思想的理解。差异是最为人们熟悉的层面,而生成性特征却因为差异的特别明显而被忽略,但它却是最重要的特征。解构主义思想家突出差异只是建构其解构思想的策略,本人认为生成多元和关注复杂性才是解构思想的旨趣和重点。解构思想的生成特征有特别的涵义,论文讨论了解构思想生成维度的表现及其影响性问题,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解构思想的生成内涵,不仅指出生成特征的具体所指,而且在“生成什么”问题上得到阐述。另外,论文最后的部分论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伦理层面,这也是本论文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属于德里达晚期所关注的问题,对伦理等问题的思考使解构思想有了更为明确的定位,德里达将解构与正义对等,这如何理解呢?德里达又是怎样去思考解构与责任的关系呢?论文将这些问题与其他理论家的相关观念置于一起作比较式地论述,使德里达关于伦理,尤其是阐释伦理的观念更清晰。
李宏鸿[9]2013年在《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是源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本论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德里达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哲学渊源开始,对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该理论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发展轨迹,指出它对文学翻译深刻的启示意义,最终阐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借助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等多种渠道传递出的一种多声部的和谐精神,展示了蕴含在它精神深处的和谐主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言。概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对德里达和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看法之上,更着重表现在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之上。因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关于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文本无定解、翻译不是为了传递内容,而是为了释放真理等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精神高度契合。源于解构哲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带有破坏性的表象,然而它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语言和谐的精神以及超越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和谐主题,这一点在它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并未给自己的翻译思想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然而他的翻译思想以其与德里达翻译观在解构思想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事实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源头。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哲学思想到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追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对解构哲学进行了理论综述,并对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章指出,解构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德里达反传统的解构思想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一对组合。然而究其本质,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甚至连解构思想本身也依然没有逃脱柏拉图的日全食式的影响。不过,解构主义借助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概念割断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让意义流动起来,凸显语言的相关性,展示了语言在动态关联中表现出的生命力及其所营造的和谐景象。这又使得解构主义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哲学,也成为它为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构主义哲学中的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主要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对翻译中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看法,如,它否定了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认为译作和原作同为意义的能指链上的一分子,翻译并非意义的输送、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转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等等。本章同时指出,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在西方和中国都长期遭遇了对它的普遍误读,究其原因有四：1.解构主义论著自身文字的晦涩难懂；2.受新批评传统长期熏陶的学者对文字游戏的过分迷恋所导致的解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人文思想的旁落；3.解构主义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导致的其哲学内涵的流失；4.解构思想中“禅宗”的东方元素与德里达的西方式讲解的中西结合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为了准确把握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神内涵,目前译界应加大对它的文本细读的力度,并要将其置于它的哲学背景之下去理解和探讨。第三章在对本雅明阐述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主要著作“译者的任务”和“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译性、原作/译作关系、纯语言、译者的任务、以及翻译的标准及方法这六个方面阐明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容,说明虽然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已露出和谐精神的端倪,但由于神学对他的过度影响使得这种和谐始终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和而不谐。第四章对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德里达和本雅明之间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内在亲缘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完全就是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所做的解读,这种结构本身就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充分体现了德里达对本雅明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格拉海姆所指出的那样：“在精心构思的术语和主题中,不仅缺失的东西得以补充,含蓄的东西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了,边缘的变成核心的了。这样的补充可被正确地看作赞扬。”(78)在德里达对本雅明所做的补充和完善的阐述当中,尤以他对“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发展最为突出。本雅明在这个概念中倾注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将其看成能够表达神启的上帝的语言。德里达在保留其源初的宗教性的基础上,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从“谈论语言的起源和分散”(ibid)开始,将纯语言进而阐释为表达了人间真意的“真理”,让它从神界走进人间,将神性进一步融入人性,赋予纯语言更多的人文情怀。德里达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让且仅让我们与真理的语言变得相关,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遥远的终点,只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去体验(感觉)它。所以德里达说,翻译即体验,体验即翻译。我们通过体验那段遥远的距离从而体验到真理语言的存在。真理本身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它,但我们会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力量。德里达的思想有效地削弱了本雅明翻译观中过重的神学影响,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故而,德里达的翻译观不仅让语言和谐的精神得以全面呈现,而且还表达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人文精神。第五章对德里达体现在“相关的翻译”中的翻译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梳理,指出“相关的翻译”指的是能够升华、净化、调节、内化、救赎语言的翻译,澄清了译界对它的严重误读,突出表现在将德里达自己所说的：“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诗意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50)误解为是德里达对于翻译的本质的看法。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继承,同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发展和超越。如,在继承了本雅明对语言差异性的尊重的基础之上指出语言的相关性；在继承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任务是释放真理、救赎语言的基础之上提出翻译对于语言还有升华、净化、调节、内化的功能；在继承了本雅明通过陶罐的碎片、后世之生命、果皮／果肉之于皇袍／身体、切线与圆等一系列隐喻所阐述的关于原作／译作关系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利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为人类思想经典所特有的寓言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对可译性的阐述,将原作和译作由于翻译而建立的语言层面上的关系升华到超越了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笔者认为这是对本雅明的重大超越,也是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日臻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它将和谐的精神在语言以及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中演绎得入木三分,使其达到“风触及风琴一样”那般深邃,充分彰显了解构精神的精髓。第六章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阐释为前提,回归文本,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其宏大的哲学背景下对于文学翻译的微观应用。通过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相融合后笔者发现,前者对后者至少有着以下几点启示意义：第一,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第二,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第三,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第四,文学翻译应采用拱廊直译。拱廊直译指的就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议的那种能够让原作的光芒照进译作的直译,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既译词、又译味的直译,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译论中寻求字当句对的直译。本章的论述表明,文学翻译应当寻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和谐,而后在语言和谐的颤音中释放出那个失落的纯语言(真理)。第七章是结论,主要是对以上章节的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贡献。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其哲学渊源到它的主要思想直至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都蕴含着深刻的和谐主题。具体地说,这种和谐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哲学、语言、文学与翻译中穿行时利用这些领域间内在的相关性让它们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展现出秘响旁通的和谐景象；其二,解构主义翻译观本身表达了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的愿望,解构主义哲学本身更表达了实现全世界和谐的宏大愿望。故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一种多声部的和谐交响曲,它用翻译象征着一个万事万物在互补中共生的理想世界。
莫运平[10]2005年在《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文中提出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思维同时包含着建构和解构的两个维度,人类思想也是在建构与解构的矛盾中不断前进的。形而上学从其产生始其内部也同时蕴含了建构和解构双重因子。不过,至解构主义,形而上学作为整体又遭到了解构。因此,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有着一个明显的从建构走向被解构的历程。诗学的发展也参与了形而上学这一发展过程,或者说,诗学的发展因受哲学的影响,也有着一个在形而上学理论预设下的建构到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的过程。如果不对传统诗学建构的理论预设及解构主义诗学的观念和方法加以厘清,那么,对于西方诗学的研究和批判吸收将会成为无的放失。本文共分四章,具体分析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和解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后形而上学语境中诗学应该转向生存论诗学的设想。第一章“传统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主要考察在形而上学语境下传统诗学的建构。逻各斯、真理和正义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三个概念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并影响到传统诗学的。传统诗学即是以这三个概念作为理论预设建构起来的。第二章“解构诗学对形而上学的拆毁”,主要分析解构主义诗学是如何参与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它首先是解构了哲学/文学的传统二元对立,终结了诗学的形而上学预设;其次是通过一系列的批评实践解构了形而上学在解读文本时的指导作用,从而消解了传统诗学。第三章“建构中的解构”,从广义的解构的意义上分析诗学形而上学内部的解构历程。形而上学有着超越性和规范性的双重品性及知识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双重内容,这注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从其产生就会纠缠在不断的建构与解构之中。第四章“诗学之自我反思”,提出了诗学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都应有一个自我反思的精神。而反思主要有知识论立场及生存论立场两种。基于知识论立场上诗学反思的不足,本文最后提出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应该建立一种生存论诗学,这既是对知识形而上学的克服和超越,又是对道德形而上学的保留,同时也是使诗学回到生活世界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D]. 王彦雨. 山东大学. 2009
[2]. 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批判[D]. 覃世艳. 苏州大学. 2006
[3]. 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D]. 张震.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演变[D]. 王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5].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研究[D]. 李慧芳. 四川师范大学. 2016
[6]. 乔纳森·卡勒：解读理论多元时代[D]. 吴建设. 清华大学. 2008
[7]. 汽车造型形面认知与解构[D]. 梁峭. 湖南大学. 2015
[8]. 差异、生成与阐释伦理[D]. 唐诗人.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9]. 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D]. 李宏鸿.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D]. 莫运平. 浙江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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