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识论研究 论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式和方法典范，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曾长期主宰着人们的理论思维。人们对普遍有效的真理的追求，对不变的知识基础和永恒的理性信念的迷恋与执著，构成了传统哲学反思科学基础的认识论旨趣。哲学在这种认识论的基本定向中，逐渐树立起了自己在人类精神文化运动中的“霸权地位”。
这种认识论的基本定向，即使在理性主义时代也受到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质疑。今天，在经过了对它的伟大传统的审视和清理后，哲学认识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种曾经支撑起哲学“霸权”地位的传统认识论旨趣（或基本定向）处于“逆转”中。本世纪哲学发展的众多变化揭示出这个独特而重要的主题：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它影响了我们有关哲学的性质和地位的许多观点。
一、从科学观点到人文学观点
近代哲学由培根、洛克、笛卡尔等人发动的认识论转向基于两个根由：一方面，直接断言世界的古代素朴实在论的本体论探究需要认识论反省的补充；另一方面，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以及它在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不断获胜，昭示了一条正确认识世界的可能途径。“认识论转向”对于从宗教神权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理性，无疑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转向”在方法意识上效法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式，因而将“科学理性”视为人类理性信念的唯一支撑，这又预示着它必将“失落”的现代困境。
于此我们看到，认识论问题的凸显与科学对宗教说来具有的说服人的理性威力或说明问题的实证力量直接相关。认识论反思的目的是要获得一条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途径。认识论的基本难题是要回答由科学实现出来的主体对客体把握、思维对存在把握的最终根据。这表明认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科学立场和科学观点。它在反宗教神学的意义上和反对“缺乏认识论反思的本体论探究”的意义上具有进步作用。认识论的主题化作为这种科学观点的哲学表达是近代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科学观点推动的认识论研究，形成了传统认识论的基本特征：第一，主观与客观的严格区别。它导致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第二，对“一切知识何以可能”的“知识基础”的探寻。它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或绝对主义的知识论关切和“真理符合论”的真理概念。第三，在一切“对人而言”的关系中“认知关系”的枢纽地位之确立。它将存在的本性转换为认知的本性，使得探寻存在问题的形而上学与以认知为最高目标的科学混淆起来。
传统认识论的这些基本特征可以归结到一点，即试图通过对人类认识的反思一劳永逸地找到知识确定性和思想客观性的最终根据，进而实现对人类认识的永恒的理性基础的“终极解释”。这和古代哲学家致力于去寻找“原始基质”之类的“终极存在”一样，仍然是一种哲学的“憧憬”。
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在他详细解剖传统认识论的巨著《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正确地指出了这种隐匿着多重矛盾的认识论旨趣必然被“转化”的命运。他认为，传统认识论受到自然科学知识范式的宰制，很难摆脱“知识基础”的诱惑，一再地以各种形式采取了“心灵是一面伟大的镜子”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就是准确再现”的隐喻（参见该书第6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当人们从“科学观点”的束缚中解脱 出来，对人类文化的全体进行反思的时候，这种“镜喻”的认识论旨趣就该加以彻底的改造。
我们看到，随着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高涨，现代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纷纷涌现和各门人文学科在方法意识上的自觉，传统认识论在“科学观点”支持下所坚持的一系列不言而喻的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人类理性（主要是认知理性）能不能成为世界最根本性的存在？有没有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规范一切的最基本的知识原理能否存在？这都需要我们在一新的基础上作重新思考。
对此，罗蒂总结道：“在笛卡尔、洛克和康德进行写作的时代中，文化的世俗化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功而得以逐渐形成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科学家们正象神学家们一样远远地离开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结果，哲学越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它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同上书，第2 页）罗蒂从反基础主义的立场上宣布了那种以“科学观点”自居、以“第一哲学”自许的传统认识论成了古典的。
古典认识论过于偏狭，这使得它一再地落入与自身原则相悖谬的困境之中。僵化的主客对立使二元论成为逻辑必然，思维与存在缺乏通路使思辨的“图画填充”显得异常重要。现代认识论不满意这种形而上学的“诱骗”。实用主义率先对古典认识论的“真理符合论”宣战，认为认识探究的真理首先需要考虑对人而言的意义，所谓“普遍有效性”的追求是一种“可悲的认识论”。分析哲学倡导一种“基础认识论”，指出认识论主要不是关心事实之真假，而是关心意义之有无，所以对认识论而言说话方式、语言方式更为基础。新康德主义明确提出了“扩大认识论”的口号，表达了立足于人文科学基础对原有认识论作辩证转化的时代课题。
传统认识论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指向的认识论。因果规律性是它遵循的最高原理。所以在逻辑上它必须有一个“终极因”存在，而认识论必须达到“终极解释”。现代哲学从人文学创造和理解的视角出发，试图由人文学基础上的意义理解问题取代传统认识论的知识基础问题。这样一来，传统哲学所坚持的各种“科学观点”受到了来自实证科学和人文科学观念系统的消解、摧毁和拒斥。其中，人文学观点的确认，无疑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认识论转化的理性根据
总起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认识论的转化可以概括为三种典型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哲学是科学的逻辑。英美分析哲学持这种观点。它通过将“康德问题”（科学划界）和“休谟问题”（归纳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而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按照其意义原则，任何有意义的问题必须是科学问题。这涉及到科学意义标准，科学划界，科学的逻辑基础等各类问题。其目的是要理解科学，其途径是突出语言逻辑的意义理解。传统本质主义认识论因此必须作形式的转换。而概念形式（康德）并非症结所在。语言形式或说话方式更根本。第二种看法认为，哲学是人文学的逻辑。欧陆人文学哲学持这种观点。针对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简单地推广自然科学知识范式的弊端，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明确提出“人文科学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效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提法，企图通过历史理性批判，建立一种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其实就是“人文科学的逻辑”。现象学在强调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不可作实证的、心理学的研究方面要求一种适合人文对象的方法原则。伽达默尔认为，人文学理解必定包含着对于生活实践的效用以及作为其可能性和有效性之前提的历史性的参与。广泛经历了现象学和解释学熏陶的欧陆人文学哲学，由关注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对传统认识论作了意义论的转化。第三种看法认为，哲学是社会科学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持这种观点。它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作实证化理解的各种观点时，倡导从人文学的基础上批判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各种弊端。哈贝马斯曾为此专门撰写了一部标题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关注社会批判问题，并以此为支点采取了与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相融贯的方式。它们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转化传统认识论的。
这三种观点分别从科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展开了对传统认识论的转化，并从各自的立场洞见到了主体自觉与实践理性的相关性。这三种观点之间的争论在早期采取了无法交流和对话的“割据”状态。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它们各自的起源就会看到，这与它们在早期对自己思考的基础和方法的坚实可靠的信念直接相关。但只要我们循着这三种起源追溯20世纪全部哲学的内在发展，就会发现那种对试图建立哲学、知识和语言之根据的方案的怀疑在不断增长。当代哲学在历史人文领域不再拥有对永久理性标准的崇信，知识、科学、哲学和语言的最终根据的寻求不再时兴，相反各种迹象似乎表明原来认为坚实可靠的信条并非真正如此。
美国当代学者理查德J ·伯恩斯坦针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这种状况写道：“似乎突然之间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又受到了青睐。我们对科学的本质，对异族社会，对不同历史时代，对宗教和文学本文进行考察时，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并不存在‘硬’事实，相反似乎‘怎么都行’。”（《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3—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我们看到，以科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的上述三种观点从早期的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逐渐走向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从各自的片面性或局限性中对理性的意义标准缺乏一个全局的了解，因而在自觉意识到哲学思考的人文学基础之后难于接受早期那种类似于传统认识论在数学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理性自信，同时又拒绝从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出发寻找存在与意义、知识与价值的共同基础，因而从各自的立场走向了理性信念的失落。对传统认识论的转化导致了对“哲学”本身的消解或摧毁。
英美分析哲学在“理解科学”和“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号下，不断修正意义标准和划界标准，使得它在初期所标举的片面的科学理性逐渐消解为工具理性，并最终走向非理性。欧陆人文学哲学在人文科学理解和存在意义追寻的关联中，使得胡塞尔现象学所追求的普遍理性概念逐渐失去了意义，代之而起的是在反对认知理性、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过程中走向了包含着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在内的历史理性、艺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并自始至终贯彻着一种消解或否定实体本体论的非理性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自然理性与历史理性、科学理性与艺术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调停，进而将理性问题转化为以社会合理性为支点的交往、批判问题。
从反对传统认识论由认知理性或科学理性庖代一切人类理性而导致的形而上学思辨或理性崇拜及理性决定论而言，上述三种观点是一致的。英美分析哲学是靠“分析”的技术使“科学理性”摆脱形而上学的思辨。欧陆人文学哲学则明确反对“科学理性”的“独霸”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将具有单一指向的理性由认知旨趣作多元分解。这意味着传统认识论在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中所要求的“理性”观念在现代各派哲学所实施的“转化”或“消解”方略中已是“明日黄花”了。从这一意义上看，对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首先是对其“理性根据”的破除。具体而言，是对那种由“科学观点”所支持的“理性自信”、“理性僭妄”和“理性至上”的“理性信念”的摧毁。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科学理性的统治地位的内部瓦解（英美分析哲学）和外部消解（欧陆人文学哲学）。这种理性信念的失落，使现代哲学处于一种多元分裂的局面，但同时也内蕴着更宽容的、更谦逊的“多元理性”的建立。这无疑是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的“理性根据”。
在我们看来，由于这种转变在性质上是“系谱性的”，所以不能单纯局限于理性意义和范围的狭隘争论（英美分析哲学），也不能仅凭非理性的生存体验作为出发点诠释世界和生活的理性内涵（欧陆人文学哲学），而“意识形态批判”也不单纯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精神分析”、人类行动的“物化分析”和人们日常道德、社会和政治体验中各种危机的“诊治”，它应当是基于人类存在总体的实践批判。现代西方各派哲学由于缺乏这种总体性的实践批判的视角，对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缺乏一种全体性的辩证观点，因而陷入各式各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始终没法克服由对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所导致的人类理性信念的失落。
应该看到，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学说，它始终是人类理性信念的表达。人类理性信念直接关涉人性的基础。传统哲学以一种分裂的方式表达人性内容，或者将它归结为物质本性，或者将它归结为某种精神本源，这造成了局限于科学基础或宗教基础表达人文基础的片面性。人类理性信念由于这种片面性而以一种人性外投的方式得以表达。这造成了人的人文基础的异在化。如何使这种外在于人的理性信念返回人本身，既要回答人文基础回向人的生活世界的理性根据，也要回答认识论辩证转化的理性根据。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从各个方向上导致的理性信念的失落实质上是对传统哲学人文基础异在化的一种揭示，它们并不是要一般地取消人类理性信念，而是要取消一种片面强调信仰或者科学的虚假的人类理性信念。这种虚假理性信念的失落预示着一种真正的理性重建，这需要对构成了人的人文基础的总体性的实践旨趣和世界参与进行全面的综合理解。
三、认识论转化的合理方式
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关键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现代哲学通过扩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变对象之给予为对象之建构）来反对康德“理性批判”的二元论，通过使休谟经验主义唯我论原则发展为一种语言批判的唯我论来反对休谟心理主义的预设（因果概念），通过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内在性原则发展为不关涉对象之证明而只求显发意识内部之构架的现象学原则来反对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假设，通过将黑格尔抽象的“中介”概念发展为以主体间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中介化”思维方式来反对黑格尔的“实体”和以之为基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等等——都是不自觉地遵循着一种辩证转化的思维逻辑。这主要表现为以科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的各派哲学对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趋向：即将认识论从一种知识论的关切转化为一种意义论的关切。概括起来看，这种共同趋向表现为三个方面：
1.对表达现象的共同关注。这意味着唯有分析对象怎样对人成为“表达”，才能揭示认识之“建构发生”的“人文形式”条件。现代哲学的这一洞见，意义是深远的。人们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中，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传统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如心与物、主体性与对象性、内与外、自我与世界的一些单纯对分）也就不攻自破。这表明认识论不能单纯通过解剖后起的自然科学知识之构成而断言找到了一切知识所以可能的根据。从实践观点关注神话、语言、艺术、历史等人文形式，必然使得认识可能性的追问改变知识论的形式而以一种意义论的方式直接切入人的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之中。
2.“中介化”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消解与摧毁。表现为对那种追求“终极解释”的认识旨趣之“逆转”。认识论不再受到某种“终极”的“知识基础”的定向。由于“中介”是人与世界、人与实在打交道的现实途径，它本身是由人的“授与意义”的活动建构而成的，所以从“终极”转向“中介”意味着从各种“彼岸世界”回到人的“现实世界”。这意味着传统认识论的终结，实质上是传统哲学的终结。人文历史的广阔视角在哲学的思考中逐渐显示出它的真正的“中介”意义。传统认识论在这一背景下被转化为一种探索“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的意义论。
3.主体之间的关系。广泛关注主体间性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一大特征。主体间性问题使人的世界的意义基础进一步突显出来。它作为一种“中介化”的展开，在消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式的统治地位和确立哲学面向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向方面功不可没。从现实的层面看，20世纪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迫使人们趋向对话和交流，关注日益频繁的人际关系成为时代主题，人们有可能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进行有意义的交往这一基本假定亟须得到哲学的说明；从学理上看，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并不能超越素朴实在论和主体困境论，认识可能性永远是它无法解决的难题，主体间性所标示出的意义难度无疑是要通过对认识可能性的主观根据进行分析尝试克服传统认识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哲学从主流上试图超越以主客二分为认知框架、以实体化为运思路向、以“绝对知识”为最终目标的传统认识论的知识论关切。对“表达现象的共同关注”，“从终极到中介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主体间性的主题化”，表明了现代哲学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论转化。从语言的使用、文化形式的功能和生活世界的分析出发追问人的一切活动的意义论根据成了现代各派哲学共同推进的主题。其中隐含着一种“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把握”（马克思语），表现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现代转向。这要求将围绕着主体困境展开的传统认识论转化为探索主体自觉的意义论，并要求对哲学的基础作重新思考。
在我们看来，这样做的关键是对我们的“理性信念”贯注更多的“实践精神”。马克思确立的“实践思维方式”对于完成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无疑提供了最合理、最广阔的“视野”。马克思“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化”（恩格斯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事实上已经提示出这种转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页）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一种类似于现象学变对象为表达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但又避免了现象学的唯心论观点。“从主观方面”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意味着将传统认识论面临的主体困境转化为实践视角中的主体自觉。也就是说将传统认识论面对的知识可能性前提（即内在于人的主观思维如何超出内在性的界限达至无思维的客观对象）转化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认知活动）的主观根据。这样，在知识确定性和思想客观性问题上不再求助于某种不变的理性基础，而是诉诸现实人的实践活动。这样一来，传统认识论不言而喻的前提（即主客分离和对立）在实践视角中受到进一步的追问。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书，第3、4、5页）
不能从人的抽象的精神活动中去寻找主客分离和对立的最终根据，进而用某种远离人的精神本性来说明二者的统一。包容在主客分离或对立中的人对自身的主体自觉意识，唯有在分化和统一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来寻找才是可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三段话显然是马克思思维方式变革最精炼的表达，即用实践的视角取代“实体”的视角。传统认识论唯有在这一新世界观理论的视角内才能得到真正的辩证转化。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以一种纲领性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哲学变革的真正形式，即实践思维方式之确立。从实践观点看，无论是分析哲学早期“拒斥形而上学”和后来“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还是解释学对主体意识经验的阐发，都是对传统认识论（以“科学观点”自居，以“第一哲学”自许）的认识旨趣的逆转。波兰学者希米克从这一意义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印证，他写道：“这两种独立发展起来的、一般说来互不留意对方的传统，……已经有了相互理解的一些具体条件。在它们以同样的方式率先从表现在认知层面上的传统对立（即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立、科学和哲学的对立、事实和价值的对立、解释和理解的对立、自然和历史性的对立）的整个网络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辩证法和释义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们体现了当代认识论反思的两个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和释义学传统》，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4期）这种相互一致还出现在马克思哲学与现象学、 文化哲学、科学哲学等各派哲学之间。从这一意义上看，现代各派哲学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对传统认识论的现代转化。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无疑是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理性自觉，也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合理方式。由科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出发，在这一问题上所导致的各种困境，只有在“实践”观点的视角上才能得到有效克服，它们之间隐蔽着的互补性也能得到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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