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病逝江津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津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夏，抗战军兴，陈独秀提前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偕夫人潘兰珍随避难的人群西进，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到重庆，在这个战时的首都住了一个多月，终因“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江津约距重庆上游180里水程，抗战后安徽国立二中迁到此地，有不少皖籍人士留居。老友邓纯（仲初）还开了一家延年医院，他的热诚相邀，也是陈赴江津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年已花甲，长期的地下亡命和监狱生活，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肠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日趋严重，他在江津的最后四年就是同疾病、贫困、孤独和各种不期而遇的骚扰进行顽强抗争的四年。1941年冬，他在一首诗中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
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
老馋独羡武荣碑。
此诗传到重庆，好友朱蕴山立即买了几只鸭子赶去看他。陈居住在江津郊外的鹤山坪石墙院，两间破房，除邓医生十天半月来看望他一次外，几乎门可罗雀，朱蕴山到达陈宅时，恰好陈胃病发作，痛得冷汗淋漓，在床上打滚。环顾四周，一床一桌，几架书，其他别无所有。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中窜入，冷得人直打颤。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回到党内，去延安定居，但陈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他既不愿回到党内，又对托派临委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为此，一些托派成员骂他是“叛徒”。他在政治上“天马行空”，无所依附，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成了一个孤独执拗的老人，在江津这座偏僻的小县城里，作着最后的、目的不明的冲刺。
1942年春，陈独秀的病情加重，江津名医不时来替他义务诊治，却是时好时坏。这时，有人告诉陈独秀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陈试服几天后，仍未见多大效果，亦无损害，但在5月2日饮服后顿感腹中不适。经检查，发现这次饮服的蚕豆花因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泡水时呈黑色，估计系发酵生霉后含有毒汁。次日一老友来访，陈兴奋不已，又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导致呕吐、发烧、晕眩、昏厥症病，一病不起，终日卧床。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自知不行了，叫夫人潘兰珍约何之瑜前来，谈了一会儿话，“略有所嘱”。何是北大毕业生，时在江津九中任历史教员，北大同学会委托他就近照顾陈的生活，故他常在石墙院走动。陈独秀问他所嘱何事，似乎不甚明了，有说交待了遗嘱，要其准备后事；也有说嘱其负责遗著出版之事；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上海市档案馆藏有一份“独秀陈先生逝世后家人友人会谈记录”，内有何之瑜笔记，其中披露了陈与他谈话的内容：
先生于五月廿五日上午嘱夫人呼何之瑜君至床前，有以下之谈话：
先生说：“这几天，你用的哪里来的钱？”
之瑜说：“我自己也有点钱，我向农工银行也借支了一点钱。”
先生说：“自己有钱存在人家银行里生利，你向人家借钱用，那才真笑话哩。”先生当嘱夫人取存款单。
之瑜说：“重庆曾周两医师有快信来，都说你要静心养息，一切琐事我都会安排的。”
先生说：“我知道你早安排了。”
之瑜说：“怎么知道的哩？”
先生说：“你那天为什么不和松年同时上山来哩？”（时夫人将存款单取来了，即嘱夫人交之瑜手）。
先生说：“我的钱都存在农工银行，你将存单收下，如果我好了，再交给我，不然，由你去支配。我没有别的东西，几个磁碗和衣服都给他（左手向夫人指，因夫人坐床右边），我的事情你都知道，一切由你安排好了。”
先生说毕，何之瑜即出，至书房，将以上说话告诉邓仲纯医师及松年，时均主张存款单仍交夫人收存。
这就是陈独秀临终前“略有所嘱”的具体内容。
陈独秀清贫如此，何以有了一笔存款，又何以迟迟不肯动用呢？原来，陈独秀在江津时撰写了一本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编译馆决定出版，并预支了1万元稿酬。但该书送至教育部审批时，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求改动。陈独秀向来羁傲不驯，更不会听陈立夫的话，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两人僵持不下，书稿就搁在那儿，这笔稿酬，陈独秀也不敢随便花掉，一直存在银行里。其实，当时要向陈独秀送钱送物的人还不少，张国焘开了一张5000元的支票，被他严辞拒绝；胡宗南、戴笠也来看他，送他东西，被他婉言谢绝。他的原则是绝不接受素不相识或“别有用心者”捐赠。
两天后，即5月27日晚，陈独秀在病痛的折磨中与世长辞，享年64岁。临终时，守候在他身旁的有夫人潘兰珍、三子松年、孙女长玮、长及友人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等。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深慕陈之为人，慷慨捐赠康庄园地作他的安息之所，此地背依青山，面临大江，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幽美。陈生前常偕友人来此踏青，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赞道：“此地风景甚好，平生足矣。”抗战胜利后，松年起出灵柩，借一个福建商人放的木筏，不花什么钱运回老家安徽安庆，葬于市郊集贤关附近大龙山下独秀峰前叶家冲的丛林中，墓址迄今保存完好。当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居然亦未波及至此，堪称奇迹。看来那些狂热的人也不情愿来钻深山老林啊！
陈独秀死后，他的著作手稿，由何之瑜负责收集整理，准备日后出版，并从陈的版税收入及存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必需的工作经费。留给潘兰珍的，仅有少量存款，五只古碗，还有一些衣物。后来，她带着陈独秀的这些遗物，离开江津，去重庆附近一个农场工作，自食其力，并与当地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哪知时隔不久，男人就病死了。她只好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在浦东一所学校里帮人烧饭，赖以维持生计。她与养女潘凤仙生活在一起。
潘兰珍回到上海后，找到郑超麟，将装有陈独秀遗物的一个柳条箱托他保管，郑亦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一直放在床底下。1949年10月潘兰珍病故，郑才打开箱笼，清点遗物，发现寄存的东西并不多，遂开了一份清单，连同东西一并上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这份遗物清单，许多人没有见过，附载于后，想必对了解陈独秀病逝前后的历史情况，会有所裨益。
附潘兰珍留下的陈独秀遗物清单：
（一）照片类
癸卯年与赵伯先等五人合照 一张
同上复制底片一张
在武汉与暹罗华侨日报记者团合照
一张
在江津与方孝远等五人合照（一张完整，另一张剪去一半）
二张
茂池雨芬二人赠照 一张
潘立墓碑旁照片
一张
死后亲友会谈记录照片 一张
同上底片 一张
各地佛像照片
大二张小十三张
（二）字类
梁津书对联 一副
梁津书立轴 一副
沈伊默书立轴二副
章士钊书横轴一副
杨明叔书立轴一副
台静农魏建功合制印谱 一副
（三）杂物
图章大小七颗
古碗五个
（四）逝世前后文件及其他
吊唁电报（朱家骅、樊嵩甫、郑学稼）
三纸
亲友会谈记录原件 一纸
赙仪清单 一纸
医药丧葬费帐目
一纸
遗稿登记表 四纸
逝世始末记（油印）
二本
同上（复写） 二纸
《宇宙风》剪下的“实庵自传”一节 三纸
民国二十九年伙食帐
一本
住房租约一纸
何之瑜给潘兰珍信
共二十二纸
金家凤给潘兰珍信 一纸
濮佩荃给潘兰珍信 一纸
潘兰珍给何之瑜信（未发的）
一纸
潘兰珍给沈炳铨信稿
一张
沈炳铨答潘兰珍信（连信封）
一件
作者附记：
拙文引用的“独秀陈先生逝世后家人友人会谈记录”和“潘兰珍留下的仲甫先生遗物清单”，系由我根据馆藏档案整理后，公布于《档案与史学》杂志（1994年第1期）。目前健在的陈独秀的朋友郑超麟老人，就是这份清单的作者，他读到这则自己写的“史料”后，曾致编辑部一函，说明原委。为此，我赴郑宅采访了他。
郑已94岁高龄，但思路十分清晰，记忆力也很好。他说，这份“清单”确实是他手写的，但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就是清单中提及的五个古碗，他从未保管过，这似乎十分矛盾，但事实如此。当时，潘兰珍在把其他东西交给他之前，特将五个古碗另外托陈的老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保存。他只是为了如实记录下陈独秀遗物起见，才把五个古碗也开列了进去，没有想到以后会公开披露，更没有想到他后来一直为此惹来不少麻烦。前些年，仍有人怀疑这些古碗在他手里，甚至把瓷碗说成了“金碗”。
的确，陈独秀的遗物中，值点钱的，大概就是这些古碗了。据说是在30年代，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的何遂，某次在南京主持工程施工，挖掘出了一批古董文物，年代悠久，品味不俗，其中就包括这五个古碗。何将这些文物作人情送掉不少，时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狱中，何去探监时就送他这五个古碗留作纪念。古碗的碗底，印有“显德四年”字样，那当然是很珍贵稀有的古瓷，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假货，不值多少钱。潘兰珍能将古碗交给汪孟邹保存，说明她是很看重的。
后来，汪孟邹又将五个古碗转交给了何之瑜。全国解放后，何也居住在上海。肃反运动开始后，何、郑等被作为“托派骨干”被捕入狱，并且被抄了家。何之瑜保存的古碗，被当作“托派财产”没收，这在公安局的抄家物资清单中有记载，1962年，何之瑜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以上所述，因与拙文有关，故一并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