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使论文,首任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3-0095-08
浩浩天风快送迎，随槎万里赋东征。使星远曜临三岛，帝泽旁流偏裨瀛。
大鸟扶摇搏水上，神龙首尾挟舟行。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这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所写的一首《由上海启行至长崎》诗篇，生动地记载了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清廷派遣30余人的使团，由上海乘军舰海安号出发，乘风破浪，浩浩东行，三日后抵达日本长崎的情景。“一路传呼万岁声”，如实地记载了来自中国的使者，在初到东瀛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与无限喜悦的心情，也稍稍流露了这些人初临扶桑时，以大国使臣自居的情绪。而率领这个使团的正是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省大埔县人。他出身贫苦，自幼发愤读书，于未冠之年入邑庠，补廪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曾进入署汀州知府朱以鉴之幕府，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侍读学士。翰林院乃清王朝储才之所，可谓人才济济。何如璋却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侍从之臣。面对列强进逼，他对守旧派空谈性理，目空一切的迂腐行为嗤之以鼻，主张采用机器，开掘矿产，仿照洋法织布，认为如此才能富国强兵。他的这些认识，在现在看来已是相当平常，而在当时的翰林院里能有这样的见解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故而，何氏被总理衙门推荐为驻日使臣。
一、处理琉球争端
光绪三年（1877年），何如璋作为清王朝第一任出使日本的使臣被派往东京。这是他生命旅途中最辉煌的时期。何如璋刚到东京，就遇到很棘手的琉球交涉。
当时，日本正在加紧并吞对清王朝“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152页。）的琉球王国。何氏认为，日本吞灭琉球，必然进而扰我边陲，台湾、澎湖之间，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因而，他上任不久，即针对中国朝野上下弥漫的怯懦退缩情绪，向李鸿章上书，指出“日本国小而贪，自防不暇，何暇谋人”。他不同意那种“恐开边衅，欲罢此事”的看法，认为这种做法是“失体败事”。同时也向李鸿章请教方略。李鸿章则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要何氏自己“见可知难，随时进退”，斟酌情形，妥善处理（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4～6页。）。
然而、何如璋在日本一再接触琉球使臣，这些使臣痛哭流涕地求救，使他深受感染，从而产生了与清廷不同的认识，正式向清廷提出自己处理琉球问题的设想。他认为，日本国势困敝，自改从西制以来，所费不资，饷无所出；又甫经内乱，必不敢遽开边衅。琉球危急可悯，不能不为援手各情。因筹拟三策：一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一为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注：《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卷1，第24～25页。）。
但是，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他们指出，何氏所称先遣兵船责问，及明约琉球夹攻，“实嫌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办法”。因此主张采用何氏之第三策，即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
根据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的指示，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展开交涉。光绪四年八月初七日（1878年9月3日）他到日本外务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对日本阻挠琉球向中国贡事提出口头抗议。何如璋和寺岛宗则二人的态度都是强硬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几经交涉，毫无结果。于是，何如璋于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1878年10月7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日本“待琉球以礼，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邦交，不致贻笑于万国”。并声称“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邦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无端而废弃条约，……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160页。）。
日方认为，琉球“数百年来皆为我国之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指责何如璋的照会，乃是一种“假定的暴言”，要求他书面道歉，撤回照会，否则即不商谈。何如璋在回复日本外务省的照会中说：
来文内称，废我琉球藩改置冲绳一事，查此系我内政从便，而有此举等因，均既阅悉。查琉球一国为我封贡之间，于今既数百年，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今来文忽称我琉球藩，我内政。不知贵国之封琉球藩，事在何年何月，为在与我立约之前欤？抑在与我立约之后欤？贵国之列在版图者，自称内政可也。琉球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即封贡于我，为我藩属，其国中之政教禁令，亦听其自治。论其名义，则于我为服属之国；论其政事，则琉球实自为一国。而来文忽曰内政，本大臣实所不解也。
贵大臣前次覆文称，有理由。请即言其理由，愿与天下万国共闻之。
又来文称，我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言有不当。
查前次照会，一则曰：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为；再则曰：今若；三则曰：无端；皆以为日本当无是事，正所以厚待贵国之处，汉文文义，并无不是。而贵大臣屡以为言，想系贵大臣误认文义矣。
至琉球之事，我国理应与闻，前次照会，即奉我政府之意，现在闻得贵国废球置县，我政府命本大臣行文与贵大臣，请将废球置县之事停止。又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我总理衙门行文与贵国公使宍户玑，命其钞达贵大臣，谅既接到矣。据宍户公使称，未奉贵国议办此案，是以未敢在北京商办。今本大臣切望贵大臣熟商办理，赐文见覆，是所至祷。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日本外务卿寺岛。
大清钦差大臣何如璋 副使张斯桂
光绪五年四月贰拾壹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琉球所属问题—日清两国争议件》。）
由于日本外务卿寺岛对何如璋的照会拒不接受，中日有关琉球问题在东京的交涉，随即陷入僵局。
然而，何如璋为争琉球据理力争的行为，自始至终得不到清廷的支持。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王大臣于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1879年4月10日）上书称：“臣等查琉球久隶藩服，意本无他。日本欲以威权，强为迫胁，实属情理两亏。惟何如璋等欲假兵力以示声威一节，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163页。）李鸿章则批评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注：《李文忠公全集·总署译稿》，卷9，第44页。）显然，李鸿章对何如璋处理琉球争端的方案是很不以为然的。盖因何氏主张据理力争，力图挽救；而李鸿章的方针则是步步退让，息事宁人，至于总理衙门的态度，则与李鸿章步调一致。失去了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支持，何如璋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与黄遵宪一起筹划朝鲜策略
何如璋作为清王朝派遣到日本的第一位公使，除了处理琉球问题之外，他还承担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处理朝鲜问题。
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与清朝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随着欧美列强之东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渐强盛，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亦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与日本交往频繁，朝鲜为了处理同邻国日本之间日益复杂的交往，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修信使。
何如璋作为清朝在日本的最高全权代表，势必与到日本交涉双边事务的朝鲜修信使有较多往还。根据平野健一郎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当第二次朝鲜修信使金弘集一行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六日（1880年8月11日）到东京与日方交涉有关两国双边事务时，“曾经六度造访宗主国清朝的驻日公使馆，并在外交政策上与何如璋交换意见。”（注：平野健一郎著，张启雄译：《近代初头在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三种文化交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台北中研院，2002年，第3页。）而何如璋本人，除了交涉琉球问题之外，“也开始摸索中国的对日关系与东亚政策的基本立场。”
当金弘集归国前夕，清朝驻日公使馆还将参赞黄遵宪手撰的《朝鲜策略》赠与他。
《朝鲜策略》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但在中国失传，且几乎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文献（注：张启雄：编者序言，见《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序第3页。）。其中心内容是为朝鲜制定综合外交政策，该书之要点称：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何谓亲中国？东西北，背俄连界者，惟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而中国所爱之国，又莫朝鲜若，为我藩属，已历千年，中国绥之以德，怀之以恩，未尝有贪其土地人民之心，此天下所共信者也。……
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
与密迩者，日本而已……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
何谓联美国？自朝鲜之东海而往，有亚美利加者，即合众国所都也。其本为英属，百年之前，有华盛顿者，不愿受欧罗巴人苛政，发愤自雄，独立一国。自是以来，守先王遗训，以礼仪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无纤芥之国，……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吾故曰联美国（注：平野健一郎撰，张启雄译：《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第37页。）。
《朝鲜策略》被修信使带回朝鲜后，在朝鲜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对朝鲜历史，乃至东亚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恐怕是最早、具世界视野，且残酷而明确的显示了近代东亚的新国际政治地图，并悲剧性的预告了东亚此后所要上演的国际关系史。因此，即使说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是决定近代东亚历史命运的书，一点也不夸张。”（注：平野健一郎撰，张启雄译：《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第1页。）
《朝鲜策略》虽署名为广东黄遵宪私拟。但它与何如璋亦殊有关系。据平野教授指出：
《朝鲜策略》是黄遵宪受何如璋之命，旬日之间完成的作品，它展现了作为政策报告书所具备的中国对韩之基本外交政策。当然，它不是黄遵宪个人独创的作品，而是何如璋公使与李鸿章之间就朝鲜政策交换意见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何如璋的见解，在得到李鸿章的了解下，大致底定的政策方针，再由黄遵宪根据这些政策方针拟就而成的《朝鲜策略》（注：平野健一郎撰，张启雄译：《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第3页。）。
由此可见，何如璋在处理朝鲜问题中，的确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由黄遵宪草拟成文。最后在朝鲜修信使离日前夕，正式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大政方针。
对平野教授等人的论断，我深以为然。何如璋刚到日本时，即在其《使东述略》中言及：
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手？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注：何如璋：《使东述略》（王晓秋点校），《走向世界丛书—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第58页。）。
可见，对新生事物的研求探索，参稽博考，乃是翰林学士何如璋之素质。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六度造访，亦迫使他不能不为之深思筹划。更何况何如璋作为清国全权代表，只有他才有资格向朝鲜修信使提出这样的国策。而且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新看到的史料，似乎可以为平野先生之论，作一个有力的补充证明。
此件档案系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致井上外务卿的有关朝鲜修信使金弘集从日本访问归国后动向的报告。该报告中谈到：
上年修信使在东京期间，清国公使何如璋曾就朝鲜政策提出有关对外政策之书简，金弘集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又在回复清公使之信中相答：“劝外交正是盛教，而终不成事，甚愧恨，请再施良策”云云。
据近藤的情报分析，“这封信系政府起草，而以修信使之名义，答复给清国公使的。”（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釜山领事近藤真锄致井上外务卿之报告，明治14年4月14日。）
这里的“劝外交”，指的正是《朝鲜策略》所提出的意见。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所谓《朝鲜策略》，是根据何如璋的旨意，由黄遵宪撰写的。它所反映的，正是何如璋与清政府当时的“摸索中国的对日关系与东亚政策的基本立场”。
三、惊人的新史料发现
尽管何如璋在朝鲜问题上与黄遵宪一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是，由于受琉球交涉一事的影响，李鸿章已对何氏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他“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继续留在日本，会影响对琉球的交涉，故而建议总理衙门将他调离日本。于是，何如璋离开东京，重返故都，又回到翰林院任职。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何如璋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办福建船政。次年当法国侵略军进攻马尾时，他以临阵仓皇出逃，被清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期满之后，又为两广总督李翰章邀约，归广东主讲韩山书院。何氏一生真与李鸿章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期，我们又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何如璋的两封亲笔密信。此信是何氏由日本归国后所写，其内容亦与李鸿章有关。
其一曰：“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朱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
其二曰：“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棠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此情报末尾，有朱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才子写尽（进），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第二份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
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于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且均注称之为“内报”。内报者，盖情报之谓也。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许多过目者都按惯例，在阅过后，于正文旁边签字或盖章。
这两份密信的收信人，均为渡部书记生，此人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信的末尾，均没有注明时间，而外务省按照收文先后，把它排列在明治16年7月8日与9日之间，故可判断送到东京的时间应为光绪九年六月初五日与初六日（1883年7月8日、9日）。
渡部所要有关李鸿章的奏折底稿，在当时是十分关键的文件。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记载：
李鸿章于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883年4月22日）由合肥抵上海。四月二十七日（6月2日）法使宝海离京归国，行前拟越事四条致李鸿章：中允法越条约，撤兵，滇境通商，划中立区。李拒之。
五月初二日（6月6日），法国特使德理固到上海，五月初四日（6月8日）与李会见。德理固否认越为中国属邦，称法决定对越用兵，即失和亦所不惧。同日，李鸿章函总署，海防军单，对法未可轻言战事。
五月十三日（6月17日）德理固严诘李鸿章，中国是否欲与法开战，并索日后不管越事笔据，李鸿章分别予以否认、拒绝。
五月十七日（6月21日）李鸿章奏称，越为法并，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兵衅开于俄顷。陈师远出，法将会反戈内向，动摇全局。滇粤防务，仍宜责令疆臣备御。并请专简大臣赴法，相机因应。诏令告知法使，中国出兵为剿匪，中法并未失和，并命李氏迅即回津，筹备一切。（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
由此可见，李鸿章乃中方沪上谈判的重要当事人。日本情报人员索要的李氏“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底稿，乃是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当时正处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清廷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恭亲王主持军机处，命李鸿章在上海与法人谈判，因循敷衍，希图了事。清廷上层甲申易枢之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而日本对中法之间行将到来的冲突极为关注。他们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报，以便根据局势之变化，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对外政策。
日本外务省几乎在派员向何如璋探听情报的同时，还在东京召见何如璋的继任者，当时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询问有关李鸿章与法人在沪谈判情形。黎氏以不了解近况作答。其对话原文在外务省档案中保存了若干重要章节。其文如下：
6月17日招清国公使黎庶昌笔谈，但系于时势者钞出之云。
诚曰：佛国公使于上海与李中堂开议否？
黎曰：李中堂与法使现均在沪上，开议情形尚未得悉。仆前日电询，据回电亦云：大局未定。然敞国准备战务，以待此事之开仗与否，其权全在法人。
黎曰：如法人决意吞并安南，置中国于不问，开仗必矣。若仍循照前议，两国和同保护，则在未定之天。
诚曰：今贵邦一失和，两国皆我同盟之国，想我政府适当有局外中立之议。虽然贵邦与我，本属同洲。亚洲振不振之机于是乎决。余愿贵邦开仗，唯期必死保护安南而已。其间岁月期三年，则亚洲必生不测之活泼气力，如我小国，亦在振作气中。
黎曰：安南之事，以敝国私情言之，失此不争，则伊犁不久又将有事。以大局之公言之，则东方（东方二字，系合贵国言之）积弱已久，欧罗人横行无忌，实不能堪，故仆亦甚愿此次果然开仗，无论其为胜为败，以后方有振兴之机也。
黎曰：安南此举，关系敝国全局，不能不与力争，若任听其为所欲为，则亚洲尚堪问乎？
副鸣曰：虽仆顽钝，闻之亦惨然。
黎曰：贵国人十余年来改用西法，耳目一新，不可谓非英雄举动。然在当时，剧以敞国为弱，以致所办之事渐渐龃龉，亦是误看题目。今贵国人颇有悟前事之非者。然在敝国，常存与贵国和好之意，不但弟意如是，即李中堂数年来用意，亦是如此。因彼此均是邻国，同在亚洲，性情风俗，大概相同，非西洋绝远之国可比，设有失和之事，互相防忌，大属不便，故甚不愿其如此。
惟琉球一局，敝国总望贵国曲从所请，凡敝国有可以甘让之处，无不曲让，如是而已。或又有疑敝国与法人从事之后，即便与贵国为难者，是亦未知敝国人之意也。此段全是至诚之言。
诚曰：或又有疑以下数语，余则反之。所谓交际之不可已者，以余为熟知贵国朝廷诸公心事，可也。
黎曰：台湾之事，敝国都不甚介意。
长冈曰：弟在欧洲，持节两年，每冬季赴夜会，西人暗有非笑东人之趣，弟知故不乐也。贵公使所见如何？
黎曰：西人情状，最是可恨。如果见敝国人，则言日本之非；见日本人，则讥敝国之怠。弟意亦早知其如此。
又曰：英国最愿挑贵国与敝国失和，知然否？
明治16年6月19日宫岛诚一郎手记。（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
请注意，日本外务省官员召见黎庶昌一事，发生于光绪九年五月五日（1893年6月19日），此乃何如璋之第二份情报送达东京的前10天。也许是日方担心何如璋无法完成渡部书记生所交托之重任，故而才有外务省再召黎庶昌问话之举。问话开门见山地谈到“佛国公使于上海与李中堂开议否？”可见，日本外务省对李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十分的关注。此谈话内容还表明，日本外务省官员以为中法一战，“亚洲必生不测之活泼气力，如我小国，亦在振作气中。”这无疑是过高地估计了清王朝的实力与主持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胆量。
由于中日之间，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故日本政府对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尚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外交官甚至认为，“支那皇太后（摄政）果断有为，且宰相李鸿章、恭亲王、大将左宗棠及其他参议官，皆当今精选，筹略至当，天下无出其右者。”（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这是在甲午战争之前10年，日本对清廷军事实力的估计。因而，他们想方设法，到处刺探情报，以图搞清楚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的庐山真面目。
何如璋作为首任公使，在东京三年之久，颇多熟悉之人。与他联络的渡部书记生，应即其熟人之一。渡部以为，何如璋有出使日本的经历，与李鸿章长期共事，曾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故敢于用金钱进行尝试。
何如璋之所为，使人想起了《好了歌》中所云：“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他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金钱诱惑面前，本应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对日本情报人员让其设法取得清廷机密文报的无理要求，应当严厉拒绝，痛加驳斥。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其所知，写给日本的情报人员。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与不解。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虽然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却是至关重要的机密。否则，驻北京的情报人员，不会将其寄往东京。而外务省官员也不会对他的这两封信如此重视，又圈又点，盖章签字，甚至把它呈给政坛要人山县过目。
何氏在第一封密报中解释说：李鸿章由上海三次给朝廷的报告，直接由皇太后保存，因此，除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参与其事的极少数人外，谁也无法看到。这分明是向渡部书记生表白他无法完成任务的原因。
至于他所说“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说明他确实已经拿了日本情报人员的“百余金”，否则不会说出“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这样低三下四的话来。因而，何氏又在第二封密报中，把他新得到的消息，报告给了渡部书记生。
晚近以来，由于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中外史学界对何如璋的评价一直不是太好。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将其著作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以后，何如璋已经作为近代中国少数早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国人注目了。何氏在驻日公使任内，以文会友，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给日本文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芝山一笑》于明治11年（1878年）8月记曰：“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注：石川英（鸿斋）：《芝山一笑》后序，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实藤文库藏。）这大概是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留给当时日本社会文化人的印象。
何氏在任期间，还要他的下属黄遵宪考察朝鲜情形，筹划开国之策，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而且，他对琉球事件的据理力争，毫不屈服的态度，也比恭亲王、李鸿章的一味妥协让步，要强出许多。然而，由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这两封密信的发现，却使人对何氏之人品顿生疑惑。
中国有句古话云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死之后，方可对其一生之功过作出结论。何氏之棺，已盖百年。然而，一朝失足，遗恨千古。由于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史料的发现，真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进行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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