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承秦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汉承秦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其局面的出现经历了一番曲折反覆。秦亡楚兴以及楚汉之际，秦制几乎被楚制替代。六国制度的复兴是对秦国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否定的尝试，其中楚制的复兴尤其值得注意。刘邦集团从楚制向秦制的复归，关键在于刘邦以关中巴蜀为基地东向与楚争天下，而萧何为相是一重要契机。汉制的内在更移与稳定，与萧何、曹参为相关系甚大。汉制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秦制历史成果的积极继承。
关键词 秦制 楚制 汉制 法治 黄老 萧何 曹参
有汉名相，首推萧曹；萧何定律令，曹参守清静。史家习言的“汉承秦制”，实与二人有莫大关系。兹拟从考察萧曹的历史作用入手，尝试理解汉初政治变迁的细微委曲，并分析“汉承秦制”一词所包含的历史内容。
一、在秦制与楚制之间
陈涉首事于大泽乡，为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诈自称公子扶苏、楚将项燕。这是很有意思的。陈胜、吴广都是楚人，所以想到用“大楚兴”以及项燕等为号召来反对暴秦；同时，又因为他们已经处于秦王朝统治的现实之中，才想到用公子扶苏来反对当时的二世皇帝。这种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内容。但是，当陈胜不断胜利，终于占领陈以后，“公子扶苏”的名号便不见踪迹了，剩下来的，便是在秦末扰攘中最富魅力的旗号——楚。以楚反秦，意味着以六国并存的合法性对抗秦王朝兼并天下的不合法性，这就必然带来六国之后纷纷称王的问题，也为汉代初年异姓诸王的麻烦埋下了伏笔。但在当时，只有以楚人反秦的面貌出现，陈涉才能争得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而帮助陈涉打出楚旗帜并摒弃公子扶苏名号的，当是陈地的旧楚人士。陈在六国相继灭亡的混乱岁月里，是楚国反抗秦军的重要基地，发生过许多重大战事，当地楚人势力很强，而且不乏上层代表和优秀人才。[①]陈涉入陈后获得的优秀军事人才周文，曾长期服务于旧楚军中。《史记·陈涉世家》：“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军视日，是楚军中一项重要职掌，睡虎地秦简有楚《日书》，即属其类。陈涉是在入陈以后，才真正拥有了政治和军事实力。陈地的旧楚人士即所谓“三老豪杰”，对陈涉说的话中有一句“复立楚国之社稷”，表明此时陈涉的政治目标已经明确。号曰“张楚”，必兴楚国制度。在此背景下，恢复旧楚制度，废除秦制，已成为势所必然。“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②]。《史记索隐》：“涉始号楚，因楚有柱国之官，故以官蔡赐。盖其时草创，亦未置相国之官也。”司马贞误以为陈涉在大局安定下来后还会设置相国，其实楚制有令尹无相国，上柱国为武职之首，仅次于令尹，在此时期可以与令尹相当。司马贞没有看到，陈涉政权在制度上不可能沿袭秦制，而会恢复楚制。张楚短命而夭，但已经显示了恢复楚制的势头，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旧楚的上层人物，他们怀念故国，熟悉楚国的制度与文化传统。这些人，虽然史失其名，在秦末动乱中却十分值得注意。
陈涉败死，广陵人召平渡江矫陈王命，拜项染为楚王上柱国。这是项梁起兵后柱受的第一个官职。世为楚将的项氏，当然熟悉楚制。后来项梁扶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政治旗帜更加鲜明，恢复楚制也更加迫在眉睫。这时，旧楚各种人士，除在各地聚兵应楚外，势必向楚怀王靠拢，因而在楚怀王周围团聚了一批也许已经衰老但却很有经验、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被项羽杀掉的宋义，据荀悦《汉纪》即是旧楚的令尹。虽然这条材料未必可靠，但可以相信，宋义在旧楚当是上层人物。正因如此，当项梁死后，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抑制项羽，才符合当时怀王身边楚国故老的共同愿望。关于这批楚国故老，史料很少，大概与张楚时期陈地那批三老豪杰性质相近，而地位更高，家世更显赫。据《史记·高祖本纪》，抑制项羽，劝怀王不遣项羽入关的，是所谓“怀王诸老将”。这些无名老将，未见有何征伐功绩，但能影响怀王，就因为他们与旧楚政权的关系。项梁死后，对这些老将来说，当务之急是控制项羽，掌握军队。宋义以楚国故人身份为卿子冠军，率领楚军，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在此情势下，推动楚势力的扩展，在关东地区消灭秦军，进而西入关灭秦，是楚怀王的主要目标。与此相伴的，就是在文化上自有渊源的楚国制度的恢复。《汉书·高帝纪》注引臣赞曰：“时立楚之后，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令尹、柱国、司马、连敖、莫敖、连尹等楚官大量出现，说明楚怀王推行楚制的活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史记·曹相国世家》与《史记·灌婴列传》里出现的执帛、执珪等爵名，就是受自怀王的楚爵。除了那些自立为王、自有传统的魏赵诸王以外，凡统属于楚的诸将，如项羽、刘邦，都接受了楚怀王的楚官、楚爵。而当时历史的主流，正是楚秦之争。秦制与楚制的冲突，总趋势是楚制压倒秦制，此消彼长，秦制的前景越来越黯淡。后来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在灭秦后的全局中颇有独尊的意味。但他恪守了他所沉迷其中的战国传统，没有做皇帝，而是想当霸王领袖诸侯。从这里看，项羽必然也会谨守楚制。虽然杀了楚怀王，但终项羽之世，他始终承用楚制，这是毫无疑问的。诸楚制官爵名号，见于史籍，多不胜举。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使在楚怀王推行楚制最热烈的时候，要彻底剔除秦制也是不可能的。毕竟统一已很有时日，文化与制度的相互融合已经发生，而且秦制已经在楚地社会烙下印迹，所以项梁最初封给刘邦诸将的爵号是五大夫，楚怀王时期樊哙受爵为国大夫、列大夫、上闻[③]，这些都是秦爵。秦爵的生命力看起来比秦官要大。为什么楚制恢复过程中秦爵仍然在使用呢？是一时不及代之以楚爵，还是有意识地兼用两种爵制呢？从现存史料看，当时杂用秦楚两种爵制是无疑的，原因也还值得思考。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邦。《汉书·曹参传》，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高祖初起，官爵皆从楚制。”刘邦起兵于沛，自号沛公。沛公即楚制。楚国县长官称为公。《左传》庄公三十年杜注：“楚僭号。县尹僭称公。”《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曰：“楚旧僭号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称为公。”刘邦从起兵的时刻起，就自觉地向楚制靠拢，后来隶属于楚怀王，自然更加承用楚制，从官名到爵名，都受自怀王。前面提到的曹参、灌婴两人所受执帛、执珪的爵号，是楚怀王所封。《史记·留侯世家》：“沛公拜良为厩将。”《汉书》注引服虔曰：“官名也。”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犹楚宫厩尹之职。”厩将即厩尹，也是楚官。《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汉书》注引李奇曰：“楚官名。”可见，在刘邦被封为汉王、迁往巴蜀时，他还在使用楚制。据《史记》列传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连敖起为功臣的还有四人。[④]这表明，灭秦以后，刘邦仍一如既往地承用楚制。照说，刘邦从起兵以来承用楚制，那么平定天下以后，他的汉王朝也该沿用楚制才是。如果这样，“汉承秦制”的话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是另一种局面，汉王朝所承用的，几乎就是秦制，“汉承秦制”确是事实。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二、萧何的法治倾向
《史记·萧相国世家》：“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萧何在秦为县主吏，娴习吏事，随刘邦起兵后仍然以吏事见长，与曹参本来文武殊途。入咸阳后不取金帛，而收取秦丞相御史官署中的律令图书，这表明萧何在政治才干上优秀于“诸将”，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为吏的职业兴趣使然。萧何所收的秦中央政府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是律令，二是图书。所谓图书，即有关“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在楚汉战争中，这部分资料帮了刘邦大忙，史书备加称述。可是关于“律令”，未见多所提及。其实，萧何对于历史的重要贡献，即所谓“定律令”，就源于他获得了秦的法令文件。《晋书·刑法制》：“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就是西汉《九章律》的来源。萧何定律，正式成于何时，尚难肯定，但以他初任丞相，当刘邦出关击楚时，律令的制定必已在进行之中。《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书》“法令”作“令”。杨树达《汉书窥管》：“《司马迁传》云，‘萧何次律令’，盖于此时已肇其端矣。”这个判断是切合情理的。律令固然有用于军阵行伍，但其主要功能，仍在于治理郡县，建立国家。刘邦先得巴蜀，后取关中，以此为根据地而出关击楚，巴蜀关中是他成功的关键。丞相萧何受委专任巴蜀关中之事，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制定律令、损益制度，而这一切，又关系着今后汉朝制度的面貌究竟如何。
我认为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作为秦王朝一名精明能干的县吏，他所熟悉的是秦的法律条文而不是故楚的制度律令。他的《九章律》是以秦律为基础增益而成的，他拥有的现存法制资料来自秦中央政府，而不是来自楚怀王以及故楚的档案部门。他所要管理的土地，即巴蜀关中之地，是秦王朝的根本重心，完全属于秦文化的传统区域。在巴蜀关中，他必须维持稳定有力的统治秩序，必须不断动员这个地区的全部资源，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源，来支持关东地区的楚汉战争。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不可能撇开巴蜀关中地区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而另行一套他本来知之甚少的制度与律令。很明显，楚制在这里行不通。唯一的选择，是承用秦王朝原有的一套，包括制度和法令，来维持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这意味着，律令依然是秦律，郡县制度、基层组织维持不变，而且秦地原有的乡邑秩序得到尊重，秦地三老乡豪的地位得到承认。一句话，萧何必须承用秦制。汉承秦制，根源在此。《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自巴蜀出兵收关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刘邦出关与项羽争战，萧何镇守关中，“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初功臣，萧何居首，就因为他成功地治理了巴蜀关中地区。治理关中素为史家留意，治理巴蜀史料甚阙。陈直《汉书新证》于《高祖纪》下有按语云：“高祖在南郑建筑宫殿，现遗址中出土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及‘当王天下’两种瓦当文字。”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争持于关东京索间，在南郑筑汉王宫殿的事，必由萧何主持。瓦当文字强调了统一的理想与信念，很有意义。
萧何治理关中巴蜀，使用的仍然是秦的那一套。一来秦地非秦制不能治，二来萧何本人对秦制驾轻就熟。史家极言秦政暴虐，究其根本，在于征发频繁，转输劳苦，法令严酷，督责无懈。统一以来，六国之民骤受驱使，怨毒之声沸沸不息。事实上，当萧何驻守关中，动员关中巴蜀的全部资源以支持在关外苦苦支撑的刘邦时，除了行暴虐之秦政以驱迫人力、征发粮草，他能在别的选择吗？前举史料说萧何定《九章律》，除秦律中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损益十分有限。我怀疑这些损益就是为了适应楚汉战争时期动员资源的需要。如果说萧何在关中巴蜀颇改秦政，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更重要的，萧何在此时期的措置恰恰为“汉承秦制”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他所秉承的思想准则，正是秦的法治思想，是他作为前朝一名“文无害”的县主吏习之有素的统治精神。[⑤]萧何是楚人，但他与故楚的统治阶层相去太远，在政事方面他更倾向于秦的法治。理解了萧何在这个时期对秦代制度的继承，就可以理解汉王百官制度中楚制成分的淡出和秦制成分的凸显。这样，《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秦汉官制的一致性、连续性，才显得自然，显得合乎情理。
所谓“汉承秦制”，不只是概括了秦汉在官制上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还有更浓厚的历史内容。在破碎凋残的战场上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其最初的岁月里，事实上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应该指出，在统治精神上，汉也继承了秦，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萧何。我们说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也就意味着，汉初的统治精神就是法治。残酷的刑法没有废除，刘邦晚年内部征战的需要也会强化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秦的一套不仅有效，而且也无可替代。当然，资源已接近耗尽的汉初社会，再也承担不了秦始皇末年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汉初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在征发军队，仍然在兴建长安等地的土木工程。[⑥]征发的强度比不上秦，但其精神，特别是组织方式，是直接来自于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格外注意萧何的法治倾向和他的历史作用。史家强调汉惩秦败，颇改秦政，其实在汉初，这种总结还只停留在无关痛痒的理论阶段，现实政治中，既无人才，也无时间来扭转法治的倾向。过去有人说，秦承三晋法家之学，汉初则承楚齐黄老之术，汉武帝以后，乃有齐鲁儒学之勃兴。这样粗线条地描述秦汉学术思想的嬗变，本无可厚非，但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汉初功臣多楚人，汉廷中楚文化颇有市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楚歌楚舞乃至楚辞赋的流行，不等于在更高层次的思想学术方面，楚文化压倒了秦文化或别的什么文化。大众文化层面楚文化的成就，不能取代秦王朝在政治思想领域已有的地位。汉初的法治思想也许在政论家那里已没有多少市场，但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其客观性，其惯性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这种法治主义也已走到尽头，但被儒学取代并没有捷径可走，其间必须有一个大的缓冲，需要一种在理论准备和政治实践两方面都可以作为桥梁的学术思潮。这就要研究曹参和他所推扬的黄老之学了。
这一时期的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承秦制”。首先是楚汉战争。刘邦据关中东向征伐，隐隐然就是当年秦灭六国的翻版。这种态势，促成了汉制与楚制的彻底脱离。萧何治关中巴蜀的现实需要，又促成了汉制对于秦制的照搬或者继承。其次是诸侯问题。刘邦兴师击楚，旗号是与诸侯一起向楚问罪。秦末六国之后纷纷称王，必然存在一个六国某些传统、某些制度的复活问题。这个时候制度混乱，莫衷一是，本无足怪。但若要将诸侯联合起来，势必又有一种制度上相互靠拢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抵消了刘邦军中楚制复兴的趋势，而代之以一种更易为山东、华北各诸侯所接受的制度，当然就是行之有年、与三晋燕齐更为接近的秦制。虽然从史料中难以找出清晰的线索以证明这种转变，但这样的推论应该说大致不误。刘邦当然是以诛暴秦为其旗帜的，但形格势禁，灭秦之后他又在继承秦的历史遗产，完成着自战国以来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用“汉承秦制”一词概括秦汉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贴切的。
三、曹参与黄老之学
《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为齐丞相，“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者曹参入汉廷代萧何为相，清静无为，一遵旧贯，所谓萧规曹随，虽然为时只有三年，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曹参是第一个把黄老之学带进汉廷并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推行的人。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后世有乐巨（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盖公是乐巨公的传人，“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曹参在齐，做了很多深具远见的工作。他一反汉初将相起自匹夫、习于行伍的粗野作风，在齐国这个文化氛围十分特别的地区，礼贤下士，广泛与知识分子接触。《汉书·蒯通传》，“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蒯通向曹参推荐齐士，曹参“皆以为上宾”。蒯通其人颇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而据本传，与安期生相善。《史记·乐毅列传》，安期生是河上丈人的学生，也是学习黄老之术的，因此颇疑蒯通身上多少也杂有一些黄老之术，那么蒯通向曹参推荐的齐士之中，当还有一些黄老之士。
黄老之学，是一种君南面之术，即统治术。曹参从盖公那里领悟了这种学说的现实妙用，并在齐国加以实践，获得成功，所以他入汉为相时，就把这种学术精神带进了汉王朝的政治实践当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谓“曹参荐盖公”，是不是暗示曹参把盖公也带进了长安呢？姑置不论。从曹参以后，黄老之学在汉廷流行开来，文景时候，处士王生治黄老言，虽无官职，却在汉廷受到尊重。《汉书·张释之传》，王生曾在公卿之前命廷尉张释之为他结袜。又有黄生，与辕固生共争于景帝前，见《史记·儒林传》。这个黄生还是司马谈的老师，《史记·太史公自序》：“习道论于黄子”。景帝时期，黄老学说在汉廷占有主流地位，俨然成为意识形态中取代秦法家学说的统治思想。
关于先秦诸子的学术流变，非我所敢置论，亦无关本文宏旨，阙而不论。重要的是，在战国末年兴起于齐燕边海地带的黄老之学，乃是一种杂糅了诸种学说而自成体系的新的统治学说。阴阳五行、三晋法家、楚国的老子清静思想，都可以在黄老之术中找到印迹，但黄老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自有特色，自成体系。所谓“道论”，所谓黄老，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现实的政治，是要指导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控御臣下，如何以最小的能量来支配最大的统治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先秦诸子，多半从事于这个目标，而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中获得成功。秦亡以后，汉初政论家如贾谊、陆贾等，很难指明他们的学派界限，他们也提“仁义”，也提“法术”，也讲“清静”。这反映了秦末思想界的混乱和互相融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老之学登上了历史舞台。[⑦]
曹参以黄老思想从事政治实践，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不十分明显的方式，修正了萧何时期的法治倾向。《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将入长安，嘱后任齐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又解释道：“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按狱市，历来注家都不加解释，或分解为刑狱及都市。陈直《汉书新证》以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字为岳字省文，即齐国庄岳之市，很有道理。《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究极，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清而民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这一段话，比较深入地阐明了黄老统治术的精神。以刑法治国，则当使奸人无所容；以黄老为治，当使奸人有所自安。曹参首先要承认，奸人是不可能都绳之以法的，因此要有所容。清静无为，不是不要秩序，而是不要过分追求秩序，不要随意扰乱秩序。狱市自有规则，重要的是统治者不要刻意督责，不要干涉规则的运作。曹参把这一套又运用到汉廷，对前任萧何的制度措施不加更动，一任其旧。这看起来是对萧何路线的继承，其实统治精神已有了很大变化。任何条令、任何行政措施，只有加强督责，才能得到贯彻。秦政的本质，是以法令整肃官吏。法治主义只有自上而下的强硬督责才能实现。而曹参为相，无所请事，择“诎为文辞，重厚长者”为丞相史，排斥“言文刻深，欲务声名”的官吏，日夜饮酒，不治政事，对相府吏员的“日饮歌呼”处之泰然，这决不是萧何为治的本意。表面上萧规曹随，事实上则通过清静无为，扭转了萧何时期的法治倾向，汉朝政治正在走上新轨道。《史记·曹相国世家》，百姓歌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参推扬黄老，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汉朝因之而安。
从萧何到曹参，也体现了汉初学术思想的发展。汉初草创，全承秦制，这是萧何时期的特征；总结秦所以速亡，不纯任法治，而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统治策略，这是曹参时期的特征。到这个时期，“汉承秦制”，正在改变其历史内容。曹参推扬的黄老之学及其政治实践中的与民休息，不是对萧何法治倾向的全面否定，而是继承之中有所修正。汉武帝时候，董仲舒倡起儒学，黄老之学在汉廷迅速冷落下去，是为汉代学术思潮又一转折。但儒学兴起，也并不是对黄老之学的全盘否定。这两种学说都起自齐国，在流传发展中不能说没有相互作用。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道论通说》，有专篇曰“阐明西汉诸儒皆深识‘道德’之要”，分析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关章节，谓：“所言致治之本，以无为为道，以不和为宝，直与道论相协，达乎政理之原，非浅见寡闻者所能窥。”西汉诸儒，颇采黄老学说以入于儒，这说明黄老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并没有在孝武以后消失。这种学术变迁，以平和的形式进行着。后人极言汉政之不同于秦政，极言汉儒对于秦代法家的否定，此见其大概而未察其细微。在秦代的法治主义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间，有萧何与曹参两个阶段，而曹参及其黄老学说，正是不可缺少的桥梁。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之间的历史桥梁意义重大。“汉承秦制”就蕴含了这些变化、这些过渡。
四、“汉承秦制”的历史内涵
《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而群臣无礼仪，秩序混乱。叔孙通受命定礼仪，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两年之后，长乐宫成，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也练习完毕，一试之下，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叔孙通所定的汉朝礼仪，据他自己说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秦仪是现成的，古礼从何处而来，很可怀疑。叔孙通是一个通权达变的儒士，他所说的古礼究竟出自儒者所传还是他自己的杜撰，很难判断。因此汉仪中秦仪的成分最为可靠。刘邦讨厌秦仪，是因为太繁杂，那么叔孙通所定的汉仪实际上是对秦仪的简化。汉仪来自秦仪，是没有问题的。叔孙通定礼仪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承秦制”的问题。汉制来自秦制，但是也有所损益，虽然损益很有限。汉是从秦的手里接过统治权的，因此汉初的人们并不认为秦王朝的合法性有什么疑问。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就说明天命是从秦转到汉的。后来儒学勃兴，五行五德三统各有所执，秦的合法性逐渐丧失，这是另一个问题。
即使在汉化最初的岁月里，汉制也不是对秦制的完整复制，之所以要说汉承秦制，是强调汉制基本来源于秦制。前面说过萧何时期的秦制色彩比曹参时期浓重得多。从曹参开始，秦制的意味开始淡化，转而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历史呈现另一种局面。但是秦制的一些基本精神，影响要深远得多。《汉书·元帝纪》：“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是深得治术之要的。什么是霸道呢？就是刑名之学，在理论上表现为申、韩，在实践中就是任用文法之吏。西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儒生与文吏之争，其实质就是霸道与儒术的斗争。宣帝理解的汉家制度，是两者未可偏废，而现实行政中，文吏更可信赖。文吏可以推始于秦的法治，萧何大概也可以秀在这一派。这不能不看成是秦制的深远影响。《史记·儒林传》说汉文帝也喜爱刑名，而当时黄老正流行于汉廷。黄老与刑名看起来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大概这正是黄老之学足以成为从法治到独尊儒术的桥梁的重要原因。《南史·王敬则传》，王敬则与王俭同时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王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时代，崇老子而黜韩非，故有此语。而司马迁时代，韩非的思想仍有影响，故得与老子同入《史记》而共一列传。这也反映出西汉前期学术派别并不是那样壁垒森严。
汉初大封诸侯王，有人说这是对秦制的反动。我认为不能夸大这种区别。封不封诸侯王，取决于得天下的历史实践。秦末诸侯以六国名义为号召灭秦，诸侯王的出现可说是理所当然。汉王朝在建国过程中，一要承认已有的诸侯王以孤立项羽，二要勉强裂土以鼓励韩信、彭越、英布等人。这都非出自刘邦本心。天下平定后把韩信调离齐国，代之以自己的长子，刘邦这样做也出于不得已。在异姓王大量存在的现实状况下，除了大封同姓王以为抗衡外并无良策。后来一边翦除异姓王，一边扶植同姓王，终于造成了汉初百年间同姓王尾大不掉的问题。由此看来，汉制在这个问题上与秦制的区别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于后世承用儒家亲亲之义而广植诸侯王，与汉初的情况并不一样。
我们肯定“汉承秦制”，就是肯定秦汉历史的连续性。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史内在的脉络并没有发生断裂。秦制中许多积极的东西，通过汉初百年的继承和消化，而永远地留存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之中。秦政的恶名并不妨碍汉政对其优秀遗产的继承。在这个过程中，萧何的法治倾向与曹参所推扬的黄老之学，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参看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③《史记·樊哙列传》。
④《史记·高祖功臣年表》中担任连敖一职的还有广严侯、隆虑侯、柳五侯和朝阳侯。
⑤《史记·萧相国世家》。
⑥《文选》卷2张衡《西京赋》描述西汉首都长安的建置规划时，说道：“乃览秦制，跨周法。”李善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览；比周胜，故曰跨之也。”在首都城市规划方面，萧何也主要因袭了秦制。参看贺业巨《论汉长安城市规划》，载《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⑦参见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余英时《历史与思想》中所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术发微》两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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