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对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为人们运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基本研究模式提出置疑，认为这种基本模式及三种分模式对人这一文化主体严重漠视，有着巨大的缺陷，在实践上也有局限性；着重指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个人性行为，提出了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进程的新角度以及“对应点重合论”观念，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
关键词 模式 缺陷 个人 选择 创造性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包孕在这个文化之中，并且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自古以来，文化和文学在中国较之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有更加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致使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把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家作为中心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没有一部能够避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而仅从文学研究文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郭沫若、梁实秋、胡风、毛泽东这些人物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互包性一点也不亚于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屈原、司马迁到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这些人物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互包性。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这种互包性也产生了它们在研究模式上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研究模式，也是决定着中国文学研究整体面貌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研究模式，二者是一个统一模式的分别运用，其操作方式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作为一次战争的意义远远小于它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象征的意义，正是这种象征意义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象征着二者开始在结合中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统一体。但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实现的，不是双方预先协议中的行为，它是通过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关系而实现的一种接触和结合。就其物理的意义上，结合的双方是对等的，作用力永远等于反作用力，但就其精神的意义上，任何特定的结合都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主动的一方在精神上获得优越感而被动的一方在精神上受到压抑。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在物理学的意义上对等的但在精神的意义上极不对等的一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它决定了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二者结合的方式，也决定了这种结合的特殊过程。在这个结合中，西方文化长期处于主动性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则处于被动性的地位。必须注意到，正是中国文化这种极端被动的地位，使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总是在西方文化中攫取自己的发展动力，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给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如此。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文化，没有一次有实质意义的转变不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的，没有一次不把西方文化的原则作为自己变革的原则。不难发现，这种历史的发展形式也构成了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基本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考察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的发展，我们下面称它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又直接转化为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即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所谓新的，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所谓旧的，就是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明确起见，我们把它归结为下列两个图式。
这个基本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下列的形式：
在这个模式中，还不包括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旧的也不一定是坏的。但它可以和不同的价值取向相结合，而构成三种不同的分模式。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者或曰文化急进主义者（在这里，名称并不重要，我们在后文再分析它的特征）的文化模式。在他们的理解里，新文化就是西方传来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旧文化就是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就是落后的文化。简括为一种模式就是：
但是，这个模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另一些学者那里，西方文化并不代表先进文化，而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是需要抑制和反对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民应当发扬光大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这里，这个模式具体表现为：
这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复古主义（在非贬义的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在这两个文化模式之间，还必须存在一个中立的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把西方文化作为绝对好的文化，也不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作为绝对好的文化，但它仍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的。这个模式可以这样表示：
迄今为止，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当代文化及其发展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这三个模式。它们被持有不同文化观念的学者所运用，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必须指出，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研究著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不否定这种研究模式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研究中的合理性，但是，在他们实际上使用着一个共同的文化模式的时候，三者却有各不相同的理论前提，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平等的对话。文化进化论或文化急进论者是以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为前提的，他们把新的就视为好的，把旧的就视为不好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他们是西方文化的自觉输入者，同时也往往是西方文化优胜论者。但是，他们的文化进化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虚设，因为谁也无法最终证实文化的变迁就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更无法证实新的就一定好于旧的，郭沫若的诗就一定好于李白的诗，鲁迅的小说就一定好于曹雪芹的小说。这个虚设只是他们自己的虚设，是为其它两派所不能承认的，因而他们只能构成一个自为系统的研究阵营，不断为观点相同的人提供越来越多的论据，却无法让不同观点的人接受自己的研究模式；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曰文化复古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通过它固有的文化传统体现出来的，对这种文化的任何背离，都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性的破坏，他们反对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批判，把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视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但是，他们的理论前提也只是一个理论虚设，是无法得到最终的证明的，因为谁也无法最终证明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就是这个民族不可改变的本质体现，谁也无法最终证明一个民族离开了自己固有的传统就不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这个虚设也是自己做出的，为其它派别所无法承认；第三个研究模式被人们广泛运用，但这并不因为它的效能，而因为上两种研究模式有不可解决的矛盾。当以上两种研究模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时，就会有人以第三种研究模式调和前二者的矛盾，但这也使它们的矛盾转移到自己的内部来，因为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只有两个尖锐对立的基点，除此之外就只能置于两个对立面之外，以旁观者的姿态做壁上观，而这是不可能消除固有的矛盾的。这个研究模式也是建立在一个虚设的理论前提之上的，这个理论前提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对精华和糟粕都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判断，不会把精华当成糟粕，也不会把糟粕当成精华，并且我们彼此之间只能有一个区分精华和糟粕的价值标准。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理论虚设，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永远正确的，并且文化的接受是在人的理性成长过程中进行的，是边接受，边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力，那种事先做出的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只能是别人做出的区分，但别人做出的区分就一定是可靠的吗？事实证明，中国近、现、当代在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上的任何分歧，都是因为各自的文化价值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所以这个研究模式在表面上消除了矛盾，但在实际上只是掩盖了矛盾。这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研究中至今仍是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它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依靠它们的自身而得到解决的。
如上所述，这三个在研究实践中尖锐对立的研究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研究模式的不同运用，这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二元对立模式。这个模式也是可以成立的，它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接触之时，在二者的界线尚保持着鲜明的不可混淆的确定性的时候形成的。在那时，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整体存在在世界上，人们也开始在二者的分别中看待它们。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一方的被动性，使这个模式在一开始就带上了直接实践性的目的，不同的人是以不同的目的使用这个模式的，并且各自有不同的社会感受作基础，离开了理性的认识目的。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之中，中国文化暨中国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中外文化暨中外文学的综合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的。时至今日，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暨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之间的界限已经不象那时那么明确，这就使三者之间的鸿沟更难消除，不但不再是加强相互理解的认识模式，反而主要成了不同文化派别进行无求同愿望的斗争手段。与此同时，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的存在本身，也使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直至现在，使用这个模式的研究者还不能不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整体来运用，所谓弘扬中国文化就是弘扬中国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把整个中国近、现、当代的文化完全排除在中国文化之外，这不是太有些武断了吗？而当我们把中国近、现、当代文化也包括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之内，这个模式的二元对立性质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你永远无法证明他们的文化创造就不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无法证明他们的创造就一定是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乃至对立。在鲁迅与果戈理之间，在郭沫若与惠特曼之间，在胡适与杜威之间，在梁实秋与白壁德之间，能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一定是中外文化的整体差异造成的吗？
当我们在实践上感到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性之后，我们具体思考一下它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个我们过去常用的研究模式有一个最不可原谅的缺点，就是对文化主体——人——的严重漠视。在这个研究模式当中，似乎在文化发展中起作用的只有中国的和外国的固有文化，而作为接受这两种文化的人自身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只是这两种文化的运输器械，有的把西方文化运到中国，有的把中国古代的文化从古代运到现在，有的则既运中国的也运外国的，他们争论的只是要到哪里去装运。但是，人，却不是这样一部装载机，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象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因而只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个模式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文化目的论，似乎中国近、现、当代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只是为文化服务的，有的是为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有的是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蔓延，有的是为中国的老祖宗服务的，有的是为外国洋鬼子服务的。实际上，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文化永远是服务于人的，是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吸取中国古代的文化或西方的文化，而不是相反，因而他们在人类全部的文化成果面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不能漠视他们的这种自由性。运用这种模式的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事先为中国近、现、当代的知识分子规定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文化选择原则，有的要求他们必须从西方文化中获取自己的文化原料，有的要求他们必须从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获取这种原料，有的则要求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首先分清精华和糟粕，然后再接触它、了解它。他们所忽视的却恰恰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自己的条件下需要做出怎样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本身对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历史上的人不是为我们的需要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的，正象我们不是为了一万年以后的人进行文化选择的一样，他们有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的权利，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依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的自由性，关键只在于他们在做了这种选择之后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他的不同于其他人的文化创造。此外，这种研究模式主要停留在以主观态度评论主观态度的层次上，而不是把中国近、现、当代文化暨文学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假若离开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观态度，我们就会看到，不论他们在言论上有多大差别，却没有一个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部予以接受或予以排斥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把西方文化当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部予以输入或予以拒绝的。整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是在各自的主观意识中形成的，因而不同的人对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根本不存在超于这种不同感受和理解之上的一个绝对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概念。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人们面对的都是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中的具体的文化对象或文化现象，它们都不可能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整体。假若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两个对立的个体来意识，只是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才有其典型性，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对立到了“五四”运动达到高峰，但此后不久，这种新旧对立的简单模式就被新文化自身的发展消解了，此后文化和文学的斗争便不在新与旧的简单模式中展开，而是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展开。不论是胡适还是鲁迅，在这时都不再是所有西方文化的支持者，同时也不再是所有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与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的文化姿态有了本质的不同。而对于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但却不是全部的内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超越了新旧文化的简单对立之后在新文化阵营自身的分裂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它，中外文化（或新旧文化）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从长期的封闭中走出来，开放的需要几乎成了全民族共同的需要，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又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或文学的研究中，并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但历史又很快跨越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当开放已经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个模式的自身局限性便充分表现出来了，不但它自身已无法对更为复杂的文化或文学的现象做出有效的说明，而且在这种模式中又一次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曾几何时，那些大力提倡西方文化的文化急进主义者，现在又以同样的热情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只有这么两条可资选择的道路。他们不是把中国文化的希望放在西方文化的输入上，就是把这种希望放在中国固有文化的继承上，而这两种方式都不能最终地拯救我们，因而我们就不断在这二者之间跳来跳去。
我们所致力的目标是离开我们常常使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仍然坚持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化发展的总进程中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仍然不会脱离开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但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只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二者之间做出不同选择的结果，而是把它们共同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在进行自己的文化或文学选择时的文化格局，他们只能在当时的文化格局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且他们也有权利在这个格局中作出各不相同的选择。所以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时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基础格局的分析。在这个基础的格局中，既有中国古代产生的各种文化成果，也有在外国，特别是西方产生的各种文化成果，而这个格局本身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学发展态势，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带着个人的特点出现在这个格局，才使这个基础格局的一个或数个发展态势转化为实际的历史发展。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作家个人的特点和他们的文化或文学的实践活动。他们的特点和实践活动的性质并不仅仅由基础文化格局的总体发展倾向造成，同时还由他们的独特经历、文化教养等更带个人性的因素造成，基础文化格局激活了这些个人的创造力，同时这些个人又为这种发展态势注入了各不相同的个人因素，从而使每一个文化或文学的运动都不可能是它的提倡者所原来设想的样子，它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文化格局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而决定的，而不仅仅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传统自身决定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将分析他们与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但在这里，我们与一般的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更不是集体性的职责，而是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纯个人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在他们面临的具体文化环境中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可能做出的，而不是根据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种普遍性原则做出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他们个人的自然素质，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总是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所表示的主观态度是他针对当时的具体文化现象做出的主观反映，是有具体的内涵的，即不是永久性的结论，也不体现他们全部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实质；二、在每个个体人的文化选择中，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中外文化的差别只在他们的阅读活动中才是相对明确的，一当进入实际的文学创作，它们就都在这种创作过程中溶解了。在每一个可资分析的创造品之中，都同时有个人的、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三种因素同时发挥着自己的独立作用，但三者又是不可分的。为此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可以叫作对应点重合论的观念。例如，鲁迅对周围现实的反讽态度与果戈里等外国作家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反讽态度、与吴敬梓等中国古代作家对他们那时的中国社会的反讽态度在鲁迅这里构成了一种重合关系，由于这种重合，三者的界限在鲁迅这里已经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你同时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指称它，你可以说它是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可以说是鲁迅个人的独立创造，但不论怎么说，都并不意味着中外文化的简单对立。鲁迅作品的意义不是在与外国文学的对立中取得的，甚至也不是在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对立中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在与当时其它文学作品的联系与区别中取得的。三、由于我们认为文化和文学的选择是一种纯个人性的行为，所以我们只在每一个人的选择活动中看待他们的选择，我们认为脱离开这种具体选择的东西文化优劣论是毫无用处的争论，企图为所有人制定一个万古不变的文化战略也只是我们的梦想。在文化选择的途径上，我们并不认为学习外国就是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也不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的途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学习外国和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创造力的发挥问题。不想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文化或文学，不论是中国传统还是外国传统都帮不上我们的忙；只要专注于以自身的努力去创造自己的文化或文学，不论是中国的传统还是外国的传统都会给予你助力。这是我们所注重的第二个因素：在基础文化格局中形成的新的文化力量的分析及他们的具体创造性活动。但一当他们出现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舞台上，从而也就根本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格局，所以我们接着考察的是新的文化格局，这是我们注重考察的第三个因素。在这里，我们重视的是新的文化力量对固有文化格局整体面貌的改变以及它与这个文化格局中其它部分的互动关系。我们并不认为新的一定好于旧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由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而激活整个文化格局，使这个历史不致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停留下来。新的文化格局又呈现出与基础文化格局不同的发展态势，它再一次通过人的活动而把其中一个或数个转化为实际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中形成的，是由无数偶然性构成的一个必然过程。
收稿日期：1995—09—03
On a Questionable Research Model
Wang Furen*
Abstract In his qucry of the validity of the DualisticOpposites Model,a basic research model which has long beenemployed in the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cultures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 writer points out the grave deficiencies of the Model and its three sub- modelsfor their negligence to a great extent of human beings ascultural subject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practice,and emphasizes the choice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s humanbeings'individual behavior.The writer suggests a new approachand a concept of homologous coincidenee for a fresh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c
culture
andliterature,holding that what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not to learn from foreigners orcarry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s of our own country,bu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reativity
of
modern
Chineseintellectuals.Keywords model,deficiency,individual,choice,creativ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Normai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标签：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