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的斗争能克服吗?_哲学论文

唯物主义的斗争能克服吗?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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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总结了人类思想史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派生,是划分唯物、唯心两大哲学派别的唯一依据。这不是只管那一个阶段的局部性论断,而是统摄自古至今全部哲学史的论断。它不仅为梳理过去几千年哲学史提供了科学准则,而且在发表之后的一百多年的哲学领域的斗争中,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诸流派反对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在国内,自80年代以来,哲学界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说:“唯物唯心不是哲学论争的永恒主题”,“并不具有不可超越性”,它也不能成为“决定一切的认识路线”,并提出什么“有必要打破这个僵化模式”。15年来,围绕这一主题的论争,越来越显示出这是一个关系到哲学发展根本方向的大问题。因此,不可不分辨清楚。

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发表110周年的时候, 剖析一下持异议的同志们近几年反复阐述的几个主要观点,看看他们自己是否超越了唯物唯心的哲学分野,是有意义的。

一、所谓“实践超越论”

这里所说的“超越”,就是试图通过引入实践范畴来取消唯物唯心的哲学分野。这种观点认为,唯物唯心“对立观点的两极都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而都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一些人由此结论说:“唯物唯心的对立并不具有不可超越性”。并断言,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

实践果真能超越唯物唯心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如所周知,在哲学的历史上,人们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并作出哲学的概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便充斥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把“行”视为意念的活动和道德修为,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都是从“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这一前提出发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的缺陷固然在于不懂得人的活动的能动性,更在于他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是唯心的。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其要点首先正在于对实践的概念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即把它看作一种客观的感性物质活动并突出地强调了对世界的革命的改造。这就把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而,从理论上说,物质与精神是哲学中的两个最高概念,任何其他哲学概念,包括实践在内,都只能以此为前提而获得其规定性。

因此,我们认为,实践概念的规定性及其作用,完全是由它在唯物唯心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而任何具体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指导实践活动的思想不是反映了客观实在的思想(即坚持唯物论),就是主观自生的思想(即坚持唯心论),二者必居其一。究竟是遵从客观规律还是屈从于主观臆断,所形成的实践的结果会全然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实践建立在认识通晓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是在顺应客观事物自身发展趋势中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也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而唯心主义则把活动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之上,把人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外部世界,是不顾客观规律而行的,这样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往往碰壁。辩证唯物论认识论认为实践既是认识的来源又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鲜明地反映了它的唯物主义立场。由此可见,孤立或超越于两个哲学体系之外、之上的实践,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事实看,“实践超越论”者自己是否超越了唯物唯心呢?没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

一些作者在讲到“现代实践”的“自主性特征”时说:“现代实践属于前导性活动、理智性活动。它要求必须根据未来去设计现在,而不仅仅凭历史经验、从过去推论现在;必须运用预测去指导现实活动,而不能仅凭现实活动去推导未来”。他们以为给实践作这样的说明就可以把唯物唯心之争超越了。

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不错,甚至可以说,它强调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时代人类能力的巨大增长。但是,这里仍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科学的预测和设计,其客观依据和合理性标准是什么?如果他们所说的“前导”、“理智”、“未来”、“预测”等等不只是来自“历史经验”、来自“现实活动”那么还来自于什么?这里只冠以“仅仅”或“不仅”二字,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相反,哲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这些“前导”、“理智”、“未来”、“预测”与生活、实践,与客观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的、复杂的联系。

哲学史上有这样的教训。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最时髦的东西”就是实用主义。这个学派的突出特点,就是承认实践的超越地位,并称自己是“行动哲学”。它“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1页)可见, 实用主义也是在企图借用实践超越唯物唯心这两派“形而上学”的。但在“超越”的掩盖下,他们宣扬的却是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恐怕早已为世人所共识。那么,把实践提到首位的哲学,为什么竟能“极其顺利地”推演出上帝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践”不是感性的物质活动,这种“实践”也不是受客观现实制约的,而是在“对我有用就是真理”的指导下去行动的。

“超越论者”辩解说:“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但是创新也有个依据什么原则怎样去创造的问题。我们说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对它完全抛弃。如果是在否认唯物唯心哲学分野,否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这些于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观点的条件下去“创新”,这样的创新肯定是不会“创”出真正的新生事物来的。还应指出的是,一些人竟然把马克思这样一位用毕生精力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伟大理论的人,把一位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停止过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的人,说成是唯物唯心的“超越者”。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或许会重述他当年为了与法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限时曾经说过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二、所谓“人是本原”

主张这种观点的同志说,在“属人世界”里,“人是自己生存条件的创造者,为什么还不能看作‘本原’?”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无规定性的有”,按照黑格尔,这是和“无”一样的东西。那么,自然事物的“规定性”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以“自然状态的煤”为例回答说,煤“在现实上,到底是一块石头、一种燃料还是一种化工原料……它的规定性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这实际上是说自然界的规定性是人给的。这是“人是‘本原’”说的一种巧妙的论证。与此相似的是西方哲学中这样一种说法:事物本身无所谓是,它是什么只能根据它对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来确定。

“本原”这个概念应该说是明确的。物质本原,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一切发源于物质世界;精神本原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精神,一切发源于精神。若按这个曾为大家所共识的逻辑内涵来看人是本原,那就等于说世界的本质是人,一切发源于人。果真如此,那“人是‘本原’”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贝克莱的世界的一切都源于人的“感觉的复合”,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对精神只能来源于物质,自然界对人来说永远处于“优先地位”(马克思语)的颠倒。他们想通过“人是本原”超越唯物唯心这个大范畴,其结果是远离了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却如影之随形。

“人是本原”的观点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它突出了人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历史是人创造的,而在于没有看到人是在自然界和社会诸多客观条件制约下进行活动的。煤能够作为化工原料的属性是煤自身固有的,还是是人给予它的?是黄山自身本有着使人感到美的那些“规定性”,还是人把美的“规定性”给了黄山的?如果人成了黄山美的本原,那何必非去黄山观赏自然景观呢?一些同志可能把这些提问责之为:“注目遥远的、身外的非人存在”。那么我们只能反问:谁能离开这个“身外的非人存在”?至于说“注目遥远的”,那是他们说错了。因为这些提问都是非常现实的,是从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们所须臾不可离开的世界观问题。

本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明明白白的。人要存在,只能从自然界中去获取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自然界是人类唯一的“衣食父母”。那么,人怎样才能从大自然那里取得衣食呢?辩证唯物主义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早已做出了科学回答,这就是首先承认自然界是独立于人及其思想之先、之外的。正因此,人类只有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通过实践去改造自然,以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可是一些人却硬把这说成是只讲物不讲人的物本主义。于是提出什么“人是本原”这类似乎是重视人的种种哲学改革方案和设想。其实辩证唯物主义是最珍视人的。精神和物质,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蕴涵了深刻的人类学内容。而如果真的按“人是本原”这种观点去理解,那就只能把一个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变成头足倒置的。

三、所谓“理想本体论”

什么是理想?不容置疑,这里同样存在着唯物唯心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观认为:理想不是别的,而是人们依据物质世界自身内在发展趋势或规律,对其未来(前景)的预见和设想。这个定义的最大特点是理想的客观性。理想基于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包括对外部世界中将来能够成为事实但尚未成为事实的这一部分的认识;而只有这样的理想才能够转化为现实。这样的理想观不仅没有忽视或降低人的价值或巨大作用,反而是以实现人的价值和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为前提的。因为理想的提出和实现,即是人们利益的要求,又是人们行动的必然结果。

有的论者,不赞成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理想观。他们说,人和一般动物不同,因为他能改造现实,总想把某种理想赋于现实。因此,也可以说,人是一种理想动物。他总是在为实现某种理想而奋斗。“理想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最根本的存在”,或“行动的最根本的准则”。或者说,“实践之所以是创造,是因为实践能够不断把人的主观理想变成现实。”这里的问题仍在于:什么是“最根本的存在”?人的理想尽管是对现实的“超前反映”、“批判性(或否定性)反映”,但它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与现实的状况和趋势的关系,我们如何区别理想、幻想和空想?因而他们的看法是很难同主观理想观,或先验理想观划清界限的。

哲学上两个派别的分野,在理想观上又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是谁也无法超越的。你不是用社会存在去说明理想的来源、内容和实质,就是把理想看作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精神的产物。

四、所谓“哲学主题转换”

应该说,这是一个直至今日也还颇为时兴的观点。尽管论述者的出发点不能一概而论,但也不用讳言,它又确实成了某些人否定哲学唯物唯心分野的一个重要论据。

有人说,哲学主题转换“这一历史过程的线索也可以这样来概括,就是由什么是本体的争论,到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关系的争论,再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严格地按照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确切内涵去理解,这里分列的三个关系是一个东西,看不出有什么主题转换来。

可是一些作者对此有着自己的特殊理解。这突出表现在如下观点上。他们说,唯物主义所说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先于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是“素朴的想法”,不科学。他们并反问道:“既然还没有进行认识,人们怎么能知道有或者没有独立于认识之外的东西呢?因为‘知道’便是进行认识了。”他们还说,思维与存在“都是在认识过程中成立的。不能是先于认识的”。在这里,他们明确无误的告诉人们,存在是不能先于思维的;存在只能与思维不可分割地同时共存,不分先后,平起平坐;不是思维反映存在,而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生成。”但这里的“认识”亦即思维过程却是先于所有这些存在的。这样,人类千百万年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以及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大成果,即早已证明在人和思想之外,存在着一个不以人们为转移的物质世界,便统统被否定了。他们只承认经过人认识的存在,没有被认识的存在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这不是又回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陈旧论据上来了吗?那么,他们所说的“哲学主题转换”,是要“转换”到哪里去呢?

在这里,最好把马赫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与上述的思维与存在“相互生成”论对照一下,看一看是否相通在一起了?在今天,重温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伟大著作,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还有人说:“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对立两派萌芽于古代,从中世纪向近代转折时期……达到了最尖锐的对立。在这之后,主题发生转移并趋向于多样化,这种对立的意义就减弱了,很难再把哲学看作主要是唯物唯心之争。……至于现代哲学就更是如此了。”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恩格斯讲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说错了。到底是谁说错了呢?哲学史是最好的回答。仅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介绍的西方哲学家来说,请问,他们哪一个是没有归属的?二元论也没有跳出这个大圈去,何况人家有的就自称是“先验唯心论”呢?至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开山祖的叔本华、尼采就是唯意志论者。存在主义者萨特、创立“三个世界”理论的波普尔,以及其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自己就公开声称是反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这又作何解释呢?当然对其中某些哲学家或某些观点,归属上是否都那么准确,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由此结论说,近、现代哲学没有唯物唯心之分了,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对西方某些哲学派别所宣称的“唯物唯心之分业已过时,二者对立可以超越”的说法,竟信以为真,那就更不应该了。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之不同,也不能否认随着人类实践、认识的推移,会不断提出许多新课题,涌现出新学派、展现出新论点,哲学史本来就是一部多颜多色、百花纷呈的思想史。但更不容否定的是,在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恩格斯讲的哲学基本问题。它是关乎哲学研究有无正确方向和立脚点的大问题,也是关乎实际工作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不管人们是否承认,都在实际上受着一种哲学思想的支配。问题只在于是愿意受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支配,还是愿意受主观玄想的唯心主义哲学支配。说哪一边的立场也不站,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哲学理论研究中能否取得进展,在实际工作中能否取得正确认识,起决定作用的更是首先看你执行那条认识路线。如果模糊、否定了唯物唯心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甚至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说成是“具有更多相同和相通之处”,而空谈“哲学主题转换”,那就一定会迷失方向。

从以上四个问题的分析可知,恩格斯一百多年前作出的唯物唯心哲学派别的划分,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想突破这一科学论断的人们,只不过再次用自己的思想轨迹,为它增添了新的例证而已。什么是思维规律?这就是思维规律中之最大者。它同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一样,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不承认例外的,思维规律同样如此。就连总结、发现这一伟大思想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不受此规律的支配。他们比别的哲学家伟大、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始终自觉地、坚定不渝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为弘扬这一学说而斗争;他们的伟大、高明之处更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并且对哲学基本问题以现时代所要求的方式作出了科学的解决:使之主要不是作为在社会历史实践之外的抽象对立,而是具体化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实践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目的性与规律性、行动和后果等一系列时代课题,以及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有效地把它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去。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留下的这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是人类思想领域迄今为止的最高境界,是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我们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使这不断发扬光大。

应该说,从80年代开始,我国哲学界围绕这一主题的争论,已进行了15个年头,现在需要坐下来,冷静地认真地对各自的思想脉络,进行一次梳理和反思,以便将讨论深入下去。若能通过反思,有更多的人、更加自觉地运用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考察、分析这一争论的是是非非,那将是哲学界的一大收获和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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